一 学术渊源
对晚清学术思想的研究，早在50多年前，齐思和先生就已经批评过，“迩来论次晚清学术者，多以今文学派为主流”，认为“其说始自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而“实则晚清学术，以经世为主，其提倡今文，亦在其通经致用，质文改制耳”。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晚清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魏源的研究，仍有不少同志过分强调今文经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有些绝对化、僵化。我们认为，可以说魏源的经学思想基本上属于今文学派，但切不能说“魏源是今文经学家”，因为那样就会有贬低整个魏源思想之嫌。虽然单纯按所谓今文经学的路子来研究魏源的思想可能很省力，但这并不符合魏源思想的实际。今文经学在魏源手中毕竟只是他的工具和武器，他也确实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我们仍然不用“今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家”这类词来局限魏源思想，而说魏源思想仍是以经世为主，它代表儒家经世精神的复苏。正如齐思和先生所说，魏源是“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际，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那么，魏源经世思想之渊源何自呢？研究湖湘文化的人当然会抓住魏源，认为他是“嘉道湖湘经世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说魏源生于湖南，从小受湖湘学风影响，据考证早年还在岳麓书院读过书；结交的众多师友中，又有陶澍、贺长龄等经世派湘籍官员“以文章经济相莫逆”。魏源本人又正如周敦颐、王夫之诸湘贤大儒一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因而人们多将魏源归于湖湘学派。如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其“导言”之后就首列汤鹏、魏源二“豪杰之士”；李肖聃的《湘学略》也为魏源专辟“邵阳学略”而作传。窃意这些都重在以地域论学，而未突出魏源经世思想的学术渊源。实际上，魏源与龚自珍同时，早年即经由刘逢禄而得窥常州之辉，龚、魏二氏的思想无可非议地是常州庄氏之学的一脉相传；而且正是因为龚、魏的发扬光大，才使苏州、徽州之外原不显于当世的常州之学，至道、咸以降逐渐取代苏州惠氏和徽州戴、段、二王之学，成为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
常州学派的开山祖是庄存与，字方耕。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庄氏为乾隆乙丑科进士，性廉鲠，生当考据训诂之极盛时代，尝从阎若璩学，通六经。然而“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既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于是“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其著述重在推求经义，而不屑于考据，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春秋》的研究。如庄氏所著的《春秋正辞》，一正奉天辞，二正天子辞，三正内辞，四正二伯辞，五正诸夏辞，六正外辞，七正禁暴辞，八正诛乱辞，九正传疑辞，条分缕析，取法致用；以《公羊传》为主，而采董仲舒《春秋繁露》与何休《公羊解诂》互为印证发挥，意在阐明和宣传《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庄氏又著《春秋举例》、《春秋要旨》各一卷，开示公羊家法，指引学者研究《春秋》的门径，并由孔子作《春秋》的笔削书法，而断定《春秋》是经非史，在义不在事与文，故学《春秋》在推求孔子经世之微言大义，以求有用于世。这正是常州学能在乾嘉之外另辟经学天地，使公羊学派不断后继有人，且终于取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基本前提。
庄氏之长于《春秋》经之研究者，前有曲阜之孔广森，著有《春秋公羊通义》11卷，后有庄氏从子庄述祖及其二外甥刘逢禄、宋翔凤等，而发扬光大常州庄氏之学的“笃志君子”则是刘逢禄。刘逢禄，字申受，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逝于道光九年（1829），嘉庆进士。少从外祖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习，治《春秋公羊传》，专主董仲舒、何休的学说。“尝谓诸经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者，厥惟《公羊》一书，董仲舒之所传，何邵公之所释，微言大义，一发千钧。于是研精覃思，探原董生，发挥何氏，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何氏释例》十卷。又析其凝滞，为《何氏解诂笺》一卷、《答难》二卷。”他在其《公羊何氏释例叙》中说：“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这就是说，探求孔子之道，最好由《春秋》入手，而《春秋》之旨，便蕴涵在《公羊传》及董、何的言论中，与左氏、谷梁《春秋》都没有多大关系。刘氏进而引申发挥何休《公羊解诂》的“三科九旨”之说，深入阐发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给了晚清公羊学的研究更加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二 经学经世
魏源20岁随父入都，遂留京师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从而得窥常州之学，并以“经术为治术”，破立并举，提出了自己经学经世的救时主张，转变了一代学风。
魏源治学，主张“通经致用”。他在汉、宋两学方面既已步入堂奥，便能“食笋去箨”，鞭辟入里，一方面抨击汉学家烦琐考证和宋学家空谈性命的流弊，认为“恒订为汉，空腐为宋”，一方面揭批乾嘉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的无用与误国。他认为：“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争”？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可见魏源最不满于乾嘉之学的，就是这种“屏斥躬行”，而以诂经记丑相标榜，反以为自己所为是孔门的生安之学，而贬斥践履是困勉之学的颠倒之见。他主张通经致用，复兴西汉今文经学，就是因为今文经学主经世、重实用，而不像乾嘉之琐委与无济于世。他说：“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训诂声音之学熄于魏、晋……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魏源论学的目的，也就是要努力扭转乾嘉的颠倒之见，而以经术政事为首、为本，使经学、政事、文章统一起来，为国计民生服务。
在批判乾嘉之学的同时，魏源认为“再世必变”，已是复兴西汉微言大义的时机了。而要复兴西汉今文经学，只有常州庄存与、刘逢禄的《春秋》经世之书，才是“救裨当世”的“真汉学”。因而他对常州今文经学由衷赞扬，说庄氏之学“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是“真汉学”。认为刘逢禄是“潜心大业之士”，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是“明允笃志”的“君子”。
魏源主张复兴西汉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并由此继承和发扬了常州今文经学，其目的显然不在于今文经学本身，而在于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可以相通，因而可借以“救裨当世”，服务于国家的治兴。为此，魏源一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为破旧学、兴今学而通经致用，阐发古经的今文义旨，发愤撰著了《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经学著作。
魏源于诸经的研究中，尤为重视《尚书》与《春秋》。对《尚书》则尤以其《洪范》篇为要，认为它对决定国家大政有指导性意义。他说：“《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食”、“兵”二政，就是经济与军事，对国家政权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魏源特别重视，编纂了《明代食兵二政录》，以求有益于当世。对《春秋》的研究，前人多重何休而忽视董仲舒，魏源则特别注重弘扬董氏之学，认为其《春秋繁露》一书“宏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邵公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并撰著了《董子春秋发微》7卷（惜无传本，仅存序）“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义”。
魏源的经学经世思想，还在他代贺长龄选编《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思想和选篇定目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挥。《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始编于道光五年（1825），完稿于道光六年冬。魏源选编此书虽略仿明代的经世文编和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但在整个编辑原则上却以自己的经世思想一以贯之。他代贺长龄所作的叙，更不啻是晚清经世思想复兴的一份公开宣言。此书选录从清初至道光五年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存乎实用”的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8门，每门再分若干子目。全书共65个子目（按：此书叙曰“为目六十有三”，各家引用多不察，据这次整理中统计，实际子目为65个），文章作者700余人。魏源注重实际，选录标准主要是经世致用，以经学解决当时危机四伏、民变如火如荼的政治社会问题，故论文作者不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不局限于高官名位。此书一出，学者景从，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镬，几于家有其书”；不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个朝代均多次翻印，版本很多，而且仿其体例踵作之风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这部书的出版，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且深远，开启了“学者又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的新一代学风，也在很大程度上使魏源成为了开启晚清一代学风的代表人物。
三 史学经世
魏源以经世为治学之第一义，不仅注重“通经致用”，还非常重视史学之经世致用。他强调研究历史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提出“今必本夫古”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认为“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之所以救治当世之弊，也要“质之于古”，那是因为“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魏源正是本着这一“史学经世”的思想，先后撰著了《圣武记》、《道光夷艘寇海记》和《元史新编》等饱含经世意蕴的历史著作，其中尤以《圣武记》之影响深远。
早在道光九年魏源36岁“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时，他就因感国势渐趋陵夷，清廷危机四伏，而酝酿并着手收集资料撰著《圣武记》。“积感”到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海夷就款江宁之月”，才发愤完成。当时魏源刚从定海前线裕谦军幕中辞归扬州，他目睹了英国野蛮侵略、清廷昏庸战败这一重大事变。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这个“积感之民”忧愤交加，不能自已而奋笔疾书，终于在《南京条约》签订之际完成了这部清史杰作。
《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前10卷叙事，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等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后4卷为“武事余记”，对兵制兵饷、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以及改革银、铜矿务章程和币制等重大的军事、经济问题，都阐述详尽，言论精辟。由于此书是在鸦片战后探索清朝统治之盛衰，畅谈作者的经世方略，旨在证明欲振委靡之人心，莫如行军法之治，“战胜于庙堂”，与时局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索观者众，随作随刊”，即尚未脱版就风行海内，受到读者的欢迎。
此书出版的伟大历史意义，前人多有评说，主要认为书中总结清代盛衰的经验教训，是为抵抗侵略提供鉴戒，许多观点都是针对鸦片战争时期的腐败现实而发的。如赞扬康熙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忽战忽降，“庙算不定”；写嘉、道时期清朝统治的衰落，实际上是揭示鸦片战争时期腐败局面的根源；记叙边疆民族问题，总结军事指挥的得失，也无不针对当时的侵略与反侵略。其开篇序言中的大声疾呼，更是他蒿目时艰、切中时弊的御侮谠论。他说：“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竟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谏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如此孤怀卓识，只可惜清廷承平日久，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早已积重难返，此时更是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封建王朝日薄西山之势既成，魏源那种“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愿望，便只能是一种苦心孤诣的幻想。但书中所反映的进步史学思想，却充分说明魏源原来的经世主张，到了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又与时俱进了一大步。
四 经世思想的升华
就在魏源“有感而著《圣武记》”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下半年，魏源又愤悱疾书，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力作《海国图志》50卷，随后至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60卷，于咸丰二年（1852）再增补为100卷。《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扩充辑撰而成的。魏源辑撰此书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一句话，就是为了抵抗西方侵略特别是为了抵抗英国侵略。居于卷首的《筹海篇》更是魏源充满近代爱国主义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杰作，阐述的就是为了抵抗西方侵略应采取的那些根本改革措施以及如何对付英国的战守策略。主体部分的各国志，虽然叙述的是世界各地各国情况，但也多是围绕抵抗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而编辑的。在编辑过程中，魏源处处注意从御侮图强着眼，既重视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也注意介绍各地反殖民侵略的经验，特别重视利用敌人矛盾，学习西方长技，即“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全书从介绍“夷情”入手，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制夷”方案。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标志着魏源思想与时俱进，已由经世致用上升到御侮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峰，可说是一种质的升华。这部囊括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法、文物的百科全书，在封闭的东方古国刊行后，不仅在国内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而且对后来国内外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其历史意义仅从两个方面即可说明。
第一，《海国图志》开始把人们对于外来侵略的义愤引向理性思考，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外在世界，让国人放眼世界，了解敌国，树立新的世界观念。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虚骄自大，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自己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鸦片战争打起来了，道光帝还在问英国在哪里。正是这“中国中心论”的陈腐观念，使自己封闭起来，落后于时代与世界潮流。魏源鄙视那些连主要敌国究竟在何处都茫茫昧昧的人，还大谈什么议款、议战、议守。他主张设译馆以了解世界，宣称《海国图志》与昔人海图之书有很大区别：“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主动以“西洋人谈西洋”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这是对于传统华夏中心天下观的一个重大突破。魏源把地球正、背面全图“冠是书之首”，首先从整体地理位置上展现世界面貌，科学反映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大小，帮助人们打破旧的“世界”观念，树立新的世界观念，确实在观念更新上起到了前驱作用。
第二，大胆而明智地提出“师夷”口号，开辟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以逐步跻身国际社会的时代新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是立国之本，成了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如何对待先进的西方文化，当时有许多不正确的态度。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不仅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主张，而且还为向西方学习规划了更高的目标：“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就把“师夷长技”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把“风气”的开化与“智慧”的增长联结起来，把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现整个民族的真正觉醒，提高到了更有效地御侮图强、实现民族振兴的高度。这可说是抓住了鸦片战后关系民族存亡、中国御侮图强的一个根本。
魏源以一介儒生，面对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空前巨变，而有如此卓越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对付巨变、御侮图强的经世方略，实不负其一生提倡经世之学的素志。然而，《海国图志》一书以及魏源在书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未引起清廷统治者的重视，其在中国的影响反不如在日本之大。“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海国图志》在日本能成为激励明治维新的“不龟手之药”，而在中国由此引起的学习西方却只是开展了洋务运动，原因何在？连日本人盐谷世弘也感叹说：“呜呼！忠智之志，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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