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自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三年（1890—1897年），章太炎在俞樾门下潜心受业八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参与反清活动而被俞樾革除教门。为此，章太炎写下了一篇声情并茂的《谢本师》一文，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民报》第九号上，字里行间体现着对老师深深的敬仰，流露出因老师不能理解其立场表示了无限的惋惜。而曾国藩与俞樾的师承关系国人似乎很少在意，事实上，按照封建社会旧时科场习惯的沿袭，俞樾称曾国藩为老师，并非空穴来风。道光三十年（1850年），29岁的俞樾甫中进士，参加保和殿的礼部复试，其中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作诗首句为：“花落春仍在”。时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见诗后大为赏识，言于阅卷诸公，以第一进呈。从此俞樾对曾国藩以师相称，对曾氏知遇之恩的回报。
一 曾国藩与俞樾
曾国藩是晚清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式的人物，国人早有评论。但我认为曾国藩有两个主要的头衔——理学家和洋务派。这二者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在他这里获得和谐的统一。内圣与外王、问学与事功都实现了双赢的目的。在学术流派上，他主张汉宋合流，倡导经世致用，实践中体西用，复兴桐城古文，重视诸子学研究，是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前驱性人物。同时，曾国藩又以爱才、惜才而著于世，在其幕府中，会聚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徐寿、华蘅芳、容闳、李善兰、郭嵩焘、刘蓉、薛福成等。曾国藩与俞樾的师生关系，便是其重视人才的一个具体表现。
说到俞樾，人们自然会想到曲园、春在堂。曲园是俞樾的号，春在堂是其室名。“春在堂”是由俞樾自命、由曾国藩题写的室名，寄托着俞樾对其与曾氏师生关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深含着俞樾对曾国藩的敬仰之情。前文已提到俞樾在中进士后复试时遇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和俞樾便以师生相称，曾国藩也受之无妨。十余年后，曾国藩成为威名四震的湘军统帅，拥兵数十万，权倾朝野，功高盖世，趋附者甚众。其中不少人以老师相称，言者妄言，听者漫应，并不十分当真。但曾国藩始终对俞樾高看一眼，比起薛福成、黎庶昌来说，他与俞樾的师生关系要真挚一些，因为他们以师生相论时间较早，且多少带有些“布衣”之交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问上的共鸣。那么，俞樾的“花落春仍在”一诗为何引起曾氏的称赞呢？据说是因为“咏落花而无衰飒意”。俞樾将“淡烟疏雨落花地”这个悲观凄凉的题目赋予了乐观进取的内容，博得了曾国藩“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的赞语。但俞樾在科举功名这条道路上并不一帆风顺，实在有负其师厚望。咸丰五年（1885年），他出任河南学政，1887年因割裂试题罢归，最终退出官场。但他并未灰心丧气，从此发奋著述，潜心学术，希望在此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而他确实这样做了。如章太炎所说，俞先生“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机不过茗菜”。
俞樾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诸书。他在诸子学方面研究深受其师曾国藩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曾国藩开始倡导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肯定诸子的价值和作用，指出：“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旨，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如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同时，曾国藩认为诸子可补儒学者颇多：“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俞樾受其影响，早年专攻经及诸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训释经典上尤见功力，被奉为乾嘉余绪的代表。
此外，俞樾的学风也颇受曾国藩的影响。他治学涉猎广泛，从不固守门户，攻乎异端；他治经虽宗古文，但也“颇右公羊”；他承袭乾嘉传统，但并不墨守汉学家法，对道咸之际的学风也多有吸纳；他崇尚中国文化，但并不绝对地排斥西学，这一切与曾国藩何其相似。俞樾引退官场后，清贫自守，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以讲学、著述为业，而曾国藩则扶摇直上，政治地位无人可比。地位、身分的悬殊对二人交往带来不便，每次相晤，陪客甚多，师生难得深谈。随着二人地位差别的扩大，他们的师生关系多了几分客套，少了一些真挚。
二 俞樾与章太炎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章濬是县学廪生，早年曾与俞樾共事；祖父章鉴是县学附贡生，曾被选贡为国子监生；曾祖父章均是县学增广生，做过海盐训导。幼年的章太炎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汉学流风熏染的家庭环境中。1876年，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严格地按汉学治学方法对章太炎进行了汉学启蒙教育，前后达五年之久。后来，章太炎又由其兄章炳森继续教授汉学。章太炎自己也“眩厥未愈，而读书精勤，晨夕无间”。1890年，为了在汉学方面得到深造，章太炎离家赴杭州，进了著名的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
俞樾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章太炎也按照俞樾的治经方法，在考证《周礼》、《仪礼》、《礼记》即“三礼”和《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即“三传”方面，用力尤勤，成绩也最好，成为诂经精舍首屈一指的高材生。章太炎在《谢本师》一文中曾说：“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了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俞樾的学术成就方面颇多，尤以研治群经和诸子为最突出。章太炎在师从俞樾期间基本上确立了治学途径，由朴学而小学而史学而玄学，借用其弟子许寿裳的话，就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章太炎在研究领域上注重经和诸子，在研究方法上以音韵训诂为主，这两点明显是继承了其师衣钵。他自己也承认：“余始治经，独求能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当然，章太炎是位勤于用功，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的径行独往。依自不依他的个性，他在学期间便写下了《膏兰室札记》，专门研究先秦诸子，从条目设置来说，与其师的《诸子平议》相似，他还写了《春秋左传读》，研究儒家经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章太炎与其师一样，也是“颇右公羊”，而不似后来那样固守汉学传统。《春秋左传读》写道：“《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这种尊奉古文但不弃公羊，兼采诸子的学风显然与曾国藩、俞樾是一脉相承的。但遗憾的是章太炎未能遵师从命，没有坚持下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向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这阵炮火，像一股飓风，把清王朝“中兴”的华衮撕得粉碎，把“洋务新政”富国强兵的肥皂泡吹破了。时代的风暴把章太炎卷进激烈的政治漩涡中去，诂经精舍不复再有往日的宁静。年轻的章太炎感到惊愕、悲愤。他奋笔写下《独居记》，怀着炽热的爱国热忱，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救祖国于陆沉。有血性的青年，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强力忍诟以图之”。章太炎思想的转变，使他的老师俞樾深感不安与忧虑。俞樾曾企图劝阻他这位得意门生，可是没有什么办法将章太炎拉回旧的轨道。1897年早春，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规劝，毅然离开了他生活八年之久的诂经精舍。1901年，章因参与反清活动被俞樾革除教门，最终与俞樾分道扬镳。章氏被驱逐师门后，奔走革命，又陷上海西人牢中三年，师生再无会晤。不久，俞樾去世，师徒二人即成永诀。可章太炎始终未尝忘却老师，晚年返回杭州时，第一件事便是到老师故居瞻望。因曲园易主，新主人看不惯其高视阔步的神态，将他拒之门外。于是便有了章太炎门外“立雪凭吊”两个时辰之久的千古绝话，终于感动主人，获邀入内。当章太炎看到“春在堂”匾额尚悬于堂上，不禁感慨万千，伏地行三跪九叩之礼。假如曾国藩、俞樾在天有灵，他们会作何感想？谁会料想章太炎已是清末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驰骋于清末民初革命舞台上的一员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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