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世人才之盛，已成为国内外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特别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湘学”亦因此而兴盛。郭嵩焘作为晚清湖南人才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备受湘学研究者们关注而被多所论及。王兴国的专著《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简称《评传》）堪称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郭嵩焘的最全面细致的学术专著，也是湘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评传》一书主要在于揭示郭嵩焘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全书共有十四章外加一篇绪论。绪论从宏观层面介绍了郭氏生活的社会大环境，确立了本书的写作立意。第一至第四章分析了郭氏的生平，由于先前有人撰专著作过专门的介绍，故而比较简略，后面十章是介绍郭氏各方面的思想。除了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比较多的郭氏政治、外交、洋务等思想外，对前人研究较少和未曾涉及的领域如军事、经济、哲学、经学考据、伦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思想都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研究，得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具体说来，该书具有下列特点和价值：
第一，资料翔实、丰富。该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来自郭氏的诗文集、日记、自叙，准确可靠，所有的分析、评价都是建立在大段引文的基础上，有根有据。然而，在写作时，作者非常的严肃认真，尤其在引用资料时并不盲目相信人云亦云，而是逐条核对、落实，纠正了前人的某些误记，甚至包括郭氏本人的一些记忆错误。比如作者参考了郭延以编的《郭嵩焘先生年谱》，其正文第1页称“……学名先杞，后改嵩焘”，曾永玲《郭嵩焘大传》亦袭此说。但作者考《湘阴县图志》卷十八《氏族表下》，郭氏的祖父至嵩焘这一辈的辈分是按“世、家、先”等字的顺序排列下来的，认定“先杞应为郭嵩焘的辈名，“嵩焘”才是其学名。
同治初年（1862年），李鸿章任署理江苏巡抚，为了组织自己的班底，向朝廷奏请擢授郭嵩焘江苏司道实缺。五月一日，诏授郭氏苏松粮道。后来郭氏在《玉池老人自叙》中忆及此事，说任期“仅系两月”，而作者根据郭氏日记统计，郭氏于八月一日从湘阴出发，于闰八月二十六日接苏松粮道印，至次年五月初二日卸职赴两淮盐运使职，任期八个多月。作者这种治学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晚年的郭嵩焘赋闲在家，曾热衷于湖南的教育事业。王先谦在《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中说，郭嵩焘白海外归来之后“主讲城南书院，兼辟思贤讲舍”（《葵园四种》第187页）。郭延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及曾永玲《郭嵩焘大传》均据此言，而作者在遍查郭氏归国后十多年日记后，不见关于主讲城南书院的任何记载因而存疑，不作论述。
作者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一些资料上相互矛盾的地方都要仔细地研究，予以订正。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期间，家庭风渡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人都把此事归咎于郭嵩焘无礼，并且各种资料中还有记载，包括曾国藩都持此论。然而作者经过对郭氏日记的认真研究，得出合理的推论，导致郭嵩焘与其续配夫人钱氏决裂的原因应为：一是钱氏貌丑；二是钱氏性格暴躁。
上述诸例足以证明作者写作《评传》一书所倾注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梳理清晰，评价中肯，颇显功力：
评价任何人物必须要将其置于具体的环境之中，联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惟其如此，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郭嵩焘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转向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个时代风起云涌，动荡剧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层涌迭出。
作者准确地抓住其中两对根本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发的两种社会思潮，并以此为基本脉络对郭嵩焘的生平事业进行精心的梳理。
其一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对古老而主要的矛盾。清代，这一矛盾又富有新的特点，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到乾隆统治后期，这种矛盾日趋尖锐，于咸丰元年（1851年）郭嵩焘33岁时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者以此为主线展开对郭氏国内官场生涯的梳理。先是搏命科举场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其问结识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帮对他后来至关重要的朋友。太平军攻入湖南后，他为“湘军”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先是劝说曾、左出山，继而为“湘军”筹饷、谋划创办水师，俨然是“湘军”高参。随后其国内官场所有的升迁、恩怨莫不与“湘军”有关。郭嵩焘于咸丰三年赴江西援江忠源时结识陈孚恩，后来由陈孚恩保举而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僧王幕僚。最后署理广东巡抚时因与左宗棠交恶而随着太平军的剿灭结束了国内官场生涯。
其二是中华民族同西方列强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对根本矛盾。郭嵩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曾对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作出了抗争和反思，作者由此而系统地介绍了经世致用和向西方学习的两种思潮。郭嵩焘在有着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骨子里自然有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一精神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主张向西方学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郭氏力主向西方学习，自称为当时中国通晓洋务第一人，后来成为中国驻西方第一位使节。中国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器物层面的学习；第二个阶段是制度层面的学习；第三个阶段是思想层面的学习。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还处于器物层面的学习阶段，然而他以其敏锐的超前思维，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创见。出使英法之后，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思想更加激进，因而备受攻击“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首先是朝廷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流行；随后在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中有意偏袒后者，压制打击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的郭嵩焘；最后在郭嵩焘死后，就连李鸿章这样的大员向朝廷请谥都不得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郭氏个人的坎坷遭遇的深层次分析，认真探讨了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艰难，其立意深刻，概述准确，评价中肯。
第三，开创性地探讨了郭氏在经济、哲学、考据等领域首开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风气；
先前学者们研究郭嵩焘，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其政治、外交、洋务等思想上，在《评传》一书中，作者不但对其外交洋务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更进一步的发掘，而且根据有关资料仔细分析了郭氏在经济、哲学和汉学考据诸方面开创中西交流之先河的贡献。
作者提出，郭氏出使英法期间在经济方面仔细考察了西方的税收制度，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一，勤地力，重地税；其二，西方国家以物质于人有害与否及急需与否而顶其税率；其三，赞赏西方增加财政收入以发展生产，但反对浮华浪费。
在出使英法期间，郭氏对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均有接触。作者总结其在探讨西方哲学方面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注意探讨西方学术的源流；其二，力图把握中西哲学的相通之处；其三，力图深入探讨中西文化的历史姻缘。
在中国近代，郭嵩焘是第一位开展与西方汉学交流的学术使者，作者对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一，与西方汉学家直接进行交流；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二十四日，郭嵩焘在一次宴会上与一批法国科学院士相见，探讨了中国学问并论及中国与埃及的关系。第二，着力探讨中西古代文明之异同；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三日，郭嵩焘和英国学者百尔治讨论埃及古碑文和埃及古代文明，他认为“埃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第三，用对西方的历史知识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郭嵩焘对《后汉书•西域传》上的古地名大秦国亦名海西国所在地的理解与现代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其居伦敦时，曾作《礼记》。此书中即曾利用其了解的西方历史知识解释《史记》中的某些关于西方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中讲到安息文字时说：“画革旁行以为书记”。郭氏根据他在西方实地考察的结果解释说：“案西洋古书皆皮为之，盖安息遗俗也。”
总的来看，《评传》一书有别于一般介绍性的传记、年谱，具有浓厚的学术韵味。作者在参考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运用了比较法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深入细致而全面地考察了郭嵩焘的一生，进而探讨了郭氏的个人坎坷命运与中国近代化之艰难之间的联系，科学地评价了郭氏的历史地位，着重阐析了郭氏在政治、外交、经济、哲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独到的思想见解和首开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其视点新颖，感觉敏锐，是王兴国老师多年潜心探索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了他严谨拓新的治学风格，求真务实的研究风范。本书不仅对满足于历史常识了解的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从事专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光绪十七年郭嵩焘临终时曾不无伤感地哀叹：“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他期盼并相信“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在王兴国的《评传》一书中，我们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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