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曾氏文献补》（全一册），台湾学生书局收入《中国史学丛书续编》，1975年影印出版。这批文献主要是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六年间湖南湘乡曾国藩父子兄弟往来家书，它的最突出的价值，是比较完整、真切地展示了曾氏家族早期生活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遭际、性格、人生态度与办事作风。它对我们深入认识曾国藩的家风渊源及其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 曾麟书谕子书考论
曾麟书，字竹亭，县学生员，曾国藩之父。
在多数人看来，曾麟书不甘寂寞，硬充行家，治生不如其父玉屏，治心不如其子国藩。但是，研究他现存的25件谕子书。我发现，曾麟书其实是一位识大体、敢任事、耐劳苦的典型乡里士绅。让我们先从书前一副述志联论起：“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上款曰“咸丰四年正月上旬”，下款曰“竹亭老人自撰，命男国藩写”。检《曾国藩年谱》，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自衡州回籍省亲”，四年“正月初五日，公由家出抵衡州”，据此，则此联为曾国藩出征湖北之前在家所书。
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对此联颇不以为然，但我认为，曾麟书选在儿子行将出征之际，特意出示此联，命其书写，自当寓有深意。“且将艰巨付儿曹”，这是何等的胸襟与胆气！有期望，有激励，作为万名将士的最高统领，曾国藩正可以从中吸取精神力量。谙熟史事、饱阅世变的曾麟书当然知道，儿子此去，吉凶难卜，艰难险阻，正未有尽。而曾国藩则显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因而四个月后兵败靖港之际，再三寻死觅活，只图一死了之。关键时刻，曾麟书火速捎信：“出湖南而战，是皆死所！死于湖南，吾不尔哭！”如此斩钉截铁，一字千钧，岂是一个平庸之辈说得出口的吗？曾国藩为父铭墓，仅举孝亲一事，似不足以概括其一生志事。
作为一名端谨的理学中人，曾国藩实在不愿父兄过问官事，致招讥谤，家书中多次微言讽劝。但曾麟书我行我素，为钱粮赋税、地方治安多方奔走，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九《谕藩男》且一再声称“予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潢男与沈蔼亭，各绅士举为书院经管，二人除公事外，私事一点不闻，尔在京尽可放心”。同日，曾麟书还另附一信，一则绘声绘色介绍自己如何侦察匪情，如何密禀总督、如何设计捕剿，一则要求“尔在刑部，禀告各堂官，照制军晴峰先生所议，万不可少减一等，并要早早就日行文来制军公馆”。当时广西太平军已经起事。而湘乡、衡阳大兴斋匪，“其意与粤西行为相似”（亦此信中语），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不容曾麟书不挺身而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信提出的“严惩首恶、宽贷胁从”的办法，对曾国藩后来影响很大。一曰“各族有会而不匪者，令其具结自新。此一法，予在制军前求明，救人不少”。同治末年，湘乡哥老会起事，曾国藩传颂一时的“不问会不会，只看匪不匪”的十字金言，正是得自其父妙传；二曰“南省各府各县，要使各斋匪会匪一时戡定，自然消除，则已获之犯，定要严以正法，早枭首以示众，余犯自畏法改过，其效可立见”。咸丰三年，曾国藩在湖南严刑峻法、以杀立威的做法，便是得于其父真传。
遗憾的是，曾麟书咸丰三年至咸丰七年谕子各书，迄今尚无发现，但我们在曾国藩的回信中，还可探知一二。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巳刻《禀父》曰：
二十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谕，训戒军中要务数条，谨一一禀复：一、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男营中起太晏，吃饭太晏，是一大坏事。营规振刷不起，即是此咎。自接慈谕后，男每日于放炮时起来，黎明看各营操演。而吃饭仍晏，实难骤改，当徐徐改作天明吃饭，未知能做得到否。一、扎营一事，男每苦口教各营官……各营官总不能遵行……男亦太宽，故各营官不甚听话。岳州之溃败，即系因未能扎营之故。嗣后当严戒各营也。一、调军出战不可太散，慈谕所戒，极为详明……此后不敢分散……一、破贼阵法……慈训言当用常山蛇阵法，必须极熟极精之兵乃能如此……一、拿获形迹可疑之人，以后必严办之，断不姑息。
从此，未明求衣，既明就餐，坚扎墙子，力戒分兵，便成为湘军克敌制胜的四大法宝。可人们很少想到，这竟是来自曾麟书的教导呢。
咸丰元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即将与革职云贵总督贺长龄家联姻之时，忽然反悔变计，致书家中，谓“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贺女实系庶出，内人即不甚愿。”曾麟书于十一月初十日接信，次日即回一长信：
…儿女择配，父母主之，祖父母不敢与闻。尔曾寄信，要予在乡为纪泽求淑女，予未应允，不敢专其事也。耦耕先生女，系罗山作媒，尔从前寄信回，言一定对贺氏女……予问其女，罗山详述之，其女端庄体好，真淑女也……霞仙自省归，予问及，亦如罗山言。华男目见其女，予问之，云“若对此女，异日体度，可接祖母懿范”。予是以择期订盟。今尔又言是庶出，异日其姑必嫌之，纪泽亦必嫌之，尔不能禁止。此尔饰非之词也。尔幼年时，作媒者不下十余人，予不愿对，皆祖父大人所不愿者。尔岳父沧溟先生以其女来对，祖父大人欣然，尔母不喜：一则嫌其年小，一则嫌其体小，厚奁之说，更不必言。予承祖父之欢，毅然对之，冢妇在家六年，朝夕随尔母无介蒂之嫌者，予型予之化，尚可以自问。
……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目前陶文毅公与胡云阁先生结姻，陶女庶出也，胡润滋为太守，初不闻嫌其妇。润滋官声甚好，官阶不可限量，异日其妇以夫荣，诰授夫人，庶出之女，又何知尊贵也。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也，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之，勿长骄矜之气习。
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然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予以尔列卿位，国家大事得与闻者，独责明断。况为男儿订婚，尔宜自主之。予亦不必多出议论也。此嘱。
此函义正词严，而无声色俱厉之态，授古证今，归结于“明断”一义，且寓训斥于教诲之中。善教子者，不轻于一发，发必有中。
二 曾国潢家书考论
曾国潢，字澄侯，曾国藩的大弟，按族中大排行居四，监生。
曾国藩家书，有一个古怪的特点，即教子温婉宽恕，责弟严切苛刻，而被他训得最多的便是曾国潢。仅据曾国藩家书，则国潢直一贪庸之徒，无一是处。幸而《文献补》留存了他的部分家书，使我们对他的评价可以不再失真。国潢很早就主持家政，孝亲友于，可谓任劳任怨，这批家书共45件，起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讫咸丰二年四月十七日。这是研究曾氏家族早年生活状况的最为详实的史料。
如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复长兄》曰：
兄六月十七之信，教弟“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九字，叩头拜教。特弟禀性甚愚，不失信、不自是二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一点靠不住，然亦只有“财”字，无“贪”字……弟手所得之银，无一文未入祖父房者。积私为败家之原，弟看得透彻之至，且常常与母亲说：“万万不可提及某物是谢四牙子的，某物系四牙子买的，某项系四牙子得来的。”……
国藩远离家乡，因而要求诸弟家书琐碎皆述，故此信甚琐细，但正体现了国潢一心持家，尽心侍祖、不辞劳苦的朴实性格。
伺奉祖父之外，国潢还要关照三个弟弟的功课举业。六弟国华在京，上引之信末尾便一再谆嘱，本年国荃、国葆进场参考，国潢闻讯，半夜赶写一信，反复叮咛，几乎无微不至：
伏望沅弟凡进场一切，或考，或引见，此等考试，人物才子最是要紧，务必到宦家之相契者借极讲究的袍褂、衬衣、京式纬帽，京靴、好扣带、天晴落雨的衣服，皆要借来。逢进场之先日，望老季约陈牧兄同送考，多一人则更斟酌也。沅弟胆量素大，或借一时辰表佩到身上亦可。凡进场，临到学院门口，总坐到轿子内，莫出来。一则可以静坐片瞬，一则锋芒不使先露，免旁人生忌心。送考者，打探要点名，呼之即上往，最为妥当。不请帮手，沅弟信已言及，兄甚放心。顷闻朱四送担来添福堂，明辰即命他肩钱壹拾贰千解来，两弟目前使用。如尚须人，即留朱四可也。
关爱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信末且又叮咛曰，“又短烟袋、火镰、火纸、火石、锭子烟一套，插在靴桶子内者，可以借出，场中最便益。搜查若甚严，则不必佩时辰表。”想来是阅信后深受感动，国荃特意将此信转寄国藩阅存。
国潢友于之情，远不止此。为挽救在京学坏、举动荒唐的六弟国华，他不惜假装病危，一封家书将国华骗回家中。检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夜《复长兄》曰：
昨夜接兄十月十六日所发弟十六号信，知兄先日上午接沅、洪假信。弟等做出不停不当之事，劳我兄中外受半日忧伤，万罪，万罪！晚间黄恕翁交出弟之密信，兄始放心。弟辈行事，实实荒唐，叩求宥恕。然而沅、洪当日坚不肯写，及执弟之草稿为凭，始遵而行之，此过是弟一人独任，兄即责弟粗直，亦甘心受之。况弟粗直，拙性如性[此]，非故欲如此也。究竟弟当设谋之时，即已立定主意，计温弟到家后，私叩首于其前，以身许他，求他莫学坏，前事已行过了，除兄弟外，绝不使人知。总以诚感他，未必真是铁石心肠，不稍稍听我。现今一切，遵兄主见，且昨夜信来，父、叔皆已目见，当下弟辈三人之足指，共挖堂屋地下三十孔。时母亲亦在侧听信。如今温弟坏行，止有双亲、叔父晓得，皆答应证实弟之病。葛妇闻其夫归，甚喜，叔父叮嘱他，云“温尔年做工夫不甚着实，予欲潢等设此主意令他回，既归之后，尔必证实潢伯病是真的”，亦己答应。拟大、二姊处均是如此，此事必是了之而已。
究竟国华如何学坏，致使国潢出此下策，归后表现如何，下文将有详述。
作为当家主事的仲弟，国潢对长兄也有顶嘴之时，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曰：
弟等在家，或和睦，或吵闹，或打顶为人，做出一乡未有人家来，或也如乡愚无知，随便而行，皆是看弟等自己立志如何。兄此后万不必纠纠缠缠写信回来。弟看处骨肉，止闻一心之诚不诚，其他不必管。兄与六弟颇不十分融惬，而写信愈多，将来愈著形相。夫以兄之名高爵贵，弟想大度包含极好，如弟辈之凡庸，要想在伦常内用功，务必吃得暗里亏，认得暗里气，或者可以万一。不然，终一顽躯而已，何所取也。
此信火气颇大，想来当有所指。国藩好为弟师，时有道学说教，为弟亦有不能堪者。
咸丰元年，曾国藩慕朱熹社仓之法，一时冲动，于四月初三日寓书家中，建议其家率先捐谷，在乡间建立社仓，且事先在理论上作了层层论证。五月初八日，国潢复书，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和反驳：
社仓之说，目前决不能行。乡间要借者太多，几十石谷不能动手。有不当借而来者，有借去本可以还而必要费尽心力乃还来者，有借去竟不能还者。即使一升利谷不要，也无可如何。人心不古，暂毋庸议。
国藩信中“若有不还者，同社皆理斥，议置加倍”，显系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故国潢径以“毋庸议”拒之。七月初八日，国藩复书，亦承认“澄弟所见，良为洞悉时变之言，此事竟不可议举行矣。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轻于借而艰于还也”。末句又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
三 曾国华家书考论
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藩二弟，行六，出嗣叔父曾骥云。咸丰五年从军，积功至候补道，咸丰八年兵败三河，死之。谥愍烈。
《文献补》共收存国华家书18件，起自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讫于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国华与兄国潢联袂至京，国潢帮同国藩主持家政，国华则专攻八股，国华至京之初，甚为用功，故国藩每于家书中盛赞之。随后，国藩为之捐监，具呈领照。八月乡试，则榜上无名。国华心气甚高，初次入场，受此挫折，难免愤懑不甘，于是决计留京，再作计较，而国潢则由其兄在国子监捐纳了一个太学生的虚名，于年底回到湘乡。
在国藩兄弟中，国华天分最优，而性情怪僻，居京既久，英气销沉，功课亦渐抛荒，且时或外出不归，不受长兄约束，竟然做出令家中兄弟气急败坏而又不敢声张的荒唐之事来（想系嫖娼），于是才有国潢诈病骗归之举。《文献补》现存国华第一封家书，便是此番仓皇出京途中所作。
今检国华南下途中二信，第一封言车夫刁难，旅途寂寞，第二封十二月初三日言旱路闹匪，水路遇风，至汉口阅信，“知四兄病已转关，弟如释重负”，信末数语，饱含凄凉：
弟归心箭急，日夜愁苦……此会留京三年，所得安在？出门时，父母属望，私心期许，岂如此耶？至鲇鱼坝肉店，必须卖[买]一猪肚蒙面，然后可进里门也。兄今冬接四兄病信，三日后接信而病已愈，明年榜后接弟病信，不知三日后复有转信否也。一笑。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自叹牢落的一笑，不胜辛酸的一笑。
国华受骗离京，且系失望而归，心绪之坏，可以想见。对于国华的怀才不遇与愤世嫉俗，国藩在《母弟温甫哀词》有过形象的刻画：“吾诗有云：午君最奇。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门诙嘲，万花齐笑。世不吾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相舛相背，逝将去女。”国华在乡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适国藩信至，责问“何以无一字至京”，国华隐忍十日，方在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悻悻回敬道：
弟非不欲时时作书，问讯起居，但每揽镜自照，面目增秽，辄亦中止。盖弟之与兄，学问则一醇而一陋，地位则一贵而一贱，人品则一熏而一莸，虽日置千万字于兄侧，无益于兄，只足增弟之惭辱耳。音问之疏，职是之由，优惟原宥。
国藩每好于家书中训诲诸弟，而在心高气盛的国华看来，这不过是恃长兄之身份、亨通之官运而盛气凌人，因此颇不买账。国潢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曾寓书劝诫国藩，谓“温于兄虽无怨语，却总不见得佩服。以后写信，切不必再将温归之事提及，止结实用功，并使温亦俯伏在地，则一家万全矣”，而国藩不听，仍旧“纠纠缠缠写信回来”，国潢亦不免犯倔顶撞，如前引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即是。而此番国华更是冷嘲热讽、不留情面。
在这封信中，国华还有一段奇谈怪论：“本朝定鼎带砺之誓，士人必阃威如虎，然后可得甲科。内子柔懦，无威可畏，弟坐是沉沦二十年。今拟增置一妾，秋风桂子，庶其有望乎！然此亦无聊之极思也。”国藩科举顺遂，得以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国华却厄于场屋，故尔沉沦下潦，英气销磨，所谓置妾以求中榜，实是愤激之词，而借醇酒妇人以作排遣，更可见国华被科举制度毒害之深。
咸丰元年湖南乡试，曾国华又一次落选，龙门点额，悻然告退。检其咸丰二年三月初八日《复长兄》曰：“弟今年在家，虽无米盐之琐碎，亦有钱谷之纷驰。所谓“理与心相融，心与理相洽”者，已抛掷墙外矣。所有子女二人，长许衡阳刘更二爷之孙，次许常听涛之子，均于月内较庚。中年以来，此事遂遇。又，堂上尊人为弟订欧阳氏女为妾，亦于本月二十日成事。昔人所谓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仁宦，弟今尚幸无仕宦之溷我，则天之于我厚矣。”写信之时，适国藩兼署吏部左侍郎之喜讯到家，国华谓“幸无仕宦之溷我”，悻然情怀，可想而知。
以后家书，编者所拟年分多不准确，如三月初一日《复四兄》言及纪泽姻事，谓“纪泽留住省城，似为非道，贺家早有久留之意，质夫在弟前已露，兄已定之期，万勿令其再行迁延”，查纪泽于咸丰六年五月与贺氏完婚，此信当作于是年，而编者误以为二年。这封信还透露了曾国藩在军中私人收入情况：“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银壹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弟不自行着人送归。此中有避嫌之处，兼有不良之心，恐途间长夫有失故也。”曾国藩领兵三年，积银万两，也不少了。
咸丰六年四月初一夜《禀父》一函，述出山之缘由、带兵之情状甚详：
男自揣本无带勇之材，而此次之冒昧任事，实因胡中丞、李都转之勤恳，而大兄在江西适逢警急，男若故为安坐，殊失急难之义。故与中函密商，急作援江之举也。现男营中亦颇有头绪……四月饷项，现已措办，来到江西省城之前，胡中丞又答应接济，甚为可感。此去江西之路，吴竹庄甚为熟悉。胡中丞面嘱军谋，到平江后，探听何路稍虚，即乘之而进，所过只打行仗，勿攻城略地，以早达省城为期，则声威先壮，然后听大兄调遣也……男在营中，一切自知小心谨慎。近年骄躁颇平，于同事诸公必能相安。
曾国华于咸丰五年冬乞师武昌，此信署四月初一，当在六年，而目录作二年，显误。
同日又有《复九弟》家书，言及“罗罗翁自义宁后，人颇议其骄，至好如李迪翁、胡咏翁亦稍稍心非之。兄细察之，亦诚不无可訾。然声名自在天壤，身后恤典，尤属非常，例照巡抚，父封头品，子荫举人，可谓优矣，皇恩亦渥矣”。查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初八卒于武昌城外，十四日，胡林翼上疏请恤，二十六日奉到谕旨，据此，则国华此信当作于六年，目录作二年，亦误。
四 曾国荃家书考论
曾国荃，字沅甫，曾国藩三弟，行九，优贡生，咸丰六年从军，同治三年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封一等伯爵，历任浙江、湖北、江西巡抚，两广、两江总督。谥忠襄。
本书收国荃家书32件，起自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止于咸丰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人们通常认为，曾国荃仅一武夫：围安庆水泄不通，针插不进，太平军呼之曰“曾铁桶”；克金陵纵兵大掠，悉归私囊，时人斥之为“曾老饕”；左宗棠询其成功之道，答曰“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爱才如命”，于是“三如将军”的别号又传诵一时。其实，这都是他带兵征战时期的部分表现，在他担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时，他的所作所为，还是符合儒家传统行政规范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小便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文献补》留存的这批早期家书，真实地展示了国荃青年时期孝亲、取友、求学、修身的传统乡村士子生活情形，充分体现了他自认的平和、朴实、敦厚的性格特点。
检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致六兄》曰：
今年教学相长，当不寂寞，迩来看书几何，作文几何？
必有乐趣，而每次信竟不谈及，与弟一领之而共赏之，得毋鄙我为不足与言者乎？抑亦酬应滋纷而不暇及此者乎……近闻南中朋友自京城归者，颇亟称吾兄本领高不可攀，并能绝尽一切游戏无益之事，弟深悔早岁留京未自伏案用功，任意使气，不听大兄之教诲，洎归后又复因循度日，以至碌碌无所短长，空嗟故我，良自弃也。今兄识与学俱十倍于我，而又时时发愤自立，闻此言，不胜惭愧之至。所以亦知返躬省察，稍自振兴，不以邪僻败其身，不作无益害有益，将往岁所好天九一至十者，概置于不见不闻之地。未审吾兄其有以教我乎？
细读此信，实皆话里有话，话外有音。想来当是国藩正月二十一日来信，称“温甫在外未归，心中懊恼之至”，称“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意”而“举业工夫大为抛荒”，故国荃此信开篇即激将国华与之论学，继而极力誉其才学，又以自己昔年在京“任意使气，不听大兄之教诲”作誓，看似自责，实则责温，最后，摆出士人立身大节，诘问“未审吾兄其有以教我乎？”由此可见，国荃不仅笃于手足之情，而且自律甚严，大处不苟。
八月十七日《复大兄六兄》又进一步申述其立身处世之取向：
弟在省城，自检不甚严，而大无道之事，断不敢为。可告两兄者，惟此而已。自计此生弊病，有四字该括尽了。四字维何？“无志无恒”是也。故勇往则不足，谨慎则有余。前顾已往者二十四年矣，后几将来者其复几何，惟谨自持守，使吾身不至于决裂，即可以上对父母耳。
两兄识力过人，而又用功于学问，固将期至于世之圣贤豪杰也。然弟尚有进献焉，望垂听之，弗拒。献于大兄者有二言，曰诚，曰直。诚则近自家庭，远及民物，无不感孚；直则人皆曲谅其衷而生严惮之心。献于六兄者，亦有二言，曰敬，曰顺。敬则心不骄矜而身不放荡；顺于内则意见之私胥泯，顺于外则傲岸之气悉平。以之接人，无不觉其和悦可亲也，以之处事，无不曲当于理也。愿两兄时时以弟言留意而更进于大焉。
十月十一日信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敬也者，敬身也；顺也者，顺兄也。敬身则不作无益害有益，顺兄则兄弟和睦，悉相安于无事。
由此可见，侧身修行，力保大节，乃是曾国荃青年时期的一贯作风。
咸丰元年秋，国荃晋省科考，与刘蓉同住曾子庙，得与朝夕相处，切磋学问，砥砺志行，而坐馆贺长龄家的罗泽南亦不时顾问，国荃快聆议论，胸襟更为开阔，识见更为笃实。次年二月初五，国荃向国藩复一长信，其心气之醇厚，议论之精辟，简直出人意外：
自从别后，老兄笃志为学，敬义夹持，亦既有年，为朋友所信。朝廷新政，言路宏开，老兄叠进数疏，原原本本，有体有用，中外莫不推尊为纯儒功臣。大段如此，岂复尚有显然过失，令人疵说？但隐微幽独之际，屋漏衾影之间，发一念，必辨夫天理人欲，行一事，必察夫义利公私，则学问更精密，正气胜则邪气不能乘隙而入，义理执权而血气不能用事矣。若暗处之室稍为放倒，则所行之事必自负初心，且大违乎一时贤人君子属望而倚重之意也。老兄以为何如？
里中旧友，如刘孟容者，可谓壁立千仞矣，以不得于有司而改前业，而务正业，孜孜不倦，迄今且将十五年，笃信圣贤之业，谨守吾道之规模，几有所成矣。其好善之诚，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不啻自己有之。故邑中后进引诱入正道者颇多。罗君罗山，自与孟容交后，彼此相观而摩，正无一时怠懈。其规模识量虽不若孟容，然要亦吾乡伟人也。……兄爵位日高，闻望甚巨，阅人多矣，诚日得善人君子，款接言论，乐何如之！然弟窃祝老兄虚衷乐善以来天下之贤人，而又留心体察，将来储为朝廷之用。称职在此，报效在此，尽心亦在此也。
兄向来颇懒于回人信息，不审近日何如？若复如此，弟觉此亦是毛病。何也？朋友之道，不外规过劝善。既不能常聚而不散，则一纸音书，隐喻规劝之意，彼此皆有裨益。况老兄目前正负山斗之望，为天子正直之臣，苟其宏奖道德，劝一善而善类无不兴起，惩一恶则恶途靡不消沮，怀德畏威，如响斯应。如同乡同年之有往来者及门下士之颇相亲密者，或初登仕版，未尝汩没，或天资忠厚，有志为好官，而无人助兴，忽得君子韦佩之言，奉为官箴，遂不觉善念之勃发，恶念之潜消。大凡中人之资、引之于为善之途，则居然善矣；引之于为恶之域，则居然恶矣。自古至今，未有不如此者也。且如今州县而得部堂手书，教之爱民，以广圣朝之德意，谁不奉为圭臬哉？嗣后望兄留意为幸！
局量之宏，趣味之高，识解之精，俨然儒者风范。
四月十八日信，讨论“敬”字工夫，亦甚得其要妙：
承训做“敬”字工夫，以为保身之要道，立学之根基，自当钦佩。特是早岁不学，全无知识……惟幸侍立正人君子之侧，乐闻直言庄论，以防闲其病痛，或得诸兄弟及各朋友信中，有一二训迪之言，亦藉以检束一翻，尚有此转机之可进耳。
……圣人千言万语，总是教人为人之道，而彻始彻终工夫，不外却一“敬”字耳。老兄自壬寅年以来，读书谈道，亲师取友，实多敬义夹持工夫。而自新主御极而后，封章迭上，皆能言其大体，衡其至要，非若他人毛举细故……位望日高，闻誉日隆，兢业日甚……一念稍放，即非上达之流也，匪惟自负，实负友朋，匪惟友朋，实负天下气类相感之人。惟圣罔念作狂。圣狂之间，只争一念。贤智之士，宜知所从矣……老兄此后若有入告之言，不贵其直，而贵其婉转而能感动天听。未告之时，积诚意以感之，既告之后，敬谨以待命而已。勤勤焉，孜孜焉，不责其不行也，惟反求吾学之欠阙处所以致上不行而已。方今之处同僚，伊川先生之岩岩道貌，难免过激也，必须如明道先生之雍容大雅，而不取戾于时，而于事亦有潜移默运之机。兄意以为何如？
不妨设想，如果曾国藩不是因为回籍守制然后“弃文从武”，那么，兄弟持续谈道论学，则曾国荃也很可能成为继曾国藩、刘蓉、罗泽南而起的又一位理学新秀呢。
五 曾国葆家书考论
曾国葆，初字季洪，曾国藩四弟，县学生，咸丰三年从军，积功晋阶知府，同治元年病卒于军。谥靖毅。
在曾国藩诸弟中，国葆最为笃实好学，且一度真心向道，其早年与诸兄书，述自修情况甚详，间或讨论持家处世之道，亦颇有见识。如咸丰元年五月十七日《致长兄》曰：
弟读书无常，每留心于言行之差错，而见解不深，操持不固，往往即于差错而不自觉。然自揣不能出身，有所作为于当世，而一身一家当知调停，兄无为弟虑及也。弟窃思一家之兴，其始也，莫知其然而然，及其盛也，必贵乎人人培养，而后其发乃长。此盖有为而言也。
三侄资禀甚好，可喜之至。弟祈兄于日间常常婉言示以处父子兄弟之道，人世艰苦之事，万勿不惮烦而厉声出之。盖婉言则所入者深，厉声则所威者暂。此固培养之道，弟故出此不逮之言也，兄以为何如？
前此我一直不解国藩何以严于责弟而宽于教子，却原来是受国葆来函规箴。细揣其意，国葆此信或者也不尽为其教子而言，信中称“有为而言”，有可能是针对国藩责弟过于操切而作出的委婉讽喻。
七月十五日信又曰：
近来与罗、霞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若何，而惊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心服而愿学者也。其所以与二人相契者，并非慕理学之名而勉强入其中以剽窃浮名也。诚见人生斯世，无论智愚贤否，皆当安分守己，曲尽其当然之道，以完其本然之性，方为无愧。
今世之人，枉道从人，角逐于纷纷利禄之场，其得之者，仅享庸福，学问功业，不能自立自建，品行心术，不足为人模范……其不得之者，抑郁无聊，不自爱惜其精神，为有用之才，徒作无益之事，以自陷其身心而辱及其亲……弟颇有见于此，将从前一切所行不端之事，不敢再犯，而从事于心身伦事之间……现在惟思将天地圣贤之道理，如《周易》之乾坤二卦，《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章与一切难解之书，详问罗、霞二人以益其智，将来不敢自暇自逸，以渐求其贯通，又必随时随事以求践其实……弟尔来学寡言，一则不费精神，二则不得罪人，三则自己可以少愆。大约看是何人说何话耳……弟非敢与兄论学问，谈经济，特备述所见与其所愿，兄可即此知弟之性情矣。弟此后大约总以保养精神、爱惜光阴为主。其有成无成，不敢自信，惟日兢兢自持而已，窃愿兄不弃，而常以书教之，则更幸盛！
此信多达10页，共1500余字，十二日写起。十五日始毕。坦诚的检讨，虚心的请教，这种进取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因此，国藩于八月十九日回信曰：
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书，余阅其书，不胜欣喜。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吾弟诚有志于此，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此外各书能读固佳，不读亦初无所损。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读书而后有加于毫末也……但守《小学》、《遗规》二书，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
本年八月，国葆自长沙返回湘乡，乃仿国藩日课之法以自督促。国葆行事如此，俨然理学新教徒之象。惜乡间无罗泽南、刘蓉一辈人师友夹持，日与贩夫走卒相处，不觉鄙吝之心滋蔓，故日记寻告中辍。据其十二月初七日《致长兄》曰：
弟未写日纪，已有月余，盖因在家中不能，且此事实是虚文。吾人日间言动不能一一相当，即过后知悔，记以为戒，至异日而言动之不相当如初也，即再记之于簿，且将视为故常，而丧其羞恶之心矣。若夫妄念游思，日问不知几许，记之固不可胜记，且徒掩著以自欺也。不如将写日记之功，易之以看书，则获益多多矣……所可惧者，弟无坚持之志，而又无有识之人以往来于其间，裁成之，激励之，其所进者少，故其所得者浅也。
勇于立志，艰于持久，此固少年常态。若非罗泽南、刘蓉、曾国藩先后出办团练，师友夹持，国葆当亦不难造就。但时世变故，愤然一出，从军四年，病殁于营，年仅35岁。当时疠疫流行，曾国葆亦染疾，将归治之，已登舟而警报至，乃固留军中，逾月而及于难。从这里便可看出他早年道德修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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