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在曾国藩大营作幕府数年，曾国藩评之为“外甚朴讷，内有抗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曾是洋务派领袖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中体西用”说对黎的影响甚深。在《西洋杂志》一书中，他常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理解西方的经济政治。在其两次出使日本期间，与其士大夫押习，每春秋佳节常设文酒之宴于芝山红叶馆，与诸名士唱酬咏歌，裒然成帙”，在《日东文宴集》三篇里，中村正直《奉送黎公使一百韵》：“六经作根底，西艺是分支，体用欲兼备，东西并两歧”。涩谷启藏《奉送大清钦差大臣黎公归国序》中说：“昭我之道以内肃教化，采彼之长以外谋富强”；这些评论正与黎的思想相吻合。他很同情日本汉学家对明治维新时西学盛行，不重视本国文史而发出的“天丧斯文”之叹，赞成“恢复斯文”，“挽回文运”的思潮。

甲午战争爆发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渗透更甚，更激发了黎氏的爱国情感。“甲午中东之役，公每闻战状，辄恸哭涕零，忧愤成疾，或终日不食”。曾建议清廷“布告列邦议”，要求国际力量制裁日本，当局不允。还“首输万金”助战，清朝廷按职列等输财报国，也未被采纳。

黎虽提倡“酌用西法”并有目的地介绍西方的物质文明，起到了思想先驱的作用，但他在思想意识深处仍存在着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故其举动必循古礼，倡程、朱道德、好韩、柳雄词，视西方国家都是无父无君的“夷狄”；这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士大夫传统偏见的反映。

黎庶昌从秀子补廪到上书得官，成为清朝统治阶层的成员，可以说是“由士而仕，官文合一”的士大夫。由于他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束缚，在接受西方文明与否定中国封建文化方面是相当艰难的，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依附性。这些保守思想成了他接受西方文明的主要障碍。当然，黎庶昌作为一位热爱祖国、不断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的士大夫，在传播西方文明、敦睦中日邦交、搜集和保存文化遗产等方面，是有卓越建树的，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