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订立，曾幻想“但使夷人，永不犯边。”十余年后，英法侵略军又一次把中国军队打得惨败，京城陷落，人民遭殃。北京条约的订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莫大的耻辱。曾国藩斥责英法侵略者的在华暴行“真堪发指”，将侵略者的铁蹄深入中国内地“比之五胡乱华。”“洋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深感同洋人“难以较量，惟有力求自强一法。”那就是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增强国力，“我之兵力渐厚，战守足恃，”到时“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曾国藩正是出于这种为民族争强的愿望，不顾顽固派的诋毁，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中国这块沉睡的大地上，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开创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具有深远影响和进步意义的洋务运动。
一
恩格斯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深刻指出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爱国心切，希望给中国找到一条富强之道，以满腔热情，编撰了《海国图志》，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由于清王朝的顽固保守，魏源的爱国宏音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空回荡、徘徊。“一次巨大的历史难”之后的“历史的进步”被耽误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北京的城门，战火烧毁了清王朝的宫殿，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国”的统治者们才惊呼“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不能不考虑有所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有可能去作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尝试。
史学界曾认为曾国藩倡办近代工业的目的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完全否定其进步性。固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确曾说过造船作炮“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的话，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前面的一句，而忽略他后面的一句。他身为以忠君为至上的封建官员，面对着威胁皇上的内忧外患，他这么说，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创办近代工业以图自强乃是御侮的根本呢！曾国藩不遗余力地镇压太平军，但也坚决反对外国人的干预。1861年清王朝购买了英国的七艘兵舰准备攻打南京的太平军。由于该舰队的全部用人权、指挥权，均归英国人阿思本所有。曾国藩第一个坚决反对，并痛陈其危害，指出“发逆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后来这支舰队在他的坚决反对下，遣散回英国，英方退还了全部购款。
由于曾国藩看准了西方侵略者之所以能打败清朝军队，是因为“彼之所长者，船炮也。”所以他于1860年12月19日即上奏朝廷，要“师其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1862年6月3日，他又提出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主张：“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曾国藩在这里提出的“自强之道”包括了手段与目的。其手段有二，一是要内“修政事”、广“求贤才”；二是要向外国“学作炸炮，学造轮舟”达到“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长期居官，深明官府腐败，纪纲败坏，官吏贪污，冗员坐享其禄，正是内政不修，外患日亟的根本原因，因而提出了政府官员“必廉必正”的主张，淘汰冗官、贪官，广“求贤才”。希望当官的人为了“忠君爱国”，做到“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在官场普遍腐败的情况下，曾国藩能提出这种改革是很可贵的。至于他在顽固派气焰十分嚣张、视洋物为“奇技淫巧”，反对“以夷变夏”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敢于提出向西方“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主张，这是要一番勇气的，更何况他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率先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工业，这实属不易。
如果认为曾国藩是正在镇压太平军的高潮中办起了近代工业，因而他的目的只能是对内而不是为了对外，这样看问题就未免过于简单了。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他创建安庆内军械所的历史年代．但他早在开创前就已提出了“可以勤远略”的办厂宗旨，在他以后十多年的言行中，更没有偏离这个“勤远略”的宗旨，尤其在1869年3月29日西太后接见他时，他对西太后坦率陈言：“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还说不管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与否，“兵是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者不可偏废。”还说不仅在沿海要“设法防守”，“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并说要把设防和练兵当成“第一件大事”。如果说曾国藩在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内忧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办近代工业有“剿发逆”的作用的话，但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侵华、中国边疆危机开始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曾国藩已看到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提醒清朝廷的最高决策人西太后，必须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即使“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他的这种具有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的精神，在当时的封建官员中，实在不多见！所以我们只能说曾国藩“师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夷”。他要去实践魏源早巳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理想。
二
曾国藩出于“师夷”即为“制夷”的指导思想， 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后，即于是年冬办起了以生产船炮为主的安庆军械所。厂里从工人到技术员全用汉人，不用外人。他广求贤才，国内当时一些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化学家、机械师，均汇聚于他的门下，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吴家廉、张妍桂、张文虎等人，均乐于为他出智、出谋、出力。尽管厂里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没有难倒这些具有爱国良知的科学家。他们凭籍自己的知识，借鉴从《博物新篇》一书中所看到的一张机械简图，以及对停泊在安庆江边的外国轮船的仔细观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与合作。终于生产出我国的第一台蒸汽机，未久，又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木壳结构轮船。1862年7月30日，该船在安庆下水试航，曾国藩登船仔细抚摸、观察，并在江面试航。事后，他在日记中记载：该船“以火蒸水，气贯入苘，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他接着自豪地说：“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尽管这艘轮船与外国的铁轮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它终究是在中国被人打得惨败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这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是一件破天荒的了不起的大喜事。安庆内军械所开办以后，曾国藩为了更好地“师夷长技”，他对任何外来品，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兴趣。1862年1月22日，他得到冯竹儒从广东为他买来的千里镜（即望远镜）之后，拿在手心仔细观看，觉得“果为精绝”，他站在楼上远眺前方，外界远景尽收眼底，“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他惊喜普通的铜铁，树木等物竟“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而他联想到“天下凡物如加倍磨冶，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他又反思自己“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可贵精神，正当顽固派视千里镜为“奇技淫巧”之时，他却对此倍加赞许，以非常羡慕的心情看待这一新生事物。同时也看到了他立志办洋务的决心，看到曾国藩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所以他决心加快步伐，跳出“因循悠忽”的框架，想探索一条新的成功之路。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与朱筱山、李鸿章等人去参观了周弢甫买来的一艘外轮，他感叹外轮的构造、作工“无一不工致”，只因参观“仓卒”，对船上“其火激水转轮之处，不能得其要领。”4月23日，刚从上海搭外轮至安庆的吴竹庄向他说明在路上只有两天时间，他感叹“洋船之补速也。”
曾国藩对军械所的生产是极为关心的，他一方面与技术人员经常讨论问题，李善兰、徐寿等人是他府上的座上客，他与这些人可算得上忘年交了，经常与他们谈至“三更始散”或“即在此住宿”。他一方面又常身体力行，亲自来到厂内视察、检查生产情况，如1862年11月3日，他到善后局、子弹局检查生产情况。1863年2月3日，检查“龚之棠所造枪炮”。8月9日“至火药局观新造之牛碾”。9月14日“至内军械所观所为火机。”1864年1月14日“出门验枪炮局工程。”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1864年1月28日，军械所制造的第二艘轮船下水，曾国藩又一次满怀激情登船试航，畅游长江八九里，表示要“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并亲自命名该船为“黄鹄”号。
军械所生产的船只，终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所造船只“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尤其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不大，无法与外轮在大海匹敌。同时由于阿思本舰队的遣散，他必须另求建立中国自己海军、不必仰仗于洋人的出路。1863年，2月5日他给毛寄云的信中说：“今所购七船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拟即开没铁厂、粗立规模。”一个新的宏图在他脑海中酝酿着。
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而步履维艰之际，一件他意想不到、也是使他思想出现转折的事情，在他面前出现了。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八年的爱国青年容闳在遭到太平军将领的冷遇之后，1862年经人引荐来到了安庆。曾国藩十分高兴地接见了这位爱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容闳“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且认为只要这种“智巧洋人”“招徠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只是何时再“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虽数万金不宜吝也。”1863年12月3日，曾国藩又在总督府召见容闳和李善兰。他认为容闳“熟于外洋事， 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决定“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并要容闳于12月6日即启程。曾国藩经与容闳多次接触、交谈之后，为容闳渊博的知识和炙热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使他迷惑的思想顿时豁然开朗，眼界大开，一改“因循悠忽”的旧习，他思想观念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改变不用外人，全用汉人的办厂宗旨，也改变只靠陈旧落后的中国设备，而不吝重金去“招致智巧洋人”和购买西方的“制器之器”，以尽快赶上西方的生产水平。为了保证容闳出国所需的一切费用，在他两江总督管辖的范围内尽力筹措。但当吋很大一部分地区为太平军所占，他“除由上海拨万金外”，还从安徽“厘金项下，拨库平银二万两”交容闳。这时的曾国藩已经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羁绊，思想上有了新的升华。人们不禁会问：曾国藩与容闳两个代表两种截然不同文化渊源的人，怎会一经接触，就能一拍即合？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去寻找答案。即他们都有一个盼望祖国和中华民族早日强大，不再受西方列强的欺侮的爱国思想和共同愿望。
三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开办，是曾国藩短短几年洋务事业中的光辉顶点。
1865年，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也于是年运抵上海，全部投入该局使用。原安庆内军械所的设备亦运抵该局。曾国藩为确保该局的经费来源，决定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抽出一成为该局造船之用。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规模与设备已远非安庆内军械所能比拟了。它占地七十余亩、包括造船所、船坞等十多家分厂。曾国藩为了“宏其绪而大其规”，又在该局添翻译馆，还有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该局分厂虽多，仍以造船为主。名义上的主持人是李鸿章，但实际主政的还是曾国藩。曾国藩吸取了安庆内军械所的经验教训，不仅购来了西方的先进设备，也请来了掌握先进技术的“智巧洋人”，有美国的，也有法国和英国的。但主要还是依靠本国的技术人才。曾国藩为了使中国技术人员尽快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 “要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并决定“核其巧拙以赏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开办，开创了中国造船工业的新局面。
曾国藩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寄予了深深的厚望，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一方面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眼界，了解世界各国动态，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他在1867年10月到12月坚持每天阅读徐志畲的《瀛环志略》数十页，且连续看两遍，只因“记性本坏，犹老健忘。虽看两遍，犹茫茫无所记忆也。”他又常与孙家谷、郭嵩焘、李鸿章等人面谈或通信筹商洋务的事。他认为孙家谷“出使外洋诸三年”，最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故与谈询洋务。”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又极为关注总局的生产动态，常去总局视察。1867年10月8日，他到洋炮局参观，当他看到各机器运转神速的情况，感到无比欣喜，“皆用火器鼓动机轮，备极巧”，“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1868年6月2日，他到造船所察看正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的情况，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观所造之轮船，长十六丈，宽三丈许，最要者惟船底之龙骨，中间龙骨夹层，两边各龙骨三根。中骨直而径达两头，两边骨曲而次第缩短。骨之下板一层，骨之上板一层，是为夹板，板厚三寸。龙骨之外，惟船肋最为要紧，约每肋宽厚三寸有奇，皆用极坚之木。计此船七月可下水。”未久，该船果成，命名为“恬吉”号，意为“四海波恬，厂务安吉”。
恬吉号建成下水后，首先从吴凇口开出驶入大海，至浙江舟山群岛绕一周再返回上海。1868年9月9日驶至南京，请曾国藩亲自试航。这次他的心情更为激动，特意邀请他的挚友、时任长江水师提督的彭玉麟一道参加试航。那天他们“由西汉门坐小轮至下关、上恬吉轮船。巳正二刻开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刻，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归至下关，凡六刻，行九十里。下水速于上水者一倍。”“恬吉”号与“黄鸹”号比较起来，无论其规模、设备结构、时速，均是一个极大的飞跃。曾国藩说：“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随后他向清朝廷报喜，说这艘轮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还说：“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尚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在这里展望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前景，中国的自强一定会有希望。
江南制造总局继“恬吉”号制造成功后，又造出了第二艘、三艘、四艘，到1871年11月第五艘更大的轮船制造成功。该船长二十八丈，高四丈许，曾国藩于11月20日去视察该局，“周历一遍，约步行二里许”，当他看到这艘轮船吋，称其：伟观也！”
江南局从第一艘长十六丈、宽三丈的“恬吉”号制造成功，到制造长二十八丈、高四丈的第五艘轮船，前后不过四、五年时间、其技术进步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每艘船所费平均时间之短，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不多见的。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成功，在洋务运动中的业绩是首屈一指的。正因为曾国藩在震惊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洋务运动中，开创了安庆内军械所的先例，又高举起江南机器制造局这个龙头，从而带动了全国，才能使洋务运动这个被顽固派切齿痛恨、恶毒攻击的新兴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大江南北扎根，开花结果。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惊叹江南制造局的成功，“真没有预料到它后来在历任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后来容闳在评价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的功绩时也说：“此厂家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公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不知能有一西方之机器厂否耳！”
四
如果说曾国藩举办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只是注重了坚船利炮的生产，那么他首倡留学生应是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对知识的重视了。他深知“使彼所长，我皆有之”，不能只停留在“招智巧洋人”进来，还必须采取派出去的办法。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虽设有翻译馆，徐寿，华蘅芳等人也译出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十分诚恳地接受了容闳的建议：“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人才。”曾国藩苦心经营洋务多年，深感科技人才的乏用，1871年6月12日他亲自修改《幼童出洋章程》，8月18日即上奏朝廷，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就应该派人出国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师仿其意、精通其法，……拟先赴美国学习。”所需经费由海关收入中拨出。经过多方奔波与努力，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留学生计划。1871年，容闳、陈兰彬即着手在各省物色12岁至14岁的聪慧少年。1872年第一批30名少年在容闳的带领下从上海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船，开创了我国官方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崭新一页。但曾国藩却在1872年3月12日去世，他未能目送经他倡议，努力而成的第一批留学生的出国，这不能不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但容闳曾充满深情地怀念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在中国落后挨打的情况下，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伟蓝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无法实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英雄们，虽然制定了近代化的纲领《资政新编》，但也未能实现。只有在中国落后又一次次挨打、且被打得更为惨败的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曾国藩才率先以实际行动走上“师夷制夷”的大道。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原本在内地办厂办矿的理想未能实现。他曾提出“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办厂，如湘之常澧，鄂之荊襄”，都可办厂。“永定、石门的铜矿，仍宜设法开采。”
曾国藩不顾阻力，不辞劳苦去实践“师夷制夷”的目的本为自强御侮，但在实践过程中，他又不可能跳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阵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着重物质的生产，而轻视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他实践师夷制夷的局限性。这也是他首侣的洋务运动，在他死后二十多年落个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的原因。但这个悲剧的责任，是不能归咎于曾国藩个人身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