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达峰于1887年出生于浏阳河上游浏阳县之焦家桥，黄兴则诞生于浏阳河下游长沙县之凉塘，黄兴约年长焦达峰十三岁，他们同为辛亥革命著名的民主派革命家、军事家。从1903年到1909年间，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所交往，但史料不详，兹就所知略述如下：
1902年，焦达峰从浏阳县立南台高小毕业后，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接纳他加入洪福会。随后，焦达峰便和浏阳会党黎先诚等以歃血为盟的方式，在家乡黄公桥黎家大屋，以设“经馆”为名，成立了第一个秘密革命机关，命名“革命摇篮”，开展接纳会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由于风声走露，风波迭起，守旧绅士，相谋取缔。焦达峰的父亲焦舜卿，系地方著名绅士，因儿子的叛逆行为而引起社会非难，怕遭不测，累及身家，乃假装与儿子决裂，扬言要将儿子逐出家门。正当焦达峰在家乡难以容身之际，恰好接到浏阳会首谢寿琪要他和黎先诚同去长沙的通知，就这样，焦达峰借口与家庭决裂，与黎先诚联袂奔赴长沙。
焦达峰到达长沙后，一面进入省城潮宗街湖南高等游学预备学校学习日文，作留学日本的准备；一面广交会党首领，深受赏识，称他“挥金如土，人多目为豪士”；一面又积极参加革命志士禹之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据记载：“禹（之谟）于甲辰、丙午（一九○四——一九○五）间，在湘籍兴学校、开工厂以提倡革命，最为激烈，极器重焦达峰气节，凡秘密筹画多使参与，达峰以是增益不浅。”
黄兴于1902年留学日本，1903年4月，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留日学生开展的抗俄运动，并任“运动员”，即为回国发动革命人员。五月底，被革命党人“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的黄兴，自日本启程归国。于这年秋天抵达长沙，一面主持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并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一面物色革命同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十一月四日，黄兴即与刘揆一等在省会连升街保甲局巷彭渊庄宅创立了华兴会，黄兴为会长。随后，黄兴又创立了“同仇会”和“黄汉会”两个小团体。同仇会是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后来，黄兴又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名为补习日文，实系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也是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
这时，朝气蓬勃，壮志凌云的青年学生焦达峰，即深受会首及革命志士禹之谟的赏识，禹之谟与黄兴又过从甚密，自然也深受黄青睐，因此焦达峰被黄兴接纳参加了同仇会，并入东文讲习所学习，负责联络会党工作。黄兴是有意识地把焦达峰团结在华兴会的周围，使他在联络会党的实践革命活动中受到锻炼，俾成大器。年未弱冠的焦达峰，少年气盛，误以为未被接纳入华兴会，是未为华兴会所见重，是“人家认为他少不更事，学历和资历都不够，所以未可与闻大计。”实际上，他虽年少气盛，但其革命心切，革命志坚，且在革命活动中，见识日广，干才日增，革命阅历也日益丰富。当黄兴仿日本军衔制，自任同仇会大将，又于九月，当浏阳普迹市开牛马交易大会时又派刘揆一、陈天华前往普迹市，公开主持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并发给枪支、马匹。焦达峰对华兴会这种作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华兴会尚处在地下活动时期，只注重宣传，不注意保密，似此隆重举行仪式，太不慎重。他对黎先诚说“兵未动，而谋已泄，其事必偾。”果然，不出焦达峰所料，华兴会的起义计划被泄露，并供出黄兴是这次起义首领。十月二十四日，长沙府、县衙门悬赏缉捕黄兴等革命党人，华兴会机关遭破坏，同志星散，东文讲习所被迫停办，黄兴亡命日本。
1905年春，焦达峰也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失败，满怀义愤，而东渡日本。他原想学习军事，因限于自费留学生不得入军校的规定，只进入东京东亚铁道学校，学习铁道管理及爆破技术。八月二十日，黄兴的华兴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同盟会成立不久，焦达峰即加入了同盟会。后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负责联络各省会党，焦达峰任联络部长，成为同盟会的骨干。
1906年，萍、浏、醴一带，会党醖酿起义，焦达峰遵照黄兴“重整会党、联络会党”的指示，回国策动起义。这年五月，焦达峰回到长沙，与禹之谟等一道举行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的盛大活动以后，即奔赴浏阳，指挥会党起义，并任醴陵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十月七日，李部遭到清兵袭击，李金奇在醴陵白兔潭不幸落水而死，铁血军溃散，焦达峰逃到长沙，因闻禹之谟被捕下狱，遭到酷刑，伤重垂危；他愤而“前往狙击端方（湘抚）不成”，被清廷追捕紧急，乃再东渡，亡命日本。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移后越南，设机关总部于河内，集中全力，组织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发动武装起义。6月，黄兴奉孙中山命，离开东京。黄兴经香港来到越南后，连续举义于粤、桂、滇边境地区，风声所播，清廷震惊，清廷悬赏通缉黄兴。
1908年2月，孙中山被越南法国殖民主义当局驱逐出境，前往新加坡。同年五月，黄兴在老街被法兵逮捕，也被法吏遣送新加坡。这年夏，黄兴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再抵东京。
1907年3月至1908年夏，由于孙中山、黄兴不在东京，又专致力于粤、桂、滇地区的起义，并迭遭失败，在东京的同盟会员虽达二、三千人，但同盟会的组织十分涣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加之国内环境更险恶，许多会党中的革命分子纷纷逃往日本，深感同盟会只顾西南边区的武装起义，而不注意长江流域的会党工作。因此，在东京东斌步兵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中的会党成员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等，主张于同盟会之外另组一革命团体，专以联络会党，发动革命，推翻清朝为职志。于是发起成立“共进会”，把各地哥老会、洪江会、三合会、三点会、孝友会、孝义会等会党在日本的首领联合起来，于这年的八月在东京的青风亭成立了“共进会”。首推四川孝义会首领张百祥为会长，仍拥戴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门别户，独分系统。其规章方略与同盟会基本相同，惟于入会志愿书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外，另加入“平均人权”，以示提高会党的社会地位。设立交通部，负责联络会党，焦达峰任交通部长。
黄兴自新加坡归，发现同盟会组织松散，意见分歧，尤对共进会的成立产生怀疑，认为共进会是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因此质问共进会的主要发起人焦达峰“何故立异？”焦达峰回答说：“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又说：“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经焦达峰这番解释，黄兴感到共进会的成立，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并无别意，无可非议，于是就默认了。
随后，黄兴在东京成立大森体育会——军事讲习所，借提倡体育为名，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聘日本军官进行军事训练，研究野外战术及学制炸弹。黄兴也亲自授课，每逢演习行军战斗，则分学员为二军，黄兴与日本教官各领一军，以相对阵，在夜袭与拂晓进攻等作战演习中，常操胜券，日本教官不胜钦佩。焦达峰等七十人，入体育会学习军事，研究发动起义计划，与黄兴配合得很好。
1909年春，焦达峰自东京归至武汉，与湖北孙武等设共进会湖北总机关于汉口，从事联络长江流域会党活动，以后便长期留在国内致力于革命，直至1911年长沙起义后牺牲。而黄兴则至1913年才再度回国。由此看来，他们两人从1909年春以后，便再无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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