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达峰以毕生精力，从事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1909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四月与孙武等设湖北共进会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他们对会党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会党势力很大，虽然有其落后的一面，但主流是倾向反清的，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革命力量。如是，他们以很大的精力，致力于会党的改造和宣传，引导他们投入伟大的革命运动。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名目繁多，不相统属，焦达峰乃仿照会党方式，以中华山统一之，采取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等会党的传统办法；会党内部都有山、水、堂、香等四种名目，共进会的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每字系以通俗诗一首。
中华山诗：神明华胄创中华，凿并耕田到处家；锦绣山河万世业，子孙相守莫相差。
兴汉水诗：一水源流万里长，汉家兴复起中央；自从派衍分南北，气势奔腾不可当。
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
报国香诗：香火绵绵未敢休，祖宗一脉自千秋；腥膻久溷庄严士，待买名香祓九州。
焦达峰就这样计划将长江流域会党以共进会中华山名义统一起来。共进会的刘玉堂，是长江会党首领，任清军水师探长，颇具势力；于是共进会派赞申芗、刘玉堂等以中华山名义吸收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每镇以副督统帅之。决定于1909年9月，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号召长江南北同时举义。
五镇军队分驻如下：
第一镇副督统袁菊山，驻扎襄、樊一带；
第二镇副督统刘英，驻扎安陆、德安一带；
第三镇副督统刘玉堂，驻扎汉口；
第四镇副督统黄申芗，驻兴国、大冶一带；
第五镇副督统刘汉一，驻黄州。
孙武任五镇正督统，设总部于汉口鸿顺里34号，各镇内部编制，由副督统各自处理。
湖北方面的布置就绪，焦达峰即偕同周海文、刘肯堂等回湖南，在长沙设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与湖北互相策应，以期胜利举行两湖暴动，不意会党组织纪律性极差，各地连续发生事故：七月中，湖南第二、三两湖镇副督统所辖潘平介部属焦逸仙自发爆动，被清吏擒杀，且将株连；八月，刘英所统第二镇部属龙世英、刘伯奇不受约束，擅自暴动，亦被清吏枪杀；黄申芗第四镇管带柯玉山暴动失败，全镇已临瓦解。驻汉口第三镇副督统刘玉堂又密报孙武：汉口巡警已侦悉孙武返汉倡立共进会造反，密布军警侦探，伺机捕捉，阴谋一网打尽。
在此形势下，孙武对会党产生反感，认为会党只可联络，不可依靠，愤而放弃会党工作，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去了；焦达峰却与孙武不同，暴动失败，毫不气馁，不仅继续联络会党，且把湖南会党工作搞得更加有声有色。
焦达峰决心实践昔日在浏阳黄公桥歃血结盟以“首义长沙为己任”的诺言，吸取湖北暴动失败的教训，又在湖南积极活动起来。
这年八月，焦达峰化名左耀国，偕同周海文、刘肯堂、杨任、余昭常、曾杰、谢介僧、邹水成等，在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秘密设立共进会总机关，沿用1906年原萍浏醴会党起义时的“洪江会”名义，将湖南会党统一在共进会的旗帜下，以萍浏醴会党作基础，进一步团结全省会党，在湖南发动反清起义，以期一举颠覆清政府。于是遣杨任、余昭常往常、辰、沅、永、靖，彭邦栋、周一果、吴燮、郑人康、柳鹑火、刘重、李国柱等往衡、永、郴、桂，黄国初，李琦、周罗等往岳州，谢伯圭、周文斌、禹刚骨等往宝庆，联络会党，分途活动，焦达峰则统其成。
不久，焦达峰回到浏阳，因黎先诚、黄小山已先行回国，浏阳会党工作日有起色，再经焦达峰一番鼓动，会党便活跃了。焦达峰当即在浏阳普迹市开了一次山堂。这次开堂，也是按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传统方式进行的。会党传统入会方式：入会的叫拜弟，每个拜弟都有恩、承、保、引四大盟兄。恩兄是山主，即龙头大哥；承兄是副山主；保兄是保证人；引兄是介绍人。拜弟以绝对服从龙头大哥的命令为第一要义，违抗的要依会规严办。
普迹市这次开堂，盛况空前，参加开堂的有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每个龙头大哥拥有拜弟二千至五千人，吸收一个龙头大哥就等于增加数千之众。这天，焦达峰经许多龙头大哥推举，成了“穿靴子上山”的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湖南会党自马福益牺牲，失去统一的首领，经过这次开堂，便在洪江会的名下再次统一起来。焦达峰继马福益之后成为湖南会党的魁首。会党是家长式的领导，会党成员对龙头大哥是唯命是从的，故联络会党，只要把龙头大哥的关系拉好，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次开堂，为湖南辛亥革命起义发动会党群众奠定了基础。
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湖南反动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进行血腥镇压，激起巨变，群众游行示威，包围警察局，围攻抚台衙门，并纷纷焚毁各国领事署、教堂、医院以及各洋行的房栈。事变初起，焦达峰、杨任、黎先诚等组织了三千健儿，准备乘机发动会党起义，直取长沙，并电约湖北共进会负责人黄申芗等同时起事；黄申芗又联络湖北另一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打算趁鄂督调派新军南下镇压长沙风潮，应约于四月二十四日举事。
嗣后，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了解到这次风潮内情复杂，有立宪派和反动官绅暗中操纵，黎先诚认为：“我们起义还没有达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何况这次抢米风潮是官绅之间争权夺利、矛盾激化的结果呢？我们如果这时起义，将会促成官绅和解，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那就不好办了。”焦达峰接受了黎先诚的意见，放弃了起义计划，中止行动。焦达峰自投身革命以来，先后经过1904年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和1909年两湖暴动，这是第四次受挫。但是，焦达峰累败不馁，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湖南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取媚于帝国主义，派出巡防兵勇，四处捉人，巡查街道、客栈、饭铺，闹得鸡犬不宁。傍达峰虽没有直接介入这次风潮，却在长沙仍不能立足，被迫走避醴陵，派其胞弟达人留在长沙，负责保管共进会的名册和机密文件，并往来长沙、醴陵，传递消息。达人毕业浏阳文光高小，1907年入长沙高等普通铁路学堂，1909年辍学革命，加入共进会，臂助乃兄，这时已成为共进会的骨干。他工作踏实，沉着认真，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和焦达峰一道走避醴陵的，还有周海文、刘肯堂、黄国初、黎先诚等四人，他们住在和丰客栈，栈主姓王，同情革命，半年未索取食宿费。他们生活困苦至极，连衣物都典当光了，所余衣服，轮流穿换。时值端午时节，天气已热，他们还身穿夹袍，然斗志昂扬，安定乐观。焦达峰写了一首长歌，慷慨抒怀，表达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念世纪大英雄，呼号奔走闹沉沉，一声长叹，泪落纷纷。人何在？国何存？千思万想伤心。……造我新世界，还我旧乾坤。民国立，土地平，处处歌功颂义军。那时节，借衡门以栖迟，假盘谷以怡情，耳听两岸猿啼，四面风声。快哉快哉吾志成，优哉游哉上天庭，身随赤松子，学得长生不老春。
焦达峰困居醴陵时，与南华女校校长张国英及张伟民、何弼虞、晏国齐等志士往来密切。后来抢米风潮平息，得到酸陵友人的资助，筹集了一点钱，又回到浏阳，借名为业师捐官，也筹得了少许川资，便和周海文等一行，返回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们六人回到长沙后，栖身于湖迹渡的李氏墓庐，此地荒冢累累，人迹罕至，易于避人耳目，而腐朽昏庸、文恬武嬉的清朝统治者，哪里想到埋葬他们的掘墓人，就在这里崛起呢？
这时，焦达峰等人的生活极为艰苦，“每日衣食不暇给，常辄就肆中以廉值籴米，或就乞丐，购其余粟，以资果腹”。见《黄蔡焦陈四公事略》。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却坚不可摧。焦达峰在墓庐书联，慷慨述志云：
千年事业方寸内；万里乾坤掌握中。
焦达峰寄居李氏墓庐，积极开展联络会党和运动新军的活动。首先和湘西会党首领杨任、余昭常等一道，奔赴常德、辰溪、沅陵一带活动。这一带会党都拥护共进会反清起义，愿受焦达峰收编和统一指挥者，达数千人。
焦达峰联络会党，不停留在与会党首领间的联络，而注意在会党下层成员中进行组织教育工作。比如，他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铁路的接轨工作，以修路作掩护，在杨任等人的协助下，对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和组织工作。焦达峰经常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在当时既是立宪派又是革命派活动的场所太平街贾大傅祠，大摇大摆地出出进进。权绅们当他是乡巴佬或修路工头，对他不加注意。这些修路工人（多数为会党成员）在焦达峰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后来积极参加保路运动，并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队伍。
焦达峰联络会党的同时，并就近运动新军。那时湖南第二十五协新军驻地在协操坪（今湖南体育馆和体育场一带），距湖迹渡李氐墓庐不远。焦达峰按照会党传统方式运动新军，他采用多方渗透和个别联系的方法，很少集体开会，其秘密行事，达到了“相喻无言”的程度，使人无从察觉。比如，焦达峰委托昆仑山龙头大哥黄少斌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派忠实可靠的会党成员，千方百计地打入新军。黄少斌便动员胞弟颂卿弃商从戎。颂卿乃改名树南投入新军炮队营，成为炮队营新军的革命党人的代表。长沙光复后，升为管带（营长），参加了由王隆中率领的湘军援鄂战争。当时，新军每队有号兵二名，多数是会党成员。焦达峰给他们以“红旗老五”的位置，让他们负责通讯联络。
焦达峰除联络新军外，还注意联络巡防营，因为那时巡防营也取消了传统的号筒，更鼓和醒炮，而代之以新军所用的军号，这样也开辟了一条通过会党打入巡防营的门路。另外新军中的炊事员，几乎全是湘乡人，其中许多加入了会党，并且有的人在会党中地位还较高，通过他们进行联络，极为方便。加以炊事兵和号兵平日出入营部，都不受限制，是当时联络军队的一条重要途径。
（摘自周学舜《焦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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