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号和籍贯
辛亥长沙光复后湖南副都督陈作新，是辛亥革命时所谓“三湘二杰，十日千秋”的历史人物（“三湘二杰，十日千秋”是辛亥年九月湖南省各界追悼焦陈两都督殉难大会会场大门的联语。据说，这八字挽联，是革命党人成邦杰所作）。人们对于这位昙花一现的首义功勋人物，有种种不同的传说。笔者比陈的年龄小十七岁，从幼年时候起，便不断和他会见，向来是以父执辈的礼貌去尊敬他的。今就记忆所及，追述我所知的几件事：
陈作新原名辅廷，字敬臣。出生于1885年，浏阳县人，原籍安徽，先世游湖南。遂家浏阳县永安市。1905年由彭梅生先生介绍他到长沙东乡洋石潭郎家坊李芳生先生家教书（彭梅生名钧，为长沙名士，据说曾作过辅廷的廪保。彭家住长沙东乡洋石潭廖家屋场，和李芳生家以及我家都是望衡对宇。彭很赏识陈的文笔雄健，所以举荐他到李家教书）。我曾见李家写的“关书”：“敦聘陈敬臣夫子为小儿继芳业师，全年奉束修叁拾串。此订。”陈到李家上学之后，有一次到我家拜客，大红名片上是陈辅廷三字。1899年陈准备投考时务学堂，事先和王先谦谈话时，争辩了几句，被老气横秋的王先谦所呵斥，气愤离席，未去应考。随后报捐监生去观场（花几十两银子便可捐得监生。凡有监生执照的，就能和秀才一同应乡试。当日称应乡试去考举人的，名曰“观场”），并改名陈汝弼，字荩诚。
1899年，陈作新随唐才常在湖北搞自立军。据他自己后来谈及，那时没有用真姓名，化名为程秉钺，所以湖南人不知道湖北省所通缉的程秉钺就是他。壬寅年（1902）改名陈竞存，字涤非，去投考湖南将弁学堂，不幸落选，后来才改名陈作新，字振民，考入湖南兵目学堂。朋友们不习惯于叫振民，仍旧呼他为敬臣，所以改用敬臣的同音字“竞成”为号。在革命运动中，同志们因为“有志者事竞成”是一句成语，大家都戏呼他为“有志之士”。陈作新还有一个绰号叫作“陈梦天”（湖南有一句土话：浏阳磢天，一发三年。凡是性情直爽，一往无前，幻想甚多，随便发言的人，便呼之为“梦天”）陈作新的一生事业，很受了这个绰号的影响。
教读中的琐闻
陈作新青年时曾由人介绍在李芳生家教书。李芳生的儿子李继芳，从陈受业。其时，李继芳年仅十二岁，从前士子必读的十三经除《仪礼》外，皆已读完，八段文章已经“完篇”。照习惯，文章已经完篇的学生，先生应把他当成年人看待，不再背诵诗书，即有过错，也不再与以体罚；而陈先生性情急躁，对学生期成心切，要求也甚高。一般年轻的孩子，都是爱玩的，陈先生以为对于学生的幼童时期，教读如果稍微放任，将会前功尽弃，所以对李继芳教读极严。背诵偶有遗忘，动辄施以体罚，打得头青眼肿；每天下学，还要给他一些额外负担，如要他默记《论语》上有几个“斯”字和“仁”字，《孟子》中有几个“此”字和“义”字，《国风》里有几个“麻”字和“河”字，《唐诗三百首》中有几个“烟”字和“桥”字，唐诗中你读过几个“阑干”等等，使学生在休息玩耍时，还要费脑筋去默书，有错就又得挨打。李继芳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地方上一些教书先生常说，这个学生的颖悟和记忆，都超越寻常，不应挨打；而陈先生有他的成见，他说，我原来是爱玩耍不肯念书的人，今天还能当教书先生，就是严师打出来的，因而认为“不打不成材”，“严师出高徒”，教书要严，严的好方法就是打。陈先生的馆中有两个附读学生罗某和汤某，他们挨打也不比李继芳为少。罗姓学生资质较笨，记忆力弱，更是乡下人所说：“捶糯草一样”，打得青红遍体，竟至中途辍学。
陈作新为了琢磨李继芳快些成材，夜深还罚他跪着读书。李继芳忍无可忍，侦知先生已经睡熟，便摸黑逃走了。陈作新发现学生由学堂里失踪，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亲自同着李家派出寻访的人，四出寻找，寻了一整天，毫无消息。大家认为黑夜出外，可能失足落水，在附近塘坝中打捞，也无一点踪影。失踪的第三天傍晚，李继芳才被一个农民将他护送到他的外祖家中。原来李继芳逃往他家八九里外一个农家的草礁（乡下在收割禾稻之后，将草堆积成山名曰“草礁”）中躲了两天，被农民发现了，要送他回家，李继芳说：“我是由学堂里逃出来的，回家必定会被先生打死，我宁肯在外面讨饭，决不回家。”农民再三劝他，他说：“我只能到外祖家去。”农民就把他护送到了他的外祖家中。陈作新经此次事故之后，对李继芳的管教大大放宽了；而且戒酒戒怒，因而平安地教完了这一年馆。
在考试中的波折和思想上的转变
陈作新在青少年时代，是专攻八股和词章的。他受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引诱，无例外地成了一个醉心于“日绕龙鳞识圣颜”的人。据他自己说：从十四岁起就去赶考，应过六次小考，仅仅“挑了”（被挑选作为备取）一次；但在外县替人作枪手五次，有三次获售，曾先后得到三百多两银子的报酬。后来，花了几十两银子捐得一个监生去观场，这一次的文章，自己觉得十分得意，朋友也为他预贺，满以为必定高中，榜发，不幸“名落孙山”。后来，知道他的文章曾经“出房”（阅卷的房师把他的卷子呈荐于主考），只得怨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被额满见遗，遂决定“弃文就武”。
当陈作新投考湖南将弁学堂的时候，总办俞明颐升坐公案点名，唱名人高唱：“陈竞存！”陈作新身穿一件酱色宁绸镶有青缎五云的得胜马褂（清末新军军官一种制服），左右袖各有金边（表示官阶的）三道，足登快靴，自提笔墨袋，走到公案前应一声“到”（笔者当年还是一个毛孩子，因送业师马剑辉先生去赴考，在旁亲眼看见，心中很羡慕他的英俊）。而俞总办却将眼睛扫视着老陈的全身，随将笔在陈的名上另加一点。等到出场，我将所见告诉马先生，马先生说：“你眼见总办看他时，是否带有笑容？”我说：“似乎很庄严。”马先生说：“这就吉凶莫测。”结果，陈又落选。据说后来进入兵目学堂，还是另凭八行书的效力。
陈作新青少年时代所读的书，大都是赶考用的诗文之类，如《各省魁元闱墨大全》、《多宝船》等，总想在“摩元得元，摩魁得魁”的揣摩中，收得“青云得路”的效果。据说，辛丑年他在贺家教书时，看到贺家藏书中有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全集》、《吴梅村全集》和《龚定庵全集》以后，诗文意境才走入性灵奔放的大道。尤其是在李芳生家教书时，看到李家藏书中的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梨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开始对于世界的寥阔、文章的经世有所领悟。彭梅生为了在长沙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邀约陈作新做助手，陈又趁此机会，看到了许多翻译的新书。陈很聪明，后来的思想转变，都是由于他所积新知的逐步发展。自《猛回头》、《洞庭波》、《黄帝魂》一类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在长沙秘密流行后，陈更欣喜若狂，到处宣传，变成了禁书的义务推销员。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传到湖南，陈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篇的背诵，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他必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
陈作新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最浓的人，在治学方面，读书庞杂，知识日新月异。他之由醉心科举转变到搞时务，参加自立军和民主革命，都是有线索可寻的。
艺术方面的造诣
陈作新是一个有艺术天才的人，能诗能文，会写会画，也会镌图章。他的诗是从学陶、学杜入手，有一个时期为应试之用，专搞试帖诗；后来，读诗渐多，力学吴梅村和龚定庵，因而能不为试帖所束缚，转入清新奔放一途。
陈作新的八股文章，最为彭梅生所赏识，可惜文章憎命，应试无功。清末改试策论，陈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一些名作，又勤加揣摩。某科乡试，陈捐得监生去应试，出场向友人背诵闱中所作，都认为必有捷报；结果，徒叹一击不中！从此，他的文章出路，只能做些寿诗、寿序、墓志、挽联，谀人谀墓，去换取酒资，终不克冲破樊笼，为经世之用。
陈作新的正、草、篆、隶四体，都写得很好。小篆、大篆已擅小名，尤长于铁线文。他最爱写字，对于向他索书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他在副都督办公室所忙的，多是写对联和屏条。民国初元，湖南有许多人家的客堂中还悬挂有陈副都督的墨宝。
陈作新学画，自言并无名师指导，初学画兰、画石，后来在罗家教书，罗家藏有画谱和印谱很多，由是又学画梅、画竹。我曾看见他为任舜畴画的立石，突兀峥嵘。陈自言：“你细看一下，可以看到立石的三面。”经他指示再看，果然玲珑剔透。在画的右下角另盖有图章一个，篆文：“留与将军作虎看”。画竹则学郑板桥，颇自负。又说，他学郑板桥的行草，习之三年，仅得皮相，再练二十年，或能有成。由此可见他平生对于艺术的爱好，也深知攀登艺术高峰的艰苦。
陈作新爱镌图章。他镌章是用“墨脸”（用墨涂在石章上，不用稿本，信手刻划）。常见他握着镌刀向空刻划几下，便在石上奏刀。不一刻钟，四字章的阴篆阳篆已轮廓分明，只待修饰。他说，镌章在奏刀之前，要胸有成章，如画竹必须胸有成竹。当日长沙有些金石家也曾誉陈的篆刻为：“刀锋自然，古朴可爱。”
光绪末期某年，陈作新因年近岁逼，债台高筑，乃在长沙犁头街翠筠轩刻竹铺对面，借得某轿子铺临街一席地，摆一个“代书春联”的摊子，想搞一点笔墨费去还帐。他的临时招牌是用珊瑚冷金笺写的“鬼画桃符”四字隶书。翠筠轩刻竹铺，是长沙有名的手工业，柜台朝南角有“精刻竹器”四字隶书招牌，是用珊瑚冷金笺写的。陈作新的那块“鬼画桃符”的招牌，就竖在竹器铺的对面。当日长沙的街道很窄，由南往北去的行人触目就望到“精刻竹器”和“鬼画桃符”凑成的一副绝妙对联。因此，行人都要停下来欣赏片刻。其中一些有文才懂艺术的人，便在街上东张西望，含笑谈论，个个都称赞：有趣有趣！行人问到这位卖字先生的姓名，陈就回答说：名叫“吴斗魁”，盖以“吴”字谐音作“无”，无斗之魁者鬼也。陈所取润笔费较高，八个字的春联收费一百文（普通代书春联的市价只二三十文），白宣纸对联加倍，四尺屏条和横披每条二百文。从腊月十六至二十四过小年，只十天功夫，就收入了十六七串，相当于普通教书先生全年的束修。陈后来常常自夸他在艺术生活中的出奇制胜。
参加自立军
陈作新欲入时务学堂，被王先谦所扼以后，忿恨不平，只要喝下几杯酒，就大发牢骚。常说：要去做“山大王”，并放言：一朝得势，定要杀尽这些老朽。其时，唐才常正蓄谋搞自立军，到处留心人才，见陈作新少年气盛，便争取陈作为臂助，时常予以接济。当陈去到汉口和唐相见时，唐即派他到安陆一带组织自立军。唐深知陈疏狂不羁，爱使酒骂座，怕他偾事。其所以指派他到安陆，正因为安陆先有一个名叫许行健的在那里工作。许是老于江湖的人，并且是会党的头目，和群众联系得很好，使陈去安陆后，可以有所依靠。陈到达安陆后，许行健劝陈加入会党，保证可由几位龙头大哥来抬举，使陈做一个穿靴子上山的大哥（会党中所谓穿靴子上山的大哥，就是不必由老么按步提升，而是一步登天的大哥），许行健曾对陈说；“圈子外的人和圈子里的人总不免隔阂，圈子里的人对圈子外的人虽是尊敬，还是不够亲切；一旦上山，都是自家人，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听到佛公（唐才常字佛尘，同事都称他“佛公”）说：“想做山大王，今其时矣！”但被陈婉辞拒绝了。后来，陈作新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是书生之见，对于参加会党，思想上搞不通，我曾对许行健坦白地说：会党是江湖流派，生硬的做作太多，我不习惯；并且我们去运用他们起事，事成也应对他们有足够的酬庸，若我们自己卷入江湖，那将是终身卷入旋涡，不能自拔”。从此，许行健再也不提“开山堂”（加入会党的一种仪式）的事了。陈作新感到在安陆和他们一起，虽礼貌上仍是一样，但许多事，自己象站在圈子外，越来越感到貌合神离，因此，索性借着去汉口接洽公务，离开了安陆，陈到汉口和唐才常会见，很率直地将许行健劝他加入会党，以及他不愿意卷入江湖的一番经过告知唐。唐说：“为事业而卷入江湖，不同于无目的耍江湖，谭壮飞（谭嗣同号）为了想考查会党的起源和作用，曾亲身投进过许多不同宗派的会党。关于参加会党的问题你再考虑考虑罢。”其时忽报崇（阳）通（通山、通城）主持人谢某病危，已离崇阳回家，唐才常认为正在紧急的时机，便又派陈作新去崇阳暂时接替。陈到崇阳后，便赶忙又到通山、通城一带与会党联系。原来崇通主持人谢大哥已经组织了几千人。陈作新以一个新由汉口派去的人，大吹大擂，积极鼓动，使崇通自立军的进展加速。据陈言，设非武汉机关被破获，唐才常遇难，他将率领崇通八千子弟，会师三镇，痛饮黄鹤楼中；无如变起突然，群龙无首，自立军无形瓦解，他只好扮作游学先生沿途混饭吃，逃回家乡。
参加辛亥革命
陈作新由一个搞八股文章的书生，随着时代潮流的进展，搞维新、搞自立军，东奔西荡，受尽控折，搞得一事无成，栖栖遑遑地长叹着“一身四海无安顿”，忽然在武昌遇到湖北新军教习辜天保（荞生）。陈、辜两人性情相似，谈得十分投契。辜天保对陈作新说：“新军用的兵器，都是最新式的，战术也是崭新的一套。今后作战，若以新对旧，旧军决非新军之敌，必不能在新军之前获胜。”这一席话使陈作新受到了新的启示。
陈作新自被龙大先生（砚仙）介绍进入兵目学堂毕业后，先后任二十五混成协炮队营排长及四十九标排长，对当日的新文化日益接近，于中国的积弱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在龙砚仙家看到同盟会出刊的《民报》，受到种族仇恨的刺激，便组织了一个“积健学会”（后来改称积健社），结合一些新军中的下级军官，以研究军事学为名，暗中搞革命运动。陈作新的书法，在当时湖南新军中是有名的，一些官长对于应酬场中的寿对、挽联，往往托陈包办。陈便趁机和他们接近，逞其雄辩，想说服一些中级军官一起搞革命。当日的中级军官，多数是热衷利禄，很少有革命大志的，对陈总是“敬而远之”。某次军队中因庆祝会聚餐，陈作新酒醉忘形，大发革命言论，被其直接上司某某密报上级，借故将其排长职务撤除。陈被撤差以后，听说东三省的陆军正需要人，便打算去黑龙江投效。他的一些旧同学和旧同事集了一笔钱送给他作旅费，并有许多人设宴为他饯行。据说，陈作新另有纠缠，迟迟其行，不多时，就把远游的盘缠挥霍光了。这时，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运动，焦知道陈正在进退维谷，陆续接济陈的生活用费。并劝他不必去黑龙江，且在湖南帮同运动新旧军队，作在长沙起事的准备。他要求陈作新除加紧对新军中的下级军官联络之外，进而和各兵种中的正副目时常接触，多方联系。陈作新有了这个任务，决心留在长沙。他的言论和行动，每每显出一种“神出鬼没”的样子。龙砚仙又给他一些交际费，举动更表现得活跃。从此，小吴门一带的茶楼饭馆中，常见到陈作新的踪迹。陈和日新社的一些同志搞得非常融洽。陈作新浑名陈梦天，在军队中知道陈梦天的很多。陈自称和革命党头子孙文、黄兴都是拜把的兄弟。他就是湖南革命十头领之一（所谓十头领是陈作新捏造的，即：宋教仁、焦达峰、谭人凤、陈作新、龙砚仙、阎鸿飞、杨任、成邦杰……），事成之日，他就是湖南革命军的镇统（那时湖南新军中以协统为最大，镇统比协统还高一级）。又说，革命党已托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兵舰运进炸弹四十箱，机关枪四十挺、马枪两千枝、手枪三千枝……，说得天花乱坠，大家毫不怀疑，精神为之振奋。有一次在杨家山小学开会，他事前对人说：孙文派了他的总参谋杨任到湘联系，大家将会看到一个翘胡子的，就是杨总参谋。届时，杨任、成邦杰和杨守箴三人同到，翘胡子杨任更受到军队代表们的欢迎。陈作新这种似真却假，说假还真的花招，当时曾经使到会的人受到很大的影响。
出任湖南副都督
辛亥年九月初一长沙光复，革命党人临时邀集一些原有默契的开明士绅到咨议局开会，推选焦达峰为都督（焦出任都督是秘密运动中早经决定的）。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焦说：“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不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陈说：“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都督。”黄瑛和陈作新私交很厚，便对常治说：“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到会的革命党人，正因革命胜利，满怀高兴的时候，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便算是决定了。
接着，焦都督提出军务部长和民政部长人选，经大家赞成后，即提到都督府地点问题。文经纬主张照湖北一样，设在咨议局。陈作新说，都督府以设在抚台衙门为宜，该处房屋宽大，居省城中心，办公最为合适。余抚台归顺革命后，可派队去接收布置。随即指派杨玉生率队前去。
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出会场后，又向都督府集会。焦都督提出一系列当前亟待处理的紧急事项，并说，除电报局和湖南官钱局已于起义计划中派出联络组前往监视发报和提款以外，现在第一，要派遣三个武装和便衣混合组去监视余诚格和潘臬两司，并从速护送其出境；第二，派人接收巡警道和各分局；第三，设立城防司令部。又提出都督府内设秘书监、主计处、顾问厅和督勤处的规划和建立陆军四镇以及镇统人选问题，经逐项议定后，问副都督有什么补充？陈只说要设立一个招贤馆，网罗文武人才，以扩大革命队伍。焦都督说：“重要，重要！”即交秘书监去计划拟办。其时，谭延闿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说：“这件事，明天再讨论何如？”谭说：“许多士绅和咨议局议员都认为新邦成立，民主极关重要，应即决定，以安人心。”当时，会议厅的出席人都已疲劳极了，对于这个突然提议，没有深加考虑；仅文经纬说了几句暂时不必设立议会，以免牵制革命行动的话，也未为大家所注意。临时参议院就这样设立起来了。
九月初二，陈作新要兼议长，而参议院以军人不能当议员，议长要从议员中推举为词，拒绝了他的要求。陈也不以为侮。宪政派中老谋深算的人多，想出种种方法在两督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焦的胸怀淡泊，无所不容；陈则被人捧拍利用，和焦直闹分家。他将都督府刚成立的卫队分去一半，另行驻扎，并说副都督形同赘疣，竟闹出向参议院辞职的笑话（都督、副都督不是由参议院产生的）。当时，长沙遍传两督磨擦，直到九月初五我由湖北回湘就军务部长职时，陈才到都督府向我道贺。我劝他率兵去援江西，陈也觉得出省建功，是最好的方法。一场副都督辞职的风波，从此烟消云散。
援赣声中被戕
湖南光复后，除北与湖北已联成一气之外，东、南、西三面如江西两广、川、黔都还在酝酿举义中，亟待湖南予以支援。江西为湘鄂的近邻，若不得手，为患非浅。我就军务部长职后，首先督促第一协王隆中统领立即出发援鄂。同时催第三镇统制易堂龄整军援赣。易堂龄和陈作新同学，且素相契，因而劝易与陈合作，由陈兼任援赣军总司令；并拟以第四镇阎鸿嘉所部的一协为援赣军总预备队。陈作新也认为满意。这时湖南军队中传说有所谓四派，即：士官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新军派（湖南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兵目学堂和陆军中学的）、旧军派（巡防营出身的）、外江派（日本东斌学堂和外省的武备、陆师、将备、将弁学堂毕业回湘的）。这四派中以新军派的人数为最多，士官派的旧势力为最大。士官派中野心勃勃的梅馨、蒋国经等和革命党人素无联系，没有能象余钦翼、王隆中当到镇统、协统（余、王都是士官出身，因和革命早有默契，所以能得到统制、统领），心怀仇怨，因而兴风作浪，挑拨是非，离间焦陈；并且骂外江派为“江湖派”。他们阴谋暗杀陈作新，嫁祸于焦达峰头上；再煽惑新军派向外江派进攻，借口为陈作新报仇，最后将焦达峰打倒。另一方面，宪政派中的阴谋家廖某、陈某和梅、蒋商量杀焦的计划。传说，宪政派认为陈作新不过是“梦天”作风，嗜酒好色，容易对付，原想去焦不去陈，以免得罪于新军派。蒋国经认为除陈易必倒（就是易堂龄随之而倒），不如将陈一起“切了”。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多半是淡于权利的，警惕性不高。焦达峰原接到一些报告，有人正在阴谋陷害。焦说：“只要是革命排满，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他还不曾想到敌人不仅要夺他的位而且要他的命。陈作新也接了许多报告，他总疑心焦达峰不容他，决没有想到老上司们将会拔刀行刺。
九月初十日那天在咨议局开大会讨论援赣和援鄂。会后，都督府接到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的报告（和丰发行一种钱票流通市面，信用素著。那天挤兑，后来才知道就是梅馨等有计划制造出来的）。焦都督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此时忽有人对陈副都督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去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副都督忙调卫队两棚，亲自乘马向和丰进发，路经文昌阁附近某成衣铺门前，就有预伏的武装队伍拥出围住卫队缴械；另一大汉手持马刀向陈副都督头上一刀劈去，左额劈下一块，陈拔枪不及，忍痛下马，突入成衣店取得板凳一条，回向杀他的凶手当胸砸去，将凶手砸翻，又在凶手头上一凳砸死，他自己忽又连中几弹，倒地气绝。
我所知道的陈作新的生平事迹，已如上述。现在就我所能忆及他的作品和琐事约略叙出，以当附录：
陈作新有一首狂诗：“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象易倾城。”可怜他梦寐萦想的“倾城”，毕生未能如愿，而不急需的铜像却很快就实现了！
陈作新所刻的图章，我曾看见一些。名贵的石质不多，多数是寿山石和青田石。他有一本印谱，名曰“陈大奏刀”，其中有：“英雄无奈是多情”、“戎马书生”、“自称臣是酒中仙”、“温柔不住住何乡”、“但愿长醉不愿醒”、“亦狂亦侠亦温文”、“留与将军作虎看”、“游戏人间”、“觉今是而昨非”、“推陈出新”……。据说，他作副都督后，还刻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上”的图章，我却没有看见。那方“游戏人间”的图章是和“吴斗魁字曰忘愁”一方成对的。因为他用“鬼画桃符”作市招卖字的时候，人家要他书写宣纸屏对，署款仅“星恒忘愁”四字，盖的图章就是他星夜赶刻的阴篆“吴斗魁字曰忘愁”和阳篆“游戏人间”。这位曾经哄动长沙的怪人——吴斗魁，只有熟人才知道是陈敬臣的玩艺儿。
最有意义的作品，是陈作新临难前二日写的两副对联。九月初八他写了两副对联送成邦杰和我。联语是：“练兵先练将，擒贼必擒王。”联旁的跋语是：“日前与诸友谈北伐，成邦杰将军谓：擒贼必擒王，宜速进中原，直捣燕蓟，系组孱王颈上，饮马兴凯湖边，方可成犁庭扫穴之功。顷因筹备援赣，同军务部商谈整军；阎幼甫将军谓，练兵先练将，务使全体将校都能学识充足，技术娴熟，然后能收强将手下无弱兵之效。因思练兵先练将与擒贼必擒王二语，确系革命建军与北伐作战最重要之指导原则，巧合成对。爰制线篆联，分贻两将军，以当息壤。辛亥九月初八日陈作新识。”加盖了名章和“推陈出新”闲章。他赠我一联，因九月初十事变仓惶，不知流落何处。成邦杰同志在民国初元即身殉革命，如果赠成邦杰一联，尚能人亡物在，亦可算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件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之所以惜陈死得太早，纯是对他的艺术而言。陈作新书画篆刻都想学郑板桥。学郑要先具备能写四体书，又会画兰画竹。陈的基本功夫已经初步打好，如果能以他所说，加工练习二十年，则推陈出新，可能驾郑板桥之上。
又陈临难前刚要出都督府，遇到我骑一匹英国种枣骝马回部，陈即换借我的坐骑乘去。陈死后，这匹马为谭延闿所得。谭素精马术，而马竟不驯，无法乘用，后来沈秉绅北伐过湘，谭将马赠沈，沈亦不能骑。及北京宣布共和之日，马忽倒毙。沈曾有信谢谭，叹为异事。一九一七年我回到长沙，有一次和谭聊天。谈到“功成身退”，谭因此又谈及陈作新临死时所骑的那匹马。谭是迷信最深的人，他说，那匹“灵畜”，不事二主，可谓功成身退，暗中也是骂我始终不愿和他沆瀣一气。谭原不知道那匹马在革命过程中最初是属于我的。
又传说陈作新和焦达峰闹惫见后要辞职。在辞职信中有：“自作弓藏之谋，免遭狗烹之祸”等语。他原以为焦不容他，哪里知道“鬼瞰高明”，焦亦同罹兔死鸟尽之祸！仇敌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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