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人熙六十八岁那年，正赋闲住在长沙。焦达峰领导的长沙暴动成功后，熊希龄推荐他出任湖南军政府民政司长。本来，刘人熙伤时感事悲天悯人，已无意于官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学者，对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的屡战屡败，屡败屡割地赔款的现实痛心疾首，从而逐渐认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以及这个制度豢养的大批贪官污吏的苟且偷生所造成的。因此，当辛亥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三千年来的帝王制度宣告结束时，刘人熙感到无比兴奋。他挥笔赋诗，抒发胸中的感慨：“几许头颅换共和”。以表明这个“中华民国”新政权是成千上万的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真诚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热爱和保护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于是他一改过去“钱塘看怒潮”的韬晦思想，欣然接受了推荐，再次走进官场。他上任后第一件要事，就是推举人才。他慨叹以往吏治不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必须重视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树立良好的政治基础。他曾推选过刚正清廉重教兴学的浏阳人谭嗣穆出任知县，成绩斐然。
刘人熙热情讴歌民主共和这个新政体。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千古奇迹”。孙当上大总统仅几十天就让位给袁世凯，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是盛世的大喜事，可以与传说中的尧帝逊位媲美的，而且衷心希望袁世凯能象舜那样继承、发杨尧的德政，造福于民，充分发挥民主共和的优越性，一扫封建积弊，给祖国创造繁荣。刘人熙这些思想认识曾体现于他的政治抒情诗和散文日记中，并热情洋溢地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刘人熙虽然推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且乐意在新政权机关里任职，但他并没有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组织。1912年8月10日，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参议法公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就布置各省选举工作。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宋教仁派仇鳌回湖南支援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都督谭延闿便乘机将非同盟会员的民政司长刘人熙调开，以仇鳌取而代之。
国民党成立评议委员会时，谭延闿又施展伎俩，将刘人熙选为评议员。并向大总统袁世凯推荐聘刘为政治咨议。刘人熙虽然洞察谭的诡计，但为挣脱樊笼，也就趁机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就任政治咨议职务。
（二）
刘人熙到北京后，多次面谒袁世凯。他乃博学鸿儒，洞晓古今治乱兴衰之理，又娴于辞令。因此深受袁世凯的器重。刘人熙本来痛恨清廷腐败，一心指望袁世凯能“体公仆之义，怀救国之心，开诚布公，新我旧国”（刘人熙日记——民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因此，多次上书，陈述救时政见。其中最为剀切详明的是提出“九策”的一封信。
“九策”是刘人熙回顾历史，针对时弊，以图振兴祖国，造福人民的具体方案。它体现了刘人熙的进步政治主张和爱国忧民的思想倾向。“九策”为“一曰：定国是以振朝气；二曰：绝猜嫌以通众志；三曰：联疏远以尽贤材；四曰：开民广以利军械；五曰：缓经营以举要政；六曰：奖忠直以惩迎合；七曰：屏浮华面采民誉；八曰：尊师通以叙人伦；九曰：适我情而为损益。”很明显，“九策”中的第三条是针对袁世凯身边的一些官僚政客而言的。很可能引起袁的左右不满，产生梗阻。因此，这封信脱稿后，刘人熙并没有直呈袁世凯。而是委托他的内弟王芝祥看后再为递上。王之祥也认为应当作些修改，于是将信退还给刘人熙，要他再加考虑。
袁世凯对刘人熙的建议，只是表面敷衍，但对建立船山学社一事给予支持，先是“交部立案”，拨给经费，后又颁发“邹鲁津梁”匾额，颂扬备至。刘人熙在任政治咨议期间，两度回长沙处理船山学社事宜。第二次是民国四年农历二月。动身前，上书袁世凯，请假南归。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挟中国政府承认。这是灭亡中国的露骨挑衅，忍无可忍。但袁世凯心怀鬼胎，态度暖昧，不肯断然拒绝。刘人熙闻后不胜愤怒，立即上书，建议袁世凯在外交上要“刚毅，要尊重民意，合国家与人民为一。”要“持最后之决心，挽千载一时之厄运，不失国民之望”。刘人熙爱国之殷，忧民之切洋溢于信中的字里行间，至今读来犹令人肃然起敬，无限向往。
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用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承认。袁世凯想借日本的力量扶他登上帝王宝座，全不顾丧权辱国，一律接受。九日，正式公布条文通电全国。刘人熙得知后，义愤填膺，赋诗二首，以抒胸臆。“风德辉四极，乃与群鸦翔，一朝逢网罗，羽毛同摧伤。吁嗟楚狂歌，‘万古悲迷阳’，羿弓落九日，弯弧射天狼。猛虎长百兽，自昔畏卞庄。不畏猛虎众，但忧多虎伥”。接着，再次上书袁世凯，痛斥承认二十一条之失。谓外交人员此种卖国罪过应处以“诛杀”之刑。并大声疾呼国人之于蒙受，“若丧失魂魄，自九天而沉入九幽也”。他提醒袁世凯：“今之国家，非昔之国家，今之亡国，非昔日改姓易号之亡国。”如果不惜亡国，想借外来势力达到个人什么目的，那是“枕上黄梁”。因为“今之民智，非昔之民智。”“人民对民国二字，印入脑筋。”有谁还拥护开倒车呢？在这封信里，刘人熙提出了长期抗战的理论。他认为：“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人人救国，即人人自救。倭人虽强，相持半年则必困，转战一年，则彼民苦于负担，民党必有起面危其政府者，则朝露之势也。”这说明刘人熙对当时的敌我形势的分析十分精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我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下彻底崩溃的。刘人熙早二十多年就能提出这一理论，真可谓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同时，刘人熙对帝国主义提出的在华“利益均沾”和“机会均等”口号，居然被政府当作“护身符”全盘接受，感到十分痛心。他认为“国不自立，而求庇于人”是极端可悲可鄙又荒唐的事。信的最后，刘人熙力申，“虽是狂瞽之谈”，但都是“出自爱国之忧”和“效忠于大总统”。希望袁世凯能予采纳。改弦更张，发奋图强。可是，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那里听得进这金石之言！
民国四年七月二十日，刘人熙将“九策”第三条作了修改再寄给王芝祥，要他立即递给袁世凯。他认为形势危紧，此信“不可不上”。同时，又补给袁世凯一封信。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下之理势，可顺而不可逆；人心之向背，可合而不可违；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他希望袁世凯在强敌虎视下，能“卧薪尝胆，为国雪耻，为民请命”。他语重心长地阐述：“天下事之成，不始于成之日；事之败，亦不始于败之日”、“勿以侥幸瓦全为可恃。”这时，刘人熙还以为袁世凯是一代雄才，可以有所作为。虽然身边有一些小人，但还不足以动摇根基。只要袁世凯清醒头脑，鉴前车之失，国家前途尚有希望，因此，他一再上书，拳拳之心，不能自已。
八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孙毓筠、杨度、严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倡导成立变更国体的筹安会。刘人熙闻讯后，怒发冲冠，在日记上大书若此六人“可称六凶。”“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民国之败类，亦袁氏之蟊贼也，诚不料炎黄子孙不肖至于如此！”他不属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决定再上书袁世凯，借口身体有病，坚辞政治咨议职务。这封辞职信，仅用了七十个字：“人熙忝承知遇，授政治咨议，亦思竭忠尽虑，报答涓埃，奈入秋以来，感受疫气，体羸善病，年老健忘，百方调治，毫无寸进，长此尸素，负疚益深。谨此辞职，伏希俯准。以安愚分，感且不朽。”信的语气含蓄缜密。即使奸狡的袁世凯，也没法窥破这位身边的文人，竟是不可调和的政敌。
（三）
刘人熙笫二次回到长沙不久，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雁舟，请他出任文史专修科主讲。他这时年事已大，本不想再上讲坛，但由于他在学界的声望高，再三推辞未果，只好应命。学校办在岳麓山，他去讲课，曾瞻仰焦达峰墓，并为之立碑，亲题：“浏水坠泪之碑。”他十分钦敬焦达峰在长沙暴动的功勋。每次想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就要断送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民国，写下了许多悲愤的日记。民国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写道：“断送民国，造意者司马，手刃者湘潭，从旁加功者遍行省之文武要人，帮凶者，以湖南教育会为最。”当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座位，改民国为洪宪后。刘人熙的日记采用记月不记年的方法沿用中华民国年号。如“中华民国二十月”，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凛然可见。他在十一月的日记上写道：“弥留之际，良可珍惜，大盗移国，无水而沉。”“书之重，辞之复，何也，以民国将死也，故甚珍此弥留之顷也。”同时，赋诗抒怀，慷慨悲歌，令人泪下。
民国五年正月，刘人熙满七十三岁，备文祭祖，称“中国丙辰岁”，而不用洪宪年号。等到滇黔护国军起事，刘人熙十分兴奋。在日记上写道：“南军所至，秋毫无犯，袁军所至，鸡犬不留。”充分表达了他那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民国五年三月，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宣布取销帝制，将参议院及各省劝进书，发还销毁，撤洪宪年号，仍称民国五年。刘人熙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无比兴奋地写了一千多字的回忆日记，将袁称帝过程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袁兵所至，掠杀好淫。辰、源、常、宝，惨无天日。城市巷战，盖数百年无此奇灾……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袁政府之毒，可胜言耶”！对劝袁世凯“引罪退休”的汤化龙通电十分赞赏。称为“民国之鸣凤，群小之忠告”。
六月，袁世凯忧郁陨命。刘人熙高兴地在日记上写道：“国是定矣，道路传闻，欢声雷动”。他回顾往事，认为只要各省长官，站在当时的滇黔护国军一边，“深惟顺逆，响应之旗，则奠定中枢，指顾间事。无奈，天下汹汹为一独夫，各省徊徘观望，怀私恩而党民贼。”使袁世凯有条件粉墨登场。这里，刘人熙认为“私恩”和“民贼”是决不混淆的。体现了他崇高的人格。本来，袁世凯对他深有“知遇之恩”，他也想“报效于万一”。在袁世凯称帝以前，刘人熙很尊重袁，对袁寄有很大的希望。每次上书，都是从劝谏入手。希望袁莫重蹈前朝亡国亡身之辙，卓厉奋发，开启中兴。当袁世凯不采纳他的忠言，一意孤行，成为“民贼”时，他就抛弃私恩，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决予以反对。不为恩动，不为势迫，凛凛若寒冬之松，昂然挺立于漫天大雪之中，其志气，其品德，实足以百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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