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将军的学生时代，是怎样由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军国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逐渐形成其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并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呢?

　　一、经馆时期，走一举成名的科举道路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邵阳县亲睦乡。六岁入蒙馆，当时无论老师、家长和自己的目的，都寄托在“一举成名”的科举应试上。而能第一步敞开他的思想门户的老师，是邵阳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樊锥。可以说樊锥是他经馆时期最有影响的老师。那时他虽然还没有放弃“一举成名”的唯一途径，但从他后来在时务学堂向梁启超提出的《春秋》大义上的若干问题来看，已有若干新时代的新思想所给予的影响，并充沛着激进的爱国主义思想，可以说樊锥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的奠基者。

湖南学政江标是对经馆时期的蔡锷起巨大思想影响的另一人。1895年春，江标到邵阳视学，未满十三岁的蔡锷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据石陶钧回忆：江标曾勉励他和蔡锷说：“邵阳先辈魏源你们得知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江标的话，向“生长在静水湾的石陶钧”和蔡锷等“忽然启示了一个新的宇宙。”从此以后，蔡锷知道了科举之外，功名另有途径。

　　二、湖南时务学堂时期，改良主义思想的薰陶

1897年冬，蔡锷年十五岁，进入由谭嗣同任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这是一所改良主义维新派为培养新政人才而创办的政治性学校。据唐才质回忆：当时蔡锷“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尤得梁启超重视，从《蔡锷集》中收入的《时务学堂问答》、《时务学堂札记》两文中可以看出蔡锷当时是如何从传统的历史观点去接受新学，而梁启超又是如何对他灌注新学的。如当时维新派人物认为新政可以从一省一县开始，而后普及于全国。而蔡锷质疑说：“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刺谬乎?”梁启超结合当前政治实际批答说：“政治现无可望，则不得不改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蔡锷后来在《致湖南士绅书》中所提出的湖南应为中国之萨摩，显然受此影响。蔡锷也与梁氏谈到西方国家议会制问题。蔡锷认为“议院之制”乃“万心之推”，必须“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杆格之虞。”梁氏为之进一步指出：“开天下之使之相等，则不求一而同一矣。”蔡锷后来在《秦始皇功罪论》中指出的始皇之过在“不知民而怠民”；以及他在《军国民主义篇》中论的“教育为本民族全国国民之枢纽”的民主主义观点，无疑受此影响。

　　三、日本留学时期，军国民主义思想的探讨

1899年夏，蔡锷在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一个多月后得梁启超相招东渡日本，后来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读书。1900年曾一度回国，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1年，自费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陆军。1904年冬学成归国，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蔡锷在日本留学和学习陆军时期，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义和团反洋教运动被镇压之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正承受着清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者企图瓜分中国的厄运。当时中国留日学生都在积极地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1902年，二十岁的蔡锷在《致湖南士绅书》中，提出了向日本学习，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以奋发图强的主张。这条道路即军国主义道路，亦即军事救国道路。何谓军国主义?蔡锷在《军国民主义篇》一文中说道：“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国民以奉献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他就中国实现军国主义的图强道路，提出了八项改革方案，约略有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改革教育，发展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军国民意识，“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故一有外患，全民皆兵，其势莫当，成为强国。

第二，应加强军备。世界强国，莫不有强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以日本为例，其现役陆军为十五万员，按人口比例，中国现役陆军应为四百万众。其军费应为一百七十亿元以上。而政府岁入尚不出一万亿元。故只有实行军国民主义，才能符合中国之情，走向富强。

第三，军国民主义享要素，在于“陶铸国魂”•如日本之武士道，即日本之国魂，“彼都人士皆以‘大和魂’三字呼之。”蔡锷所要陶铸的国魂，即“人人具备军人之资格”，“以实为荣，以兵为乐”，“以当兵为终身莫大之义务”的军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