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将军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军事家，对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他那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不仅在当时的云南乃至全国传为美谈，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值得发扬光大。

云南辛亥革命前，财政拮据达于极点，年年入不敷出，需要中央和四川、湖南等省拨款接济。1912年5月，蔡锷在《致袁世凯及国务院电》中指出：“查前清宣统三四年预算案，云南岁出年需库平银600余万两，地方行政经费尚不在内。而本省岁入不过300万，故每年由部库拨款及各省协济160万余两外，尚不敷100余万。”由于财政困窘严重制约了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执掌了云南的军政要务，他从建设和发展云南的大局出发，采取双管齐下，盘活云南财政，既注重广辟新财源，也注重整顿原有财源。在整顿财源方面，如整理厘税，剔除各种陈规漏习，建立新的厘税制度，保证厘税收入全部入库归公；开设富田银行并设下关、昭通和个旧等分行，使金融基金充足，纸币流通无阻，财政信誉明显提高；开展会计检查，都督府设置会计检查厅，全省财政预算和决算，皆由省财政厅编制，而用款当与否必须由会计检查厅检查；刻意节流，着力裁撤浮冗机关，遣散军队，裁减薪金等，“每年政费可节省50余万”。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克己奉公，无私无欲的高尚情操。第一次减薪是1912年1月，新政权成立不到两个月，他便向全省政军学警各界发出通电，刻意节省开支，厉行减薪。他在减薪电报中指出：“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促政治之进，则惟有约我同仁，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流。并明确规定，政军学警各界按官阶递减，职务越高减薪越多。这样以来，蔡锷的月薪由600元减到120元，实减80%，只有他一人减的最多。由于蔡锷的模范带头，云南减薪得到顺利进行，同仁和部属大都没有怨言，而且鼎力相助。时隔半年后的1912年6月，蔡锷又第二次带头减薪，他发布命令说：本省公务人员薪俸前已“减成发给，最多不过120元(两)，现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60元以上者，减为60，以下递减，惟目兵渐仍其旧。”此次减薪后，都督蔡锷的月薪与一个营长的月薪相等。当时举国盛赞蔡锷两次带头减薪之举说：“此时都督薪俸之彀，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后来朱德回忆蔡锷时，盛赞蔡锷带头减薪之举说，辛亥云南由蔡锷带头，月薪减到60元，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此外，为了杜绝中饱私囊，造成财政损失，蔡锷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做出“7不准”的明确规定：①不准贪污公款；②不准行贿受贿；③不准侵吞饷银；④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⑤兼差人员不准兼薪；⑥不准挪用公款；⑦不准非星期日宴客。即使星期日宴请宾客，规定每席不得超过银元5元，否则罚宴客者月薪半月。如一次，省警察厅长非星期天宴客，并请蔡出席作陪，他不但没有出席，还在请柬上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

由于蔡锷振兴云南财政措施得力，使全省财政面貌大为改观，财政收入年增300余万。从此云南摘掉了“救济帽”，还有“节余20多万元，这在云南财政史是罕见的。1912年6月，蔡锷在总结云南财政状况时说：“滇虽瘠区，然而端节省，政费尚可支持”。“财政上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形活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

1912年初，蔡锷的弟弟蔡钟由湖南老家赴滇求职。蔡锷认为此举不妥，否则会有“以权谋私、安插亲信”之嫌。然后对其弟说，这里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安置，给旅费20元令其徒步还乡。

1913年4月，蔡锷奉调北京，到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供职，云南同仁力举为他建立生祠，以资纪念治滇功绩。蔡锷极力劝阻后，滇省议会考虑他治滇薪俸低，开销大，负债累钜，决定馈赠法金3万元。蔡又固辞不受，经过同仁们的反复劝说，才同意接受赠金5000元，其中4000元用于还债，剩下的1000元则转赠给湖广会馆做活动经费。

1916年1月，蔡锷通电全国反袁护国。袁世凯为此悲愤交加，下令撤销蔡锷的一切职务，并责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当时宝庆府(今邵阳)知事陈继良奉命查抄后回秉上报说：“查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可查封。”因而使袁世凯大失所望，无可奈何。

1916年11月，蔡锷不幸病故后，在办理丧事中才发现他负债4000多元。亲友无奈，只得靠部分抚恤金和共同资助，方为蔡锷还清债务。

蔡锷一生廉洁奉公，信守清贫，这与他的寒索家风密不可分。蔡锷从小便受到父母勤劳俭朴风尚的熏陶。他家祖祖辈辈以农为生，其父蔡政(正陵)以缝纫为业，一生勤劳俭朴，其母王氏贤淑勤劳，生活简朴，善解人意。据《洞口县志》记载，她是贫困无依的弃女，“日砍柴，煮酒，磨豆腐，佐夫营生。”1901年丈夫病故，蔡锷在日本读书，她怕儿子辍学回家，电告儿子，“大事已毕，毋得回家。”蔡锷生长在这样贫苦的家庭，从小便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过着贫寒清苦的生活，经过父母的耳提面命，所以自幼便养成了他的节俭简朴生活方式，对他后来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情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

蔡锷的童年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列强的入侵，清王朝的腐败，激起我国许多先进人士的忧患和斗争。同样激发了蔡锷的爱国思想。而且他从小便深受恩师樊锥和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蔡锷也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他在《杂感诗十首》中写道：“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后来又在他撰写的《军国民篇》一文中指出：“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然后大声疾呼：“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翻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爱国爱民，敢于与一切恶势力作斗争，成为蔡的终身追求。云南辛亥革命后，他在军都督府减薪布告中指出：“滇中反正，得诸君同心戳力，共济时艰，本应须厚糈以酬劳绩。惟诸君夙明大义，共体时艰，即前日举义与现时奉公，原以救群众之幸福，而非个人之荣利，此次减薪谅无不乐赞其成。”并在《劝捐资文》中指出：“今请自隗始，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由此可见蔡锷的克己奉公和廉洁自律与他的人生奋斗目标“以求群众之幸福，而非个人之荣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