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于其短暂的生命旅程中编撰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书中反映出的军事思想与前期的《军国民篇》及后期的《军事计划》共同构成其军事救国思想的完整体系。然由于史料的相当匮之，长期来史学界对此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笔者在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成此文，以期能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蔡锷为何要在那种年代编撰《曾胡治兵语录》?这是史学研究者劈头遇到的第一大问题。以往有的论者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出发，作出了“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之说。此说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所列举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蔡锷编撰此书的目的及动机，必须联系到当时具体的客观形势和蔡锷深层的内心世界。为此，笔者作出如下两种阐释，一为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希图藉此对新军官兵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从而捍卫祖国的主权；一为试图通过对曾国藩、胡林翼终成事功之人格力量的推崇，以培养新军官兵的国格，从而达到“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的目的。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蔡锷编撰此书的缘由。总体来讲，前者是蔡锷编撰此书的终极目的，而后者则是蔡锷为达此目的采用的一种手段，合乎其内心所抱定的主旨和理念。具体而言，如何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是每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的共同心愿，但其具体做法却可能因人而异，蔡锷长期身膺军职，于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耳喧目染。通过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使他意识到要使军队能于此时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侧重于从精神上对其严加整顿，痛加训练。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以历史上伟人的人格力量为榜样。实际上，蔡锷本人极度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对他们二人终成事功之人格力量更是顶礼膜拜。考虑到曾、胡二人的大致情况为官兵们所熟悉，“景仰想象，尚属匪难”，故当新军统制嘱其编精神讲话材料时，蔡锷便撷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萃成此书，颁行军中，以代精神讲话之材料。

《曾胡治兵语录》凡12章，包含着蔡锷丰富的军事思想，是其军事救国思想发展之重要阶段。为论述方便，笔者从三方面入手剖析其丰富的内涵。

一、建军思想。蔡锷继承曾、胡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其亲自经历及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形成了自己的建军思想。蔡锷十分赞同曾、胡二人欲建军、先择将的主张，对他们二人择将的条件更为叹服，尤其是曾、胡的“良心血性说”，认为这是“大本大源”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不仅如此，蔡锷还将曾、胡二人择将的五个条件概括为五德，从近代意义上赋予其新的内容。

二、治军思想。这是蔡锷于此书中着墨最多，费力最大的部分，专列《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章论述这一问题在这几章中反映出蔡锷的治军思想，莫不针对当时军队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同时，蔡锷运用其所学到的近代知识，对曾、胡的治军思想作了种种阐释和发挥，从而使其治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具有新的特色。

三、战略战术思想。蔡锷此书既为针对当时的民族危机而作，故他在战略战术上取极端的攻势，“不如此则不能造成发声夺人之气象”。而战略战术上的攻势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其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军事状况，蔡锷又认为必须取守势(在具体行动上)，但理论上仍须取攻势。

《曾胡治兵语录》编撰完成后，当时未能公开印刷。及至护国战争结束，始有李根源刻印于广州。大革命时间，作为培养革命军人摇篮的黄埔军校亦以此为教本，时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为该书写语，并增补“论心”一章，于此种种迹象可见该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