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翁——王祺，他的临书作画，在这个年头，也可以说是：“大胆之至”了！

这一次，他和汪亚尘两人，在中央饭店合开展览会，当然，他那样粗豪浑璞的作风，恭维他的人很多，而说坏他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吧?但是不论恭维和说坏，这站在相对立场上的两派批评者，都不能够深切的认识思翁，都不是王氏的知己，这是我敢断言的。

思翁年来作风的大转变，他是具有深心的；大概肤浅的人看起来，以为他绝对的脱离古人的规矩绳墨，简直在胡闹；而稍为明白一点的人，只知道他在革命，在创作；但是试问怎样革命?怎样创作?也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我看到过他早期的作品，又和他深谈过，我知道他从前是师法四王吴恽的；他从前也曾墨守成法，循规蹈矩的一笔一笔地画；并且他自己也以为这样是对的，这是七八年以前的话。后来，他转悟过来了!他知道中国的写意画，画到了四王吴恽，已经是推车撞了壁；弄到发展到再无可发展的今日，“不进则退”，当然是在一步步的后退；中国画的本身上，非有另辟蹊径的勇气，大有此路不通的模样。

这并不是我在替他帮腔，是的的确确有真凭实据的；我有几个比方：第一是果树，在树的本身，开花结实，取实栽种，逐代的新陈递延，那么，弄到后来，就把良好的果品，变做极窳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移接；第二是动物，不论飞禽走兽，如果把各异的种类相配偶而产生的新生命，也一定比原来的族类更繁衍。

讲到中国的画，自从六朝的时候，佛教东渐，把印度的绘画雕塑的作风，羼入了以后，方愈见灿烂，从此发扬光大，一天天的进步；上溯晋代的顾恺之，梁代的张僧繇，一直到唐代的吴道子，杨惠子等等，他们从直接间按上面，得到不少异族艺术的作风的暗示，在艺坛上享悠久的盛名，这并不是偶然的。

宋代是承着唐代的流风余韵，所以也盛极一时!由元而明清，作画的途径是越走越逼仄，差不多陈陈相因，一点没有新的，兴奋的原子，加入进去，所以中国画到了四王，已经循规蹈矩到了极点，仿佛写字的人，由钟鼎，大小篆、分隶，正楷，一一直写到翰林先生朝考的白摺子为止，工也无可再工，稳也无可再稳，但是，艺术的风格，已经到了极端束缚，这仅仅是匠人们的能事了。

在这个过程中间，虽然也有一两个杰出的作家，要想破坏了古人的成法，来冲出藩篱以外，好像八大山人，石涛和尚之辈，而当时的人，一定不把他重视，一定很僧恶他!这样的天才，不能不暂时的埋没，而发扬光大到他们的身后。

思翁先生，他看透了这些，他并且知道艺术和民族性，是并行的，在这民气销沉，艺风衰歇的时代，再不能亦步亦趋追随古人陈迹了；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变更作风，用粗笔仗大线条的兴奋人心，发聋振聩的创作，来另辟画的途径，使大家看到了这一类的画，可以耳目一新一一从沉沉的暮气里，发出清晨的光旭，这是创作的，革命的!并不是满纸灰堆，随便在那里胡闹啊!

我大胆的来道破思翁的用意，好叫读他画的人，知道欣赏到牝牡骊黄以外，或者思翁见了，引为知己之言吧！

（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4月14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