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曾国藩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在曾国藩生前，人们对他就毁誉不一；死后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论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须等到死后才能作出结论。可是曾国藩直到他身死一百二十有余年，不仅论犹未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分歧越来越大。誉之者称其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甚至认为“曾文正公者，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抑亦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梁启超语）毁之者则骂其为“曾屠夫”、“伪道学”、甚至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民族蟊贼。诸如此类，书不胜书。

在这里，我得声明一句：关于曾国藩生平为人行事及其在历史上应居何种地位，都不是我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我在阅读曾国藩各种传记时想得最多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研究者来说，前前后后产生许许多多形式不同、内容差异甚大而均以曾国藩为题材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应当怎样看待?与此同时，凡是从历史的角度,或从文学的角度撰写某一历电人物，乃至于从不知所云的角度，信手拈来一个历史人物，随心所欲地尽情刻画其故事，这一系列文化现象，我们又将如何去看待?当然，这些，决非一篇短文所能够阐述详尽的。无已，姑就一山与浩明所写《曾国藩》，略抒一二。

修史，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拥有的无数优良传统中较为突出的一项。每个朝代所发生的事迹及所牵连的人物，都得有所纪载。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史官，专司其事。正史之外，又有别史、野史。且方志为史学之支流，族谱、家乘，以及各种碑版文字，尤属史料之渊薮。自司马子长开创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以来，后世史家都效法他这样做。然而，象《春秋》那样的“编年体”以及后起的“纪事本末体”，仍然流行不废。著史者除必须具备史才、史识、史学之外，更重史德。这是为社会所公认的。也就是说，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尊重历史事实，力求完善、公正，出以客观的态度来写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或歪曲。此之谓“良史”。良史笔下所书，当为“实录”。谁违反了这一原则，或玩点什么花样，势必遭到舆论的制裁，甚至为后世所唾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普遍看重历史，看重历史学家，这也许是原因之一吧。如果说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是秉笔直书、忠实可靠；那么对文学家的要求却不一样，大家都希望看到美好的文学作品，美好的文学作品不但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还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要而言之，史学家必须在“真”字上下工夫，文学家必须在“美”字上下工夫。当然，真、善、美，往往是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

萧一山是历史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清史权威作者。成就可与乃师孟心史、朱希祖媲美。所著《清代通史》，几经修改，益臻成熟。四十岁后，撰写了《曾国藩》与《洪秀全》。

我们若要详细、深入地了解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思想深处，我看首先是读《曾国藩全集》，其次才是《清史稿》曾国藩本传以及近百年来中外学人所撰写的曾国藩传记与评论文章。在中外学人所撰写的曾国藩传记中，虽或篇幅有长有短，评论有褒有贬，但就书的性质言，均未超出史学的范围。萧一山所撰写的《曾国藩》一书，曾经被认为是史学界的代表作。全书共十章，第三章“学术背景”、第四章“思想体系”，第九章“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社会”，最引人瞩目。作者著书宗旨，似乎都体现在这些章节中。质言之，是为了说明“曾国藩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这是《曾国藩》一书根本的观点。

萧一山这一根本观点之形成，他在书的“引子”中，明白宣称是受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诸家的影响，尤其是郭斌和于1932年11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可说是构成萧一山《曾国藩》此书根本观点的依据。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文”是“萧书”的纲领，“萧书”是“郭文”的扩充。不错，从梁启超、章太炎、容闳到郭斌和，无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用郭斌和的话来说，曾国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一言以蔽之，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萧一山进一步归纳说：“曾国藩的成就，完全是由学问而来，无关乎命运。”(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针对曾氏说过“不信书，信运气”而言。)但是，同一位作家，在写《洪秀全》一书时，认为洪季全乃“承袭天地会之绪余，启发民族革命的伟业，为社会主义作先导”。看来对洪秀全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是否有些矛盾?姑置勿论。我们仅仅就《曾国藩》一书的性质来说，决非史家的人物传记，而是史学范围内一部评论历史人物之作。且以史论而言，亦属一家之言，尚未达到史学界所共识。

（我所据的萧一山原著，系1944年胜利出版社印本。书名《曾国藩》，无“传”字。近几年中，大陆有人复印，易书名为《曾国藩传》，未谛。如果要易名的话，不如易为《曾国藩论》更切合实际。）

众所周知：“论”，必须有充分的事实作依据，而且还必须对一切事实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如前所述，萧一山的《曾国藩》，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郭斌和的观点。可是郭斌和所谓曾国藩“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是根据什么呢?是研究曾国藩一生事迹、通读曾国藩所有著述所作出的评论吗?我看，恐怕是主观臆断的成分居多，不是经过科学分析后的赞美吧。比如说曾国藩主张治乱世用重刑，还说什么以霹雳手段实现菩萨心肠。算不算是军事家的残忍呢?郭氏所列举的几项，都是不堪一驳的。故云：以郭所说为依据的萧一山对曾国藩的评论，当属一家之言。

事实证明：历史学家的人物传记，或者对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使臻于至善的境地，其流行范围，也仅仅限于史学界的小圈子内，至多扩展及于知识分子群。倘使要想让历史人物为广大社会所熟知，势必通过文学艺术家的加工，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是最好的见证。今试以《三国志》发展成为《三国演义》为例，说明历史学家的著述，须得到文学家创作历史小说，进行生发、敷衍、铺张、夸大，乃至虚构，扩大其影响，所造成的势态方可达于无穷无尽的新的境界。

陈寿的《三国志》，素有良史之称。后人把它与《史记》、前后《汉书》，并称“四史”。陈寿死后大约一百三十余年，刘宋裴休之为《三国志》作注。裴作虽名为“注”，实则以补充并考订史实为主。有了裴注之后，《三国志》进一步得到完善。与裴休之同时代，出生在裴之后、而死于裴之前的范晔，所著《后汉书》，使三国时期的史事，更加充实、完备。然而，广大社会人士，又有多少人能知道陈寿、裴休之、范晔三家之书呢?相反地，随便找个人和他谈及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关云长、周瑜……这些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故事，虽目不识丁者，也能谈得头头是道，甚至眉飞色舞，欲罢不能。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隋唐以后，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说书的说书，讲史的讲史，勾栏、瓦子、庙会、书场，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将这些人物、故事，编写成各种脚本，然后搬上剧场、舞台，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事物。直到元明之际，终于出现了大文学家罗贯中所编写的《三国演义》。自《三国演义》问世，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遂家喻户晓。

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著述，远不如文学家的通俗作品广为人知。但是，没有陈寿、裴休之，范晔三家之书，又哪里会有什么话本、剧本以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呢?

当然，文学家笔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不但与史学家的人物传记，难得一致，甚至完全脱离了原型。传真写实，是一回事；艺术塑造，又是一回事。这就要看文学家是怎样驾驭、驱遣史学家所提供的原材料了。换言之，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方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为用的问题。

文艺家，特别是历史小说的作家，既要深入到史学家的著作中去，切实掌握历史人物的基本事实；又必须不为史学家的著作所局囿，有时甚至要完全脱离史家所提供的原材料，广泛去搜集民间传说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史、笔记之类，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要大胆虚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把历史人物写得精神饱满、内容丰富、形象生动。

但是，文学作家倘若完完全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虚构人物和故事，让主观愿望操纵笔杆子，如写杨贵妃和大诗人李白恋爱，写洪秀全被一个叫叶苓的女人摆布等等，就不免流于荒唐。荒唐的结局只能使读者和观众啼笑皆非。

唐浩明所撰小说《曾国藩》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的结合上很有自己的特点。他在《曾国藩》第一部，开卷就从湘乡荷塘曾府大办丧事写起，接着，写曾国藩在赴任做江西主考途中，忽然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立即从安徽动身起程还湘，及至进入湖南境内，偏偏遇上了造反的长毛，由被“请”到被“俘”，既曲折而又惊险的过程揭示出来。也就是说，作者开门见山地把主人公与中国近代史上特大的历史事件挂上了钩。老实讲，曾国藩的一生，四十一二岁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入翰林，以及官拜侍郎，外放主考，都不足写。因为有清一代这样的人物多的是。但是，当太平天国起义这一历史特大事件和曾国藩联结在一起，他的命运便起了绝大的变化。谁也不能熟视而无睹。写曾国藩，正是为了写太平天国起义这一历史特大事件。因此，写《曾国藩》这部书，难度是很大的。仅以人物论，作者在突出主人公的形象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写他周围的人物形象。如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江忠源、罗泽南、郭嵩焘、李鸿章……都与曾国藩关系十分密切，都参与了与太平天国的斗争，甚至他们每个人在近代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他们的生平，都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传记。即使是稍微次要一点的，如欧阳兆熊、王闿运、刘蓉、俞樾、李元度……也都各有千秋，不可忽略。操纵曾国藩命运的大清朝廷，上自皇帝、皇太后、军机大臣，下至六部尚书，乃至内阁中书，还有与曾国藩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官，如张亮基、骆秉章、沈葆桢……尤其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如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总之，这许许多多的人物，都得一一登场。有的须浓墨巨笔，有的须轻描淡写，有的精雕细刻仍嫌不足，有的稍事渲染唯恐过分。直接的，间接的，当肯定的，当否定的，在处理上，既要面面俱到，又要重点突出，至于突出到什么程度，固然以不喧宾夺主为限。想想看，比起《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来，分量实在不轻啊。

唐浩明的《曾国藩》三大卷中出现的人物，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写得恰如其分。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存在任何值得商榷的地方了。例如王闿运其人，仔细翻阅一下曾国藩《日记》，尤其是咸丰十年驻军祁门一段时期，《日记》中经常出现“与壬秋长谈”、“壬秋来，久谈约二时许”、“与壬秋久谈，夜不成寐”。曾国藩死后，修撰《湘军志》的任务，落在王闿运肩上。书成，遭曾国荃等忌恨。然而曾纪泽却认为：“国语一编新出手，鱼龙喷沫鬼神惊。”与曾国藩如此相知的人物，书中似乎应该详尽反映曾王相交始末，既显示曾国藩与比他年龄少二十余岁、名位悬殊之士相处，始终待以客礼的政治家风度；又袒露王闿运既不入幕，也不称门生，独来独往，不亢不卑，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又如鲍超其人，从形貌外表到出身经历，根据清末笔记，说法种种不一。作者所拣择的一种，却不如所摒弃的另一种尤为生动，且接近事实。在较次要的人物中，个人认为第一卷写罗大纲是成功的。从而可以看出作者对太平天国起义这一特大历史事件的根本态度。更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早期就有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前面说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以陈寿、裴休之、范晔三家之书为依据，广泛搜集民间传说，说书话本、戏剧脚本等等而成。所以其书六七百年来，不胫而走，备受读者欢迎。唐浩明比起罗贯中来，幸运得多。因为他生长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受过完整的教育，也经历了不少事变，拥有罗贯中梦想不到的著书条件。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早经论定的古典文学名著，给他的启发一定很大。又如清末民初众多的小说笔记，诸如薛福成的《庸庵笔记》、王韬的《瓮牖余谈》、李伯元的《南亭笔记》、朱克敬的《雨窗消夏录》、李肖聃的《星庐笔记》……无不载有曾国藩的逸事遗闻。至于吴敏树、郭嵩焘、李元度等的诗文集，更不用说。这些，都是历史小说丰富的材料来源。此外，以擅长写历史上特大事件的世界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如雨果的《九三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是典范之作，可借鉴处不少。事实上唐浩明都这样做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曾国藩》三大卷中看出中外名著的投影。而当你读了书中所写邹半孔出卖奇计以及《挺经》、如夫人、同进士……这些章节时，就会对作者的阅读之广感到惊异。

在此，我还要特别提一下关于曾国藩在攻破金陵后，恢复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这是不可缺少的“题内应有之文章”。有了这篇文章，才算是更好地刻划了曾国藩其人。文学家不是好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吗?最好多看看唐浩明是怎样铺叙“甲子科江南乡试”这一热闹场面的：

……

江南贡院有东西两道辕门。东辕门牌坊上写着“明经取士”四个大字，西辕门牌坊上写着“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安徽籍士子分在东辕门，江苏籍士子分在西辕门。每个辕门左右又各有两道较小点的门。这样，一共有十道入闱的门。

……

写榜这一天，是大比之年最热闹的喜庆日子。一大早，贡院外挤满了打听消息和看热闹的人。应试的士子本人一般都不去……贡院内大门有一队乐工，备齐锣鼓唢呐。至公堂大厅里，写榜人每写出一个名字，便有人一声接一声地递了出来，乐工便马上敲响锣鼓，吹起唢呐，以示庆贺。名字传到外面，人群中即刻响起一阵鼓舞欢呼。仆人或伙计便飞马奔向旅店报信领赏。用不着第二天张榜，新举人的名字便已传开了。

今天。至公堂上布置一新，正中一张宽大发亮的条案，案桌旁边是一把铺着虎皮的大太师椅。五张洒金大红纸上，早有执事人员将今科正榜二百七十三名举人、副榜四十七名副贡每人所占的位置用细墨画好了，单等曾国藩一一填上。

……

大厅里又忙碌起来，差役搬出十几对大红蜡烛，都把它点燃了。又捧出几十挂万字号鞭炮。乐工们从贡院大门边撤回大厅外坪里。至公堂厢房里走出五名形貌丑陋的人来，他们被化装成大头凸额、眼深领长的怪样子。脸上一律涂满朱砂，挂上满口红胡须，头上戴着乌纱帽。身穿紫红袍，这是舞台上的魁星装扮。最热闹、最好看的闹五魁就要开始了。

鞭炮响起来了，鼓乐奏起来了，五魁舞起来了，金榜张贴出去了。虽然有点名那天小小的不快，甲子科江南乡试毕竟圆满结束了。

不知为什么，读了上面这些叙述与描写之后，很自然地使我想起《红楼梦》第十八回写元春归省那个场面的铺叙。据说在《红楼梦》研究者中，有人认为曹雪芹没有自费气力，替后世留存了乾隆时代后妃出宫廷的仪注。本来，历史小说总不免要有些考证文章。这，并非炫示作者的功力，而是展现历史风貌和社会风俗画面。不是有人说过吗?巴尔扎克最不可及的地方，就是他在《人间喜剧》里汇集的法国社会的历史画面比任何历史书都深刻得多。我们读《水浒》中写李师师的文字，比读《宣和遗事》中写李师师的文字，觉得意义尤为深邃，大概也是文学作品比其他著述更富有深刻含义的缘故吧。

一个作家不能靠聪明来写书，但聪明的确是作家不可缺少的。当我读了唐浩明《曾国藩》中“一别竟伤春去了”前前后后的文字后，这种感觉更加明确而坚定。

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确确实实在咸丰十一年攻破安庆城不久，居然在国丧期未过，娶了一个小老婆。王闿运写于这年的《七夕词》，就是为讽刺这件事而发：

家国荒荒有祸殃，敢同儿女话愁肠。

谁知谢傅围棋日，已办天钱聘七襄。

诗中只差一点没指出曾国藩的名字了。可是，这件事的内幕详情如何，外人均不得知。曾国藩身边知道这件事的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然而，事有凑巧，曾国藩早年写过一付挽妓女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对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就凭这一诗一联，于是作者定曾国藩的小老婆名叫春燕，是个出身贫苦，善于体贴人心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最妙的是把春燕引到曾国藩住处来的，竟是一生把爱情看得无比圣洁的彭玉麟。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中，穿插一段风光旖旎的艳事，使小说为之生辉。可事情真真假假，丝毫也没有冤屈曾国藩。读书至此，虽欲不为作者的聪明过人浮一大白，岂可得乎？

诚然，曾国藩是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长时期被吹捧为“中兴名臣”、“圣相”、“完人”。也就是说曾文正公是被“神化”过的。历史上把有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打扮成“神”的先例，不是绝无仅有，今后也许还会出现。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最容易把“人”毁了。因为凯撒也是人，当他肚子饿了的时候，一样要吃饭。拿破仑不是不怕死，他的一生都是在死里求生。伟大与平凡，并非遥隔万里。假如说历史学家的使命，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把某些被“神化”过的人物，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话，那么文学家的使命是什么呢？依区区的见地，应该是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披一件艺术之衣，使他的本来面目更加容易被人看得清楚。不但是有血有肉，能哭能笑，而且就像湖南人所常说的：“从棺材里扶起来还可以喝酒吃饭哩。”甚至于好像他就生活在人们身边，永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末了，让我引用谢无量在早几十年前论明清小说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

莫言小说异篇章，绝妙罗公久耘场。

一自胡尘收拾后，词人多半软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