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湘乡派的开山，湘乡派是桐城派的分支，近代学者论述已经很多了。然曾氏撷汉宋之英，擅韵散之长，上摩班固、韩愈之垒，下跻半山、山谷之堂，学问赡博，根柢深厚，诙诡雄奇，纵横跌宕，气骨遒劲，有壮美之致；音调铿锵，有唱叹之音，实足以睥睨桐城而凌驾晚清。故章太炎誉其碑版传记为近世之选（见《菿汉微言》），钱子泉赞其诗歌创作“有开新之功”（《现代中国文学史》）。实在是公允之论。本来他的诗文，应该在晚清文学史上占一席重要的地位，但因为他处理天津教案、镇压洪杨起义，攘尤蒙诟，被斥为“汉奸刽子手”，于是曾氏的著作被视为洪水猛兽，即其四大弟子吴汝纶、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以及他的门客故吏所形成的湘乡文派，亦被削籍于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其时言之足以贾祸，书之足以破家，有识者三缄其口而不敢言，无识者则如矮子观场随人短长而已。这就是曾氏及其湘乡文派的研究，绝响几近半个世纪的原因。今者文禁大开，学运丕昌，应该还曾氏以本来面目，恢复其在晚清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了。故敢放言高论，为曾氏洗刷尘垢，并以质诸海内外的方家。

　　一  曾氏的学术背景

曾氏活跃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其时独尊汉学、排斥宋儒的学风，已经有所转变。曾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旗帜鲜明地提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复夏教授》）。宋学是曾氏学术思想的本体，也是他在学术创获上的第一次飞跃。引导他致力于宋学研究的，自然首推他的乡先辈唐鉴（镜海）先生。他说：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送唐先生南归序》）

这就清楚地说明曾氏曾经向唐鉴“考德问业”，并为唐氏所讲的“义理所熏蒸”，从而知道哪些“大闲”是“不可逾”的。“考德问业”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4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能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唐先生的耳提面命，曾氏大半是身体力行了的。当然在曾氏的朝惕夕励、进德修业的过程中，对于考核学的再认识，词章学的大发扬，修正和丰富了唐先生的学术见解，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但他始终对唐先生是极尽景行仰止的虔诚的。他说：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篇，大率居静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辙，或变王氏而邻于前王者之蔽，则皆厘而别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各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餍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亦已矣。若其有意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囿，不唯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矣。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书〈学案小识〉后》）

曾氏在这里对于唐先生所编著的《学案小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既肯定了他是“三者交修”，又认定它是学者“取途”的最好教科书。仰止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影响曾氏对宋学的深入钻研的，还有邵懿仁和倭仁。他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40年12月14日）《日记》中说：

辰饭后走许师处，邵蕙西处，谈及理学。邵言刘蕺山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瑄）、陆清献公（陇其）、李文贞公（光地）、张文端公（英）诸集，最为醇正。自惭未见诸集，为无本也。

薛瑄、陆陇其、李光地、张英皆清初的“理学名臣”，他们的著作是当时公认的理学入门的教科书，而在邵懿辰未加介绍之前，曾氏竟未见其著作，因而自惭其为“无本”之学。曾氏在《仁和邵君墓志铭》中，对邵氏之学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位西之学，初以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桐城方侍郎（苞）为则，摈斥近世汉学家言。为文章务先义理，不事缛色繁声、旁征博引，以追时好。

曾氏与邵懿辰结交二十余年，彼此肝胆相照，疑义共析，离居则互相怀念，接席则相与责难，故对邵氏之学，了然如指诸掌。至于与倭仁的关系，始则从唐鉴处，得悉：“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为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见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记》）继则在吴竹如的怂恿下，搬至城内，与倭仁交往极密。他说：“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见《致四位老弟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氏正是这样在“师友挟持”下步入宋学的殿堂的。自是曾氏在道咸间不断为宋学辩诬，为宋学鼓吹，未尝一日稍懈。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说：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诘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

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又说：

自考据家之道日昌，说经者或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者诋毁洛闽，披索疵瑕，枝之搜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临文则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名曰“汉学”。

在《致刘蓉》书中还说：

自孔孟以后，惟廉溪（周敦颐）《通书》，横渠（张载）《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韩愈）《原道》、子固（曾巩）《学记》，朱子（朱熹）《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

在《复夏弢甫》的信中则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

以上这些，都是为宋学正名，为宋学呐喊，至以周敦颐、张载为传孔孟之道的正宗，是“道与文交至兼尽”的煌煌大著，其推崇宋学者至矣尽矣，无以加矣。宋学在道、咸间飙然兴起，大放异彩，未始非曾氏强有力的呐喊有以促成之也。至在《复夏弢甫》的信中，已欲使汉学与宋学互相为用，不宜互相鄙薄，才能“本末兼该，源流毕贯”，则是曾氏治学历程中的又一大飞跃。

汉学是曾氏学术思想的根柢，但在认识上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他从唐鉴那里得知“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对于以考据为能事的汉学，采取鄙夷的态度。他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的信中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途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年2月15日）所写的这封信中，公开声称“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其薄汉学而不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曾氏在治学的过程中是不断扩展、不断进取的，决不肯墨守师道、方隅自囿。他发现读书必通小学训诘，为文亦必精于小学训诂，他一生最崇拜的班固与韩愈，都在小学训诂方面有精湛的造诣，于是在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开始攻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并教导其子弟读《尔雅》，读《说文》，读高邮王氏父子之书。他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攻读清初汉学家的著作，诸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段玉裁的《经籍纂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等，无不是他案头的常读之书。兹录其教导曾纪泽有关攻读小学训诂的书信数则，以说明其对小学训诂之学的逐渐认识的过程。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年12月2日）《谕纪泽》的信中说：

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词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诘》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诘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

这是把小学训诘作为治《汉书》的敲门砖，认为只要略看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可以扫除读《汉书》的拦路虎——假借奇字。到了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858年11月3日）《谕纪泽》的信中，就悔恨自己戎马倥偬，军书旁午，不能致力于诂释笺疏之学了。他说：

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予生平爱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诘释笺疏，穷力讨治。

他要“诂释笺疏”“穷力讨治”《史》、《汉》、《庄》、《韩》四书，说明他自己也要致力于汉学的研讨了，而且自恨不如王念孙，希望他的儿子曾纪泽做王引之。他在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1858年11月30日）《谕纪泽》的信中说：

高邮王怀祖（念孙）先生父子，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吾虽不及怀祖先生，而望尔为伯申氏（王引之）甚切也。

说明曾氏对于汉学，已经“嗜之成癖”，自己不能达到高邮王氏父子那样的造诣，希望儿子能够完成他的未竟之志。并且对中唐以后不讲训诂，宋以后不明故训，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他在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1860年4月30日）《谕纪泽》的信中说：

《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玉裁）、王怀祖两家，遂精研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凡唐、宋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

他对中唐以后的文人不讲小学训诂，不明故训，提出了非议，而对汉人精于小学训诂，则由衷地加以赞美。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1862年6月10日）《谕纪泽》的信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诘者，如相如（司马长卿）、子云（杨雄）、孟坚（班固）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予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诘，不妄下一字也。

“不妄下一字”，是曾氏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所作的崇高评价，也是他为文所追求的伟大目标。所以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1862年12月5日）《谕纪泽》的信中，对汉学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说：

小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古书惟大小徐（徐锴、徐错）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言训诘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璞）注邢（昺）疏，至本朝而邵二云（晋涵）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懿行）之《尔雅义疏》，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古书惟《广韵》《集韵》，至本朝而顾氏（炎武）《音学五书》乃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亦可参观。

说明曾氏由对于考核之学从“无所取焉”，到精研文字、训诂、音韵之学，是有一个逐渐认识、逐渐转变的过程的。

词章，是曾氏学术思想的综合体现。曾氏虽曾受过唐鉴“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苟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的影响，但曾氏对于诗文之研究，用力极勤，诗则有《十八家诗抄》之选，文则有《经史百家杂抄》之编，并颇以此自负，居尝教导其子弟读是二书，以提高其阅读能力和创作水平。他在《加李如片》中宣称：

早岁有志著述，自驰驱戎马，此念久废。然亦不敢遂置诗书于不问也。每日稍闲，则取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欧阳修）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以养吾心而凝吾神。曾氏读书得法，治学有术，他把读分为朗诵与涵咏，认为“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见《谕纪泽》）他有两个非常生动形象的妙喻，来说明朗读与涵咏的不同，他说读书“如煮饭然，火歇则冷，火小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见《致澄弟》）又说：“涵咏二字，最不易识。予尝以意测之：曰涵咏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见《谕纪泽》）可见曾氏于读书深有体验，他主张由博返约，而反对泛滥无归。他说：

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梁》、曰《孟》、曰《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本朝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今观怀祖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抄》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

这一张书目，是曾氏开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总的精神是要善于取精用宏，由博返约。所以他在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186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古拟专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放翁。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

又在《致温弟》的信中说：

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诗，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家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

这是曾氏习文、攻诗的实践经验，也是他经常向其子弟耳提面命的读书方法。他还要求他儿子曾纪泽在读《文选》时，将其中的“零字碎锦，分类纂抄，以为属文之材料。”“宜略抄典故藻汇，分类抄记，以为馈贫之粮。”（均见《谕纪泽》）他认为不仅读《文选》要如此，即读其他的著作也应该如此。他说：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枚）、赵瓯北（翼）、吴◇人（锡麒），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元）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他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鸿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昌黎（韩愈）之纪事提要，纂言钩元，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

这是曾氏《谕纪泽》的信，说明他对于词章之学是用力甚勤的。所以他在词章方面的造诣，高踞晚清之首。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非常自负地说：“予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岂止“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已，也不止是要“一吐胸中之奇”而已，他还有更加伟大的设想，即“以精确之训诘，写朴茂之文章”。他说：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震）、钱辛楣（大听）、段茂堂（玉裁）、王怀祖（念孙）诸老，其小学训话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诘，发为班（固）、张（衡）、左（思）、郭（璞）之文章。……

这是同治二年曾氏《谕纪泽》的信。正因为他撷宋学之精，掩汉学之长，熟读马、班、韩、欧之文章，所以他的文章及其所创建之“湘乡派”，根柢之深厚，词藻之典丽，实已驾桐城派而上之。

　　二  曾氏与桐城文派

如上所述，曾氏的学术，是以宋学为体、汉学为用、词章学集其大成的。这显然是受了桐城姚姬传的影响。他曾经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见《圣哲画像记》）即此可以见其渊源所自了。其所以能超越桐城者，在于他的学术植根于六经，沾溉于汉学，发皇于词章，致力于经世致用，故其实益充，其声益闳，其光益晔，骎骎乎可以追攀班、张，方驾韩、欧，远非桐城文派所能囿限。但饮水思源，曾氏对桐城文派的开山方（苞）、刘（大櫆）、姚（姬传），一直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推崇，而对姚氏尤为景仰。一则说：“国藩之粗识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再则说：“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致刘蓉》）三则说：“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学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之‘江西诗派’也。”（《欧阳生文集序》）四则说：“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窃见其中亦有小谬误。”（《古文辞类纂正误》）从曾氏这些自述其学习“古文辞”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是继承姚鼐的衣钵的。曾氏的不可及处，是他虽然服膺于姚氏，但并不讳其所短，是其所非，如他在《复欧阳兆熊》书中说：

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大櫆）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其序跋类渊源于《易》，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

在《复吴敏树》的信中又说：

惜抱于刘才甫（大櫆）不无私阿，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亦实有突过归（熙甫）方（苞）处。”

在这里，曾氏既指出姚先生的“才力薄弱”，又指出姚先生在编选《古文辞类纂》中“不无私阿”，这种直率的诤言，是学术界立门户者所不欲言的。其于方苞之评论，亦复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肯定其崇高的学术地位“为国家两百余年之冠”，又指出“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他说：

望溪（方苞）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两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词。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惟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当时同志诸老，自朱文端、杨文定数人外，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此疏阅历极深，四条皆切实可行，而文气深厚，则国朝奏议中所罕见。

这是曾氏读《方望溪集•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的批语。与《札子》有关者，仅结尾四语而已。前面的主要篇幅，显然是曾氏借此为方苞，也就是为“桐城文派”游扬鼓吹的。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还说：

康熙、雍正年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纯皇帝文功武德，壹迈往古，征鸿博以考艺，开四库馆以招贤俊，天下翕然为浩博稽核之学，薄先辈之空言，为文务洪丽，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时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硕果之不食，可谓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求如天游、齐焘辈洪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

这里有两点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推崇方苞为康、雍间的“古文专家”中“最为无◇”的；二是说“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而那些务为“浩博稽核之学”的，“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前者表现了曾氏对桐城文派的衷心景仰之情，后者表现了曾氏看到桐城文派的中兴，所油然产生的欣慰之感。尽管曾氏曾经声称：“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伯言）之后尘。”（《复吴敏树》）梅伯言是姚姬传主讲钟山书院时的高第弟子，与管异之、方东树、姚莹齐名。说明曾氏亦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但其与桐城派之渊源关系，则是脉络分明的。曾氏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尽在叙述了姚先生之学是慕效方望溪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大櫆及姚范。姚又以其所学，授之于上元管异之、梅伯言、桐城方东树、姚莹四大高第弟子；四大弟子又各以其所学，传授其门徒，于是桐城文派便流衍于江西、广西了。曾氏还认为巴陵的吴敏树、武陵的杨彝珍、善化的孙鼎臣、湘阴的郭嵩焘、溆浦的舒焘伯，以及湘潭的欧阳勋，虽未列弟子籍，而皆服膺其学，笃好而不厌，实亦桐城文派中人。除吴敏树不愿以桐城文派自居外，其他皆默认为姚氏的私淑弟子，将姚氏之学传于湖南。而吴、杨、孙、郭、舒及欧阳，皆与曾氏相友善，则曾氏之私淑姚氏、承传姚氏，不待言而自明矣。

曾氏不但接受了姚姬传“以为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说，而且对于姚先生提出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文艺理论，服膺备至，多所发挥。其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1860年4月7日）日记中说：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以是推之。

这是曾氏将姚先生的“阳刚阴柔”之说，既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又从文体上加以区别，使之由抽象变为具体，辨析毫厘，察而可识。是百世不易之确论。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又从两汉、唐宋名家之文章风格，区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他认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然不同。……若非其貌其神，迥异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谕纪泽》）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才对姚先生这个著名的文艺理论，作出了极其精湛的阐释。他说：

西汉文章，如子云（扬雄）、相如（司马长卿）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颓矣。韩（愈）柳（宗元）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修）、曾氏（巩）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曾氏既从文体之类别，又从作家之风格，阐述了何者为阳刚之美，何者为阴柔之美，并认为尽管文章变化，莫可穷诘，但任何人也跳不出阳刚与阴柔的圈子。他在《笔记二十七则•文》中，又进一步从造句之雄奇与惬适两个方面，阐明阳刚阴柔之说，他说：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二曰惬适。雄奇者，瑰伟俊迈，以扬、马为最；恢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伟恢诡之胜者，莫盛于韩子（愈）。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慰贴，朴素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能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不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伟俊迈、恢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曾氏在这里所讲的“雄奇恢诡”，即是指阳刚之美；“惬适熨贴”，即是指阴柔之美。扬、马、庄、韩，以雄奇胜，是得于阳刚之美者；匡、刘、欧、曾以惬适胜，是得于阴柔之美者。在曾氏看来，阳刚之美得之于天授，阴柔之美成之于人力，学者当追求雄奇之境，而从惬适着手。这自然是曾氏考之于古人，验之于实践所提出的结论，虽未必为学者的共识，但却是很有见解的笃论。

以上这些，都说明曾氏及其所创立的“湘乡文派”是祖述姚氏及其所创立的“桐城文派”的。

　　三  曾氏之审美观

曾氏平生嗜《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成癖，以其雄奇恢诡，为他人所不及。他曾多次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的信中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崛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韩愈）、半山（王安石）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又说：“平沓最为文家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笔气爽利，近亦渐就范围。然词意平庸，无才气峥嵘之处。”究竟如何才能避免平沓，达到雄奇的境界，他从韩愈那里撷取“文气”说，不惮其烦地在《谕纪泽》的信中说：

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予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

这就具体指出了雄奇之要点，在于行气、造句和选字，而以行气为上。所以他又在《谕纪泽》的另一信中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崛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以气论文，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其后《文心雕龙》的《气骨篇》、《颜氏家训》的《文章篇》，虽有所阐发，然韩愈在《答李诩书》中提出的“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尤为深造自得之言。曾氏又在韩愈“文气论”的基础上，加以具体阐发，而义蕴无余。他还告诉曾纪泽说，要使诗文有声响，有光芒，“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于韩愈诗文的“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并见《谕纪泽》）可见曾氏的审美观，以“雄奇”为第一要义，从他的《读书录》中的批语来看，雄奇具有跌宕、傲兀、层折、狡狯、遒劲等特点。所以他认为李太白的作品有“一种跌宕飘逸之气，独迈群贤”。韩昌黎的作品，往往“别出奇径，跌宕自喜”，“善用缩笔，纾馀跌宕，如将不尽”。特别对于韩诗文的“傲兀自喜”，“字字峭立”，“层折不穷”，“低回唱叹，深远不尽”，“恢诡瑰伟”，“狡狯不测”，以及“笔端崚嶒”，“文气绝劲”，“骨气峻上”，有“崚嶒之气”，“雄直之气”，“豪横之气”赞不绝口，爱不忍释。而对于曾巩《元丰类稿》中的某些篇章，“文气平衍”，“少奇崛之趣”，则深致不满。

曾氏审美观的第二个要点是“珠圆玉润”。他认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江淹、鲍照、徐陵、庾信四家，推而广之，“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

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子长、卿（当作“迁”）、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鲍、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从他《读书录》中的批语来看，大抵“珠圆玉润”具有情韵隽永、声调铿锵、形象鲜明、语言藻丽、起结得法诸特点。情韵隽永，是他所强调的审美标准。他在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九日（1868年5月21日）的《日记》中说：

予昔年抄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拟再抄古近体诗，亦分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有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

在这里，曾氏花了极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另一种审美标准——“机神”，但他在开篇前把“情韵”作为诗和文的审美标准提了出来，列为他所抄诗文的“四属”之一，说明他是非常重视这一审美标准的。所以他在韩愈的《罗池庙碑》的批语中说：

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曾氏把“情韵”这一审美范畴，提到“文章第一妙境”的高度来评价，而对韩氏的《处州孔子庙碑》的缺乏“远神遥韵”表示“不无遗恨”，正好说明“情韵”在曾氏的审美观中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声调铿锵是“珠圆玉润”这个审美范畴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对韩昌黎、欧阳永叔的某些作品，具有音韵铿锵、一唱三叹的妙致，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韩愈的《送杨少尹序》“唱叹抑扬，与《送王秀才序》略相类，欧公多似此种”。《题李生壁》“低回唱叹，深远不尽，无韵之诗也”。这里所说的“叹唱抑扬”，“低回唱叹”，就是说的音调铿锵。尤其对于陆贽的骈文，更是爱不释手。他在评《陆宣公集》说：

陆公文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

所谓“谐平仄”，“调马蹄”，自然也是说的音韵铿锵。

形象鲜明，也是“珠圆玉润”审美范畴的一个方面。他认为韩昌黎的文有“生气”，有“真气”，苏东坡的诗“善设譬喻”，故能“状难状之景，显难显之情”，以增加形象的鲜明性与生动性。他说韩愈《题炭谷漱祠堂》“凛凛有生气”。《送浮屠文畅师序》“立言有本，故真气充溢，历久常新”。《与孟东野书》“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韩公书札不甚矜意者，其文尤至”。他还在评苏东坡《代东方平谏用兵书》中说：

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辄以譬喻明之。如《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八端，此外诗文亦无几篇不设譬者。

所谓“生气”、“真气”，是说诗文中刻画的形象栩栩如生，形神逼真，所谓“善于设譬”，就是善于用具体形象去写景、去抒情。

语言藻丽，也属于“珠圆玉润”的审美范畴。曾氏历来主张诗文要词汇藻丽，语句瑰伟，并一再教育其子弟要分类“抄撮体面话头”，以医“笔下枯涩之病”。认为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骨峻上而词瑰伟，极用意之作”。从他的《读书录》中的批语来看，大抵还要雅洁、简炼、无俗字、闲字、秾丽字、冗句、弱句，才能使造句选字没有遗憾。他认为杜少陵《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叙事雅洁，极不易学”。韩昌黎的《故相权公庙碑》“矜慎简炼，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轨也”。他还指出韩愈的《科斗书后记》“叙述无一闲字”，《为韦相公让官表》“为四六文，亦不厕一俗字，欧、王效之，遂开宋代清真之风”。《祭郴州李使君文》“不使一秾丽字，不着一闲冗句，遂尔风骨道上”。《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首尾无一字懈，精神奕然”。

曾氏还极注意文章的起结，认为起得有势，结得有法，承接得当，才是诗文的上乘。这也属于“珠圆玉润”的审美范畴。他说韩愈《魏博节度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起最得势，朴茂典重，近追汉京，远法《尚书》”。《郓州溪堂诗序》“‘公私扫地赤立’，能造难状之语。‘于是天子以为尚书右仆射’，接法太史公”。《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起笔逆，接笔亦逆”。凡此等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方苞《送左未生南归序》的“而‘孙之死’二句，承接牵强”，则不无微辞。

曾氏审美观的第三个标准是入情入理，感人肺腑。他认为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的“积憾已甚或忿形谤渎”节，“款款入情，娓娓动听，此等处最不易及”。韩愈《与崔群书》的“‘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节，悲感交集，王荆公《与段缝书》中段为曾子固代鸣不平，文气脱胎于此。‘人固有薄卿相之官’节，愤激出奇想，沉痛至矣。‘仆无以自全话者’节，后路绝深痛”。《与鄂州柳中丞第二书》“砉然入人之肺腑，故足以作忠孝之气”。盖有真感情，斯有真境界，有天下之至情，斯有天下之至文，这是词章家的共识，而曾氏在学习的体验和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审美标准，则是不易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