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风云迭起的近代史上，曾国藩与梁启超是两位接踵而起、令人瞩目的人物，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却各自不同。曾国藩一生的目标是竭力维护晚清王朝的生存，用他那力挽狂澜的手臂支撑起那座即将倒坍的封建大厦，“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梁启超一生的主要贡献则是宣传并致力于变革社会，将舆论的炮口对准末代的封建专制政权，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用他那狂飙骤电般的炮弹发起猛烈的攻击，号召人们“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两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一为反封建的斗士、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与曾国藩的政治抱负与社会理想是如此不同，两人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异趣。应该说，志在维新变法、推翻封建专制的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该不会置一褒词，而会极尽攻击之能事。然而事实殊非如此，梁启超对曾氏非但无一贬语，而且评价极高，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曾国藩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金陵两江督署。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8日）梁启超即诞生于广东新会茶坑乡。曾氏的逝世与梁氏的出生本属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梁本人却以此做起文章来。他在1902年所写的《三十自述》中说：“余生于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梁氏为什么特别突出这一点?在梁氏看来，曾国藩的去世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晚清王朝一场短暂中兴之梦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个风云多变时代的开始。在历史发展观上，梁启超是深信英雄人物的作用的。他认为时势可造就英雄，而英雄亦可造就时势。他说：“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披，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时，而始有嘉富尔；普鲁士当日尔曼列国散漫积弱，见制法人，国体全失之时，而始有俾士麦；美利坚当受英压制，民不聊生之时，而始有华盛顿。然则，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面对列强侵凌、国势日蹙的状况，梁启超深有感慨地说：“吾以为曾文正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既然曾国藩没能完成他的历史使命，而梁氏本人又恰诞生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于是他便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沉重立命感。梁启超氏写作此文，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4年，本人亡命东瀛之际。他在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三十自述》述说自己经历的人生忧患，倾吐内心淤塞的苦闷与悲哀的同时，对曾国藩这位前代政治家流露出的怀念之情，使人感到他对曾国藩的景仰之深。梁氏此种情怀随着时间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与日俱增，他自称“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从他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如《新民说》），直至晚年的谈话（如《北海谈话录》）来看，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的确可与斯言相印证。

二

以宣传西方新文化自命，对封建专制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始终如一地对曾国藩这样一位旧制度、旧传统的卫护者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这一问题乍看令人费解，但结合梁氏的社会改良思想来加以考察，便不难回答了。

首先，这种评价服从于梁启超的社会改良理论，旨在唤起国人对改善与提高道德素质的重视，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下，在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有志之士变革社会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国人衰弱不振的精神状况，官僚机构中腐败不堪的道德风气，极大地阻碍着这一愿望的实现。梁启超认为，重建国人的道德观念与人生信仰，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变革的当务之急。

根据西方的政治学说与伦理学说，梁氏认为中国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人道德素质太差。梁启超尖锐地指出，造成这一情况因素来自五个方面：“专制政体之陶铸”，“近代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生计憔悴之逼迫”。“学术匡救之无力”。梁氏又将道德分为两种：“私德”与“公德”。“私德”指的是个人道德修养（“独善其身”），“公德”指的是处理个人与群体、国家关系的道德修养（“人人相善其群者”）。“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公德”是“私德”的推广，梁启超引用孟子的话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氏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极重内省修身的宋明理学是相沟通的。儒学，特别是理学，强调“内圣外王”，即通过主体道德的完善，通过人格的完善与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加强，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可以说是将“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结合得十分突出的一个成功者。曾国藩十分重视封建道德修养。年轻时在京师就曾追随理学大师唐鉴潜心于修身之学，“清修亮节，已震一时”此后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他都把身心修养作为淬砺人格、激发斗志的重要手段，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如他把“慎独”作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以“八德”作为修身的具体内容；主张铢积寸累，极重小节等等。据黎庶昌记载，曾国藩在军中，每日未明而起，黎明即出巡查营垒，检阅操练。白天清理文卷、接见僚属、宾客之余，皆披览书籍。“其日记自咸丰八年六月起，至于易箦之日。犹书前一日日记，未尝间也。”对身心修养毕生不懈的追求，不断强化了曾国藩舍身卫道的意识，抑制了湘军将领骄惰、奢靡的恶习，这是湘军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梁启超认为，曾氏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的修身克己之功。他说：“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厉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他十分重视曾国藩严于自律、持之以恒的修养工夫。他说：“古今成大事者，其自胜力甚强者也。……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填日记数条，书数页……自流俗之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梁启超认为；曾氏不仅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且善于推己及人，“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他说：“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第二，梁氏这种评价旨在鼓动青年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并脚踏实地地努力行动。

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一生致力于修身，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高谈性理的理学家、道德家。他追求“立德”是为了“立功”；他讲求“内圣”之学，是为了推行“外王”之道；他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即“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为此，曾国藩十分重视知行的统一，强调“力行”。他说：“知一句，行一句，此力行之事”，“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长才智。”可以说，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最后落脚在一个“行”字上，是“力行”的信念使他作为一介儒生自觉地奔赴血与火的战场，从事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卫道事业。梁启超对曾氏的“力行”十分钦佩，他说：“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修行之极严谨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他对曾氏“而困而知，而勉而行”的精神十分赞赏，说曾氏一生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变革社会风气，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强的目的，十分需要曾氏当年的“力行”精神，他强调，要将救国的理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行动。他说“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他替那些对变革旧中国持旁观态度的各类人物的嘴脸一一作出勾画，指出他们“或为不知责任之人，或为不行责任之人”，批评他们“知而不行，与不知等尔。”梁启超对当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沉落无比痛心，对上层统治者的堕落无比愤恨。他寄望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激励他们以曾国藩等中西方政治家为榜样，树立坚定的道德操守，以卓厉风发的精神行动起来，肩负起改造旧中国的重任。他痛心疾首而又满怀期望地说：“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唯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生之”，“使举国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中国，其进步未可量也”。

第三，梁氏这种评价旨在勉励国人树立坚定的目标，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实现变革中国的理想。

曾国藩从1853年帮办团练，至1864年攻克天京，在与太平军长达11年的军事较量中，历经挫折，备尝艰辛。他初次出师即接连兵败岳州、靖港，后来在湖口受挫，祁门受困，数次处于绝境，本人几至被俘。在金陵决战中，面对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加之内部疾疫流行，湘军伤亡惨重，曾国藩胆战心惊，日夕仿徨，寝不安息。但最后他终于赢得了胜利。这固然有对手方面致命的原因，但梁启超认为，对曾氏致胜的主观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他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梁氏说，天下古今成败莽然不一，“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梁氏认为，希望多与失望相随，人在失望之时，决不能绝望，要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唯毅力”。因此，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唯毅力唯足恃”。他指出，曾国藩苦心经营衡州水师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至芜湖，下至上湖，无营不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城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梁氏此番感发，是他流亡日本的1902年。在此前四年，轰动全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康有为与梁启超本人逃亡海外。梁启超痛定思痛，此时重温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志在以曾氏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勉，并鼓励“吾党之真有志于天下事者”战胜失败后的沮丧情绪，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实现变革中国的理想。故此，他极具感慨地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揭示出了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特征。德国学者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他指出，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受理解者、阐释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与历史地位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所谓理解就是被理解的东西，在一切理解与阐释中，都含有阐释者本人的经验结构。梁启超对曾氏的评论，包含着他本人的经验结构。这主要是指梁氏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感受与认识、他从事变法维新的斗争经历，他进步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以及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史学所不同的新史学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是他整个启蒙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新史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他倡导“新史学”破除旧史学，从而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在梁氏之前，对曾国藩的评论不可谓不多，但一般人仅仅停留于“理学名臣”的评价。清朝推翻之后，则有人持“排满说”，指斥曾氏为汉奸。这两种看法，前者肤浅、陈旧，后者偏执、迂阔。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论超越于这两种观点之上，他既不是将曾氏作为一个效忠清廷的卫道者看待，也不是将他作为一个民族的罪人看待，在梁启超的眼中，曾国藩是一个转移风气、改变历史的英雄人物。他从曾氏故往的“陈迹”中看到了“今务”，从历史“事实”中看到了今天的“理想”，他实际上是通过评论曾国藩而呼唤着时代的变革者。由于梁启超结合中国救亡图强的实际，用先进的社会史观对曾氏其人作出了新的阐释，所以充分表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与历史学家一种深邃而宏阔的眼光，同时也推动国人对曾国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梁启超这种阐释借鉴传统的方法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一般说来，出于对西方文明的追求，对封建专制的憎恶，梁启超在理性上对中国固有传统是疏离的，在戊戌变法前后及这以后的十多年中尤为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爱国思想以及所受传统教育的深厚影响，梁启超对传统在感情上又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种情况，使得梁氏往往通过对传统的阐释来达到宣传改造社会舆论的目的。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类“圣人”、“英雄”，从不带有一种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需要遗产，之所以推崇历史上的英雄，是因为他们在变革中国的事业中能起到借鉴的作用；英雄留给今人的不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功业，而是他们的英雄行为和精神，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后人不断创造新的成果、新的功业。如他对孔子的评价，固然把他看成一位了不起的古代“圣贤”与“豪杰”，但他同时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无复有孔子者存也。”所以他竭力反对“保教以尊孔”的腐儒之谈，说：“孔子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已乎!”这与他对曾国藩的评论可以说具同一之用心。只不过，由于梁启超与孔子相距时代遥远，而与曾氏更为接近，故梁氏在对后者的评论中表现出的热情特别浓烈，对于国人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精神上产生的震荡、带来的鼓舞也更有力。在近代新思潮的影响与推动下，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青年毛泽东宣称“独服曾文正”就是明显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