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国藩在湖南主持创办的水师，是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事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为其他省份新建水师提供了模式，后来又发展成为清王朝经制长江水师。本文试图从当时战争的全局和曾国藩筹办水师的缘由和创办成功的原因作些分析和探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创办缘由
（一）“肃清江面”战略目标的提出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兵，本来设有水师，分为内江和外海两个部分，但是军备落后，且久已废弛，其内河水师早已形同虚设。郭崑焘曾经指出：“直省水师，大率用水马游行波面，应差操为戏而已。”王定安在其《湘军记》中甚至说：“绿营水师，承平对用艨艟巨舸，绘以云龙。无事委舟江畔，帆楫◇地弗之问；遇大操则新之，军士腰皮带浮水面，往来攒刺，务为美观。操毕复委之，虚应故事而已。”腐败如此的水师，不仅不能有效地抗击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军，就是在国内农民起义队伍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自咸丰二年冬始，一些身临前线的文武官员目睹太平军在湘北组建水营，所向披靡，清军频频败北，痛感非有得力的炮船，不足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纷纷奏请调遣炮船与太平军作。战，以改变战场上不利的格局，从而引起了清廷对水师炮船的重视。
咸丰二年九月(1852年10月)，太平军还在围攻长沙期间，湖北巡抚常大纯奉命调派湖北清军至湖南岳州进行水陆防堵。至十一月，这批官兵闻风逃溃，太平军乘胜顺流直下，进逼武昌。常大纯以湖北军情紧急，首先奏请迅速调派前在湖南的广西炮船往湖北援救，并调江南水师广艇炮船和中小号炮船，拦截九江，顺风溯上武昌一路，遏制太平军前进。清廷即如所请，谕令湖广总督徐广缙和两江总督陆建瀛妥速赶办，又令长江中下游各省水路“节节严防”。
十二月初，太平军攻占武昌，常大纯等文武大员败死。新任钦差大臣向荣因见太平军船只极多，又搭造浮桥，往来自如；而清军则受长江重湖之阻，无船可渡。于是奏请令两江督抚调九江及浙江水师战船，迅速溯流直上道士洑；令两广总督酌调广东水师拖罟战船由海道驶入镇江，辟江而上；并请在上游设炮船数百只，以便从水陆四面夹攻在武汉的太平军。清廷乃令调广东水师率拖罟战船百余只取海道至江南，调上海道吴健彰领拖罟战船、温州总兵领头莽等船备水战；又谕新任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南巡抚潘铎派员多雇船只，招募洞庭湖“水摸”，与刑部郎中卢应翔等所领广西炮船，速赴武汉，交由向荣调遣。
然而，由于清军水师有名无实，陆师行动迟滞，而太平军进军迅速，使清廷的遥控一再落空。次年正月，太平军撤离武昌，沿长江水陆东下，清军“江南水军不能遏”。二月攻占金陵，定为都城。
御史黄经在一份关于兵势的奏摺中称，太平军已经占据江面，官军“必须上游速备船只，酌拨将弁统带，乘风顺流东下，直抵金陵，向荣陆攻东南，舟师攻其西北；知会下游水艇，合力兜围”。七月七日(8月7日)，清廷发出上谕，以为黄经所奏，“自系目前紧要机宜，势难暂缓”，而令湖广督抚“即于各路水师船只酌量调拨，或设法雇备民船多只，配带炮位，拣派得力将弁管驾，自上游驶赴金陵，与陆路官兵合力攻剿，并与下游艇船，两路合剿，方可肃清江面，扫尽贼踪”；同时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雇红单船载炮驶赴江南；令部拨银二十万两作为湖广办船经费。湖广总督张亮基奉旨后，即在湖北“买船更造”，令造炮位，筹备兵勇。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却“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论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所以他在复奏中以“民船恐难得力”为由，把此重任推与广东，奏请令广东雇拖罟、快蟹、红单等船，派水师员弁管带，可期得力。清廷于是再令叶名琛办理。
楚勇头目江忠源早先已提出过“先肃清江面”的议论。在防守南昌期间，采纳幕僚郭嵩焘针对西征军居舟攻城战术所提出的“急治水师”的建议，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上奏了嘱郭起草的《请饬制造船炮肃清江面摺》。在该摺中，陈述了太平军水营的严重威胁后认为，“欲克复三城（即金陵、扬州和镇江)，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奏请令四川、湖南、湖北各督抚，用官办或官商捐办之法，制备拖罟船百余只，令广东督抚购备夷炮千余尊，限三个月内在武昌齐集，然后调集福建、浙江、广东水师营兵，兼雇广东水勇，进行堵剿。清廷乃于八月十二日(9月14日)，照准江忠源所请，分别谕令川、鄂、湘三省督抚“仿照广东拖罟船式，速即雇觅工匠，共制战船百余只，每只船约载兵五十名，均着克期三月，一律齐备，以资调遣。”
稍后，又有文经所上统筹江南大局摺，也为肃清江面，提出“速募战舰”等项建议。九月初二日(10月4日)，清廷照样催令湖广督抚委派得力员弁，雇募舵手、水手，驰赴江南，以资攻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咸丰二年冬后，清廷把办理水师以肃清江面，列入了它的战略计划；两湖、两广督抚实际上已在奉旨筹办。此时，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创办湘军水师，并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孤立的举动，而是清朝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总的战略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曾国藩“水战”计划的产生
曾国藩作为湘军水师的创办人，在组建湘军之初，并未考虑到办水师的事。至七月间，他对朝廷根据黄经奏言所发关于雇用两湖民船下江南助战的上谕，还不以为然，甚至说：“湖广小◇、钓钩之类，实不足以为战船，且水手望风惊溃，一闻炮声，委之而去，则千辛万苦、敛怨而封雇之民船，又以适资贼而助其焰，甚无谓也。”因此，他坚主奏调广东、广西水师，分别进入长江中下游，“以收上下夹攻之效”。八月间，在朝廷根据江忠源奏言，分别令湖广、四川督抚仿制战船后，他也以无钱为由，“未遽造办”。
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西征军占领汉阳，武昌城内居民迁徙一空，新任总督吴文镕方入城中，急如星火，而长沙警报日至。曾国藩在八月底才从长沙移驻衡州，并以局势严峻忧心仲仲。他说：“田家镇之破，两湖既失藩篱，日日皆在忧危之中，譬如幕巢漏船，无可少安。”此时，他首先从守长沙、保湖南出发，才提出准备与太平军进行“水战”的设想。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他致函骆秉章说：“贼若来省，会垣虽或被围，尚可坚守无虞。惟兵勇无几，而贼舟极多，或以大股规我省城，率我师徒，而以分股四窜，沿湘傍湖之郡县，处处之可通舟楫，贼帆一到，孤城立危，如江西瑞州、饶州、南康、奉新近事，掳其民而掠其地，披其枝而伤其心，极可虑也。鄙意欲设法与之水战，日内尚未筹得妥善之策。”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他给骆秉章的信上则明确地把筹备水攻列入保守长沙的计划之中：“统计目下省城要务约有三端：一曰城内坚守；二曰城外扎营，通接济之路；三曰筹备水攻，无听其船只来往自如。三者苟备，则此贼不能得志。”为此，他计划赶造冲簰，在一月之内，统率而下，与太平军进行水战。
曾国藩在决意造船办水师之前，也听取了一些督抚的意见。自田家镇失守后，吴文镕、骆秉章、张芾、江忠源与他一起谋划两湖、江西、安徽“四省合防”，以剿为堵之计。骆秉章向他提出，四省合防，“总以筹备水师为先务”。吴、江与他往来书函，也皆以筹办水师为第一要务。江忠源对办水师，议论尤多。咸丰三年春在湖北时就写信给曾国藩，说要合江、楚、皖各省战船数百艘，并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七、八月间在南昌时，又一再致书曾国藩，言“欲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并请他在湖南造船。十月间，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在赴任途中的一封信中又一次说到：“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战船、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务先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请吾师即日缮摺，与忠源联衔具奏，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吾乡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忠源亦当收淮南奇杰，以为应援。若再旷日持久，天下非臣子所忍言矣!”
当时，曾国藩正着眼于湖南长沙的防守，鉴于当年夏天遣湘军赴援江西在南昌城下损兵折将的教训，对朝廷一再紧催出省援鄂，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十月二十四日(11月24日)，他在复奏”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时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船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驰赴下游。”
从上所述可见，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既是属于清朝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曾国藩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提出的与太平军进行水战的需要，同时还是在同僚的劝说和朝廷的催令下所作出的决择。
二 创办经过
（一）经费的筹措与办船配炮
筹建水师，约需银十余万两。曾国藩为了筹措这笔巨款，首先考虑提取湖南藩库银两。然而，当时藩库仅存银三万余两，不敷供支，于是咨商督抚奏请截留粤饷。共有两宗，一宗是截留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四万余两；一宗是截留经部拨从广东解往两湖办理炮船的经费四万两。除此之外，他还靠设局劝捐接济。据他自称，截至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止(1854年1月18日)，实收三万余串，捐功牌者万余串，情捐者八千余串，共计约五万余串，若按当时官方规定的湖南银钱比价，以制钱二串作银一两计，那么其捐输所得银，当在二万五千两至三万两之间。因此，曾国藩筹办水师时办船、募勇经费，多由截留的粤饷中解决。
曾国藩筹办水师之初，把重点放在办船配炮方面，他认为“江面堵剿，必须船多炮富。……否则大海簸豆，黑子着面，止儿戏耳。”但是，他不知战船形制，“止为湘水架炮权宜仓卒之计”，即在衡州仿造冲簰。“其法编杉为排，宽约七尺，长约丈有五尺，剡其两头，以便劈水疾行。前后安放两轮，如翻水车，旁施两桨，头尾置柁，顺逆皆可驶行。置大铁钉于头，以便冲击逆船。上置帐房一架，如京师所谓西洋房子者，顶及四围旨用夹布，每日三次浇水。以御枪炮。”曾国藩以为，这种冲簰由于位低贴水，既利于枪炮仰攻，又利于火攻和防火，还利于驱水勇背水而战，以救奔溃之习。同时还省工省价，可使寻常水勇参加水战。这种冲簰，本是八月间江忠源督湘军防守南昌时，派夏廷樾、郭嵩焘等在樟树镇所督造的巨大木筏，原拟用于配合陆师，冲撞太平军战船，后因太平军已撤离，簰成未用。曾国藩在衡州督工仿造出来的簰样，于十月初七日(11月7日)进行下水试验，并不适用。簰小，放于大江湖则难御风波；簰大，顺流、横渡尚可，上水则极笨，不能转战，所以只能用于堵御，而没有实战价值。此后，他不得不放弃了造簰计划，改为专办船只。
曾国藩为了办船，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首先，改造民船。在办船之初，曾国藩考虑到湖南木质薄脆，船身笨重，不足以为战船，然而就地兴工制造又来不及，因此只能购买民间钓钩、小之类，另行改造，添制炮位，教练水勇。又由于当时湖南“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曾国藩乃想到“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于是“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其改造办法是：“在两旁帮于大木，上铺厚板，前出长唇，旁施润桥，即可施放巨炮，不至于震。”进入十二月后，他才购得能行大江的大民船继行改造，取得成功。每只船的买价钱二百余串，大者不超过二百四十串，可载米石一百石至七八百石不等，大概能装米七八百石者可架千斤之炮，能载米千余石者可架二三千斤之炮。至咸丰四年初止，湘军水师中用民船改造的炮船有120只。
其次，仿造战船。十一月(12月)上旬，正当曾国藩对办船一事找不到头绪而“日夜焦灼”的时候，由督、抚咨到广东绘来的拖罟、快蟹两种船式，成名标也奉命自长沙抵衡州帮助造船。成名标是广东归善县(今属惠州市)人，行伍出身，升千总，咸丰三年经两广总督叶名琛保奏，补授湖南岳州营水师守备，十月间抵长沙后，巡抚骆秉章派他赴衡州曾国藩军营差遣。由于他“熟悉船事”，甚得器重，曾国藩对他“推心置腹，委用极专”，留在衡州设厂监制快蟹船，并配备衡州、永州工匠襄办。该厂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54年2月23日)毕工，共仿造快蟹10只。
随后，广西奏派到湘的候补同知褚汝航、夏銮等人，从桂林到达衡州。曾国藩又得知长龙船式。由于衡州船厂造船进展“迟钝之至”，于十二月初二日(1853年12月31日)，将他们派到湘潭分设一厂，监造长龙战船。该厂毕工比衡州厂稍晚，仿造长龙50只。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特约黄冕相助。黄冕字南坡，湖南长沙人，在甘肃时曾经监造过铁炮，为官江南期间又从裕谦治理海防，对水师事宜素有讲求，后来还籍居家。是年十二月间，经郭嵩焘的一再推荐，曾国藩致函邀他往湘潭与褚汝航商办造船事宜，并约他到衡州面商。在黄冕去衡州以前，曾国藩但知有快蟹、长龙等名目，且“专务坚大，发炮不震”。黄冕抵衡后说：“长江港汊纷歧。师船迟重，不能转倒。江南水师有所谓舢板者，每营必得十余号，以资梭巡港汊”，并详绘该船图式，以供试造。曾国藩即按他的建议，令为每营添制舢板十艘，把长龙船改为舢板，酌留数艘安老营坐船。至湘军出师之前两厂共造此种战船150号之多。
再次，雇用民船。为了装运煤、米等项，曾国藩还托人雇用民船100余号，雇至汉口交卸，先给定钱，从装货之日起按日计酬，大船给钱1000文，小船价面议。
其炮位的配备，是从九月间开始的。他估计配备战船的炮至少需要800位，但实际上至出师时止，只筹备到530位。察其来源，有如下三宗：
其一，截留广西炮位。咸丰三年九月底，由广西巡抚劳崇光所派知县乔作梁押解炮二百位赴湖北，路经衡州时曾国藩经咨请督抚，截留了其中150位。这批炮位，大的不过千斤，余为二三百斤。
其二，截留广东炮位。广西右江道张敬修经江忠源奏保，“奉肃清江面之旨”，专办炮船。他在广东办得夷炮(即洋炮)、广炮千尊，需赴两湖办船。曾国藩得知后，即函请湖广总督吴文镕速告张，将所带炮位、匠勇暂留衡州，帮办一切。随后，清廷令广东将购办的炮位限三个月解楚。按计划，广东炮位分十批解运。至十二下旬先解到80位，次年初又解到240位，至湘军出师前夕从广东解到夷炮、广炮共320位。
其三，提用湖南炮。自咸丰二年开始，湖南官府为了防守长沙，请绅士黄冕等人监造熟铁炮位。后来按谕旨需向湖北输送300位。湘军出师时从中提用了150位。
曾国藩筹备炮位时，认为“夷炮甚好”，而两湖制炮，“质恶而匠拙，即二三千斤重者，其为用或尚不逮数百斤夷炮之远。”但是，他所筹得的炮位中，土炮居多，并且不是他设厂制造或直接筹款购办的，而是经咨商督、抚奏准截留的。
（二）水勇的招募编练
湘军水师也同陆师一样采用招募制，而曾国藩对水师要求更高。他自主水师统将，纯用儒生、农民和湘军陆营弁丁为营、哨官。在招收水勇时，摈弃绿营官兵。他说，他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认为“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因此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也不移用陆勇。其次，专雇水手。他说：“水手佳者难得，然不难于放炮，而难于荡桨驶舵。国藩之意，拟即专雇水手，盖水师不可遽学为水手，水手却能即学为水师。”第三，专招湘乡人。他说：“因衡(州)以上船户强半入会，定计专招湘乡人，意在以雉媒相引也。”曾国藩通过这些措施，把水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曾国藩初订水师规模为四千人(后来又改为五千人)，嘱托朱蓂等人在湘乡县城招收，但应招者寥寥无几。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水师一事，湖南之人素为耳所未闻，目所未见，一旦开辟草莱，人人疑惧。……一闻充当水师则皆掉臂不愿，是以迟延若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除了提高待遇每日给钱至200文外，还提出采取连哄带骗的手段进行招收，即招收之初，并不与诸问明，但每日给之口粮，教之放炮、荡桨等事，使其过些日子就会踊跃欲战，而不致纷纷告退。刘蓉也在本乡招得水手100名，配船数号，赴湘潭编练。在湘乡县城招收的水手，按曾国藩的指示，将2000人分遣至湘潭教练，其余遣至衡州。
曾国藩在筹办船炮、招募水勇的同时，也初步议订了水师章程。
水师的编制是仿照陆师制度订出来的。咸丰三年冬，曾国藩与褚汝航等初拟将水师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亦称五军。后因船只较多，曾国藩又与刘蓉商议，改为五正、五副，即正前、副前、正后、副后、正左、副左、正右、副右、正中、副中。营下设哨，四哨为一营，每营500人，10营共5000人。每营设营官1人，帮办1人，配船24只。其中快蟹、长龙、钓钩船各8只。配员，快蟹40人，长龙16人，钓钩船20人。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接受黄冕的建议，改定营制。按当时刊发的《营制》规定：每营置快蟹1只，营官领之；长龙10只，曰正哨；舢板10只，曰副哨。快蟹，桨工28人，橹8人。长龙，桨工16人，橹4人。舢板，桨工lO人。每船另置炮手3人，舱长1人，头工2人，柁工1人，副柁工2人。于是，湘军水师营制大体具备。
按规定，发给水勇的口粮银两比陆勇要优厚些。按日计算，荡桨者l钱，头工1钱1分，副柁工l钱2分，正柁工1钱3分，此外皆1钱。来自广东水师的水勇140名，均换着湘军号衣，其口粮银由原来的7分增至1钱2分。
初订水师旗制：每船配五色尾旗五道，桅尖分色旗一道。此外，各将官皆有旗。
曾国藩在拟订水师章程的同时，挑选了营官。其中，在湘潭的4营，分别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任营官；在衡州的6营，分别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璋、龙献深为营官。而特任褚汝航兼水师总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自衡州起程出征。这标志着湘军水师基本建成。
三 成功的原因
（一）亲自指挥 苦心经营
曾国藩是晚清封建统治阶级集团中一位较为精明能干的高级官僚。他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把创办水师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步骤，苦心经营，不遗余力。
首先，在战争环境中考虑了安全问题。他在选择基地办船之时，即考虑到安全因素。他唯恐还未修造完毕，太平军就攻打进来，造成材料丧失，工匠迁徙不定。因此，他认为设在武昌、岳州、常德或长沙等地都不合适，只有把基地设在衡州才较安全，才“可免惊徙之虑，又无甚远之虑。”正由于他把基地一开始就选定在衡州这个比较偏僻之地：在太平天国西征军进入江西，进入湖北，乃至进入湘北、湘南时，才没有对它构成直接的威胁，影响它的计划。不仅如此，他还可按他前时从长沙移驻衡州的愿望，继续坐镇指挥湘勇，随时弹压湘南及两广、江西天地会军，稳定湖南的后方。此外，也由于他远离了长沙，避开了省中一些官僚的牵制和干扰，避免了与绿营兵弁摩擦的再度发生，从而可在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放开手脚自主办事，有利于他取得成功。
其次，善于招揽和使用能人。曾国藩早在奉旨出山之初就利用各种关系，远近发函，到处呼吁，谋求支援，拜能者为师，以诚相见，和衷共济，以拢络人心，为其所用。他把从广东调来的岳州营水师成名标、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等熟悉水师船炮技术的人员“留置戎幕”，依靠他们分别在衡州、湘潭监造炮船。后来，他又接受友人的建议，把离职闲居在家、对水师“素有讲求”的黄冕从长沙请出来，先至湘潭与诸汝航“一商办船始末曲折”，然后又邀至衡州面见，并采纳了黄的意见，添造舢板，“以资梭巡港汊”。至于民船的雇用，他“亦经广请朋友，善为料理”。在选拔水师营官时，以廪生彭玉麟“有胆识”、外委杨载福“其人材武可用”，而调至幕下，令其各自独领一营。在制订和修改水师章程的过程中，更是广纳众议，反复修订。
此外，曾国藩在揽用人才的同时，又亲自参与实践，对每个细节都经深思熟虑，“必躬自考察，皆躬于手而成于心，”不断总结改进，直至搞出一个头绪为止。
（二）湖南地主豪绅的鼎力相助
曾国藩办水师仍以“保卫桑梓”相标榜，宣称“保全天下大局，乃所以保卫湖南，乃所以保吾辈身家，”把办水师准备对太平军进行水战，与湖南地主豪绅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呼吁他们“协力同心，佐我不逮”。那些真有身家要保卫的地主豪绅们，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威胁，目睹绿营官兵的腐败无能，都把曾国藩当作一面旗帜，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为他的可靠的社会力量。这些人散居在湖南各地，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的还掌握一部分地方武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甘心听从曾国藩的使唤，有的出谋献策，有的代招水勇，有的则捐资助饷。当时，曾国藩为了接济军饷，在衡州设局劝捐，别出心裁地采取“绅通其情，官助其势”的办法，在省内实行“按租劝捐”、“指捐”或“勒捐”；同时还遣人赴省外劝捐。衡州所属的五县绅士都表示“愿为督办”。在各地地主豪绅支持之下，仅至咸丰三年底止。他就收到捐资6万串，缓解了经费上的困难。
（三）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创办水师本来是朝廷交给曾国藩的差事，所以朝廷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尽可能满足。其中包括：特许截留广东解往清军江南大营和两湖办理船炮的经费，允许截留由两广解往两湖的大炮和炮位，调遣绿营水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员协助筹建，等等。此外，经朝廷多次谕令，有关直省督抚，如两广总督叶名琛、湖广总督吴文镕、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与他书信往返或当面商讨，提供炮船式样，提取省中库存款项，配备水师所需的大小武器、火药、弹丸及其他军需用品。正是有了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才使曾国藩创办水师，有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保证。这是他创办水师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曾国藩主持创办的湘军水师，同湘军陆师一样，都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产物，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国家辅助军队的一部分。由于它宗旨明确，组织严密，武器齐备，指挥统一，又有一定的训练，还有陆师护卫、后方基地和后勤支援等优势，所以具有比清朝正规军绿营兵内江水师，甚至比太平天国水营更强的战斗力。在它出征以后，虽胜败起伏，然而对改变国内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清王朝方面转化起了重要作用。曾国藩也以创办水师，加强了湘军的作战能力，提高了他在军事上的地位，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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