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间，我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在整理本馆旧藏时，发现一批信件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毛笔直书于彩笺，彩笺裱糊在白纸板上，布面函套包装。函套题签和目录卡片均写作“曾国藩书信抄件”。这批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信件作者是否曾国藩?其二，如果作者无误，是抄件还是真迹？
针对以上两点疑问，我从馆藏中找出已刊行的曾国藩手书影印件，进行字迹对照。经反复比较分析，我初步认定，这是曾国藩的亲笔。1994年10月，我们与主持《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的岳麓书社编审唐浩明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请其在方便时派员来京鉴定。适逢《曾国藩学刊》主编、湘潭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王澧华同志有赴京组稿之行，唐先生乃将此事托付与他。澧华同志近年负责曾氏书信整理工作，接触过大量的曾函手迹，他从笔迹、墨色、纸张、裱装板式（此板式与湖南图书馆所藏曾氏家书原件完全相同）以及内容诸方面考证，确认为曾氏家书真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 手稿情况
经核对，这批手稿共64页，包括19封家书，都是曾国藩写给其胞弟曾国荃、曾国葆、曾国潢等人的。其中有一件注有“密件”字样。
这64页彩笺均有梅花、兰草、器物等图案，一部分印有浅色栏格，有些还有制作店铺牌记，如有容堂、缦云阁、伴吟轩、云蓝阁、青云阁、尚卿居等。彩笺通高在22．5—23厘米之间，宽在11．6—12．6厘米之间，字迹为右起竖书，每页多为6行，每行在16—20字间。有些信笺注有收到月日，个别甚至记录收到时刻，十分认真。
出于保护的目的，当年的收藏者将64页彩笺一一贴在白板纸上，两页一组。白板纸通高28．5厘米，宽33厘米，每张板纸左右分贴两页彩笺，中缝处对折。折起后信笺不外露，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原收藏者在信笺左下边口处盖有骑缝章，一般是三页一组。印为长方形，高23厘米，宽11厘米，阳文篆刻。岁月流逝，印文已难辨识。
这批信笺在裱于纸板之前，已遭虫蛀，仅有四页幸免。虫蛀处集中在左下、右下及左上方。凡虫蛀之页，几乎均有文字残缺。
二 与已刊本进行核对
为鉴定异同，判定这批新发现手稿的价值，笔者将其与1985年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以下简称《家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核对，有以下情况值得重视：
1.19封手稿中，有18封已为《家书》所收。其中17封是《家书》编辑者据湖南图书馆所藏抄件排印，2封据清光绪五年（1879）传忠局刻本排印。
2.《家书》所收18封信札，写于咸丰十一年三月至同治四年十月。其中，咸丰十一年三月2件，同治二年四月至至八月10件，同治三年二月至四月4件，同治四年十月1件。
3.这18封家书中，有16封是写给曾国荃的，1封是写给曾国荃、曾国葆两人的，l封是写给曾国潢、曾国荃两人的。
4.原收藏者在裱糊过程中，已将手稿写作时间顺序排乱，（详见附表）。有一封手稿为残件，中间有一页丢失。
5.手稿可以校正和补充《家书》者，有以下方面：
（1）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1864年4月22日）《致沅弟》“密件”一封，《家书》失收，详后。
（2）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1865年11月22日）《致沅弟》，《家书》与手稿互为残缺，又互为补充，详后。
（3）《家书》所收17件中，在文字上多有讹、夺、增、乙之处，计百余字（不含节录时有意略去之文字）。
三 这次手稿发现的意义
1.史料价值。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耶非耶，多少年来，海内外一直在研究评说。而且，这种研究评说尚未有终期，这是不争的事实。要研究，要评说，首先必须以史实为基础。史料是记载史实的载体，第一手史料更显珍贵。迄今为止，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是收录曾国藩家书最多的出版物，共收入曾国藩家书1459件，而其中直接据原件排版者，仅25件。此次竟能一次发19件，其数量应谓可观，且其内容亦多涉及战略部署、粮饷供应与人事纠纷，“密件”一封，内容尤为隐秘，前此从未公开，尤具史料价值。
2.校勘价值。从事历史研究，须臾离不开史料。而史料的使用又必须经过认真辨别真伪和校勘讹误。新发现的19封曾国藩家书，极富校勘价值。
下面略举数例：
校正讹误。《家书》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63年9月9日）《致沅弟》函附言：“余新造守营劈山，兹寄出三尊。“出”字为“去”字之误。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1864年4月17日）《致沅弟》函，“将来沪局劝捐，恐又得与余处龃龉。”“得”字为“将”字之误。
删去衍文。也许是当年过录者仓促从事，今以手稿与《家书》对校，发现《家书》有增衍现象。试举两例：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沅弟》函末，“此三事中，弟有法可以补救一二否?”《家书》衍一“否”字，而“法”前则夺一“何”字。
改正倒乙。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1863年9月17日）《致沅弟》函之附言“家信二件、代山信二件寄去。云仙信寄还。道因碑、水晶山子寄纪泽收。”《家书》倒乙为“道因碑，水晶山子寄纪泽收。家信二件、代山信二件寄去。云仙信寄还。”
补足遗文。前面已经说过，岳麓书社版1985年本《曾国藩全集•家书》，多是依抄件排印，所以遗漏之处颇多。如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四日（1861年4月23日）巳刻《致沅弟季弟》函中，于“我军惊溃者八营”之下，原有自注：“强中三，老湘三，湘前一，震字一”，这十二个字十分重要，一一列出了“惊溃”之营的名称，而不仅仅是个笼统的数目。抄本则无此自注。又如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1864年5月11日）《致沅弟》函中有一自注，原文为“王可陞报丹阳克服，亦已入奏，并奏常州有克服之说。”而《家书》不见“并奏”二字，致使文生歧义。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致澄弟沅弟》函，《家书》系据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本排印为节录本。现据手稿残件，知此函至少脱去38字：“潘琴轩廉访鼎新于初三日迎击大胜，杀贼千馀。自此贼非西窜河南，即当回雉河老巢。吾十九日”。这些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3.研究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基础的和最重要的一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拂去岁月的风尘和人为的雕饰加工。和历史研究的其他环节一样，这“还原”的工作必须，也只能以史料为依据。曾国藩是汉臣，死后予谥“文正”，所谓御撰祭文赞誉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称为“老成硕望”。在御赐碑文中，又称他“秉性忠纯，持躬刚正”。官场中有人说他一向“推贤让功，和衷共济”，说他每当“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李鸿章、左宗棠一时辈流，非言学问不及，则曰谋略不如。”（何璟《查明事迹疏》）其门生故吏与族人后辈，对他更是推崇有加，视其为楷模完人。而事实上，如同封建社会中一切官场人物一样，曾国藩的内心是复杂的，人格是多重的。表面上，他绝不臧否人物，不言欲利，而内心里难免有欲火升腾，对“一时辈流”不利于自己之处难免有怨谤与疑忌。只不过，这些胸中磊块平时被包裹得极严，从不肯轻易形诺言表罢了。《家书》失收的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致曾国荃的“密件”，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使我们看到了曾国藩的另一面，或说看到了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曾国藩。在该“密件”中，曾氏对霭亭、紫三、秀一、辅卿等“一时辈流”大发议论，恨怨之辞不一而足。称这些人以“凌人为要诀”，“结纳甚深，意气其盛，其心中均大不以余为然”，“皆足以排挤鄙人”。并指责篪轩“精神极弱，懒于见客，又瞻循情面，绝无担当（自注：遇怨谤利害切身处，断不能过硬）。”这封“密件”让我们窥见了曾国藩内心深处的秘密，让大家看见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封建官场大员。有了这样的材料，我们对曾国藩的研究无疑会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做出更为合情合理的评判。
4.文物价值。一百三十多年前曾国藩家书手迹能完好地保存至今，重见天日，实属可贵。尤其是“密件”一函，更是珍品、绝品。这批东西当然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亦具有勿庸置疑的文物价值，应当妥为保存。
关于这批手稿的来源，这里只能简略地交待几句。经查知：这批手稿系我馆于1957年上半年从北京书摊上购得。至于它们是何时又怎样流入了书摊，几十年前的旧事，世事沧桑，人员流动，一时已难查考。
此外，还能提供的意见是，这批曾国藩家书在被我馆收藏以前，已经是几易其主。这从裱糊者排错手稿顺序可以看出。因其顺序错了（详见附表），说明这不是收件人所为，也不是对曾国藩有所研究之人所为。另外，从同治四年十月初五《致澄弟沅弟》函，中有丢失的情况看，这批手稿必是几经易手，中间出现了某种情况，才发生了丢失，最后落入书商坊贾之手。至于它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知情人是谁，也许经本文披露之后，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引来知情人的发言，获得新的线索和证据，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佚闻趣事，我们期待着。
最后，为了资源共享，为了满足各位学界同仁研究工作之需要，特将曾国藩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致曾国荃密函标点整理如下，并附以真迹照片一并发表：
沅弟左右：
十三日接弟初十夜信，十四日接十三夜信，具悉一切。
弟见霭亭本家与紫三相同，与余之见恰合，而愤懑亦兄弟相□□。弟见余三月十二日一疏，必首肯矣。余默察天地气机，如紫三与霭亭本家、秀一本家、辅卿本家及竺虔之老管家，皆结纳甚深，意气甚盛，其心中均大不以余为然。始而薄视，继□□□，终且悍然不顾。□虑此数人之党，必得志于时，外间相率以客气凌人为要诀。其气□□皆足以排挤鄙人。故十二日之疏虽发愤以自鸣不平，而又虑激动此数人之客气，将生无穷[之波]澜也!自今以往，吾兄弟益当发愤自立，处处出以敬慎。
十三、十六日两次恭奉寄谕，饬余赴金陵督剿。余拟于十日内前往金陵，与弟会晤一次。一则略道时□□□客气用事，共抒心中磊块；一则恐弟忧灼焦躁，将以好言面为劝慰。一面复奏。金陵□□仍交弟一手经营，余但亲巡东坝、宁国、句、溧、丹阳等处，布置富部与冯、鲍诸军各驻要地，以防城破冲出之贼而已。
淮北盐务，现正拟改新章。且待万、忠会详到日再行核办。弟可便中一催篪轩，速详乔之弊政，有应更改者，余断不劝篪因循不改。特箎之精神极[弱]，懒于见客，又瞻徇情面，绝无担当（自注：遇怨谤利害切身处，断不能过硬），恐画狗（按：原文如此）不成反致类狗。
下游弊政，自裁冗员（自注：顷已发一札，令裁冗员）、减浮费，始恐口与晋鹤参商，而先已与富、吴及各委员水火矣!元年，余令孙、刘革紫三之弊政，丝豪不能革。而紫三俯视孙、刘如隶。亦前鉴也。
张仙舫办事极为精细，而在徽劝捐，声名平常。余恐为少荃所轻，故未遽札。又恐冯、沈不能查营员之私也。余不一一。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 密件 三月十七日
以上文中加口者，为虫蛀导致之阙文；以[ ]括入者，为手稿上依稀可辨之文字，由笔者按自己判断的写出。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原件不曾分出段落，笔者试分之。
一般说来，曾国藩的奏稿书牍之类，当时即会有人录副保存。所以我们所见的《家书》，共收入家书1459件，其中1430余件均是直接或间接依据抄件排印的。而我们上面录出的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致沅弟》函所以失收，当是因其无抄件存世。为什么唯独是这件没有抄录呢?因为这是“密件”，内容不能为外人所知。信中所称之“紫三”、“霭亭本家”、“秀一本家”、“辅卿本家”、“竺虔之老本家”，似皆隐语。其所隐晦又与“十二日疏发愤自鸣不平”有着密切联系。今检其《奏稿》，知此疏所奏乃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夺厘金之事。于此看来，信中之化名当有隐指沈葆桢者。人称曾国藩为理学纯臣，实则其人刚狠倔强。成丰三年以丁艰在籍之身，与湖南官场形同水火，自今观之，曾国藩之意气用事，不恤人言亦颇令湘省大吏难堪。咸丰五六年在江西，则又与巡抚陈启迈、藩司陆元娘、臬司文俊争强斗气，甚至一封章，参掉了陈启迈的乌纱帽。及至成丰八年再出领兵，声言以黄老柔弱之旨为行为准则。而此次与沈葆桢争夺厘金，则又重现峥嵘之态。唯因权位日隆，又恐激发老弟之狂躁，才不得不以“敬慎”为嘱。又据“金陵口口仍交弟一手经营，余但亲巡”一层，则曾氏兄弟不愿他人（甚至包括李鸿章）插手金陵战事之良苦用心亦表露无遗。原来，因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旷日持久，老师糜饷，外间多有不满之词。而左宗棠指挥的浙江战场，李鸿章指挥的苏、常战场却捷报频传。因此，曾氏兄弟为避免富明阿、冯子材及鲍超前来争功，故尔有意将此数军置于外围防堵，而复奏仍以曾国荃“一手经营”金陵战事。如此“密件”，当然不能录副。从有关材料知，曾国藩写好此函之后，立即交手下的饷船哨官王三锡带给曾国荃。当日夜里，即三月十七日夜里，又给曾国荃写去一信。信很短，只有百多字，但却两处提到这份“密件”。特别是附言有云：“信一件，弟阅妥否？”反映出曾氏对此函的格外关心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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