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重大教案，法、英等国耀武扬威，极力进行威胁。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命处理“天津教案”。他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特别立下了遗嘱，到了天津之后，又与崇厚一起谈及“洋人将大兴波澜，欷歔久之。”颇有对外持强硬态度之模样。但是，办理的结果，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办理既多棘手，措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当然，他也谈到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当时即有“论势者”一派，又有“论理者”一派，“论理者佥谓宜乘此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案：指咸丰帝），下快百姓之心，”而“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重蹈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京津，咸丰帝与慈禧逃亡承德之覆辙。曾国藩在此两派主张之间左右权衡，终于还是“偏信”了“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

那末，曾国藩偏信的“论势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沿着蛛丝马迹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论势者”之一正是崇厚。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举人。历任长芦盐运使、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兵部侍郎等职。在李鸿章看来，天津教案之所以爆发，即由于身为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平日谄媚彼族过甚，洋风太炽，绅民函愤已久，触及一发，遂不可制!……盖不为民所畏信耳!事已决裂，乃转求威公使（案：即英国公使威妥玛）劝止兵船，又托俄、美领事说合赔偿，彼皆幸灾乐祸心肠，其何有济?”崇厚酿成此案而无法处理，清廷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接办。但曾国藩接办之初即写信给崇厚说：“国藩于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谙究，一切仍请阁下筹夺，惟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曾国藩到天津后，崇厚每日必至曾国藩处会晤，六月二十二日（7月20日），崇更于辰刻、巳刻、酉刻三次至曾处协商办法，曾国藩在日记中写着这一天“因洋人来文欲将府县抵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崇厚见曾国藩病势太重，又“奏请另派重臣来津查办，”清廷见奏，即另派尚书毛昶熙率“小钦差”四人到天津会办此案。崇厚于六月二十六日（7月24日）再次张皇入奏，清廷又加派江苏巡抚丁日昌速至天津会办此案，同时命令正带兵前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之李鸿章“移师”开入直隶省境备战。李鸿章在陕西华阴也接到曾国藩给他的咨文及“二十八日奏稿”，李鸿章认为该奏稿“力持和议，不先开衅，神明尚尔坚定。知为崇帅（案：即崇厚）所绐。”李鸿章对丁日昌表示他“甫接侯相（案：即曾国藩）六月二十三日（7月21日）函，称‘名已裂矣!身败即在意中’。旋奉二十八日（7月26日）加紧廷谕，以相公（案：指曾国藩）病笃，事即决裂。敢不投袂即行。”不久，他又写信给曾国藩说：“昨读会疏，篇末出语‘酿成地方大变，边衅几从此开’，似歉过重。崇（案：指崇厚）、董（案：疑为董恂）诸公必又借口以慰洋意。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不敢出者。”在清廷派崇厚出使法国之后，李鸿章还曾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对崇厚深致不满，认为“法国有意留难，而地山即坐待全权，不肯决然舍去，其平素风力概可知已!”如此等等，可知崇厚确为曾国藩所说的“论势者”之一。

“论势者”一派的领袖是恭亲王奕䜣。奕䜣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异母弟。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处理天津教案的主要负责人，曾国藩的上级领导人。在同治八年，曾国藩已认为慈禧和慈安“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案：即奕䜣）、文、宝（案：即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自立。”清廷命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立即写信给奕䜣，称“国藩于中外交涉事件素所未谙，一切轻重缓急之宜仍求随时指示机要，俾有遵循，是为至祷。”但是，迟至六月二十六日，奕䜣等人“于战和之计亦尚未定。”接着，奕䜣致函曾国藩，对曾国藩颇多责备之词，曾国藩诚惶诚恐，极力向奕䜣进行解释，极力表白“国藩办事迟缓，使多方絮聒尊处，舌敝唇焦，深负委任，踧踖难安！……国藩平日办事拙滞，举措失机，实所不免。至如专挟私见，顾惜一己之毁誉，不问大局之成败，则素所不为。”从曾国藩与奕䜣这一系列的信函交往看，奕䜣显然正是“论势者”一派的领袖。

另一个“论势者”是宝鋆。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与曾国藩有同年之谊。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宝鋆素称“旗下才子”，与奕䜣为“姻连至好”。在总理衙门办公，“惟终日谐笑。群目之曰‘小小菜’。以恭邸无之，食不甘也。”外国人读中国史籍，往往到总理衙门问难，宝鋆不能回答，“故引卞宝第入署，以备酬答。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预备不虞之事也。”如此不堪的宝鋆，曾国藩于20年前已与之深相结纳。同治六年，宝蓥向曾国藩要求所刻“四史”，曾国藩写信给他说：“前在都中畅聆至教，重续古欢，二十年阔悰为之顿解。……前在枢廷，阁下谈次偶索敝处所刻四史，……顷前后汉书始刊校告成，……谨奉上一部。余四部即请尊处代呈恭邸、博翁、经翁、兰翁（案：即奕䜣、文祥、沈桂芬、李鸿藻）四处。其《史记》、《三国志》俟刻成后续行奉寄。”及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受到责备，他也曾复信给宝鋆极力进行辩解，说什么“议者不察，或谓弟意存推诿，轻听人言，瞻顾清议，不肯切实迅办。非阁下深知此中委曲，鲜有鉴谅鄙心者。”“若谓无端变易妄信局外之言，不从委屈求和处切实办事，以此邀功，功固难必，以此避谤，谤亦难辞。……此后有卓见所到为愚虑未通之处，尚望随时赐示，俾免失机偾事贻同谱羞。是为切祷。”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李鸿章颇为貌似“论理者”之一，他写信给曾国藩说：“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又写信给马新贻说：“高明柔克者，非事事将顺之谓柔也。”及他奉命由陕西回师之后，他又写信给曾国藩说：外国官员“所索三人内如必令一人抵偿，断做不到!……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拚而已。”又说：“吾师身在局中，幸逐渐维持，勿遽诿退以副众望。鸿章忝膺师旅，虽仓猝疲乏之际，未足当劲敌而操胜券，惟士气尚不甚怯，积愤之余，或可一战。须俟抵直后从容筹布，静待和议成否。”清廷“恐洋人疑忌”，命令李鸿章将所部淮军驻扎山西、河南两省边界一带，李鸿章还斥清廷此举为“掩耳盗铃。”但在事实上，李鸿章却仍然是“论势者”之一，正因为他是“论势者”，所以才称道曾国藩“力持和议”为“神明尚尔坚定”。又写信给曾国藩说：“局外浮言虽多，津郡民气浮动，要不深知当事曲折，吾师忍辱负重，力为其难，久而自明，可勿介怀。”他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继续办理天津教案，其办法仍然是曾国藩的那一套，也并无改弦更张之举。他只是写信给杨礼南，说他“适拜畿督之命，揆侯（案：即曾国藩）、雨生（案：即丁日昌）均盼赴津，义不可止。……亦断不至遽开兵端。洋酋面称鸿章在此，必无是事，早到必早办结，此所不敢遽信耳。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甚至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所还再次写信给李鸿章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顷令彤云赴沪试办轮舟操练事宜，事属创始，竟不知演习几何年，更易几何人，始能稍有端绪。至沿江择险密筑炮台、选内地聪颖子弟涉洋学习，亦拟次第举行。”

此外，“论势者”一派还有沈桂芬、丁日昌、董恂等。沈桂芬，字经笙，顺天宛平人。进士出身，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出身贡生。先为曾国藩幕僚，后为李鸿章得力助手。历任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董恂，江苏甘泉人，总理衙门大臣。

“论势者”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已如上述，那末，与“论势者”一派对抗的“论理者”一派又都是些什么人呢?根据历史记载，“论理者”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譞、倭仁、李鸿藻、翁同龢、陈国瑞等。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咸丰帝的异母弟，慈禧的妹夫，光绪帝的生父。封醇王。历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曾对曾国藩进行拢络，为曾国藩所婉拒。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出身进士。为著名理学家。历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师傅之一。李鸿藻，字兰孙，河北高阳人。出身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是同治帝的主要师傅。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出身进士。历任修撰、陕西学政、赞善、内阁学士。为同治帝的师傅之一。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曾参加太平军，后降于清。历任游击、副将、记名总兵、处州镇总兵。先为僧格林沁部下。僧格林沁败死，曾国藩奉命督师，对陈国瑞谕戒甚切。后投靠醇王奕譞，升头等侍卫、记名提督。

在天津教案的前前后后，“论势者”一派与“论理者”一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尖锐的斗争。九年六月十九日（7月17日），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贾瑚递上奏折，奏称北京地区也发现了迷拐幼孩的匪徒，请旨饬下步军统领等衙门一体严拿。李鸿藻与宝鋆、沈桂芬当着慈禧、同治帝的面进行争论，李鸿藻认为贾瑚的意见是正确的，宝鋆与沈桂芬则均不以为然。同治帝肯定了李鸿藻的主张，发明诏令步军统领衙门查拿惩办。宝鋆说：“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鸿藻又与之力争，强调“民心不可失”。恭禧也认为李鸿藻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六月二十五日（7月23日），双方的辩论达到了高潮，这一天，翁同龢看到了不少有关天津教案的奏折，其中有奕譞的两个奏折，翁同龢认为这些折子写得“极畅达”。还有曾国藩的两封奏折，一封力言洋人无迷拐之事，请降明旨为之昭雪；一封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李鸿章的奏折认为断不可用兵动武，应该一味软磨为主。丁日昌的奏折，认为曾国藩的主张是老谋深算，必当如此办理。惟有丁宝桢的奏折认为外国如不讲理，只得与之开仗。这些奏折，其他的王公大臣也都已经看过。当天，慈禧、慈安与同治帝在乾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天津教案的办法。参加会议的有惇亲王奕誴，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军机大臣奕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御前大臣奕譞、景寿、伯彦讷谟祜，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桂清、广寿等。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西向跪，其余的大臣东向跪。慈禧、慈安及同治帝南向坐，往常，在慈禧、慈安之面前总是要垂帘的，这一次，不知是因为心情紧张，还是由于天气炎热，并未垂帘。慈禧、慈安先说天津教案如何措置，朝廷没有主意，反复多次问群臣该怎么办?群臣迟迟不发言。奕誴是道光帝第五子，是奕䜣、奕譞之兄，地位非同寻常，于是，他率先发言，既说曾国蕃的处理办法也是不得已的，又说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说来说去，仍然没有说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奕譞发言，强调民心宜顺，天津知府，天津知县都没有罪过。陈国瑞忠勇可用，指责总理衙门所发之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宝鋆、董恂立即进行反驳，与奕谩语言相侵，气氛紧张起来。慈禧、慈安为双方分解之，并且说：“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倭仁说张光藻、刘杰既是好官，即不宜加罪。瑞常、朱凤标也随声附和倭仁的意见。翁同龢说：这两件事皆天下人心所系，国法是非所系，望再申问曾国藩，外国从此以后如更无其他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决策，似不必一定要现在立即决定。董恂说：此时未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来问答耶?奕誴看来已经无法可想，只好说昭雪洋人无迷拐之事，处分天津府县既不得不从，但中国人迷拐之罪仍宜从重惩办。似乎是找到了一个下台之阶。而奕譞仍然愤愤不平，指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咸丰十年至今，又已十年，试问所备何事?还说此次纶音如措词有失体处，臣等仍当纠正。因为奕䜣等人的坚持，加以奕譞等人也提不出任何“灭夷”之策，御前会议仍然决定按曾国藩所拟的办法处理天津教案。奕譞说他还要纠正某些措词不当之处，奕䜣当然是乐得同意的。会议开了一个多钟头，宣布散会。侍郎广寿欲有所言，竞未达其意而退。而其他与会者已经汗出沾衣，甚至有跪久不能起者。会后，奕譞与翁同龢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仍然深为不满，奕譞对翁同龢说，曾国藩初至天津时，态度颇为持重。既而得崇厚之言及法国公使罗淑亚的文书，遂于十五日委马绳武署理天津知府，究办天津教案，而天津老百姓居然寂静，无出而申辩者。两人相对叹息而已。翁同龢还在日记中对“论势者”一派冷嘲热讽，他写道：“自津事起，通商大臣亲往美国馆中，列长筵，以温语慰藉法酋，坐下座，奉事甚谨。继而，为下保护之召（诏），为通饬疆吏维持之札，有言及迷拐事，则力白其诬。直是心悦诚艰，非含垢忍辱而已。继而得曾、李（案：即曾国藩、李鸿章）复函，以为老谋深识，中外一心矣。毛公（案：指毛昶熙）铮铮，尚持公论，董恂则曲意奉迎，不堪言状。噫!”

天津教案以惩凶道歉了事，奕譞耿耿于怀，于十月间愤而请辞一切差使，不愿与“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的人共事。经慈禧温言挽留，始于次年正月二十六（1871年3月16日）销假上朝，表示要将不能形诸奏章，不可使人闻见，以及自己万难之苦衷，痛切向慈禧、慈安、同治帝面陈。但是，他还是亲自密缮了一封绝密奏折，请皇太后、皇上存之宫中，以便随时查核，并作日后证据，证明他有言在先，事态的发展，并未出乎他的预料。在这封密折中，他只字未提奕䜣，却十分明显的挑拨奕䜣与慈禧、慈安、同治帝的关系，对奕䜣等人进行了最凶狠的攻击。他说他的万难之苦就是“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他认为奕䜣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并广树党援，为所欲为，“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近来内外公务，间有不如道光、咸丰年间整肃者，“推原其故，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他的论据仍然是天津教案之处理，指出：“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岁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他弹劾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王大臣等与外国人“公然与受礼物，彼此拜会，恬不为怪。”他认为“受人之物而仍处心积虑图殄灭之，自古无此情理。”对于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他与翁同龢的看法完全一样，认为“董恂则一味媚夷，为之刻书作序；前因孚郡王偶打夷奴，董恂令该子赴夷馆认过，经崇纶力阻乃止。”在对外关系方面，他认为“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而不审度必不至此。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说来说去，他的意见就是要求慈禧、慈安、同治帝立即罢斥以奕䜣为首的“论势者”一派人物。他认为“一旦皇上亲政，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要求、夷务更不可问矣。”由奕䜣一手总管内政、外交，“此格不破，将来皇上之前，忠谏不闻，闻亦不行，甚可畏也。”如果皇太后、皇上赫然独断，将董恂之流立于罢斥，“如此澄本清源，不惟目前公务、夷务有益，将来亲政后，亦可少一二壅蔽圣聪之臣矣。”“愿皇太后措天下盘石之安于未撤帘之先，将来皇上实受慈庇无穷。诚天下万世之幸。”但是，慈禧、慈安权衡利弊，却并没有接受奕譞的建议。

“论理者”一派，认为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天津发生教案，民众与外国人互相仇杀，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为咸丰帝雪英法联军侵华之耻，并快万姓之心。这是有道理的。“论势者”一派，认为列强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争，与中国作战，常常联合多国，共同侵华，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缺乏战备，如果与外国开战，侵略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皇太后、皇帝又须逃亡外地。这也是实际情况。“论理者”指责“论势者”，自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华至同治九年已经十年，为什么不求自强，为什么不整军经武，至教案发生，仅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论势者”一派，多是主持外交的，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论理者”一派，多是不管外交的，无守土之责的“局外人”。慈禧表示愿与外国侵略者拚命，请群臣拿出“灭夷”之策，“论理者”虽然有理，但是脱离实际，拿不出“灭夷”之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管是“论理者”，还是“论势者”，都对咸丰十年逃亡热河记忆犹新。心有余悸，都没有迁移国都，与侵略军进行持久战争的决心。最后仍然采纳“论势者”无可奈何的办法，妥协求和。

曾国藩所谓“偏听论势者之言”，其实也就是不“专挟私见”，不“顾惜一己之毁誉”，不“意存推诿”，不“瞻顾清议”，专问大局之成败，以免震惊慈禧、慈安、同治帝等人之辇毂，重蹈逃亡热河之覆辙，“冀以消弭衅端”，只“从委屈求和处切实办事”。一句话，也就是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最高统治阶层的代表，只能体现地主阶级最高统治阶层的利益。当然，他也害怕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意，随即决定操练水师，在沿江择险密筑炮台，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希望在若干年后，中国可以和列强抗衡，不再受外国侵略者之凌辱。反对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曾国藩死后，慈禧仍然肯定他办理天津教案，办理其他外事的“功绩”，认为曾国藩是清朝政府的忠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的公忠体国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