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有识之士急于寻求济世之道，救国之方。其中号称“人杰地灵，大儒迭起”的湖南就出了两位引人瞻目的大人物——曾国藩（1811—1872）与左宗棠（1812—1885）。他们书生从戎，保教卫道，力图排除“内优外患”，中兴清室。他们接受儒学经典的熏陶，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执着地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业，终至外任督抚，内参枢阁，封侯拜相，名噪一时。

仅就个人事业而言，曾、左都是成功者；但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其行为却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在于迎来一个腐朽王朝的“中兴”。尽管他们竭诚尽力，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其追求的理想与所处时代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曾、左二人悲剧之所在。

一

曾、左二人恪守以孔孟学说与程朱理学相结合的封建正统政治观，欲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曾国藩曾与友人语：“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左宗棠亦称儒家的四书五经，只要“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甚至认为他四十年后的抱负措施，都是青少年时代攻读儒家经典的蕴蓄。

曾、左两人均出身中、小地主之家。曾国藩的家庭到其祖父手上已日渐富裕，拥有土地百余亩，但仍苦心经营，左宗棠的家境更清苦些，其父主要靠舌耕授徒为生，殁时仅遗田数十亩，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由于两人青年时代社会地位不高，故有可能接触社会下层，对诸多时弊体会较深。

曾国藩对清廷的腐败颇为不满，他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即列举了民间三大苦情是“银价太昂，”，“盗贼太众”，“冤狱太多”。所写《里胥》一诗，更历数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残酷掠夺。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左宗棠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们都希望清廷能整顿吏治，革除弊政，幻想以此扭转江河日下之势。

曾、左两人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整顿吏治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其决心与采取的措施并不尽相同。曾国藩虽有整饬吏治之苦心，即无大刀阔斧之魄力，遇事往往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知难而退。比如丁日昌为人贪婪，赵烈文曾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但曾国藩终不愿动真格的，原因是“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荃势同一家……丁虽屑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慰其意也”。只得装聋做哑，听之任之。左宗棠则不同，他整顿吏治不尚空言，有一套察吏、训吏、恤吏的具体办法，所谓“训之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他态度坚决，不徇私情，在闽浙总督任上，曾要求福建巡抚徐树人劾办贪吏周式濂、周大键，徐态度犹豫，左即严责其手软，义正辞严地宣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在陕甘总督任上，他的一个亲戚贺升运牵连在“禁种罂粟失察案”内，左宗棠认为贺“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遂不顾与贺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坚持查办。

为“挽回时局”，曾、左都重视人才的培养、造就。曾国藩认为“为政之道在得人”，强调“今日所当讲求，惟在用人一端”。为此一生孜孜以求，作出了巨大努力。他的幕府就是一个网罗与培养人才的基地。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曾这样描述曾氏幕府中人才济济的盛况：“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我们只需从曾氏幕府中大致开列一份极不完备的名单，就可知容闳言之不谬：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彭玉麟、沈葆桢、赵烈文、薛福成、徐寿、华蘅芳、李善兰、俞樾、莫友之、汪士铎，等等。这些在晚清历史上过重要作用或具一技之长的才俊之士，几乎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赏识、培养和提拔。曾国藩这种聚集人才的气魄与能力，不但使同辈人不能望其项背，也让后人为之汗颜。

左宗棠也很重视人才培养，他强调“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但其性格刚直矫激，往往用人而不能容人，能始终同舟共济者颇为寥寥。不过左宗棠对人才问题的见解，却有其独到之处，他从举办洋务的过程中认识到中西人才观的差别：“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基于这种认识，左宗棠很重视培养洋务人才，不但创办了马尾船政学堂，还主张向外国派遣“游历”“游学”人员，以进一步培养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干部。（而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则是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于1871年奏请清廷才得以成行的。）

二

曾、左的发迹与他们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事业是分不开的。所不同的是：曾国藩一直与农民革命为敌，左宗棠晚年则还有收复新疆，督师榕城的壮举。在他们的一生中，军事活动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戎马倥偬，运筹帷幄是其特色。

曾、左同是书生将兵，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都善于从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中吸取营养，并结合近代作战实际，注意把握战争全局，堪称较为成熟的军事战略家。

首先，他们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认定“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所以把围攻安庆看成是湘军一切军事的中心目标，牢牢抓住不放，甚至不为苏浙战场的暂时失利所动。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也是比较成功的，他在西北镇压捻军、回军时，规定的基本战略是“先秦后陇”，“先捻后回”；收复新疆时的战略指导是“先北路而后南路”，这一战略方向的选择建立在认真分析战争全局的基础上，当时阿古柏的巢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薄弱。攻其弱点，调动敌人，分其兵力，无疑是成功的一着棋。

曾很重视人的因素，所谓“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对军队的管理，他强调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左宗棠也讲，他治军驭军“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致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他们这一套以“礼”治军，以训为要的办法，实质是从精神上来控制军队，这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无疑起过一定作用。

曾、左在指挥作战方面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用兵谨慎，不肯冒险。曾国藩最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他说：“仆于用兵，深以主客二字为重。”“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左宗棠也强调稳扎稳打，以谨慎为根本：“慎之一字，战之本也”。但曾过于拘泥，用兵呆板，不善打运动战，容易错过战机，遭至失败；而左宗棠则比较机敏，经常分兵三路，迂回包抄，使敌不能首尾相顾，戎马一生，少有较大的失误和挫折。

三

置身“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面临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席卷之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悄然而起。它的来势并非那么凶猛，但却为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也为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的、阶级的微薄基础，其影响所及是相当深刻的。而曾国藩与左宗棠正是这一运动颇具代表性的领袖和中坚人物。

早在1860年12月19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就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制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几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清廷，认为购买外洋船炮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强调“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862年6月3日（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进一步阐明他是想从学造炸炮、轮船下手，去谋求自强之道的：“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1864年1月（同治二年十二月），左宗棠在浙江也开始考虑仿制轮船，认为“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他还特别强调：“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所谓夺其所恃，“据为己物”；所谓“报怨有具”“有以应之”，都鲜明地表现出一种自强御侮的指导思想。

曾、左两不但这样想，这样说，也不畏创业之艰难，发韧之困苦，实实在在地去做了，并取得了初步成绩。1861年12月（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内军械所（设于大营之内故名），制造洋枪、洋炮。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制成我国第一艘自制轮船——“黄鹄”号，该船虽然“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毕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可贵一步。1868年8月（同治七年六七月间），江南制造局造船厂造出第一艘轮船“恬吉”号，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兴奋异常，预言“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868年1月18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奏办的马尾船政局正式投产，成为我国第一个专业化的新式造船厂（江南制造总局虽亦试制兵轮，但同时制造枪炮、弹药）。1869年6月10日（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它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多年的梦想终成现实。

不过曾、左二人对洋务的认识却不尽一致（当然观点的差异与他们逝世时间的早晚也有关系）。曾国藩办洋务只是在“学炸炮，造轮舟”上下功夫，以为这样即可谋自强；左宗棠则不然，尽管开始时眼睛也盯着造轮船，但毕竟还注意到了其他民用工业，指出“有适用民生日用者，均可次弟为之”。1879年（光绪五年），他在兰州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此后，其洋务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1885年2月（光绪十年十二月），他上奏清廷要求试办机器制糖，提出“教民兴利”而不“与民争利”，提倡由官府出面扶助民办企业“官本既还，止受岁课，不必派员管厂”。

在办企业和对外交涉过程中，曾、左之间的显著区别是他们在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上存在差异。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两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都缺乏认识，但左宗棠在学习西方长技和对外交涉时，旗帜鲜明地强调独立、自主，“权自我操”，注重民族尊严。他办船政局，坚持自造和自驾原则，反复宣称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他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染指近代交通事业，指出“电线、铁路行止在我，外人非能干预”。对于列强入侵，左宗棠一贯坚持抵抗，反对妥协投降。在虎视鹰瞵的西方侵略者面前，左宗棠是一个没有奴颜媚骨的铮铮硬汉，这一点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左宗棠坚决反对对外交涉时一味迁就，1863年（同治二年）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指出“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在勉图自强之方”，与曾国藩的“坚持一心，曲全邻和”恰成鲜明对照。

曾国藩处理对外关系的总体设想是对西方侵略者要记其“大德”（即所谓“不伤毁我宗庙社稷”，“助我攻剿发匪”），忘其“小怨”（指发动侵略战争），委曲求全，尽力与他们保持一种“和好”关系。为维持这一局面，他特别强调对西方列强应坚持“忠信”第一的原则，曾国藩所说的“忠”是指要对得起洋人施于清廷的“大德”，所谓的“信”即指要信守不平等条约。他甚至对洋人于1853年在上海强行“代管”中国海关表示赞赏，看到洋人从非法收取的关税中交出70万两白银，竟唱起赞歌，誉之为“君子之行”，却根本不懂维护国家海关自主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媚外求和的方针与行为更引起全国舆论大哗，“‘汉奸’‘卖国贼’之声复洋洋盈耳”，“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诚然，曾国藩奉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但也不能说与他的个人品质、性格特点完全无关。否则，同为一个阶级营垒中的要角，左宗棠为什么能“锋颖凛凛向敌”呢?

四

曾国藩与左宗棠生于封建末世，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守者。他们推崇忠信笃敬，坚持操守端谨，标榜诚信不欺，倡导丝毫不苟，恪守儒家学说，重视个人修养。而两人相较，曾表现尤为突出，堪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集大成者。

从儒家修身养性的角度看，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确乎非常严格，他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和自责，自我贬抑之词屡见日记、书牍。曾国藩提出“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他倡导克己爱人，去伪崇拙，忠于职守，献身事业，并且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尽管这种尽心竭力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去挽救一个行将就木的封建政权，但他的人格魅力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着实吸引了一批成大事业的人物。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在今天也仍然有参考价值。

诚然，左宗棠也严格遵循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但他刚直矫激，不能容人，安身立命，“霸道”多于“王道”。这也是曾、左两人在处世哲学上的不同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