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生“事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处理外事。关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笔者将另文申述，本文旨在讨论曾国藩在近代洋务运动与外事处理中的作用，也就是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笔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韧者，而在外事处理上虽无巨人般的作为，但他所表现的务实与稳健在当时的时局中实属别无选择，因此难能可贵。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韧者

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现在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事实上，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又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在这些史实面前，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姜铎先生在《略论曾国藩其人》的文章里，自我批评说，他过去在《江南造船厂厂史》中曾说：“曾国藩在这里所指的‘永远之利’，绝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永远之利，而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今天看来，这样说法未免简单化了。平心而论，曾国藩所指的‘永远之利’，虽也包括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内，但是否同样也包括‘自强’和‘御侮’的意图在内呢?或者进一步推测，是否已经意识到通过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兴办近代工业，将会促进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了呢?按照当时曾国藩的思想状况和洋务运动的实施结果来看，是可以作这样理解的。”姜铎先生对自己先前的观点作了很大的改变。不过，曾国藩的“永远之利”即使是指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自强御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当对，如果不自强御侮，无从谈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之后，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唯一宗旨就是自强御侮。曾国藩倡导了这一宗旨，同时也努力将这一宗旨付诸实践。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这反映了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化的某种必然性。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制造近代的船炮。创办之初，曾国藩就组织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他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行驶迟钝，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1863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的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拐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

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三十余年免除了像鸦片战争一样使用长刀长矛的败绩，才出现了镇南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壮烈的场面。有的人只看重英雄邓世昌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殊不知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军事近代化，岂能出现如此海战的场面?水师的帆船能打出这种场面吗?据中外一些军事专家评论，中日黄海大战打了个平局。殊不知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表现，也是军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洋枪洋炮洋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化。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韧、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再看看由曾国藩发起、创导和实际推动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能感到曾国藩对中国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我曾归纳为五条，不妨再提述一下：（一）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开始创建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二）洋务派兴办各种企业，从西方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三）洋务运动要求在有关方面破祖宗之成法，开风气，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它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四）洋务运动使中国的海陆军开始有新的武器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不仅在对外战争中减少了损失，而且能给予外国侵略者以痛击；由于洋务派的努力，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任意在中国设厂和办矿，杜塞了一定的漏卮，收回了某些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半殖民化的进程；（五）洋务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资产阶级，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为这些历史运动开辟和铺垫了道路。总之，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历史链条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环节。

有的学者说：“对外国侵略者奉行妥协外交，是洋务运动具有反动与消极作用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曾国藩是不能辞其咎的。”从而说曾国藩“创导洋务运动功过参半”。关于这一点，本人曾指出，有的论者，把外交完全从洋务运动中分出，认为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当然不全面，但决不能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三十多年的清政府的外交，都算在洋务运动范围内，只有为了办洋务而开展的外交，才算是洋务运动的范围，而那些由于列强侵略所引起的清政府的种种外交活动，并不属于洋务运动范围。如，由日侵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而产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是与洋务运动无关的。如果有关系，那只是洋务运动为外交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由于洋务运动展开，使我国的外交也开始了近代化。此其一。其次，即使是妥协的外交，保持和局，也不可以一般地、简单地予以否定。曾国藩曾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氏之后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待近代战和问题，几乎也未改此态。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战”、“和”都是卫国的手段，何时取“和”，何时取“战”这要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国力与民心所向来决定，不能一味地痛诋和局，轻言战争，列宁曾经“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不惜接受德国提出的割地赔款的屈辱的媾和条件，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当时，也有人非议、反对，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约，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列宁对此批评说：“他们报纸的名称是‘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做‘小贵族’，因为它是用小贵族的眼光看问题的。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握利剑，摆出美妙的姿态，说道：‘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讨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中国，是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保持和局，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呢，还是轻言战争，使国家再受一次惨败好呢?在当时，如果国家不改变落后的状态，落后就要挨打，反抗就要失败。有的学者一方面肯定洋务运动的功绩，一方面又痛诋和局，请问如果没有因保持和局而得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建设环境，哪有时机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又哪有条件取得成就。难道不正是因为曾国藩倡导保持和局“守定和议”，才使中国有一个时期的和平。才使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吗？

　　二　曾国藩在外事问题处理上的是非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的处理有关。这就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学者们争论甚大。

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的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清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廷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七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说来，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处理者都抱定“力保和局”的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战，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不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像奕譞、李如松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但是实事中的当权者要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未出现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侮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要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心甘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我们不能苛求于他，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的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这一点，他做到了。他在对天津教案进行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斗争，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的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鳞的一封信中也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防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原有所不同。他虽主张“力保和局”，但也敢与洋人抗争，他在家书中说过：“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而且，他也并未放弃备战。他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总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对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是有功的。

有的同志说：“天津教案处理中的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办案初期不奖津民义愤，将天津府县送刑部治罪，为作恶多端的天主教辩护。办案中、后期，明知津民无辜，却一再屈从朝廷，按朝廷旨意判处义民，甚至说要按洋人指数以义民抵命。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机会，使中国少受一些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于中外交涉事件，索未谙究”有关。当时的迅息传递也不快。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不过，我要补充的是，造成过错的原因中，有一条与他的道德修养相关，他为人讲究“忠信笃敬”，“凡事公平拂照，不使远人吃亏”，泥一时一事之真实，而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认识。李鸿章劝他“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遭到他的呵责。

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历史已证明。要不挨打，就要忍得因失败而造成的屈辱，力保和局，卧薪尝胆，加紧近代化，加紧建设，从而达到雪国耻、兴民族的目的。在一定情况下，不忍辱，则不能雪耻。当然，光忍辱，不思进取，不能卧薪尝胆，不能趋时更新，也不能雪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