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始发迹的。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和活动，研究者们曾提出过一些问题。有人说，左宗棠早年“尝投太平军”，同情农民起义；有人认为，左宗棠曾借洋兵镇压太平军，是汉奸卖国贼；更多的人则没有对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而笼统地将他与曾国藩并称为“曾左”，似乎二人的事迹功过并无多少区别。这不免模糊了左宗棠的历史真面貌，不利于对左宗棠作出客观、全面、公允评价。

　　一  左宗棠是否“尝投太平军”

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这是一个不断有人提出但迄今查无实据的问题。

让我们先将有关纪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次：

辛亥革命时期的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其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尝“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民国时期，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丁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在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可以看出：第一，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50余年，左宗棠逝世后20余年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第二，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故老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雷同的痕迹。第三，从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杨毓麟的记述，只说左宗棠有“度外思想”，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的初期，而且并未见之行动；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为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因我们已知，太平军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早在1852年10月就已进入了长沙张亮基幕府；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因而同样难为确据，并非“比较可信”。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是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并不相信，就在前引文字的后面，他写道：“考左为陶澍延姻亲，湖南士子素重名节礼教，此说似不足入信，况缺佐证乎!姑志之。”

左宗棠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受过较长时期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他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严格约束自己。其时他才21岁。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因此他虽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抗斗争，为农民起义的狂飙突起而惶悚不安。甚至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常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鸦片战争后，他深深为“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而担忧，反对“奸民”啸聚为“寇”。他曾多次说过：“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实际是在以“了事办寇之人”自我期许。1851年（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湖南戒严，他对局势十分关心，与在贵州任职的好友胡林翼往复函商对抗、镇压起义之策，并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盗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方针。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势如破竹，他于中秋节过后即挈全家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一面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待机出山。随后不到10天，他就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再三礼请和敦促下，投入巡抚幕府，为之筹谋画策，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农民起义镇压活动。因此，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左宗棠思想发展的逻辑，他并不存在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基础。

让我们再从太平军围攻长沙和左宗棠投入张亮基幕府的日程来进行考察。据记载，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进抵长沙的时间，是1852年9月11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到达长沙是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而左宗堂呢，当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逼攻长沙时，他正与郭嵩焘等在湘阴东山白水洞经营避难处所；当洪秀全抵达长沙城下时，他则早已于5日前即10月8日（八月二十四日）“缒城而入”长沙，进入张亮基幕府，并且被张“一以兵事任之”，“日夕区画守具”了。不能设想，当洪秀全尚未到达长沙时，左宗棠即已“私谒秀全于长沙”了；也难以置信，在左宗棠业已进入张亮基幕府，并且被矮以重任，又当战事孔急、城门紧闭之时，他还会出城私谒洪秀全，为之出谋献策。因此，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谒见洪秀全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前述民间传说是否事出有因?考王闿运著《湘军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当太平军以奇兵直抵长沙城下时，一般人士尚不料其为太平军，反以为是官方援军至，以致发生以下的情况：“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陈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这里，确有湖南士子赴太平军营谒见献策之事。但是，谒见并献策者为杨生而非左宗棠；受谒见的人是萧朝贵而非洪秀全；并且，杨生是误以为清军“达官”至才“上谒献策”的，而非主动投靠。后人或据此而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并以讹传讹，加油添醋，将它演义成了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一段传奇，也未可知。

　　二  左宗棠对“借夷助剿”的态度

借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军，在当时官方文书上称作“借师助剿”或“借夷助剿”。镇压人民革命而又求助于正在侵略中国的外国侵略军，这种历史的倒行逆施理应受到正义的谴责。左宗棠在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曾借助外国雇佣军，主要是中法混合军，即所谓“常捷军”，以进攻富阳、杭州、湖州等地，无疑有着不容推诿的历史责任。但是，由此而将他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则是不恰当的。这里，我们有必要就有关史实作出具体分析。

（一）“借师助剿”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由来已久。如1853年春太平军逼近南京时，苏松太道吴彰健就代表署两江总督杨文定要求英、美、法驻上海领事派遣海军进入长江，阻止太平军前进；1854—1855年间，英、美、法侵略军协同清军，扑灭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但“借师助剿”作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则酝酿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而确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初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之时。

1860年6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尚在进行，两淮盐运使乔松年上奏清廷，主张尽快同英、法达成妥协，结束战争，认为这样“不但可以匀出兵力，专以灭贼，即征夷兵为用，且必乐从”。6月18日（四月二十九日），咸丰皇帝指示：“速就抚局，原属正办，若借资夷力，后患无穷。”同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俄、法使臣乘换约之机，向清政府表示，愿意派遣水师前往江南等处助剿太平军。为此，11月23日（十月十一日），咸丰皇帝密谕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令其“公同悉心休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曾国藩复奏认为：“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且此时尚未进剿金陵，如俄、法兵船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攻之效”。因而建议“奖其效顺之情，缓其会议之期”。@实际上对“借夷助剿”持谨慎和保留态度。而这一复奏摺稿实为左宗棠代撰，曾国藩在次年二月初七日《复郭嵩焘郭昆焘》信中写道：“复奏外夷助剿助运疏稿，仰荷奖逮。鄙人非能办此，左季翁捉刀为之耳。”因而无疑反映了左宗棠的态度。薛焕在复奏中亦担心外国兵船与太平军相持日久，“勾结生变”，但提出“令夷兵由陆路进剿”。恭亲王奕䜣则认为：“夷兵由陆路进剿，非独经过地方惊扰，即支应一切诸多窒碍。”于是，1861年1月24日（十二月十四日）。咸丰皇帝下达密谕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令奕䜣委婉转达俄、法使臣，“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这样，终咸丰之世，“借夷助剿”的建议未能被清政府采纳。

不久，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1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联络恭亲王奕䜣等，发动政变，为求得国际支持，表示要与外国侵略者重修“和好”，同心“灭贼”。1862年1月，李秀成率太平军主力分五路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吃紧。英、法驻京公使声称：“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江、浙绅士殷兆镛等亦多次呈请当局借洋兵保护上海，并规复苏、常等地，薛焕据以入奏。于是，清政府令总理衙门与各国驻京公使筹商。2月8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正式发布上谕，宣称：“借师助剿一节，业经谕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军务至紧，若必俟总理衙门在京商酌，转致稽延。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至此，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政策基本确立下来，并已将权限下达到了江苏、上海等地方。此时，左宗棠刚刚接奉授命浙江巡抚的谕旨，显然，他并未参与“借师助剿”的酝酿与决策。

还应该指出：“借师助剿”是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产物，是他们为着共同对抗太平军而结成的短暂的军事联盟。就清政府来说，它借助外国雇佣军也是有条件的，地点上、时间上都加以限制，并提醒各地将领注意防范；且最后，随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取得胜利，各国雇佣军也就陆续解散了。因此，“借师助剿”并不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和出卖，尽管它是一项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却不可与一般的卖国政策相提并论。无论在世界（包括中国）历史上或者在现实世界中，因国内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借用外国雇佣军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并不一定都丧权辱国。至于“借师助剿”政策在各地的贯彻执行情况，则因各地督抚、统兵大员的态度和民族气节而异。下面我们将看到：左宗棠在浙江的方针就与李鸿章在江苏的实施有很大的不同，他开始对“借师助剿”并不赞同，而后在执行中又对外国雇佣军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和防范措。

（二）浙江“借夷助剿”左宗棠并非原动

浙江“借夷助剿”，迟于江苏、上海，而开始于1862年4、5月间宁波的攻陷。此事始作俑者，为已革宁绍台道张景渠，已革署浙江提督陈世章等。左宗棠当时正鏖战于衢州一带，与宁波“相距千余里，中隔贼氛”，事先并不知情；甚至连攻陷宁波及稍后中外混合军攻取慈溪、奉化等县的奏报，都是由江苏巡抚薛焕及署江苏巡抚李鸿章先后上奏给清廷的。中英、中法混合军即所谓“常安军”、“常捷军”的组建，左宗棠事先也未曾与闻。且他对这些都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后来当李鸿章以张景渠“克复镇海，并克宁波、绍兴各府城，著有劳绩”为词，奏请“将所有张景渠查抄家产，准予发还收领”时，左宗棠便专摺上奏驳斥说：

李鸿章铺叙张景渠战功，似因臣未为张景渠奏请开复，汲汲表襮起见。不知宁波辖境之复，张景渠求助洋人，并非臣意。张景渠当时急于克城，又未与洋人要约明白，致洋人有所借口，厥后洋人入绍兴后，多方挟制。经臣据理力争，面谕中国有贼，应中国自剿，无须借助，始俯首听命，愿受节制，自立条约，求同征剿。……是绍兴之复，洋将德克碑尚不敢居以为功，何况张景渠借洋将洋兵之力希图赎死者乎?李鸿章于隔省兵事未及详悉，而以绍兴之复归之张景渠，并请将奉旨查抄原籍资产一并发还张景渠收领。无论张景渠以宁绍台道弃所辖地方，避贼而逃，获咎甚重，虽后此借人之力克复宁波辖地，论功未及蔽辜；且浙江因张景渠借助洋人之故，翻致多费周章，其劳绩尤难与寻常克复城池并论。

这里左宗棠明白指出：张景渠于规复宁波时，求助洋人，并不是他的旨意；浙江因张景渠借助洋人之故，翻致多费周章；张景渠虽收复宁波有功，但功不足以蔽辜。这表明，他对“借师助剿”，在思想上确是有所保留的，他与李鸿章关于对待张景渠的意见分歧，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在对待“借师助剿”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尽管这样，“借师助剿”既然已经成为政府定议的政策，左宗棠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他是不可能拒不执行的。在稍后与太平军的激烈对抗中，他实际上也执行了这一政策。特别是在攻取富阳、杭州及湖州的战斗中，他都调令德克碑统领的“常捷军”协同作战，依靠洋枪洋炮来攻城略地、屠杀起义民众。这是应予谴责的。然而，左宗棠在思想上，有几点仍是十分明确的：其一，“借师助剿”是一时权宜之计，不可恃以为常。在上清廷的奏摺中，他说：“外国助剿由义愤所激，虽可偶用其长，未可常恃其助。”又说：“洋将之受中国职任，本是偶尔权宜。”其二，对外国雇佣军应加以限制和防范。在一份奏片中，他详细地申述了自己的观点：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骛，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其三，中国宜急谋自强。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写道：“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又在致史致谔的信中说：“此时除着‘急谋自强’四字不可”，“公宜图自强之策，勿为所误。此时骤欲转弱为强，知公有所不能，于事势亦未可以遽然。试存此意于胸中，而以弟所言严纪律、清吏治、正人心三者为之的，或者犹有望乎?”应该说，左宗棠的这些思想，是比较清醒的、正确的。在具体实践中，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三）左宗棠对外国雇佣军的限制、防范和裁撤

左宗棠尽管执行了“借师助剿”的政策，借雇“洋将洋兵”为己所用，但是他对外国雇佣军的规模和数量是严格加以限制的，避免造成“客日强而主日弱”的喧宾夺主的局面。1862年冬，他就“以洋将洋兵之害详告史致谔，嘱其勿事招致，以湮其源”。他说：“洋将洋兵，费中国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患。此时猝加裁减，势固强行；然任其逐渐增加，饷从何出?将来一有哗索之事，或遇调拨之际，挟制多方，洋将且有所借口，以为诿卸之地。此宜早为之所者。”建议可暂行“缺者勿补”之策。1863年夏，“常捷军”统领德克碑为扩张势力，上书左宗棠，“请添干人助剿”，左宗棠“严饬不准”。这与江苏境内华尔洋枪队“常胜军”一度发展至4500人的局面，是显然不同的。

一方面严予限制，一方面加意防范。1862年秋，“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受委权署浙江总兵，左宗棠认为：“勒伯勒东既受中国节制，自当以长属之礼处之。”1863年春，勒伯勒东被太平军炮伤毙命，德克碑继任“常捷军”统领，亦受委权浙江总兵。不久，德克碑到严州禀见左宗棠，左宗棠当即“谕以该兵官既权充总兵，受节制，应照总兵见总督仪节”。并在“接晤之余，待以礼貌，而微示以威严”。德克碑表示，“谨受节制”。左宗棠又“令其自立条约，不准节外生枝”。“将来洋将洋兵撤遣之费亦经议定”。德克碑“俱一一遵从，取有汉番字样存案”。并于次日再见左宗棠时，“改易中国衣冠，将两颧虬髯剃去”，以表效顺。当攻陷绍兴时，“常捷军”大肆抢掠，洗劫龛山厘局铺户，引起商民公愤。左宗棠一方面认为：“绍郡士民重困于洋人之滋扰，实则教猱之举皆出自华人，每一念及，辄为发举。”一方面对肇事的洋将洋兵进行严厉的谴责和追究，终于迫使德克碑赔礼道歉，查办凶犯，追赔赃款结案。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此事姑准销案。可问德总兵：若宁、绍及各内地兵勇不服约束，抢劫洋人财物，能否如此轻结?洋人能否甘休?……此次本部堂所以宽容者，因德总兵一闻此事便知认错，并不徇庇勒佛材，尚为可取。若下次过于逞强，再酿别故，不能照此案完结也!”左宗棠在执行“借师助剿”的过程中，还有一条，就是与外国人相处时，决不示弱，而要逞强，“隐示以自强有具”，“冀其目睹兵力之强，或潜销其桀骜之气”。所以他说：“是浙江之用洋人，与江苏先是借助洋人，继师其长以图自强者，本有分别。”当然，这里不无冥顽虚矫成分，但他的爱国气节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既认为“借师助剿”只宜偶用，不可恃以为常，故一有机会，便提出将外国雇佣军裁撤的问题。继1862年冬“裁减”、“限制”，1863年，他认为自己兵力“已敷分布”，即函嘱史致谔：“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解散。”史致谔迅即规划，拟先将中英混合军花头勇即所谓“常安军”，“调回宁郡，分别遣散”。其中法混合军花头勇即“常捷军”，因绍兴绅商承买米物价银11万元尚未筹足，加以军事正紧，暂缓裁撤；但德克碑“呈立条约后，兵数不能增加，亦无余资可以蓄养游勇，散去实多”。至1864年5月，调回宁波的“常安军”1000名，已经史致谔裁去500名。同年8月攻陷湖州、安吉，浙江全省平定后，左宗棠即将“常捷军”的1500名撤遣1000名，酌留500名，因德克碑呈请回国，暂交日意格管带；其驻宁波的“常安军”500名，史致谔亦拟再撤二三百名，酌留二三百名，供巡缉之用。但不久日意仍返宁波，担任税务司，左宗棠便乘机将所余外国雇佣军一律解散。他向总理衙门报告说：获悉日意格仍派充宁波税务司后，即“饬将所带花勇五百名一律遣散，……日意格欣然乐从，已于九月十五日将此项勇丁全行撤遣。其宁绍台道前留土著绿勇，亦同时撤之”。这样，至10月15日（九月十五日），在浙江的外国雇佣军就全部裁撤完毕了。这不能不归功于左宗棠。

　　三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众所周知，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经历了一个由幕僚，到襄办、督办军务，再到巡抚、总督大员，亦即由助人谋画，到亲履行间，再到独当一面的过程。他长期是作为幕僚、属员之一进行辅助活动的，独当一面的时间不长，而且主要是在曾国藩统帅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政权业已灭亡之后。因此，尽管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锋芒毕露，地位逐步显达，起了重要作用，有着不容讳言的历史罪责；但是，同曾国藩相比，毕竟有着大小轻重的区别，不可笼统地相提并论。

左宗棠的幕府生涯是漫长的，时间达八个年头。当左宗棠以布衣初入湖南巡抚幕府时，曾国藩早已是官居二品的礼部侍郎，以丁母忧回籍守制；不久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组建湘军，率之出境作战。自此，湘军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力军，而曾国藩则成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凶大憝。左宗棠在幕府时期，辅佐张亮基、骆秉璋，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筹饷备械，整饬吏治，使湖南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巩固基地。成为湘军转战各地的可靠后方。左宗棠在幕府时期的作用确是巨大的，但显然又是从属于曾国藩的，是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服务的。

1860年起，左宗棠“亲履行间”了，但首先是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身份，募练楚军，率之进入江两、皖南的。这时已是“杨韦事变”和石达开出走以后，太平天国势力趋于衰落的后期。为振兴国力，太平军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西征，曾国藩困守祁门，处境危难。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师，屡破太平军黄文金、李世贤所部大军。特别是景德镇、乐平之战的胜利，稳定了赣东北的局势，巩固了曾国藩祁门大营的后路，牵制了太平军李秀成部主力的行动，使曾国藩得以度过难关，一意图攻天京上游战略要地安庆。左宗棠在赣东北、皖南的军事进展，对于保证曾国藩的保守江西、攻取安庆、进围天京的战略方针逐步实现，起了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以至继后巡抚浙江，同样是在曾国藩的统辖和节制下进行的。因为其时曾国藩已奉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左宗棠经营浙江近三年之久，历尽艰辛，也颇著成效。他率军入浙，开辟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新战场，牵制并消灭了太平军很大一部分兵力，同李鸿军所部在苏南战场的胜利一道，有力地配合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督率湘军围攻天京的决战。在一定意义上，左宗棠攻取杭州，是曾国藩兄弟攻陷天京的先声；夺取浙江战争的胜利，则成为最后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前奏。所以，杨昌濬在评论左宗棠平定浙江写道：

……左公既下杭垣，数月而曾公之师亦克金陵。然则浙江军务以金陵失守而始，而江南军务实以克复浙省而终。虽各路逸出之贼复由徽、宁、严、衢间道以窜闽、粤，然所过郡县卒不敢为踞守计，盖其悍党在浙已十歼八九矣。则虽谓贼灭于浙可也。

尽管这样，就当时战争的全局来说，围攻天京为主战场，攻略浙江和苏南同为右翼战场；由安庆扫荡而下的曾国荃所部湘军主力为主力军，入浙的左宗棠所部楚军、老湘军和在苏南作战的李鸿章所部淮军均为偏师。偏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但归根到底是从属于主力军，为主战场的决胜服务的，这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曾说过的：“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地。”

就任闽浙总督，转战福建、广东期间，左宗棠不再受曾国藩节制了。他独力承担了追剿太平军余部的任务（李鸿章虽曾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渡海援闽，但不久被左宗棠遣回）。象曾国藩早先曾以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并浙江四省军务一样，左宗棠稍后也以闽浙总督节制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各军。经过约一年半的迂回追逐、反复激战，终于将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各军逐步击没于闽、粤交界之地。镇压江南太平军余部，这是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独有的“事功”，杨昌濬曾说：“……是浙江之平固关系东南大局，而粤匪之平又惟左公收其全功也。”然而，同样十分清楚的是，左宗棠镇压江南太平军余部，又是在曾国藩统帅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政权业已灭亡的条件下进行的，即所谓“大局已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的这一历史罪责，将他提到与曾国藩对等的地位。

撇开逝世较早的胡林翼等人不计，曾国藩主持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依靠的力量很多。这里有湘军主力统帅曾国荃，淮军统帅李鸿章，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统帅的楚军、老湘军只是一个方面军。安庆、天京战场主要由曾国荃统领的湘军主力和彭玉麟、杨岳斌统领的湘军水师负责；上海、苏南战场主要由李鸿章统领的淮军负责；左宗棠所部楚军、老湘军则主要负责浙江战场。而且，如前所述，主力军是湘军，主战场在天京外围。因此，很难说，在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众多副手中，左宗棠的地位和作用就超过了曾国荃、李鸿章等人，以至达到了撇开其他人而与曾国藩并称的地步。这从清政府于攻陷天京后给予各人的赏赐也看得很清楚：曾国藩，加太子太傅，封一等侯爵；曾国荃，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李鸿章，原已赏太子太保衔，至是封一等伯爵；左宗棠，原已加太子太保衔，稍后全浙平定，封一等伯爵。

在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即他所至之处，比较注意严肃军纪，整饬吏治，招徕抚绥，通商惠工，兴修水利，劝教兴学，发展经济文化；特别是他在浙江的善后之政，当时统治层中公认为东南各省之冠，受到士民的广泛称赞。《清史稿》就评论说：“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这一点，是连曾国藩亦有所不及的。论罪，左宗棠不如曾国藩大；论功，左宗棠的建树又比曾国藩多。这是我们评价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必须适当计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