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绍基与曾国藩并称为宋诗派大家。曾国藩称何绍基“诗亦远出时手之上”，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则推“为晚清学苏第一人”。何绍基又长于诗论，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认为“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出”。
但是何绍基诗名为书名学问所掩，而曾国藩在宋诗派中的名望亦一时远高于何绍基，这可从下面的几则引文得知：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士祯），在乾隆曰沈文悫（德潜），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藻）、曾文正（国藩）也。
山谷（黄庭坚字山谷，号涪翁）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
谁不知道曾国藩是满清中兴的大将?但他同时又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巨子，他的魂力还能使他为黄庭坚的功臣，复兴了江西宗派，这也不算奇怪，大人先生的心之所向，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
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
一则曰“以高位主持诗教”，即说曾国藩是诗坛的盟主、宋诗派的领袖；二则曰“复兴了江西宗派”，是说曾国藩为宋诗派的开创者；三则曰“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言曾国藩在宋诗派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可为宋诗派的理论家。曾国藩在宋诗派中的崇高地位不容怀疑，但他所取得的成就真有那么高吗?
我认为，不可忽视曾国藩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对宋诗运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他在宋诗的创作与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同他在宋诗运动、宋诗派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致。
曾国藩并不是嘉，道之际宋诗派的开创者，真正的开创者是程恩泽，时人早有定论。郭延礼、钟贤培等人的著作或文章中都提到了这点，而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说得更明白：“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程恩泽。”
曾国藩的诗歌成就也不如他同时的郑珍、何绍基、莫友芝这三位宋诗派的代表作家，这一点也有定论。为了便于把握何、曾诗论异同，先简略地谈谈他们的诗作。曾国藩现存诗三百多首，主要为应景、题赠、酬答之作。如五古《小池》：“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又如《秋怀五首》之二：“蟋蟀吟西轩，商声方兹始。小人快一鸣；得时亦如此。大泽藏龙蛇，严冬卧不起。明岁泽九州，功成返湫底。吾道恶多言，喧嚣空复尔”。这两首诗风格大体一致，托物言志，颇有雄直之气，较能代表曾诗的概貌，然急于抒志，到底有碍情韵的贯通与完满。何绍基现存诗远多于曾，有两千余首，可见他更专力于诗。何绍基擅长山水、咏物之作，佳作颇多，如历来称道的《飞云岩》、《北望》、《滩行》、《逆风》、《素心兰》等。试举《逆风》为例，很可见出诗人的诗风与性情：“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这里，并不是以何之长比曾之短，也并不想对何、曾诗作作全面比较，然何绍基远“多可传之作”，总体成就也高于曾诗，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宋诗派的理论家呢?曾国藩论诗言论颇多，散见于他的日记、家书、书信、诗文之中，另外是他历数十年编定的《十八家诗钞》。他的诗论无疑对当时宋诗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何绍基的诗论在宋诗派中也相当突出，因此有了将两者的诗论作一比较的必要。到底谁在诗歌理论上更有建树呢?谁更能代表宋诗派的审美趋向呢?谁对当时及以后的诗坛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呢?这一系列问题，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到得解答。
二
（一）文道观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何、曾基本精神大体一致，即道为主、文为辅，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道合一”，也就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
其实曾国藩诗论深受何绍基影响。曾国藩京官时期与何绍基为交好，谈诗亦甚相得，可从曾国藩日记和家书中看出来：
因为何子贞题画梅卷子。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特，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
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
更初，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余言多夸诞。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
曾国藩认为作诗要“据德依仁”，于作诗中亦能“静心养气”使德业有成，这与“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是一个意思，也是与何绍基“尤最符契”处。何绍基关于文与道的关系有更精僻的论述：“艺以道精，道以艺著。然艺也者，无尽而可尽者也，若道则无尽者也。子之于诗富矣!美矣!今以后吾愿子之专一于道，而不复学为诗也。道充于身，德涵于心，心与造物游而理于事类精，乃演之于文，乃声之于诗，万情毕入，万象俱出。将所谓《三百篇》、《离骚经》者，符契焉耳，筌蹄焉耳。”（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这话的大体意思也是强调道，是“得道言宜”。
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相似，决定了曾国藩与何绍基诗论有相似的方面。曾、何都是封建秩序的卫道者，他们关于伦理、政治的思想基本相同，都强调诗歌创作为伦理、道德服务，这有别于龚自珍、汤鹏、魏源等批判现实、关注政治的进步思想。
但是，何、曾文道观又相互区别，这更值得重视。在涉及到道的具体内涵、如何做到文道合一、创作中怎么处理文道矛盾等问题时，他们有不同看法，甚至大异其趣，也从而决定或影响了他们诗论其它方面的不同。
居京时期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他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曾国藩始终未忘怀于诗歌创作，“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长期的钻研，使他于诗颇有心得，自视亦甚高，“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狂言者”。甚至“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但曾国藩毕竟未局限于词臣角色，他更着力并带给他更多声誉的是理学，“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信条。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受到唐鉴、倭仁二人影响极大。他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记记唐鉴教诲曰：“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查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这段文字虽是转述唐鉴的思想，其实不妨看作是潜移默化成了的曾国藩思想。义理之学的核心——一三纲五常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诗文只是“小技”，是工具，“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当然，曾国藩并未彻底执行理学家的文学观，上引他欲构思一巨篇以震炫当世即一例，他有“立言”的大志向，因为认识到“文章”可以“不朽”，自己的声望是可以通过“立言”夹达到扩大的目的，曾国藩“名心”极重，抱负极大，他不会放弃可以作为出人头地手段的文章大业。一方面是立命所在，一方面是“名心”所系，而诗文是害道的，这一对矛盾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曾国藩的心头，他最终也没能解决它、超越它。曾国藩在日记中一再提到“数日心沾滞于诗”，“一早清明之气，乃以之汩溺于诗句小技，至日间仍尔昏昧”，“好作诗，名心也”。此后曾国藩思想日趋成熟，初出茅庐时的燥动不安渐有收敛，他试图解决文道矛盾，并在自己的认识里将文道矛盾调和到了一定程度。曾国藩追求道与文“兼至交尽”的境地，这是他解决矛盾的方案，具体的办法也许是他说的“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封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或“但于孝弟上用功，不于诗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如此并不能达到文道“兼至交尽”，曾国藩此后自己体验力行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自周公以下，唯孔孟道与文俱至。……若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为上哲为然。”因此他进而认为要作好诗文有时“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幅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别始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如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这里谈的是古文，曾国藩对于古文更富有创作经验，他在古文创作中体会了“不得不离”，但他“离”的观点并没有彻底贯彻到创作中去。诗歌创作尤甚，曾国藩是将“理”高悬于顶，始终牵引着自己创作的方向。
何绍基并不没有受到如曾国藩的道与文夹击的痛苦煎熬。因为何绍基的“道”其特点是“自然”，这有两个层次含义：其一，本体论上的，即天道。不象曾国藩那样只强调伦理纲常，何绍基的“道”有时自发地意指自然之理、客观规律，是“道法自然”。他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是道理精神都从天地到人身上，此身一日不与天地之气相通，其身必病；此心一日不与天地之气相通，其心独无病乎?病其身则知之，病其心则不知，由私意物欲蒙蔽所致耳。今想不受其蒙蔽，除却明理，更无别说。”天地“道理精神”即是客观规律，人须“明理”——认识客观规律才不被“私意物欲蒙蔽”，从而能顺应自然规律，身心得以健康发展。前引“道充于身，德涵于心，心与造物游而理于事类精”，这个“道”、“德”并不完全是指独立于宇宙万物之外的绝对理念，而是通过“心与物游”即观察事物、思考万物而求得的“理”。何绍基是反复强调“阅历事物”、“兼该众理”，“现在做何事，便尽现在之理”，这里的理便都是指客观道理。其二，道德修养层次上的，即人道。何绍基做人的特点还是自然，自然就是顺应规律，就要刚柔相济：刚的方面是真，指做人要有“真气、真骨、真形”、“真我自立，绝去摹拟”；柔的方面是诫，指“浑成无垠咢”、“温柔敦厚”。这两方面合起来，用何绍基的话说便是“不俗”：“余尝叹山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意最确。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沾泥带水之渭也。圣贤做事，道理所在，随步换形，毫无沾滞，禹、颜之易地皆然，圣之清之任之和，大圣之时中，皆是同此理。”“不俗”就是指做人自然、有个性。这与曾国藩做人要求“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有浓厚的道学气大不相同。
何绍基说人心“要它刻刻与天地通”，可见何绍基要求天道与人道、道与人合一。从此出发，何绍基主张“文与人一”。他在《使黔草自序》中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规行矩步，儒言儒服，人其成乎?曰：非也。孝悌谨信，出入有节，不悫于中，亦酬应而已矣!立诚不欺，虽世故周旋，何非笃行!至于刚柔阴阳，禀赋各殊，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于是移其所以为人者，发见于语言文字；不得移之，斯至也。日去其与人共者，渐扩其己所独者，又刊其词义之美而与吾之为人不相肖者，始则少移焉，继衍的相同一面。但他们崇尚的审美风格更突出的是不同方面。曾崇尚阳刚之美，何偏重清畅之气。“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是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曾国藩是以此“一二人”自许的，他力图造就贤圣人格，期望以自己的人格光芒去拯危易俗。在文学上，他欣赏力量的美学，崇尚阳刚之气、雄奇之风。“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豁达光明”与“恬淡冲融”是对称的美，而曾国藩价值取向显然在于前者。
何绍基则主张作诗直抒胸臆，追求清峻畅达诗风。他说：“吾为诗，取达吾意而已，吾所欲言，纵笔追之，而即得焉，天下之至快也。”又说：“行文之理，与做人一样，不粘皮带肉则洁，不强加粉饰则健，不设心好名则朴，不横使才气则定。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傍前人，不将就欲目，有时遇题即有诗则做，有时遇题而无诗则且不做。”何绍基的诗“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他的审美趣味也是同他“人与文一”的文学观相一致。
何、曾文学思想还很多，本文只择要比较如上。
曾国藩的诗论较多地带有政治家的倾向性，强调诗歌为伦理政治服务；何绍基诗论才更近于诗人的文学观，这是因为他更有得于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但这并不影响曾国藩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诗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极高的政治地位使他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精神领袖，同时他的诗论也是同传统文学观（如文以载道）合拍的。因此曾国藩在诗坛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则不足为怪了。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何绍基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同光体”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并不就此展开，容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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