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既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他的一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以往，有的学者认为章士钊是“由‘试’充革命志士开始”步入其政治生涯的，以《穷斯滥矣的章士钊》为题，对之任意诋毁、攻击，对此，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本文侧重分析章士钊早年的政治活动，探讨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一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孤桐、章邱生、民质、无卯、韩天民等，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于长沙东乡和佳冲的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其父章锦早逝，赖母刘氏抚养，少时读书，用功甚苦。以至废寝忘食，如此刻苦自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901年，章士钊在其大姐的资助下去武昌求学，开始拟赴自强学堂就读，该学堂监督程颂万“以非考期，不收新生”，未能如愿。幸有“旧同学善化王闿宪，隶两湖为寄宿生，愿分斋舍”，与之共读。从此，他寄读于两湖书院，“以是识克强”，与黄兴结为挚友。时值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列强与清廷签订了《辛丑和约》，章士钊受到强烈的刺激，开始注意寻求富国强兵之策。此时湖南学子多以投笔从戎为救国之道，而南京陆师学堂开办较早，师资设备均极优良，于是他抱定从戎救国的心愿，决定去南京投考南京陆师学堂。

翌年春，章士钊携弟勤士赴宁投考，国文试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已论”，他一挥而就，洋洋数千字，辞趣妙敏，得学堂总办俞明震激赏，被选录入学。在陆师学堂学习一年左右时间，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1903年4月3日，该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士钊俨然成了陆师学潮的著名首领，曾率学生“三十余人，买舟之沪，求与所谓爱国学社社者合”。爱国学社是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学生极富革命思想，章士钊至上海后，“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以陆师学潮为起点，章士钊的政治活动进入“废学革命”阶段，在此阶段，他最有影响的革命活动是做了如下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摘译《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

章士钊率陆师学堂同学退学是为了响应拒俄运动。拒俄运动原系留日学生秦毓鎏、黄兴在东京发动起来的。1903年4月29日，秦毓鎏、叶澜等人发起，在东京召开留学生大会，到者500余人，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有200多人参加，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5月初，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制订《学生军规则》，正式编成队伍，进行操练。清政府勒令解散，密令逮捕回国代表。11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并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同年上海爱国学社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章士钊一方面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教习，一方面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与章炳麟、邹容、张健同属爱国学社社员，又是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彼此志同道合，相交莫逆，遂结为异姓兄弟。邹容时年十九，草成《革命军》一书，交章士钊修改，题签，他欣然允诺，据章士钊回忆当年情景：“一日，先生（指章炳麟——引者）挈钊与继、容同登酒楼，开颜痛饮，因纵论天下大事，谓吾四人当为兄弟，僇力中原，继首和之，一拜而定。”邹容所著“《革命军》初稿，愚亦偶为改窜，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愚笔也。后愚主陈梦坡所，蔚丹（指邹容，字蔚丹——引者）恒来谈，谈每午夜不去，一日骤问愚曰：‘大哥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我为《革命军》，博泉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愚笑谢之而见。”由于邹容的提醒，章士钊渐次产生了发愤著书的想法。当他从友人王侃叔（字慕陶）处得闻孙逸仙的事迹后，倾心折服，便利用他在陆师学堂学过的日语，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摘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甚至还出现过这样一则趣闻：当时由于孙文被清廷通缉追捕，无处安身，只得流亡日本，仿照日本人取名字的方法，改名中山樵，以“中山”为姓，以“樵”为名；但由于章士钊日文水平不高，翻译时，“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续之曰孙中山”，“连章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颖。顷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章士钊的朋友王侃叔审知这一情况，勃然大怒，气愤地质问章说：“子何不通乃尔?昔者范睢入秦，化名张禄，只闻人称张禄先生，不闻妄呼范张先生，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士钊虽然涤感羞愧，“然亦无法变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先生似亦闻而默认。”于是，“孙中山”这个名字就如此流传开来，誉满天下，今天当全世界人民都熟知“孙中山”这个名字的时候，人们何曾想到第一次将孙中山介绍给国人的正是章士钊！

过去不少论者在论及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时，往往只提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对章士钊的译著《大革命家孙逸仙》却未曾提及，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部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著作，前此，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其人其事，即令知之，也往往如同清廷歪曲丑化的那样，将其误解为所谓“江洋大盗”一类人物；至多也不过象湖北人刘成禺所认识的那样：“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绝少有人将孙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可是章在此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今论革命者之初袒，实行革命者之北会”，再三强调“论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章炳麟、秦力山分别为该书作序，章炳麟把孙中山比作刘邦，誉过于郑成功、洪秀全，尊之为“民辟”（辟在古代是诸侯君主的通称）；秦力山将孙中山比作“天钖之勇者”。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孙中山在人们的欢感中已经判若两人，这部书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确曾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完全可以说，以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的出版为契机，从而初步确立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读物，其功不可没矣！

第二件大事是改革《苏报》。

《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注册，是一份与日本外务省及黑龙会关系密切的“日商”报纸，以兜售黄色新闻见称。1900年，《苏报》的创始人因该报声名狼藉，决定停刊，把报社的全部设备转售给湖南衡山人陈范，陈曾捐升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他接办《苏报》伊始，便“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立后，与《苏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苏报》馆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从经济上予以支持；另一方面，约请学社师生轮流为该报撰写社论，互爱其利。章士钊由于积极为《苏报》撰稿，陈范赞赏其才华，建聘他“董理斯报”。

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入《苏报》馆，主笔政，《苏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然而，《苏报》宗旨的变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南京陆师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相继发生退学风潮后，《苏报》曾增辟“学界风潮”栏，“藉资号召，声价大起”，而陈范“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由于陈范原是改良主义思想，因害怕章士钊的革命言论危及报馆的生存，思想上产生顾虑，因而在《苏报》馆内办曾出现过一场风波，据章士钊回忆：“余入馆为五月一日（公历5月27日），首草一论题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翌晨，梦坡（指陈范）一见大骇，则踧踖走余床前（余时日晏未起），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务期节次缓和，归于恰当。声容惨阻，贻余印象甚深。余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梦坡因暂隐忍而退。余和念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详；自折其志，苟为和同，不义，事势至此，殆非即日襆被出馆不可。”大抵是由于梦坡欲招士钊为女婿的缘故罢，态度忽变，“傍晚而梦坡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拉着章士钊的手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也不管其招女婿“事之有无”，毫无顾忌地对《苏报》开始进行大胆的改革，且看章士钊入馆主笔政后《苏报》所刊内容的变化：

6月1日，报端刊登《本报大改良》称：“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文”，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是日“论说”为《康有为》。

6月2日，报端复刊载《本报大注意》：“今特将‘学界风潮’异常注重，论说之下，首隶此门，用以副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舆论商榷’一种，凡诸君子以有关于学界，政界各条件，愿以己见借本报公诸天下者，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

6月3日，报端刊载《本报大沙汰》：“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以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报语，以质高明。”

6月7日和8日，连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作者署韩天民。

6月9日，报端刊《本报大感情》：“本报改良以来，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馆者，殆无虚日，可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是日“论说”栏登《读革命军》，署“爱读革命军者”。“新书介绍”栏刊登《革命军》广告，介绍《革命军》宗旨。

6月10日，发表《序革命军》，列“来稿”栏，署“余杭章炳麟”。

6月12日和13日连载《驳革命驳议》，论述“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战。”

6月20日，“新书介绍”栏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告，高度评价此书。

6月21日，发表《呜呼保皇党》。

6月25日，报端刊登《本报重改良》：“将日次分为十界”，包括论说、机关、教育、政事、新闻、评论、通信、纪言、纪实、余录等。“而于发议精当处，加以卷识。”

6月29日，刊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由此可知，通过改革后的《苏报》已经不是保皇党人的喉舌，而是革命派的立言机关，是当时“最富于种族思想的报纸”。年轻的章士钊作为该报的主笔，他不顾一切，“尽情挥洒”，“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对于“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喝”，“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衷”。《苏报》上报刊登的《释仇满》、《汉奸辩》、《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笔意恣酣、声容激壮，皆出于章的手笔，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

《苏报》刊登的文章，鼓吹革命，引起清廷的嫉恨，于是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30日逮捕章炳麟等人，邹容激于义愤，于7月1日自动投案，入狱者除章、邹之外，尚有程吉甫、钱允生（《苏报》职员）、陈促彝（陈范之子）、龙积之（与唐才常自立军有关）等人。

由于俞明震的暗中保护，加以章在《苏报》上写的文章都只用笔名，始终没有暴露真实姓名，因而清廷几次发出的捕单中都没有将他的名字列入，使章士钊得以在章、邹初捕后继续主持《苏报》，仍然编印过一些象章炳麟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那样激烈的文章，直到《苏报》馆被查封。

《苏报》被封禁，章士钊并没有为专制淫威所屈服，复与陈独秀、张继、何梅士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号称“《苏报》第二”，他和陈独秀“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备极艰辛。章士钊写的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了“野蛮腐朽政府”对章、邹的迫害，讴歌革命志士的光辉业迹。黄炎培在南汇因发表反清演说被捕，《国民日日报》撰文表示声援，黄被保释出狱后，章士钊特地发表《南汇之风云》的时评，表示祝贺。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沈荩之死的惨状，发表了不少悼念沈荩的诗文，藉以揭露清廷的罪恶，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章士钊又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除《革命军》一书先期出版外，他还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黄帝魂》、《攘书》等小册子，并将赵声的《保国歌》“印布数十万份，湖北曹工丞且为麻鞋负橐，走数千里散之，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曰其词若流。”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章士钊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又大力开展革命的组织工作。1903年6月，黄兴自日本东京抵沪，很快与章士钊取得联系，旋偕章士钊赴泰兴、南京等地，从事革命的实际运动。据章士钊回忆：“吾忆访克强于洋泾浜客栈。是日，《苏报》论文为诋谌江南陆师学堂退学事，克强询退学情形甚悉，可见克强由东抵沪，时在初夏。自五月以至闰五月，吾迫于报务，与克强见面不多。洎《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指龙璋——引者）；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督魏光焘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同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西区）保甲巷彭渊恂家召开华兴会筹备会议，章士钊是这次筹备会议的十二个代表之一。196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设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于上海，杨笃生任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皆入此会。爱国协会的活动据点就是尔后章士钊所设的《国民日日报》报馆和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以及由湖北黄陂人万声扬主持的“昌明公司”。华兴会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党人的联系，海内外消息的传递，多通过这个外围组织。并拟响应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章士钊等人在上海暗中接济，终因事机泄密，长沙起义未经发动而归于流产。11月初，黄兴等人脱走上海，与杨守仁、章士钊等人在上海余庆里重新集会，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章士钊在上海设立秘密招待所四处：“一在余庆里，一是梅福里，两所在昌寿里，此一为日日报编辑部，一为克强与吾徒秘密计事处。”接待各地来沪的革命党人，“每处五六人或十余人不等，嫌有所不足”。黄兴与章士钊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军事，往往谈至深夜，据章回忆：“一夕，议程刚了，客散，克强出新置手枪，相与摩挲，偶一失慎，子弹◇迫吾额，扬声飞去，突入窗棂寸许”，险些丢命。余庆里俨然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尤有人满之患”。

为配合黄兴的革命行动，章士钊尽管对“暗杀非所笃信而专骛”，但他毕竟还是参加了万福华刺王之春的暗杀活动。万福华原籍安徽合肥，早年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夏，与吴旸谷等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清朝重臣。原拟在南京下关先刺杀铁良，并推荐湖南人易本羲为射手，“诸凡资金调度，用品设置，射手之履帽服装、潜伏地及出入路线之防卫引导种种”均由章士钊与俞大纯负责，且章、俞已先两日入下关，一切布置就绪，但由于机事为时任两江总督李兴锐之孙李茂桢（此人亦倾向革命）所侦悉，苦苦劝说，“谓不宜于乃祖任地发此大难，此不仅于乃祖前程有碍，且凡我辈利用南京所期待之诸般便宜，如筹款、如交通等，均将付之流水，溃于一旦。”此议只好搁浅。嗣由刘申权、林少泉定计，以章士钊外舅吴北山（时章士钊与吴弱男尚未定婚）名义，在金谷香番菜馆二楼邀宴王之春，以陈自新为射手，先登楼，人至辄狙击之，万福华守候楼下，以防不测。据章士钊回忆：“适余购置一枪，备豫自用，少泉厉声责余，以新枪专委自新，福华则持旧枪盾后，以备万一，余不得不承”。“福华目击之春马车到门”，“拨枪拟之。顾机屡拨而弹不出，两造俱木然不知所为，旁观者麇集，亦俱无所措手足，正僵持间，卒于人声鼎沸中，捕者聚至，出械执福华以去，”章士钊深虑牵一发而动全身，耽心此案累及革命大业，因“密访福华于捕房，一商对簿时应如何立辞。”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设在上海的机关遭到破坏，被牵连入狱者章士钊外，还有董兴、张继等十多人，华兴会发动鄂、宁起义的计划复告中辍，由于蔡锷、龙璋等人的援救，章士钊等被保释出狱，被拘近四十日。惟恐清吏再兴大狱，章士钊遂偕黄兴等人被迫东渡扶桑。

二

章士钊旅居东京，不到半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原来的“废学革命”进入“苦学救国”的阶段。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章士钊拒绝入盟，据他回忆：“太炎与孙少侯，同寓新宿，受二公（孙、黄）之托，要吾◇盟，吾不置诺，则见诱禁闭一室，两日不放。”卒不同意。卢江吴弱男，系女同盟会员，素善英语，与章士钊友善，士钊“有意论婚而未成”，章炳麟与张继商之曰：“若弱男以入会要行严，计必得。”后来，章士钊与吴弱男虽然成婚，但他终至到没有入盟，可见其态度之顽梗。但这决不能用所谓“血气之勇”，“仅能激发于一时，而不能持续于久远”，加以解释。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章士钊初至日本，耳目为之一新，使他对日本自强之道获得了更加直接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兴革是国力强盛的根本，因而很想学习日本的文化，进而学习欧洲的文化，以达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目的，因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发愤力学。他回顾了自己以往所走过的道路，认为自己“才短力脆”，洋文不识ABCD，算学不解加减乘除，翻译日文时又闹过笑话，连孙文的名字也译错了，因而受到同学的指斥；而且，对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处理不周，“一切无所准备，向后步骤如何，曾无一语及之”；当万福华被捕后，又径行密访万福华于捕房，商量如何统一口径，“思想幼稚，举动轻率，至于如此。”坐视患难同志“无端而受累”，内心深感愧疚。总之，他认为自己“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就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只有苦学而后可以谋救国。

而且，章士钊认为自己的特长只适合做文字鼓吹工作，“实行非无所长”，特别不适合做联络会党的工作。后来，他在给杨怀中的信中说：“弟自癸卯败后，审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因绝口不论政事。”而当时革命党人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联络会党或运动新军。因此，章士钊认为“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

除此而外，性格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章士钊的性格固然有“和易”的一面，因而很容易团结人，能够“交友遍天下”，黄兴、宋教仁是他的挚友；性情豪放的赵声与他交为莫逆，以“情反而受至”；且不说他的异性兄弟邹容、张继等人，即使是他认为天下最难交的三个人：陈独秀、章炳麟、李根源，他都能与交并善，“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应当承认，章士钊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不仅具备一般湖南人所共有的性格；而且还具备湖南人的特性。他曾经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章士钊正是如此，他一生以不入政党自矢，迨至民国初建，张继、于右任敦劝，他仍坚持不入同盟会；黄兴劝其入国民党亦不入，因而“人尽议其刚愎，尽訾其别有用心”。其实，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特性、个性，例如当有人劫之以势，把他禁闭起来，强迫他入盟时，黄兴则不然，“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让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联系到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部长官尚未到任，黄兴请他试一试，他亦不愿任职，“克强知吾性愎，因不欲相强。”吴稚晖在给他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崛强，谁也说服不了你”，可见吴对他的脾气是很可恼的。究竟他的性格中，除了“和易”的一面而外，是崛强的成分多，还是刚愎的成分多，我们姑且置于不议不论之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拒绝入盟绝对不是出于“怕死”的动机，因为当年在东京加盟较之在上海办报或在长沙组会似乎要安全些，更何况他在上海的捕房里，每日“吃二十五粒盐水蚕豆”的生活，毕竟也还是闯过来了！

毋庸讳言，他在东京拒绝入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境悲观所致，由于甲辰长沙起义和上海筹备鄂宁起义连遭挫折，由他参与组织的暗杀活动亦未获成功；加以他最亲密的战友被称之为“吾家小弟”的邹容瘐死西牢，沈荩被秘密杖毙狱中，他的胞弟章勤士和战友黄兴、张继等十多人又因他举措失当而身陷囹圄，苦不得脱。因此，在狱中时，这种悲观情绪就有所流露，同人在狱中各言其志，互道出狱后之事业，章士钊当时说：“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虽不得美妇，亦当追慕汉代司马相如鬻食佐读，以终其身。”等到他出狱东渡，身处异国时，他觉得昔日的功业顿化烟云，遥望祖国故里，中国出路何在?心境不免沮丧！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苦学救国”的意愿，“转以文学为鹊，愿附于嚣俄（雨果）摆伦（拜伦）之流，终其身焉。”居东三年，他很少公开露面活动，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除《民报》曾有一文序太炎之国学讲习会外，未尝公然发表意见，东京结社如林，乃无一与愚有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亡命异国他乡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几乎象乌云一样笼罩着当时革命党人的心境，其时，曹亚伯“已成为纯粹的宗教家，戒烟、禁酒，专奉耶氏之说，此次来东，特入此间圣书学院学宗教学者也。”刘揆一刚到日本，“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并邀宋教仁同学英文，谋入“帝国大学”。由失败而转向悲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共同反映，联系到后来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景况：老革命党人谭人凤“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曾一度代替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宋教仁“事败心灰”，避人避也；甚至连一向坚定笃实的黄兴亦“谓同盟会无事可为矣”因而在当时情况下章士钊产生悲观情绪似乎是不足为怪的。

需要强调的是，章士钊虽然没有加盟，但他仍然为同盟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1907年，章士钊用他编纂出版的《中等国文典》一书的稿酬作川资赴英国留学。1906年与吴弱男结婚于伦敦，婚后移居阿伯丁，入阿伯丁大学，专攻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勤奋攻读，并写过不少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兼评国内政治的论文寄回国内，交北京《帝国日报》发表，例如《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何谓政党》、《中俄交涉后之方针》、《评瓜分说》等著名论文，对当时国内热心西方政治的人们都具有启迪作用。宋教仁将这些论文按期剪裁，汇集成册。当章士钊携眷回国访宋时，宋教仁“持剪报巨册见示，则数年间，吾所寄京、沪诸报论政文字咸在，质不可晓，而量殊可观。”民国初成，“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南京参议员某君曾得半部美国宪法于旧书摊上，执为大训。”而章士钊的这一巨册政论文章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是颇具参考价值的。武昌首义之后的一个多月里，章在离英之前，英国新闻界中，议论纷纷，他考虑到外国舆论对国内革命影响极大，“即择其议之袒亡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于是者月余。”直到他从伦敦出发返国时才停止，这对于安定军心、民心是有积极作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有人怀疑他放弃了革命主张，坠落成了保皇党人，适章士钊主持《民立报》时，由于他发表了不同政见，部分反章的同盟会员将《笃生遗书》在《中华民报》上刊布，《遗书》中有章士钊“负友”，“徘徊于梁卓如、杨皙子之间，既在《帝国日报》投稿，《国风报》上复有大作一首”云云。此论一出，又传出章士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有密交情事，在舆论界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杨笃生素与章士钊友善，又与杨昌济是亲戚，“在英时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未离一步”，可见三者的关系是很融洽的，何以《笃生遗书》中又指斥章士钊“负友”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笃生暮年“好持无涯之论”，与章士钊、杨昌济“两人意多不合”、精神上患有“什匿克”病所致。

杨笃生自“黄花岗败后，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因而“神经亢不可阶，往往小故，在他人宜绝不经意者，而笃生视与地坼天崩无异，卒至亲其所疏，疏其所亲，颠倒错乱，一至于是。”而章士钊、杨昌济两人“日与之习，又是政见不合，因首承其蔽，而为彼病态动作之目的物”。章士钊与杨笃生曾因小事争吵过，章士钊在给杨昌济的信中述及此事：笃生“一日以小事閧于弟寓，顿失常度，弟妇吴弱男，至为骇走，弟以笃生忽有意外之举，中心痛之”，“至于雪涕，弟生平未尝为人流泪，独此次不能忍。”平心而论，杨笃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志士，曾为辛亥革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暮年由于受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的刺激，“忧伤过渡，夜不成寐，头痛浮肿，时哭时歌”，精神似乎有失常态，加以斗争复杂，情况不明，《遗书》中确有失实之处，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谓“既在《帝国日报》投稿”，已如前述；《遗书》谈及“《国风报》上曾有大作一首”何所指呢?“大作者，乃《论翻译名义》，见该报二十九期中”，第一次提出了将西方‘log ie’直接音译为“逻辑”的倡议，当时，“逻辑”这个词，在我国译作“名学”、“辩学”、“伦理学”等等，章士钊认为这种舍音而取意的翻译均不恰当，倒不如以音直译“逻辑”为妥，学术界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终于接受他的建议以“逻辑”定名，流传至今。毫无疑问，这是他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至于章士钊何以要向梁启超主编的《国风报》投寄此稿，也并非出于投靠保皇党的政治动机，而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先是梁启超在东京创立政闻社时，由于徐佛苏的介绍，“曾在东京晤谈一次，特寒喧十数语耳，未及政治。”彼此相识。尔后，章士钊“曾撰《双枰记》小说求鬻，彭希明为携前半部至梁处，支取稿费百元，乃稿未成”，而章士钊西渡，第二年，章士钊由于经济困窘，要求将小说《双枰记》改投他报，但前半部已寄梁处，且支取部分稿酬，为了说明情况，“乃与梁一通书，并以大作一首寄之”，如此而已。至于与康有为的关系，“笃生书中并未及康”，纯属子虚。可以断言，章士钊“苦学救国”时期，心境悲观，潜心学术，与孙、黄往来较少，诚有之，但卖身“负友”、投靠康、梁保皇党人则实无之。

章士钊未入同盟会虽然不能说他脱离了革命；但是，这件事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象他这样才华横溢的政治活动家如果能及时加盟，那么，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将会更大。而正当革命需要他入盟、做更多工作的时候，而他竟“以学自庶”，对于孙中山在东南沿海所领导的几次起义“无一役身与”，回首往事，他认为自己“自暴自弃，深愧死友”！当时的革命党人包括他的异姓兄弟章炳麟对他拒绝加盟，不为《民报》撰稿亦“深恨之”，孙中山虽曾对章士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对他未能入盟、与之共事深感惋惜，孙中山曾对刘成禺说过：“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他日学问事业，必有大贡献于国家民族。惜未能与予共生命艰难之事，只能领上乘号召之功耳，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二次革命”中，孙中山甚至对章士钊风趣地说过：“吾革命无成，因君不肯相助！”这句话是颇耐人寻味的。

三

武昌首义后，章士钊应孙中山之召，废卷东驰，他的革命活动进入“反袁立国”的阶段。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党人一样，章士钊走向反袁立国的道路是有一个过程的。然而，由于他与袁世凯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对于袁世凯的野心早有觉察，因而能够当机立断，尽快地与袁氏决裂，其反袁立场是异常坚决的。

惯于使用权术的袁世凯是在章士钊政治处境维艰、在上海无法立足的情况下施展其阴谋手段的。章士钊初到南京时，受黄兴、于右任之邀，至上海主《民立报》笔政，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章士钊得以运用他在西方学习的政治理论，以社论形式，发抒己见，迨至临时政府北迁，小党林立，章士钊发表《政党组织案》一文，畅所欲言，主张解散包括同盟会在内的所有政党，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将议员分为两党，象西方一样竞选，得多数票者当权，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党说”，这无异于给当时政坛投下了一颗炸弹，此论一出，震也骇欲，于是章士钊成为众矢之的，不少同盟会员纷纷拥到报馆，“面质右任，何事出此自杀之愚计，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党?”章士钊因此被迫辞职。

1912年9月，章士钊与王先生别创《独立周报》，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攻击他是保皇派，“谤词复连载十余日不休，若谓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使存。”嗣又因王先生暗中接受袁世凯津贴，为人举发，事涉章氏，《独立周报》又只得停刊。章士钊在上海弄得几无立锥之地。所有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加之，袁世凯与章士钊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关系：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原是清军名将吴长庆（号武壮公）之孙女，吴、袁两家“交同骨肉”，袁之继父袁保庆卒于宁，时吴长庆“驻军江甫，既经纪其丧，复令项城依己，为任教养之责”，袁世凯后随吴长庆赴朝，“仍留吴营”，“项城事业，卒以从朝鲜之所建树为第一期，则武壮始终提契之力也。”袁世凯利用这层关系，对其极尽欺骗拉拢之能事，袁亲邀章士钊入京，礼遇甚隆。袁尝对章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吴弱男在南京函电士钊：“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促章南归。袁世凯又百般殷情，欲调吴氏北上，且由“项城自为手书召之”；袁世凯并将他自己在北京钖拉胡同的豪华住宅转让给章，令士钊“迎眷居之”。并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聘士钊为北大校长，事已见报，但由于章士钊固辞未就。于章士钊“与袁迹日亲，稍稍预袁秘事”，对袁帝制自为的野心早有觉察，“内心滋疚，苦不得脱”，等到宋案发生以后，他再也不能继续忍耐不去了！据章士钊回忆：“宋案发，遯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袁太息曰：‘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余隐笑遯初受袁诳，至死不悟。”更令章士钊气愤的是，袁世凯“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明日，余潜赴东站，独驰返沪。”至沪，先谒黄兴，力主武装讨袁，“以袁且称帝”，“即败亦须为之”。黄兴意不谓然，“谓袁专横诚有之，称帝却不敢”；嗣又谒孙中山，“中山喜吾主用兵，而同以吾诋袁为过当”。不言而喻，章士钊由于与袁世凯接触较多，对袁的了解甚于孙、黄，因而对袁的幻想更少，武力讨袁的决心更大。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偕石陶钧等抵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计划。章早以惊人的胆略第一个起草了《讨袁通电》，据一目击者透露：“在黄克强寓处，讨论如何去南京独立，他（指士钊——引者）在袖子管里把一篇讨袁文一经拿出，头一个蔡刁民接了先看，大家也把头凑上去同看。”《通电》在北站向记者披露后，很快掀起了讨袁声浪。嗣后，章士钊又奉孙中山、黄兴之命，往说岑春煊、黎元洪联合讨袁。“与西林纵谈天下大计，语无不合，西林极意诟袁，用力无所顾恤”，会谈颇有成效。章士钊为此特地在沧洲别墅设宴庆贺，邀约孙中山、黄兴、岑春煊、于右任、陈英士等参加。越数日，章士钊偕岑春煊赴汉，谒黎元洪于都督府，章士钊“徐以袁世凯帝制自为状语元洪，元洪愤激，立而誓曰：‘项城称帝，元洪敢以百口保之’，一座嚣然。”无结果而返。回上海后，章士钊欣然就任江苏讨袁军秘书长，曾偕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由沪至宁，前往江苏都督府就职，终于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南京宣告独立。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被迫再度亡命日本。至此，袁世凯仍然十分注意他的行踪。“一日，忽获北京徐佛苏、林白水各一札，林札内且夹有袁氏一亲笔便条，有“闻行严为暴徒所狙击，务劝其迅速反京”，所谓章“为暴徒所狙击”，确有其事，但此事之所以“传播尔速，且上达袁氏之耳”，表明袁世凯还想继续拉拢他；但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袁。

1914年5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至翌年10月，发表《政本》、《国家与责任》、《帝政驳议》、《共和评议》、《复辟平议》等政论文章50多篇，他引证中外学说和历史事实说明“人民感受苦痛”，“今日为最”；其原因是由于“好同恶异”的独裁政府进行专制统治所致，指出袁氏称帝是注定要失败的，唤起国人“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理想而斗争。《甲寅》杂志旨在讨袁，持论严正，颇为时论所重，“七日中接函二千三百件”，杨昌济读过《甲寅》杂志后，认为章氏“大有所见”；著名记者黄远庸读了《甲寅》，“佩恨交集”，认为章氏行文“非惟名理通论，足以扶发隐微，生人哀感，即其文体组织，符于伦理，亦足为一大改革家”。章士钊除办《甲寅》杂志外，还担任过欧事研究会书记职务，袁世凯称帝后，章又随岑春煊返国讨袁，任肇庆军务院秘书长兼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

1916年6月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会恢复，章士钊以国会参议员身分代表岑春煊北上，在北京居仁堂谒黎元洪，黎执章手说：“回忆民国二年五月，你在武昌所言，我实在惭愧。”毫无疑问，由于章士钊夫妇与袁世凯之间存在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关系，如果章士钊愿为袁世凯效劳，欲得一高位，易于反掌，但是他却始终坚持反袁立场。诚如章炳麟所云：“武昌兴起，而行严自伦敦归，其妻党与袁氏有连，夫妇相誓不受暴人羁縻，余以为难能也。”这种看法是颇中肯的。

此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出现过问题，例如他在五四时期对抗新文化运动和镇压学生运动等等；但他后来还是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27年4月，他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曾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毛泽东交谊甚笃，毛泽东青年时代去北京求学，旅费用罄，章士钊曾在经济上予以资助。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见到章士钊，重提_1920年他初至北京时，赖士钊解囊相助渡过难关的往事，深表谢意，使章深受感动。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提出“和平谈判”，章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和谈”代表，谈判破裂后，他与邵力子等留居北京，曾联名向李宗仁写信，用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揭露国民党的“备战求和”的骗局，从此，他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解放后，章士钊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曾多次去香港访问亲朋故旧，为台湾回归祖国而积极奔走，直到1973年7月1日在香港公寓进入弥留状态时，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