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学的主导

曾国藩从入塾发蒙到三度春闱，学业上主要是服从于应考登科的需要。不过，性理之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自然在曾国藩的学业中占有突出地位。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会试报捷，他朝考时竟以一篇《顺性命之理论》赢得皇帝赏识，特意将他由这次考试的第三名拔置第二，足见当时他已有了较坚实的理学根柢。随后的数年翰苑生涯，更使他有了侧重甚至专事理学深造的机缘。于此，有两位导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湘籍人士唐鉴，另一位是蒙古正红旗人倭仁。唐鉴是学宗程、朱的著名理学大师，曾国藩与他结识后为之倾倒，向其请教“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唐氏告以义理之学最为重要，其他如考据之学、文章之学皆在其次，即“经济”之学也包括在义理之内，只要能实实在在地致力于理学，就会一通百通。而精研的理学课程“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至于“检身”，唐鉴以其尝教导弟子的所谓“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相告诫，并且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个现实榜样，这就是倭仁，且谓其人在检身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于是曾国藩便懔遵师教，精研理学，并效法倭仁的做法，每日作省身札记，还时常请倭仁审阅。这个时候，修身简直成为曾国藩的主课，而从其有关认识及行为方式看，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

我们知道，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体系，自先秦形成伊始，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且把它作为基础性环节，与“治人”密切联系起来。而到了宋代，经程颢、程颐和朱熹的阐释，关于道德修养的宗旨和程序也就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复杂化了。这典型地反映在经其改定和解释的《大学》经文及传文中：不但整理认定了“格物一致知一诚意一正心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而且对“修身”为其中根本环节以及它与其他诸环节关系的原理，进行了发挥性阐释，其大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格物到正心四个环节，都属以修身为归结的必须过程；而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又是前提和根本。曾国藩对于修身过程的诸环节，在从整体上承认和重视的同时，又特别强调“格物”和“诚意”二者。他有过这样一番阐释：“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可知，曾国藩是把格物界定在对事情不仅知其然而且究其所以然的境地，诚意则不仅仅限定在意念上，更特别推衍到按通过格物而获知的道理去力行方面。

曾国藩特别着意于“敬”、“静”二字的功夫，将其作为主要课程。对所谓“敬”，曾国藩把它界定在“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的意境。稍后，更要言不烦地释为“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可见，“敬”与“静”是相互连通的，“静”乃“敬”的一种内在属性，即要达到心思专一、不虚浮躁动的境界。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他求“静”的要旨是为了能够精于“体察所溺之病”而在“此处克治”，“使神明如日之升”。为了达到内心的“静”，曾国藩把“静坐”规定为自己的修身课程之一，要求“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出于自我“省察”和“克治”的需要，曾国藩又很重视“慎独”，尝有言：“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在他看来，一个人私下的心思意念，当然只有自己才晓得真切，如果“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这便是“小人”；“君子”则“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之慎而自慊之功密”，也就是要真诚而自觉地省察并克治自己有不符合“天理”准则的心思和行为，力求达到存理灭欲的理学至高境界。他当时所省察和克治的主要毛病有躁而好动、傲而不谦、伪而不诚、懒而不勤、间而无恒等，针对这些，他定课立箴，严以自诫。

按程朱说教如此进行修身，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总不免张张弛弛，有的毛病是屡戒屡犯，身心也折腾得疲惫不堪，竟至患吐血之疾，所以有时不免心灰意懒地要打退堂鼓。譬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给诸弟的信中即说，他本来“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有志于先哲矣”。这年，他果真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差事，以其日记和书信看，不但赴差期间未能再那样费时费力地修习，即使回京后也没有恢复如昔。及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实任礼部右侍郎，往时那样的专修活动也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曾国藩的修身并未因此停止，只是后来不再拘泥于按程朱学派的那套繁难的程序和方式苦修，而主要是随时就事、自然而然地省察修养。这恐怕与他由最初的独厚程、朱而鄙薄陆、王，到后来笃守程、朱而也不废陆、王这种理学观的转变不无联系。因为陆王学派的修身之道不需要程朱学派那样的复杂程式和繁难功课，该学派从“心即理”的基本命题出发，把程朱学派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复杂过程省作“明心见性”的简易功夫，持论只要除去自心蔽障，使心中的固有之理复明就可以了。这对于深切体察到程朱学派修身功夫的繁难，而后来又以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挽救清朝统治的实务当中的曾国藩来说，在指导修身的学理方面不弃程朱而兼采陆王就不是偶然的了。

进而言之，曾国藩用以指导修身的学理实际上也不独出于理学。他曾有言：“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其实也不惟禹、墨、老、庄，对其他多家多派曾国藩也兼采并蓄。这固然与他所着重的理学本身就有摄取他家的成分直接相关，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曾氏其人有着可用即取的开豁学术观。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不过，理学在他的修身之道中始终居主导地位，当无疑义。

　　二、经世的调节

曾国藩并不甘愿做一个学究式修习者，他一直很向往和热衷社会参与，要做一个贤能臣子在辅佐大清王者安邦治国的大业中一显身手。“君子之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跻身部堂成为参与中央实际政务的要员后，其功业之心也随之膨胀，大有踌躇满志、顿露峥嵘的意态。譬如为革除弊政屡屡建言，颇显激烈切直。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于咸丰元年四月间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公开警诫、批评咸丰皇帝，并欲一扭廷臣“脂韦唯阿之风”。咸丰皇帝览后指斥摺中“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虽说曾国藩侥幸地未被治罪，但他还是心有余悸地认真接受教训，“此后摺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显然，为尽忠直言而“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被“明哲保身”的念头挤占了。从此后曾国藩多年的宦海生涯看，有时他也为被抑制而得不到向往的权位而忧郁、愤懑并千方百计地抗争，但权高位重、极荣极显时又不胜其忧，甚至到“直觉无处无疚心，无日不惧祸”的地步，认定“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遇有机缘，即便抽身隐退”。这确是基于一种因“阅历万变”而不断强化的盈满之惧心理，为身家所谋的防患之计，认定“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曾国藩晚年在修身当中更特别讲求“畏慎”、“敬慎”，即多缘此立意。这一方面是在保全身家与尽忠君国二者产生矛盾时，置前者于首位而作出的策略调整，以此与修身所要求的“诚意”、“正心”的应有境界来比照，显然不能算是完全吻合，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于此也难尽然统一。而另一方面，这又不失为以消除“君父”的担心、疑虑为本，从而协调臣与君、私与公、内圣之德与外王之业多重关系的一种变通。曾国藩所谓“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八字“报称之道”，即隐含了这种微妙的修身调节的意蕴。

曾国藩还把“经世”之学扩及宦海生涯的方方面面，既有着因时因事制宜的灵便性，总体上又不失一种哲理的原则性。譬如，在受挫折、陷困境的时候，曾国藩抱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立志之诀”，“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也就是他的“硬字诀”。同时又有“悔字诀”，即总结经验教训，酌情作策略调整，达到“能立能达”的境界。按曾国藩自己解释，“立者，奋发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他即使在惧盈求阙、求退的时候，仍然强调“明强”，认定“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而“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所谓“明”，即不但要明白事理，而且要善于审度情势，“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要做到“强毅”而不“刚愎”。

如此等等，无不体现着为官、处世之道的“机权”。曾国藩说：“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虽然曾表示“猛省”，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但封建官场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乃无可消除的痼疾，哪里少得了“机权作用”，修身也就不可能按定某一学理规范和方式笃实专一地进行，而难免带上以自身功利目的为转移的多变性。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曾具体述及曾国藩的这种多变，说他“在京官时，依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至（咸丰）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这是符合实情的。

　　三、家教的承传

曾国藩出身于山乡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从他的太高祖时“基业始宏”，但数代与功名仕途无缘，直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经过十多次考试，迟至年逾不惑才勉强中个秀才，遂“发愤教督诸子”。曾国藩的学业初基就是在由父亲任老师的家塾中奠定的。修身自然也受到父亲的教化和影响，特别是在“立志”和“勤苦”方面。而从母亲身上，曾国藩起码效法得“忍耐”功夫。咸丰四年时曾国藩曾说：“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一生的修身影响最大的还要数祖父曾玉屏（字星冈）。此公“少耽游惰，往返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是听了乡族老人们对他的批评后而“立起自责”一改前愆而归于正道的，是个“浪子回头”式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便更有一种“金不换”的修身楷模的魅力。曾国藩言其祖父“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曾国藩对其祖父是非常敬重的。道光十九年（1839）返回京都之时，已身为翰林的曾国藩到祖父面前请训，祖父以“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语诫之“不可傲”，若干年过去，曾国藩时常觉得“尚如耳提面命”，认定“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至于“考宝扫早书蔬鱼猪”的八字诀，更是曾国藩对祖父治家之道的总结，并融入自己的修身之道当中。从修身意义上察之：“书”（读书）乃曾国藩立身的基业所在，也是他修身中“格物”的要项，他特别强调读书要能切己体察，要与“修己治人之道”密切联系起来；“考”（祭祀祖先，敬奉父母）乃讲求孝道；“宝”（处理好亲族邻里关系）是友道的推衍；“早”（早起）、“扫”（扫屋）、“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几项都是讲求勤苦，曾国藩一直把这作为必求的美德。克服贪睡晏起的毛病，是他居翰苑时期专意修身的要端之一，即后来的戎马生涯中，早起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直到晚年时，他还念念不忘早年自己曾在“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并切诫家人：“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俭”与“廉”。曾国藩的确比较俭朴，即使身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他时常告诫家人族人要持俭戒奢。同治二年当他听说家人族人中有常坐四轿之事，便写信教责说：“各家规模总嫌过于奢华”。曾国藩也颇着意于“廉”字功夫，在京师期间“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官（宦）囊遗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并表示“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从他后来做外官的实际情况看，诚不属贪鄙之辈，这与其弟曾国荃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曾国荃在这方面的不检是颇不满意并多有训诫的，说他“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从曾国藩修身齐家之道中的某些信条看，与其说得之于格“书”穷理的致知，不如说得之于家教的化育、家风的熏染更为直接和自然。当然，其家教、家风所反映的伦理道德内容也不可能外乎“圣道”、“天理”的蕴涵，但毕竟有着该家庭的具体特征，那就是由一个山乡庶族地主演变到权贵家庭而又不尽失原本的“基因”和“风味”。曾国藩就是通过修身努力维持这种“基因”和“风味”的肖子与贤长一身兼二任者。

　　四、价值的评说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是他实现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保障。修身对于曾国藩的“完人”境界的追求努力来说，既是一种自我约束，又是一种自我激励。如果说约束体现为“不要做什么”，那么激励则体现为“要努力做什么”，而特定道德规范和处世策略的兼顾、统一乃其取舍的标准。这是按照一定的人生价值取向自我发展完善的内在要素，也是一种必要的理性控制。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正是在他通过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活动中，起了其他任何因素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和所属的阶级，决定他的修身思想和行为所反映和维护的，不能不主要是他个人、家庭的私利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二者的利益关系虽然有时不无抵牾之处，但从根本上相为一致。而非常醒目的事实是，被封建统治者不仅肯定为事业上的勋臣而且更树立为道德样板的“曾文正公”，对于造反的被压迫民众来说则恰恰是一个血腥的“屠户”。为了镇压人民反抗，他申明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强调要不惜对“乱民”“多杀”、“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否则就是“假仁慈”，也就是说只有用他的严酷之法才符合他追求的所谓“仁民爱物”的真意。不错，他大力标榜“民胞物与，宏济群伦”，“不如此，则曰悖德”的宋儒之说，认定这是修身求仁的大端，但造反作乱之民在他心目中是毫不含糊地排除在“民胞”之民以外的，所谓“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可谓一语破的。于此，曾国藩修身的道德实质的时代落后性和阶级反动性暴露无遗。不过，其人的“内圣”之德与“外王”之业也不仅仅限定此点，譬如说，除了镇压太平天国之外，他所建立的第二大功业当属倡导洋务自强。虽然这同样是出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目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的积极社会历史因素亦不可否认。而这与他把经世致用精神渗透到修身当中不无关系。借用李鸿章当年的一句话——“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说明若辈讲求洋务也不外乎讲求圣德之事。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还有着一种人文风范的魅力。而这种因素似乎可以说，所反映的是一种具有一定普同意义的人性美德，属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成份。这大大增强了他的道德感召力，使他不仅仅甚至不主要依靠政治权威，即能吸引大批服膺者，即能具有“陶铸群英”、“回乾轴而变风气”的影响力。当时不论是在湘军，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他的人文风范都有着颇强的感召和维系力，故而赢得“性道难窥”的“百世之师”、“人伦师表”之类的称誉。其人对后世的影响，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种修身而致的人文风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