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蒋介石，一个是清末咸（丰）同（治）之际的“中兴名臣”，一个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治的代言人，相距大半个世纪。但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而曾国藩亦极大地影响着蒋介石，曾氏是历史上对蒋介石人格树立影响最为深刻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这一历史现象，由于过去是禁区，学者们均视为畏途，所以研究者极少，即使偶有涉及，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失之偏颇。随着今天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和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化，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蒋介石师法曾国藩的缘由
 
蒋介石毕生推崇曾国藩，久为世人所熟知。但问题的症结是，蒋介石何以一生特别推崇曾国藩?以往的认识和看法似乎有些欠妥，不符历史实际。有的学者说，蒋介石推崇曾国藩，是因为他“妄图借用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扼杀于摇篮之中”；“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等等。不能说这个认识和看法没有道理，没有根据，但可以肯定是不够全面的。这样有可能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蒋介石政治上反共、反人民，军事上打内战，所以才找个政治上同样反动、军事上镇压过太玉天国农民起义的曾国藩去学习、去效法。这种反动学反动、坏蛋学坏蛋的“一脉相承论”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也无法全面解释蒋介石一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这一历史现象的。

从历史记载看，尽管由于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政治原因，后人在评判曾国藩这个问题上有着天壤之别，“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也决不是反动者都一概褒誉曾国藩，也不是进步者都一概毁贬曾国藩。因之，持反动学反动、坏蛋学坏蛋的“一脉相承”观点的，是把本来十分复杂的矛盾事物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蒋介石一生特别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析言之，有如下数端：

第一，同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代表，同在中国传统儒学经典教育中成长，是蒋介石毕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6岁上学，7岁时就开始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塾中学习。父亲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并对他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训练。在父亲的督教之下，曾国藩读过《四书》、《五经》、《史记）、《文选》之类的书籍，前后共计达12年之久。曾国藩的思想体系的主干是儒家的传统学说，但其涉猎的范围几乎可追及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源头，真可谓是全面继承。

蒋介石一生的学问，既得益于他母亲的言传身教并严格地引导他学习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又得益他自己选择的曾国藩精神。蒋介石与曾国藩同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代表，同在中国传统儒学经典教育中成长，所以蒋氏对曾国藩怀有特殊的思想感情。蒋介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阅读中国传统古籍，大多是阅读王阳明和曾国藩的著作。这不仅因为王与曾均系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而且还因为“阳明与湘乡皆在艰难中创造事功，这给介石先生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精神上一种极大的鼓励”。因此，无论是蒋介石的演讲还是训话，无论是他自己的著作还是为各有关书籍所作的序言，都常以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去训练他的子弟和部属，以求收到他预期的效果。

正因为蒋介石如此执著地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尽管年青时有过两次日本之行，新颖的日本留学生活，别开生面的日本封闭式的军事教育。并未能帮助他开阔视野，更新思维，所以自他从日本归国后，事实证明他是越来越向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正统经典靠拢。也正因为蒋介石如此执著地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以致于当时正在对世界和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思想、经济学说和社会政治观念，几乎都被蒋介石摒诸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长期的旧式教育所养成的守旧心理，强化了他思想中固有的传统观念，使传统思想在他身上以超越平常的形式发挥出来，从而更加增强了他特有的固执、专横、刻板、保守和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倾向。所以后来蒋介石在政坛上表现得专制垄断、专横跋扈，扼杀新生事物，其最早的思想根源就在这里，只不过后来算是恶性发展罢了！

既然蒋介石是如此的文化观，是如此的传统文化迷，那么他坚持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曾国藩为宗师，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第二，曾国藩的功名心很盛，而且仕途顺利，其青云直上之诀窍，其官运亨通之经验，是蒋介石所十分乐意效法和吸取的。这也是蒋介石毕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早在青年时代就功名心很盛。其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果然“天遂人愿”，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的确是一帆风顺的。他28岁中进士；30岁授翰林院检讨；37岁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官阶上看，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曾国藩十分得意，写信遍告亲友，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还乐滋滋的写信给弟弟说：“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如此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原因远不止一个。诸如他个人极其勤苦努力，要求自己十分严格，广交京师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奋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等等。他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得列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和援引。穆为军机大臣20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此人一方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过林则徐，被人们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另一方面也有人评论他“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网蒙蔽为务。”曾国藩会考时，正总裁官即为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很赞赏，处处给予关照。1843年翰林散馆。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一次拜访了穆氏。这一次拜访就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之秩品几乎是一直滞留未动；在此之后，则几乎岁岁加衔，年年升迁，即由七品一跃而为正二品大员。有了这个10余年京官官运基础，加上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于是就成就了曾国藩的“大业”。

蒋介石更是一个功名心极盛的人。曾国藩青云直上之诀窍，官运亨通之经验，索为蒋介石所注意，所推崇，所吸取，所效法。本来，孙中山也是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并将孔孟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对一心“追随”孙中山的蒋介石来说，毫无疑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蒋氏头脑里固有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念更加加深，更加牢固。实际上，蒋介石早年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时，高度的军事化教育方式对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造成了他强烈的军事化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他既产生了实行以军事为实力后盾的“铁血主义”主张，又从当时西方流行于中国的进化论学说中吸取了“弱肉强食”的哲学观念。正因为这种典型的西方观念哲学同他思想中固有的浓厚中国传统儒学精神格格不入，所以当孙中山对他进行“摒弃西方哲学观念”的启发和开导时，他便很快地“改变”过来了，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西方哲学观念。据蒋介石自己回忆，他曾经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这八个字请中山先生写一幅对联作纪念。此事被搁置了半个月以后，孙中山才把他叫去，却另外写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八个字送给他，并且劝诫他说，“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哲学，“乃是现代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弄不好，就是危险的思想”，如不放弃，必将后患无穷。只有“《大学》、《中庸》之道，才是中国很好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一则由于典型的西方哲学观念在他的头脑中本来就淡薄，本来就没占什么重要地位；再则更重要的是他为了要迎合和讨好孙中山以便使自己能青云直上，所以经过孙中山的启迪和开导，他很快就改过来了，放弃了西方的哲学观念。但是，从历史实际看，蒋介石放弃的只是孙中山要求放弃的对“弱肉强食”论的信奉；而对孙中山没有要求放弃的对军事化思想和行为的推崇，对社会实行军事式的控制的倾向，却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也就是他后来成为中国军事法西斯专政的思想根源之一。

正因为蒋介石善于投机钻营，放弃了孙山中要求放弃的西方人所崇尚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哲学观念，表示了对孙中山的顺从，所以他后来才能够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所依重的“股肱人物。”

也正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甚浓的蒋介石从很早以来就力图通过投机钻营使自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那么比他早半个多世纪的出身中小地主、生长僻远山村的、传统文化观念同样甚浓的曾国藩，之所以首则“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所以继则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号“文正”，其诀窍素为蒋氏所效法，其奥妙素为蒋氏所注意，其经验素为蒋氏所吸取，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第三，曾国藩是绝对按儒家的要求自我刻苦修身的，终其一生，在自我修身方面无一时停止，达到了刻骨铭心之地步。曾国藩是被蒋介石和许多人誉为中国人人格精神典范式的人物，对曾国藩的人格精神怀有特殊的感情。这也是蒋介石毕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历来是重视人格精神的。人格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和推崇，历史上那些志行高洁、人格伟岸的人，素为人们所称颂，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近一百多年来，曾国藩的人格精神为许多人所推崇，不是偶然的。曾国藩的内省要求是强烈的，“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可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一部《曾国藩日记》，几乎页页皆记着他自克自砺的情况，他经常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的“八德”自勉，有一事与之不符，他就要在《日记》中痛骂自己。他讨厌说了不做，重视“道德实践”，这便是传统儒家道德论中的“诚”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忍辱退让、与世无争、立志成名、积苦力学、倔强励志、进德修身、勤俭自持、“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美德，无不散见于他的著作和言论里，体现于他的行动和实践中，渗透于当时社会各个精神领域，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的周围之所以能聚集众多人才，他的下属之所以能听从他的调遣，他的军队之所以能至死为他效劳，他的子弟们之所以能听从他的教诲，他的亲朋戚友之所以能对他信任，一些政客文人之所以能对他交口称誉，都由于他的人格精神确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都由于他的人生哲学确实适合于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和口味。事实上，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及人格精神来说，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诸人，在他们的时代，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他们均被捧为中国末代王朝的典范式人物。怪不得在曾国藩死后，有人曾建议将他列入孔庙享祭之列，后因他缺乏著述而告罢，可见他在某些人心目中地位之隆、声誉之高。

蒋介石一生坚持以曾国藩的思想行为作指导，公开奉曾国藩为宗师。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读过许多曾国藩的著述。后来在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无论战斗生活多么紧张，他都把伦理学、曾文正当作“日课”来学习，按照曾国藩一整套学习和自省等方法去进行。在蒋介石的人格树立过程中，《大学》、《中庸》也有很大影响，其中所强调的人格精神，对蒋介石来说，主要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践行笃履者身上吸纳而来。蒋介石主要是从他们当中吸取了《大学》、《中庸》所强调的忍耐、克制与谨慎，以克服他自己所承认的暴戾习气。蒋介石在幼年时期“所学母亲王采玉的教导”、在青年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人们不能不承认，蒋介石一生中对自己坚持的“事业”的追求，确实表现了某种执拗的韧性，这和他师法曾国藩等人所获得的教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多次告诫他的子弟，要多读曾国藩等人的著作，“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至于近来我们学校所规定的考试参考书，有曾国藩家书及书札，有胡林翼的《读史兵略》，又有《资治通鉴》等等，这些书都是很重要的，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同时，对于下属和学生，蒋介石也经常向他们灌输曾国藩的思想精神。他给黄埔军校学生开列的必读书目中，曾国藩等人的书籍为数甚多。他要求他的部属对“事业”要象曾国藩那样忠心耿耿，毫无二心。

第四，曾国藩创建并统率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反革命经验值得借鉴。也是蒋介石毕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一。

咸丰三年（1853），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式地主武装湘军产生了。这支军队是由湘籍文人士大夫曾国藩以儒家精神练就出来的。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过程亦即改革军制的过程，其特点是：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兵饷自筹，主要不依靠外援；官职私相授受，不单纯取决于朝廷；各树一帜，不互相牵制；各尊其长，唯招募、选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命是从；克服了绿营兵“败不相救”的习气和弊病，大大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历经十数年的南征北战，终于镇压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为延长满清王朝六十余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等等。

蒋介石一上台，就一反过去孙中山的遗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皆奉曾国藩为宗师。特别是他对中国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民主运动，磨刀霍霍，凶象毕露，故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所作所为，更加顶礼膜拜、全面效法。正在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了天的当儿，一个叫王德亮的御用文人遂摇动笔杆，替蒋介石大造舆论。他造舆论的手法是：一方面将一些“伟大”、“崇高”、“古今完人”等等漂亮名词，都集中起来堆到曾国藩的头上，把曾国藩的形象尽量描写得更加高大；另一方面又拿蒋介石同曾国藩两相对照，既探索其本质上的联系，又衬托蒋介石的形象象曾国藩一样高大。他说：“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并由此“窥见本党（即蒋介石国民党）与湘乡之渊源。”直到遁至台湾的十多年以后，一些御用文人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救国”的叫嚣，仍在为蒋介石和曾国藩的“一脉相承”的“渊源”继续造舆论，说：“我们佩服曾文正，就因为他有一种远大的眼光，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还离不开这种原则。”我们从以上御用文人所造的舆论文字可知，借鉴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经验，也是蒋介石毕生特别推崇、学习和效法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蒋介石师法曾国藩的表现

蒋介石在自己的毕生经历中，常常以曾、左、胡为榜样，希望自己能象曾国藩那样，既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又能给后世留下好的声名，因而不遗余力地学习曾国藩。从历史上看，蒋介石毕生学习曾国藩，的确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从曾国藩那里学习和接受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政治上学习曾国藩“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
 
“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是曾国藩提出的政治主张。前者主要是指统治者的个人修养而言，勉励统治者“谨守准绳，互相劝勉”；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事事多抑制自己；启迪统治者加强精诚团结，具备有“忠义血性”的“血诚”。后者主要是要求下层人民的言行要合乎“礼”，把下层人民的一言一行纳入地主阶级的“礼治”轨道，纳入“礼治”的“规范之中”。所有这一切同样对于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影响更大，蒋介石一辈子不遗余力地学习它！

蒋介石登上政治舞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味坚持传统的“礼治”原则，即遵循曾国藩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的主张。他要求全国上下都必须严格地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他在江西庐山等地曾举办过“中央训练团”，训练党政骨干和军事骨干，强调“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国民党官兵，如真想要担当起“剿匪”的重任，就必须恢复“礼”，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在蒋介石统治政坛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而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却十分激烈，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而强调“现在除了亲爱精诚之外，还应该加上‘礼义廉耻’四个字”。他特别要求全体国民党官兵要讲精诚团结，讲礼义，讲人伦，要勇于以“复礼”为己任，要全力以赴“剿匪”。他煞有介事地说：天下为什么会乱起来?为什么会有“土匪”?为什么会有共产党?“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国人没有忠诚，只讲虚伪变诈。”因此，他要求国人时时、事事、处处坚持以曾国藩为榜样，努力“振作纪纲，扶持正气，挽转颓风”。直到1949年遁入台湾以后，蒋介石又组织了“反共救国”、“反攻大陆”的反动大合唱，他和他的御用文人大肆叫嚷要把曾国藩这套“礼治为上”的政治主张作为“反共救国”、“反攻大陆”的基本原则，说什么不论现在或将来，“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还离不开这种原则”。

第二、军事上学习曾国藩以封建的纲常伦理建军治军。

曾国藩并不长于行军打仗，所以凡属他本人亲临的战阵，大多吃败仗。但是，他凭藉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治军，凭藉着读书修养的一套“明理”功夫带兵，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具有浓厚儒学特征的治军理论，形成了曾国藩建军指导思想的体系。简言之：其建军宗旨为“捍卫礼教，忠君勤王”；其招募对象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其编制体制以适应近代战争发展需要为原则；其选将标准以“忠义血性”为选将的最高思想准则；其教育将士以“勤恕廉明”和“谨慎”为对湘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其士兵粮饷较之绿营兵有较大的差别，体现出特别优厚的特点；其军队管理规定以“仁”、“礼”之心待军爱民，为把湘军建设成一支“仁义之师”而煞费苦心；其私属性质因为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强韧的纽带、强化了封建宗法关系而增强；其《讨粤贼檄》是一篇很有力量、收功至大的宣传文字，争取了许多地区特别是湖南的读书人和官僚士大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的运动，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敌得十万雄兵”。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蒋介石影响更大，以至于学习、研究曾国藩治军理论达一辈子。

蒋介石登上政治舞台后，为了绞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民主革命运动，实行独裁统治，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将革命势力消灭净尽，很自然地想到曾国藩以封建的纲常伦理建军治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来启发、勉励和训导他的军队竭诚为蒋家王朝效劳。因此，曾国藩与蒋介石关于治军方面的思想理论表现为一种非常密切的师承关系，原因就在于曾氏以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纲常伦理组军建军的那一套治军理论，正是适应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政治需要。具体说来：蒋介石曾经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之事作过深刻的研究，认为曾国藩最终打败了洪秀全不是偶然的，因为曾氏的学问和精神远胜过洪秀全。他多么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象曾国藩一样，取得最后的成功。所以，他在军事上的许多方面也是按照曾国藩的那一套去做。他曾就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之上，又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说过：“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又说曾国藩等人的治军理论，“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早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就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为将来治军、治国之蓝本。”特别是在他后来反共反人民的目的无法实现、军阀统治感到危机的时刻，更是千方百计从曾国藩那里寻找根据，亲“通令诸将，通读公（指曾国藩）书。”蒋介石还对曾氏领导的湘军以“忠诚朴拙”的精神最后“戡定大乱”的“壮举”而赞不绝口，要求国民党全体官兵务必谨守曾氏这种精神，绝对忠于他的反革命事业，并鼓动他们说“如今打‘土匪’，也要拿出这种忠诚朴拙的精神，鼓舞群伦，坚忍奋斗！”

第三、思想上学习曾国藩“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的说教。

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继承曾国藩的衣钵，就一生的思想而言，亦受着曾氏的深刻影响。这种深刻影响同样在蒋介石的演讲、训话、自己的著述、为各有关书籍所作的序言以及题词中到处可见。比如他教人如何为善的问题就是受着曾氏影响使然。蒋介石认为一个人在所作所为之先，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否得当。这是因为，一个人心里的动机萌起之时，为善为恶，为是为非，埋在自已心底，别人不可能知道，只有自己清楚，因而自己必须主动去恶从善。他说：曾国藩就说过，“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所以，他主张遵循曾国藩的教导，所作所为要端正自己的动机，当发现自己的动机是“卑鄙龌龊的，就要立刻铲除这个恶念。”他认为这是一个“秘诀。”有了这个“秘诀”并能谨守它，便“不愁德之不立。”诚然，蒋介石是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人，而且他所说的是非善恶是有他的立场观点的标准的，决不可轻易相信他的话。但不管怎样，蒋介石在思想上深受曾国藩的影响确是历史事实。

　　三、蒋介石师法曾国藩的评介
 
曾国藩的“文治武功”，曾国藩的“人格精神”，给蒋介石的一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崇拜”加“需要”，蒋介石毕生学习曾国藩，推崇曾国藩，效法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崇拜曾国藩不始于蒋介石，但蒋介石确是曾国藩死去半个多世纪后在诸多方面认真学习、执意仿效、忠实继承曾氏衣钵的第一人。

从总体上讲，蒋介石毕生师法曾国藩，的确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真可谓得益不少。

若细加分析，蒋介石毕生师法曾国藩，又不能一概而论，有“学生”不及“先生”之处，有“师”“生”相侔之处，有“学生”超过“先生”之处。

第一、从总体上讲，蒋介石毕生师法曾国藩，得益不少。

1．蒋介石象重视自己生命一样重视军事力量，是从曾国藩那里得到启迪和借鉴的，亦即得益于曾国藩的经验。

曾国藩在军事方面给予后世（特别是给予蒋介石）影响最深的是：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去培植私有势力，从而使得后世的武人、军阀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要使自己的地位长盛不衰，就必须有兵权；要有兵权，就得培植自己的军队，并使之绝对服从、绝对忠于自己；而要达此目的，就势必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去教育、影响、驾驭、控制下属和兵将。

蒋介石远非凡俗之辈，聪明至极，对曾国藩的经验心领神会。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时，蒋介石尚无继承大统的任何迹象，而在当时被指定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似乎是汪精卫、胡汉民，或许还有廖仲恺等人。然而，蒋介石最终一个一个地压倒了对方，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靠的他于1924年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事院校的校长从而掌握了兵权。黄埔军校毕业的干部和学员，在蒋介石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成了他以后加以有效使用的忠实和有力的武器。在蒋介石毕生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出对军队的特别依赖，往往依靠军队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以至于“争取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来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军队在国民政权中握有最大的权力，并且是这个政权中要关心的头等大事，而文职官员不管有多么开明和干练，也仅仅是军队的工具而已。由于蒋介石是一个“军权迷”、“军权狂”，在当时，随着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希特勒在德国的势力飞速增长，他羡幕不已，并对纳粹的组织和运转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声言：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衰落中的社会，是一帖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的回答是：能。中国现在最需要就是法西斯主义”。他还说：在中国，“所有的组织、思想和行动都必须军事化”。实际上，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军事化的社会，保持严格的纪律和对领导人的意志的无条件服从。蒋介石倡导的开始于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其目标就是为了使“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生活的全面军事化。”

2.蒋介石拥有雄厚的财政基础，也是从曾国藩那里得到启迪和借鉴的，亦即得益于曾国藩的经验。

曾国藩统领湘军的一个激励官兵“奋勇向前”的最大法宝是“重赏”与“重赐”，亦即让官兵们升官发财，用“利”来诱惑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去效死力。然而，这样一来，众多的湘军就需要一笔很大数字的军饷。随着后来湘军人员的激增，需要军饷的数字亦越发猛增。特别是天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围城军就达7万余人，而且一天比一天困难，这就说明不仅需要军饷数字大，且日益紧迫。因此，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筹措军饷，曾国藩比谁都重视为湘军筹措军饷。为了筹措军饷，曾动员地方绅士捐助；曾以“东征局”的名义，在长沙、湘潭、益阳、岳州、常德、衡州等地试行向商贾抽取厘金；曾与江西巡抚陈启迈大打官司，以至陈启迈受了罢官的处分；曾于同治元年（1862）从清廷那里争得广东厘金、上海税厘、各省协饷里抽补，但实际上多为空头支票；曾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饷，经朝廷裁判把江西厘金一分为二，使曾、沈各得其半；曾屡次告急，迫使清廷指拨淮北盐厘每月8万两，还拨给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等等。

蒋介石从曾国藩的经验中认识到，要牢牢掌握着军队就必须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在北伐中，他比谁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控制上海对财政上的十分重要性。实际上，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大约有85％来自商业和制造业等经济部门，其中大部分集中于上海地区；政府财政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贷款，而这些政府贷款的绝大部分，也来自上海的资本家。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了上海当时最为先进城市的财富，就使得蒋拥有令人羡慕的优于其他对手的条件。比如当时的冯玉祥就说出了心里话。他一则说，他无法与蒋为敌，是因为蒋军总是比他的军队粮饷充足、装备精良；再则说，蒋还有足够的财力使其能通过从其对手的军队中收买变节者来战胜他们。

3.蒋介石熟谙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技巧，也是从曾国藩那里得到启迪和借鉴的，亦即得益于曾国藩的经验。

曾国藩初办团练即受挫，就是因为地方大员不支持，文武官员不配合。长沙协副将清德、湖南提督鲍起豹更没把曾国藩看在眼里，他们从中挑起衅端，使得曾国藩、塔齐布狼狈逃走，才免于被杀伤。后来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作战期间，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供应军饷，处处与湘军为难。同时，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却极不相连。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死伤甚多。另一个由曾国藩培植起来、与曾氏关系密切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为了与曾国藩争夺江西的漕折和厘金，也翻脸成仇，奏章弹劾，几乎使得曾国藩下不了台。

蒋介石从曾国藩的经验中认识到，为了保障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其思想意识必须灵活多变，其策略亦必须灵活多变。因而他比曾国藩做得更聪明、更巧妙：其一、当时许多地方军阀都或先或后、不同程度地反对过蒋，而蒋对这些政敌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或用“银弹”，或用哄骗，或用许诺，或用威胁，以迫使地方政敌归服，至少保持中立，以便将他们各个击破。其二、蒋从不执著地坚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也很少执著地坚持亲近某一派系政策。只要在政治上对他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使自己顺应于任何派系，但却又不去做这些派系的成员。其三、蒋一向把自己打扮成民族最大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凡是对蒋有利的。就是对民族有利；谁忠于他蒋介石，谁就是对民族的忠诚；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对民族的最大利益。

总之，蒋介石掌握的战胜他的对手的三个有利条件，即掌握军事力量、控制雄厚的财政基础、熟谙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技巧，无一不是受着曾国藩的影响，无一不是从曾国藩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

第二、若细加分析，蒋介石毕生师法曾国藩，又不能一概而论。

1．有“学生”不及“先生”之处。

蒋介石与曾国藩，相距半个多世纪。随着历史的推移，国际国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国藩的局限性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曾氏的道德文章已不足以在迅速变动的近代社会中为其提供赖以凭藉的力量。可是，蒋介石却仍然那么执著地推崇曾国藩，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并且象东施效颦那样效法曾国藩，并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蒋氏接受曾国藩的某些观点，效汰曾国藩的某些作法，就显得根深蒂固的保守特征，就明显地比曾国藩更加保守和落后。此其一！特别是蒋介石坚持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实行专制独裁的统治，从政治需要这个角度拼命吸取和发展了曾国藩的消极面和反动面，就越发显得更加反动。此其二！略举数例：

例一、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在爱国军民抗英斗争的激发下，知识分子和封建士大夫反侵略的热情十分高涨，曾国藩从中受到了鼓舞，萌发了自强御侮的思想。他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家书中一再表示：痛恨攻城掠地的“英夷”；声讨“丧尽天良”的汉奸；怒斥“遇敌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的官军；“夷人”的被擒被斩是“大快人心”；目睹不平条约的副本而“不觉呜咽”，“倍感难堪”；等等。这种由于外国侵华的鸦片战争对自己的刺激而引发的悲愤，又产生了深刻反思的积极回应：他一则提醒朝廷，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再则在太平天国未被镇压下去之时，他呼吁“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最艰巨”。三则在1870年，太平天国早已被镇压下去，他仍强调“海国环伺，隐患方长”，因此“御备强寇”实“为第一要义”。他通过与洋人打交道，不仅认识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一现象；同时又认识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即“性利居奇，是其本性”。这说明，曾国藩已看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而且对侵略者已初步懂得不能抱什么幻想。这正是他的自强御侮思想产生的认识基础。曾国藩的思想斑驳复杂，其中自强御侮的思想是他的最有价值的进步思想，是他全部思想的主要精华。关于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作为“学生”的蒋介石是无法与“先生”相提并论的。

例二、清末咸（丰）同（治）时代，一些顽固守旧的“正统”士大夫们仍然把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陶醉于“礼义之邦”、“天朝至上”的迷梦之中，他们“自命为正人”，“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在这种以“谈洋务为耻”的顽固守旧空气笼罩下，曾国藩从“天朝大国”的盲目虚骄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反躬自省，勇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藉“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而在中国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定采取“师夷”之手段，以达到“制夷”之目的。他学习西方，最初着眼于兵器，以后范围不断扩大，目的日益明确，认识逐步升华。他把掌握西方先进武器的目的由开始的消除内患，到后来转向了抵御外侮；由开头的“可以剿发逆”，到后来转向了“可以勤远略”。就洋务运动而言，左宗棠、李鸿章虽也搞得比较早，但他们是作为学生和晚辈师承曾国藩之意而搞的。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有人才称曾国藩为“洋务之父”或称“近代化之父”的。关于洋务运动这一点，作为“学生”的蒋介石是无法与“先生”相比拟的。

例三，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曾国藩的人品精神，是素为世人所肯定的。他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有一段评语十分典型。他说：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为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已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这段话是曾氏弟子写的，无疑有些恭维话，言过其实者在所难免，但也确实反映了曾国藩的某种人格力量。关于为人处世和人品精神这一点，作为“学生”的蒋介石是无法达到先辈们的水平的。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管蒋介石亦曾精心装扮着自己的角色，努力把自己的人格树立导入传统的窠臼，并试图建立曾国藩那样的文功武业和人格精神；然而，时代毕竟离曾氏相去甚远，曾氏所从事的“事业”和表现的“精神”，同蒋介石所处的时代睽违已久，已不再能发挥它曾经有过的效应了。

2．有“师”“生”相侔之处：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和道德，其主旨是为清朝统治的封建制社会谋长治久安之计，后世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无非是随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政治需要而对其进行推崇、学习和仿效，彼此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并无二致。故作为“学生”的蒋介石学习“先生”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相侔之处，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略举数例：

例一、曾国藩教育子弟之道，有“八本”之说，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蒋介石对于下属之道，仿效曾氏“八本”而制定有“十二本”之说，亦即“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肋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可见，作为“学生”蒋介石的十二本完全是从“先生”曾国藩的八本脱胎而来。

例二、曾国藩常在日记、家书、书札中对子弟和下属提出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为治学和办事之法。蒋介石亦将曾氏五到的基本精神改为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去要求他的下属。可见，二者的精神如出一辙。

例三，对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曾国藩是个身体力行典范。对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格言亦是蒋介石终生努力的目标，蒋氏完全按照曾国藩的范例样子去做去实行。他不仅用曾国藩这套思想精神要求自己，而且以此教育子女，治理军队，推行政治路线。与此相联系，在家庭教育问题上，蒋介石受曾国藩的影响亦特别深刻。据蒋经国回忆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可见，蒋介石的确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3．有“学生”超过“先生”之处

由于蒋介石的立场观点反动，又由于蒋介石的思维方式迂腐、固执、教条、死板、执拗，还由于他师法前代成功的儒者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他毕生师法曾国藩，在某些方面又大大超过曾国藩，就完全不足为怪了。亦略举数例：

例一、曾国藩为要赡养庞大湘军而十分注重掌握财权，而蒋介石控制财权的程度又大大超过了曾国藩。史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开支中只有8—13％的钱分配给行政部门，作为运转和维持生存的费用，蒋介石把大部分的钱用在军队开支上，因而少得可怜的行政开支同庞大得多的军费开支，恰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财政方面负责人也曾冒着风险想试着控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建设，但是蒋介石执拗不予接受。就这样，政府行政机构始终处于蒋介石和军队利益的从属地位，为蒋氏军事独裁政权服务。

例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没手软过，而蒋介石对人民、对民主的暴力镇压程度，又大大超过了曾国藩。在蒋介石执政的当时，只要在军队和警察影响所及范围之内，任何威胁到其权力或批评其政策的个人或团体，便都遭到了暴力镇压。比如，五四运动（1919）以后，学生运动一度成为国民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结果也遭到镇压。1931至1932年、1935至1936年，当着日本帝国步步进逼，而南京当局一再退却时，学生的爱国主义曾几度爆发，演成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南京政府对这些学生的抗议，最终无例外地使用了暴力。不仅如此，南京政府还平息了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加紧了对其批评者的控制。政治上的许多反对派被特务暗杀，强硬的新闻工作者被逮捕，报纸和杂志受到检查和查封。

例三、曾国藩忠实执行了咸丰帝“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而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蒋介石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在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有发展。蒋介石在他当政期间，“战略思想”中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即中国必须先“实现”内部的统一，然后才能打退日本人的侵略。他叫嚷：“日本人是癣疥之疾，而共产党人才是心腹之患。”他是这么咒骂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1930年10月战胜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的“反叛”之后，立即在江西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一连串“围剿”。

例四、曾国藩对于兄弟子侄的教育，封建式家长制的威风并不很浓，相反还称得上是循循善诱、诲之谆谆；而蒋介石是个专制的军人，对于子孙，特别是对于儿子一辈，充分表现了其封建式家长的威风，说一不二。直到晚年，蒋介石在家中对人对事，仍然非常“严肃”，非常机械，哪怕就是蒋经国、蒋纬国兄弟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其时经国、纬国兄弟均已过了不惑之年。

例五、写字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休现了对传统中“整全”概念的追求和对“正心诚意”的实践程度，等等。这个观念对曾国藩来说有也不多，对于蒋介石来说却相当严重。比如有一次，蒋经国写给父亲的信中，一个“五”字写错至半即抹去，可蒋介石在回信中却严肃批评了他，并要求今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因为在蒋介石看来，中国传统中的“整全”概念是损害不得的。“正心诚意”的观念是忽视不得的。

例六、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不仅他自己在中国社会的转折关头，勇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从而首倡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长处；而且他的儿子曾纪泽还自学通英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家。而蒋介石在这方面就逊色多了。虽然蒋氏也在家信中间而要求儿子学好英文，以备将来之用，但他自始至终把中国传统伦理及古典经籍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清刷儿子蒋经国从莫斯科回来后的红色思想影响，蒋介石要他回到浙江老家去潜心苦读，蒋经国阅读了他父亲所开列的王阳明、曾国藩的大量著作。老子并在信中反复叮咛儿子：“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为他日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最要！”可见，蒋介石比他的“老师”曾国藩走得更远。

例七、曾国藩饱读经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中的政治和军事服务；然而蒋介石为巩固专制统治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似乎是更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蒋介石认为，曾文正只不过一介书生，既能对自己“敦品厉行”，又能以“血性良心”来统率千军万马，团结和号召“一班忠义之才”，终于完成“消灭匪患”的大业，成为一代“中兴名臣”。蒋介石从曾国藩这一成功的经验中受到一连串的启发：一则说，“天下无论什么事情，没有不可成功的”；再则说，“现在奔匪猖獗，地方零乱”，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共产党人有如何了不得的才干，而在于我们自己许多军政官员，“缺乏和曾（国藩）、胡（林翼）诸人同等的精神，没有拿血性良心来负责任事”；三则说，我们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定要立定“剿匪”的志向，拿“血性良心”来治军从政。

不过，尽管蒋介石其人并非凡俗之辈，有许多为其他军阀所不能比拟的地方；尽管他毕生师法曾国藩，以这位成功的儒者为榜样，的确不仅学到了家而且许多方面还超过他的“老师”，但由于他始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头来促使他不可避免的走向了1949年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