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曾国藩家乡湘乡县荷叶一带（今属双峰县），人们惯于用“曾大人”学业和功名的显赫成就，鼓励青年一代成为有用之材。以至成为一种传统。恩格斯曾说过：“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这种保守力量，注定在文化实践中必须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必须与传统文化取得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蔡和森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荷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家乡这种传统的社会教育的熏陶。而且，蔡家与曾家还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这种影响也就更不同寻常。

据《蔡林氏家谱》载，蔡和森祖辈世居湘乡县永丰镇人寿总季家巷。蔡和森祖父早年科举未第，后投靠曾国藩，当了湘军的一名哨长。蔡和森父亲蔡蓉峰利用其父参加过湘军及自己岳母是曾府亲戚的关系，在曾国藩女婿聂缉椝当总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谋得了一个小职位。此外，作为湘乡三大望族之一的蔡和森外祖母家葛家，也与曾府有姻亲。蔡和森外祖父是曾国藩的侄女婿，做过清朝的盐运使、按察使，后来跟着曾国荃“剿”捻，死于军中，封“骑都尉”。蔡和森舅舅葛望嵚中秀才后，在曾家保荐下承袭“骑都尉”世职并为官。后来，蔡和森举家赴法留学时还找有点亲戚关系的聂云台（上海恒丰纱厂经理，曾国藩外孙）借路费600银元。由此可见，蔡家与曾家有着一种复杂的亲戚关系。又据《蔡和森年谱》，知蔡和森1895年3月诞生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四岁时随母迁至永丰镇，旋即来到荷叶桂林堂外祖母家寄居。不久，蔡和森父亲从上海回来，在荷叶光甲堂买地买屋，定居下来。蔡和森十三岁时迁回老家永丰镇。正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社会与家庭背景及荷叶一带的文化氛围下，曾国藩对蔡和森的早期思想启蒙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教育子女时喜欢援用曾国藩的“金言”和事例。蔡家和葛家尤其在舅舅葛望嵚和姑父朱静斋家，蔡和森接受了这种传统教育的启蒙。因此，蔡和森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也就是有关“曾大人”的故事，不过他幼小心灵中所敬佩的“曾大人”，则是大学问家的形象并以之为楷模。10岁时，蔡母葛健豪带着蔡和森兄妹怀着虔诚的心情，拜会“曾大人”读书的“富厚堂”。在曾氏藏书的“求阙斋”，贴着门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便令蔡和森肃然起敬。葛健豪一面有意让蔡和森兄妹亲临“曾大人”苦读之境而受其感染，一面善诱他们兄妹多看些与求学有关的书籍以激励他们求上进，还向他解释说，思云馆内三十二圣哲像之一的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就是勉励自己发愤读书的方法。这种以曾国藩治学成材为主体内容的启蒙教育，渐次渗入了蔡和森的心灵。

蔡和森从上海城市贫民的生活体验和湘乡荷叶的艰辛生活环境以及十三岁起独立谋生的学徒生活经历中，更加明确地把解除劳动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正是如此，蔡和森树立起“世乱吾自治，为学志更坚”的远大志向，并演化为“读书救国”的思想。可以说，这一点正是曾国藩对蔡和森的最初的直接影响。蔡和森自小凭刻苦自学精神而求知识，在一师读书期间，经杨昌济指点迷津，蔡和森研读更深。他效仿曾国藩博而约的治学方法，阅读又多又精，从先秦诸子学说到近代康、梁、谭、孙中山著作，从二十四史到本地的各类志书，从托尔斯泰、高尔基到中国历代学者的著作，尤其喜读文史哲书，并一度钻研史学。曾国藩认为，读史，“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弊，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用，所谓百世可知也”。姑且不论蔡和森治学内容与曾国藩是否相同，但这种刻苦自读以求学问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相通的。通过读史“鉴古知今”的思想桥梁，蔡和森对古今中外历史进行认真的研读，不仅在理论上有所造诣，他能够“对于一部中国历史以及学术流派，都又能辨其得失，了如指掌”。而且，从中国的“武王伐纣汤伐桀，革命功劳名赫赫”和从外国的“詹姆斯被民众弃，查理士死民众手。路易十四招民怨，路易十六终上断头台。俄国沙皇尼古拉，偕同妻儿伴狗死”这些史实中，发掘了一个“古今中外率如此”的真理，即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读书结合考察社会风俗，探寻“不常变的真理”来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确定“以平民社会之事，成一史书”和“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作为自己“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正因为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刻苦研读，在五四时期的湖南青年中蔡和森赢得了“理论家”的称号。1919年底他毅然赴法留学，也决非出洋镀金，而是做盗窃圣火的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初到法国时，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原著，据蔡畅回忆，他“穿着薄旧的衣服，坐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顶着严重的哮喘宿疾，他翻着字典，顽强地反复掂量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分量”。正是这种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革命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情况，蔡和森系统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主张。这些主张不仅使他早在湖南青年中赢得理论家的威望更有提高，成为留法青年中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民学会会员，而且在全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他确乎是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曾国藩治学精神影响下，蔡和森以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造就自己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学问家”。

二

经杨昌济对曾国藩影响的蝉递、疏导，曾国藩经世之学促使了蔡和森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走“教育救国”之路并转变为“革命救国”之路。

杨昌济可以说是把曾国藩作为心目中最大的偶像来崇拜，他无论治学还是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为楷模。他的这些举动和思想又可以说造成一种时代潮流，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学生。杨昌济“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志在“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而且对他最为心赏的蔡和森、毛泽东，他常以曾国藩之例勉励他们读书治志，知行统一。其时人称杨昌济“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受杨昌济崇拜曾国藩的影响，蔡和森从1915年起进行了多年的曾国藩研究。他在1918年给毛泽东信中谈到，曾国藩影响比胡林翼深远主要在于其“倡学攻心”，即著书立说、笼络人材，而胡林翼“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而且当时胡林翼也誉称曾国藩“忠义冠世”，“有武侯之勋名”。由此可以看出，蔡和森对曾国藩研究是达到了一定深度的。

“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这种义务在理智和感情上趋同，作为同对曾国藩的推崇师法，杨昌济为蔡和森对曾国藩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立志和抱负，其次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读书治学方法上，再次表现在对中西文化观、教育观、留学观的影响上。曾国藩忆称自小志向远大，“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从心态上讲，出生于偏僻荷叶塘的曾国藩有一种光宗耀祖的功利欲，也表明他志不在做皓首穷经的词臣，而是希望澄清天下建功立业。习受湖湘文化经世风气的濡染，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频仍和农民起义狂飙四起，曾国藩“守道救时”，试图实现“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宏愿。杨昌济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他自己谢绝当湖南教育司长的延请而甘心当清苦的教师，以教育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志在培养“救国之才”。受此影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蔡和森，明确读书的目的在改造社会，而不应是为了个人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为此他喊出了“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心声，志在改造中国与世界。又受杨昌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的熏陶，蔡和森认为当务之急在“储养练习”。他说：“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因此他意识到要储养练习同时进行，否则的话，“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持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更就谈不上改造社会了。缘此，他对曾国藩极力推崇的王船山及其经世致用思想，也极为景仰。他说：“王船山是我们湖南有名的学者。他不做官，专门著书立说，在他的书中充满了反抗外族，光复中国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但王也受儒学的思想影响很深，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见，“经世致用”贯串了由王船山到曾国藩到杨昌济到蔡和森的思想主体意识。曾国藩继承并发展了王船山经世学风，在学术上，重视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兵制、兵法等十四种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的考察，提出“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哀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世之所未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在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一方面兼融中国文化中各门派的长处用于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重大政治问题，如运用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抗活动，吸取岳家军、戚家军的治军之法创制湘军，运用古代军事理论随机应变于湘军的战略战术，效法禹、墨勤苦耐劳的精神从事行军打仗，以理学家的“尽人事”的思想号召挽回清王朝的政治颓势。总之，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乎全部积累，成功地镇压了发展到农民战争顶峰也同时是农民封建王权之极端的太平天国革命；另一方面，曾国藩通过“经世致用”这座桥梁由单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兼取西方文化之路，首创洋务以图自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御外侮。因此，他以一介书生起于乡闾，置身子动荡的社会变局之中，成为晚清社会的“勋臣”。杨昌济把曾国藩将学问运用于事业的方法的研究传授给蔡和森，强调独立奋斗的精神，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种影响在蔡和森身上明显表现出来：一方面，蔡和森积极参加社会调查，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为将来改造社会“储养备能”；另一方面，将书本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储养练习并举。他常说这么一句话，“有理论就必须有运动，只有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不行，还要有实际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主义真理”。这种理论联系实践的思想认识，为蔡和森在中西文化观、教育观、留学观等方面受曾国藩影响但又能突破、扬弃之奠定了基础，与他以后较早的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分不开的。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全盘继承，显然是为现实所用。曾国藩认识到中国近代频受外侮的主要原因在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因此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御外侮和图“自强”。曾国藩对中西文化的基本估价显然影响了蔡和森“斟酌国情”，学习西方真理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蔡和森提出，“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之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向西方寻求匡时救民的真理改造中国与世界。

曾国藩“倡学攻心”是蔡和森当初住刘家台“未尝不想当教员”的主要动因。这对蔡和森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有直接影响即确认只有通过倡学途径培养人材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否则，“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无才之患”，“天下必有大乱之时”。基于此，曾国藩在人才方面，一是网罗召集并转相汲引了如李鸿章、左宗棠等大批军政幕僚和李善兰、华衡芬、容闳等大批科技人才；二是致力于人才培养，建立翻译馆，选聪明少年入馆学习，借以培养外语及科技人才。三是选派聪颖幼童出国留学，期于培养一批精通外国科学技术的高级人才。他组织选派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这既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科技教育兴国的端倪。蔡和森教育救国的思想，一方面承继了曾国藩“倡学攻心”和培养人材的积极主张，一方面在杨昌济教育救国论的直接影响下对曾国藩的这些主张有所突破。蔡和森高师毕业后极希望当小学教员培养人材，稳立改造社会之根基，走“教育救国”之路。蔡和森指出，从事教育要作出一定的牺牲，是清苦的“不经济之事”；但教育可以育改造社会之材，为使新民学会三年内成为“中国之重心点”，通过学会致力于小学教育来振兴湖南教育，“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的教育，以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也”。而且教育又可树个人之名声，是一种“万世之业”，因此从事教育又是“实经济之事”，亦为“远大之举”。蔡和森认为，教育可以“一面拔人才，一面得人才，实为双美”，即就是通过“遇中得人”，“访中得人”来罗致结交各种“成德之好人”；教育更主要在“造”才，一是造相遇相处之间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三是教育者本人可以进大学乃至出国留学深造而成专门人才。这样，教育一则可以稳立改造社会之根基，二则可以多出“做事”（从事社会改造）之人。这一点，1920年6月20日，向警予给毛泽东信中也说得很清楚，“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此意我极赞成。”蔡和森提出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这说明他开始接纳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即社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要使人民大众在生活斗争中结合自己的生活斗争的需要和现实条件得到教育，另一方面要使学校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学校与社会血脉相通，也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育一则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客观需要，二则是培养社会新人的客观要求。蔡和森的这种教育认识成为他力倡勤工俭学、以工济学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他放弃“教育救国”主张，走上“革命救国”道路的理论基础。

从以上蔡和森早期思想受曾国藩种种影响可以看出，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传统又是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人们的心态、道德、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等，也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故而传统又像是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它总是以各种方式、方法顽强地表现出来，使人们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它的制约或支配，影响人们的变革行动。历史人物所造成的历史潮流的影响更是如此。曾国藩无疑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后代的人在不同层次从不同视角受到它的思想或精神的影响，只有以科学的态度、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对这种传统进行理性的批判。蔡和森对曾国藩便是进行了一种思想上的“扬弃”。

此外，以“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自居的谭嗣同及其《仁学》还为蔡和森提供了更深层次了解曾国藩的契机。在杨昌济指点下，蔡和森对《仁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书中对曾国藩湘军与洪杨太平军的详细的论述，深深地震动了蔡和森，尤其是，“洪杨之徒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也，为人君者犹有自反。藉曰重刑之，则请自君始……奈何湘军乃以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惆惨者也”；“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蔡和森由此对湘军恶行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杀人如麻、恣意抢劫民财的两面派面目有了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解决了多年来思考、迷惑的问题。尤其是对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大肆声讨太平天国“士不能涌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等等，蔡和森曾一度也视为曾国藩“倡学攻心”的成功举措，而这些所谓“事实”相较于湘军暴虐和曾国藩劫掠则暗然失色。后来在《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蔡和森高度肯定洪、杨革命耻求于外国侵掠者、反抗外强的革命气节。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曾国藩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出发，以人民大众为敌，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爱民”“惜民力”。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理学家”的虚伪而已。初具历史唯物主义观的蔡和森抛弃了对曾国藩“理学家”、“圣哲”的思想认识；从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思想启示下和对曾国藩维护封建制度的本质认识中，他意识到了“恶人为善”而“为恶”，意识到了救国救民任重而道远，并且提出“为善”“为恶”作为改造现中国黑暗社会的手段。这一点可以说在实践上对“教育救国”等和平改良思想的摒弃，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他认定，“大仁大勇，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这种“下地狱”的决心，一方面表明他已意识到，凡社会上有斗争的一切阵地，一个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的人，都应当努力去占领；另一方面表明他认识到，“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他果敢地提出震醒时人的“善恶观”，提出了坚决“为恶”来对现社会“大改造”的激进主张。他说：“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夺恶位，加入恶界”，以此将万恶的反动势力“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淬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尤无不可也。”这表明他具有冲决封建网罗、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敢于献身的精神和彻底改造中国恶社会的义无反顾的决心。这些思想认识与他深层次认识曾国藩并冲决曾国藩对他的思想影响是不无联系的。

总之，曾国藩对蔡和森早期思想影响，是经过早年家庭、社会的耳濡目染和后来杨昌济的疏导、蝉递来实现的。蔡和森由对曾国藩的极力崇拜到怀疑迷惑到“扬弃”的过程，是他对曾国藩影响的反思、“扬弃”的过程，也同时是他革命思想发展成熟的递进过程，也可说是蔡和森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最后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