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在邵阳召开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会议的机会，我要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特别是肖致治教授和严农秘书长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不是魏源研究的专家（我主要研究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所以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全面的研究论文。在美国的几个魏源研究专家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我给会议提出这篇关于美国的魏源研究的简短报告。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魏源没有受到足够的学术上的注意。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几个相互交错的原因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严肃的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大多数现代中国的学者都在国际关系中论述鸦片战争，侧重点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而且，美国的历史学家是在与中国历史学家相当隔绝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这部分是由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接连地影响了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倾向于集中研究20世纪极重要的事件，只是从70年代末期以来，当美中学者间日益增加的直接接触变得平常，当代中国的学问才开始影响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思想。因此，对魏源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的研究，在美国就相对的姗姗来迟。

然而，让我们对那些介绍和促进魏源研究的美国学者表示应有的敬重吧！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们是Arthur Hummel，John　Fairbank（费正清），Frederic Wakeman,Kwang—ching Liu，Jane　Leonard和James Polachek．他们的共同研究构成了反映美国魏源研究状况的良好气压表。

1944年出版的，由Arthut Hummel编辑的《清代杰出的中国人》是美国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历史的里程碑。这本书中的个别条目是用延展的传记词典的形式编排的，它不仅是对几个人物的研究，同时也是考察整个清代历史的一种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书美国学者开始了解整个范围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在此之前，魏源这样一个人物基本上是作为开创性工作——《海国图志》的作者而被人们认识。现在，他作为《元史新编》、《圣武记》和他的其他著作的编著者的真正重要性被人们认识。尽管Hummel没有把魏源单独列出来，但他在《清代杰出的中国人》中把魏源包含进去，大大地促进了严肃的魏源研究的到来。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被几个主要的学者支配着，Fairbank（费正清）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的。费正清不仅培养了一代进行晚清史研究的青年学者，而且他遵循着阿诺尔德•汤因比“挑战与回应”模式的引导，把研究重点放到了中国国内的发展上。自从费正清开始他自己的中西关系研究，像魏源这样一个人很明显对他十分重要。费正清自己本身并没有专攻魏源，但他的许多学生以及他们的学生，在他们更为广泛的研究中给予了魏源应有的关注。

一个例子就是费正清的学生Joseph Levenson的学生Frederic Wakeman。Wakeman对魏源的兴趣相当曲折迂回。他是17世纪清王朝创立的研究专家，同时也是对影响毛泽东的文化有兴趣的人。Wakeman在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历史和意志》中包含了魏源。但是他研究的方向规定了他对魏源研究的性质。对Wakeman来讲，魏源的重要性首先在于19世纪中国人认识西方威胁的新特征的范围。而毛泽东，他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和受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样多。因此，中国历史对毛泽东的影响包括魏源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面对西方所处的困境的分析。

另外一个对魏源研究作出贡献的主要学者，名字叫做刘广京。刘广京也对中西关系感兴趣，同时他又对主要来自国内传统，特别是新儒教的经世传统而产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对19世纪的中国而言，它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中最著名的创业者包括魏源、林则徐和曾国藩。就学术成就而言，魏源在他自己的时代也许比林则徐和曾国藩更出名。对于刘广京、费正清和Wakeman来说，在魏源的所有作品中，《海国图志》仍然是最重要的著作。这是因为这本著作提出了存在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兴趣的中心中的中西关系问题。

在美国，魏源要受到独一无二的学术上的关注，那就不得不等到Jane Kate Leonard的著作的出版。这本书，《魏源和中国海上世界的重新发现》，是第一部详细研究魏源本人和《海国图志》的成果。两者都被紧紧地联系在中国对南洋的传统政策的发展之中。（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讲南洋是比西洋更意味深长的术语，甚至适用于欧洲人的到来。）在她的书中，Leonard首先讨论了魏源的生平。紧接着研究了中国和南洋的历史联系，清朝的海上政策和管理，和在鸦片危机面前魏源对这种政策的关切。leonard然后全面研究了《海国图志》。在她把注意力倾注于清朝对传统的南洋关系重新发现之前，她研究了西方人的到来怎样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关系，以及魏源怎样提出修改清朝的海上政策。整个看来，这不仅是对魏源生涯的全面研究，也是对早期美国历史学家分析中西关系方法的重要修正。

出现在leonard的研究中的魏源是一个新儒教学术世界的杰出人物。作为经世传统的强有力的倡导者，魏源不把学问看作学问本身的终结，而是通过提出一些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他以对新儒教习俗的完全精通和坚决主张重建中国的内部实力，作为中国外部问题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他的传统方面。他同样显示了他实事求是的一面，通过提出中国的海防政策，回顾明朝对这种政策的修订，并把它作为重新进行修订的可能的基础，以在鸦片战争中服务于中国。leonard的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与早期的费正清相违背，在费正清的研究中，传统和变化基本上是对立的。

当Jane leonard用英语第一个为我们提供了魏源的详细画像的时候，它为James Polachek把魏源紧紧嵌入魏源自己的时代和其他时代的历史联系中留下了余地。在他的拓荒性著作——《内部的鸦片战争》中，Polachek研究了所有有影响的经世官员，他们试图通过本国的改革来对付外来的危机，魏源便是其中的一位。受16世纪明朝学者影响。魏源相信不必对英国作出重大让步。像倭仁及其后的清议派一样，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在于王国道德的提高上。然而，和后来的抵抗派不同，魏源完全希望掌握中国的海防详情。受其群体中其他人的影响，他超出单纯防卫而考虑反攻英国，强调因为印度的严重问题英国存在的易受攻击性。在Polachek看来，这是魏源特别的品质。他迎合于在他之前一致主张用传统方法对付野蛮人的官员。然而他超出他们的在于他倡导海防的现代化，包括彻底的改革、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建立、现代海洋巡逻军的创建。在这里，Polachek阐明了魏源与现时代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魏源强调以“人民战争”来对付来自西方的新威胁，他是开始于其逝世仅半个世纪之后现代爱国热忱发展的先驱。

在结束这个魏源研究在美国的简要报告之前，我将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个个人的观点。正如我前已所说，我的研究基本上在魏源死后这段时间，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1 9世纪60年代到1894）。在一些讨论会上，有些与会者曾提出将魏源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进行比较的观点。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比较只能损害魏源和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还未担负起隐伏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以魏源能提出有选择性的看法，而这在19世纪末则是不可能的。且魏源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而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不得不直接处理具体的问题。将魏源与后期思想家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比较将会更有益一些，他们与魏源有着思想渊源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魏源是经世派最优秀的代表，兼有对道德修养的忠诚和掌握具体的现代防卫体系的坚定需要。因此，没有必要贬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可以容许的失败而抬高魏源的历史意义。魏源，他是站在他自己时代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