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这是左宗棠一八七六年初给清廷所上奏折中自明心迹的一句话，也是他收复和保卫新疆这一爱国壮举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就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为新疆人民的利益，为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事业和为祖国的统一完整做出的贡献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政策试谈论之，有望大家指教。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我国新疆地区一八六四年的库车、伊犁等地的各族人民的起义被当地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和上层宗教统治者利用，使天山南北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一八六七年，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乘机在南疆煽风点火，建立起分裂我国的“哲得沙尔”反动政权。一八七一年，沙俄又捍然出兵，武装侵占伊犁地区，南北边疆，沦陷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之中，新疆整个局势危在旦夕。

新疆问题需不需要解决，怎样解决？在清朝政府中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关注。一八七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国的领土台湾，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和主权，事态变化已表明：中国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围绕收复新疆和海防的问题，清朝政府内部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清朝政府中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极力主张加固东南沿海的军事防线。他认为，要保卫国家安全，加强海防是关键，在当日，海防建设需要大量经费，国家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那么只好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东南海防建设之所用则是上策。他在递朝庭的奏折中写道：“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的各军，可撤可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一些苟且偷生，昏庸无能之辈随和李鸿章，说什么新疆“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国家面临种种困难，这些人身兼要职，被视为国家栋梁，但他们不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尽职尽责，却以丧权辱国、割让领土为战略要策，这不能不激起爱国志士的愤恨和斥责。

当时，正在担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认为西北是国家之根本，新疆则又是西北的屏障。新疆的局势不稳，不但影响西北，而且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纵观历史，他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越伸越长，侵略祖国边疆的目的是吞并中国。总结历史经验，他得出：“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的理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祖国统一而战的志士数不胜数，卖国求荣终究要遭到人民的唾弃。左宗棠大力赞赏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和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之乱。平内乱，惩国贼，“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国家安定，百姓昭明，边疆是面镜子。为保卫边疆，林则徐的抗外辱，国权的不屈不挠精神又在鼓舞着他。他不顾恶意的诽谤和保守势力的攻击，亲自进柬：“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如果造◇“扶起东边，倒却西边”，那么国家沦陷无疑，弃不铸成大错。海防既然危急，就必须“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左宗棠一面为收复新疆说服清廷，一面为加强海防献计献策，这正是他表白的：“书生岂有封候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报国精忠思想的体现。

左宗棠的正确主张得到清朝政府中许多官员的支持。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详就说：“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收复新疆，是民心所向，虽然左宗棠年迈体弱，李鸿章之流阻挠许多，但经过左宗棠的一番努力，这场争论，终以收复新疆的正确主张而取胜结束。一八七五年五月，左宗棠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西征军收复新疆，开始为祖国的统一和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尽毕生的余力。

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国家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都是接受儒家思想的传统教育走上仕途这条道路的。他们又都以“忠君保民”为首要的政治素质，被中央王朝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着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同治五年（1867），正在福建经办洋务的左宗棠接到清政府任命他为陕甘总督的命令，同治六年（1868）便正式经营西北。同治八年（1870）左宗棠进驻泾州料理甘肃军务并包括新疆地区的军务。在这一带左宗棠率兵安营扎寨并非容易之事。这里首先是交通不便；其次语言不通；另外民族繁杂，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左宗棠的士兵大都是江南水兵，初到西北经受黄土高原的风沙，目睹眼前的一切，难免有思念家乡、情绪低落的现象出现。他说服部下，西北位于祖国的上游，系天下之命脉，如果西北不稳，则必酿成国家之大祸。作为国家臣民，要尽臣民之责。他为部队定下严格的规章制度，除了某些家中有困难的将士得到允许返回家乡外，凡留在西北，保卫边疆的，一律按军纪行事，违犯者则按军纪处治。左宗棠为部队制订了五条纪律，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吸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负民贷，皆当严禁；军中兵勇，长夫衣服，只许穿青蓝两色；不许结拜哥弟等会。”在民族地区左宗棠不但强调军纪，而且善于体察民情，不断地为部队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活创条件。他指定：“凡吾勇夫大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版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尚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营中买备一切食物等价，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卖者固不得高抬时价，买者亦不得短价勒买。如各勇夫以及买办尚有短少价值，勒令强买，以致滋生事端著查明虚实轻重，分别惩办。”这些明文规定，使当地民族百姓了解了左宗棠的部队，促进了军民关系，为部队的声誉和收复新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西北驻军，左宗棠亲眼看到了西北人民的生活艰辛。尤其在收复新疆的准备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关外离中央太远，交通不便，传递信息慢，部队所需的物资往往不能及时运到的困难。他给友人的一封信谈到：“关外用兵饷运最难，古今一也。近时尤苦，办事无人，内外均以空言。”百姓温饱不足，部队军饷短缺，收复新疆，军需供应不上乃是一句空话。于是，他积极动员全体将士同当地百姓一起屯田左宗棠本是农家出身，从小务农对农业颇有研究，因而当他考察陇◇地区以后，议论一番：“以前诸军，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与屯民已他徙，依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屯田早在中央政权大规模地“移民实边”的西汉开始，以至历代不断相袭到清，确有相当的规模。但到这时，左宗棠又进一步阐明了屯田的意义，并揭示了屯田的内在关系：军民屯田缺一不可。民屯又是屯田中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一部分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调动农民的屯田积极性，必须有相适应的民族政策。左宗棠指令当地政府，屯田的农民在近几年内不交赋税，农民收获的粮食除自己留下足够的口粮外，最好将余粮卖给部队，部队收购粮食，要平买平卖，不得随意降低价格。这个措施实施以后，很快解决了部队军粮急用问题，并且促进了农民屯田的积极性。

左宗棠在动员军民屯田的同时，又组织人力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市贸易。在短短的几年里，荒芜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竟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充满生机的景象，成为当时和后人传颂的佳话。

二

一八七五年五月左宗棠肩负了收复新疆的重任，时间紧迫，条件艰苦，但为保祖国统一大业，确以“艰巨为己任”，舍身保国，整饬吏治，赢得民心。

清朝初统治中国，定下一个常规。凡是各省各地的机关要职，都必须由满族贵族或蒙古族贵族充任。到了十九世纪，清朝的满族和蒙古族官员，许多腐化堕落，不能胜任国家要职，这才启用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可是新疆，清政府仍然派遣八旗子弟担任国家官员管理新疆的一切事务。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新疆督办，收复新疆，深感任务重大，极为慎重。他严格查询在新疆任职的政府官员政务情况，若有引起少数民族激愤，违害百姓之事，则严加处理。有一次，在他查访中，得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骄横专扈，胡作非为。他立即采取措施，撤换成禄。他给朝庭上奏：“该提督奉旨西进，七载以来战绩无闻。肃州虽报收复，旋被贼踞。肃回陕回分窜乌里雅苏台及甘凉各处，成禄均不能制。于实心就抚之陕回冯均福，不肯资以兵力，致该回为马四所害，又将护送窦型之陕回二十余名杀尽。陕回马长顺，遂疑惧不回西宁就抚，徐占彪一军赴遨，成禄遇事不与相商，阻挠牵制。道员萧宗干，于高台等处代成禄定买粮石，成禄不知数发银。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仅五、六营。久驻高台，拉运妇女小孩，畜养戏班。”奏请清政府“简派大员接统该军。”成禄作为乌鲁木齐提督，不了解民情，肆意破坏民族关系，乱杀回民，民愤极大。但成禄是清政府委任的满族官员，胡作非为无人敢问津。左宗棠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是为了收复新疆顺利和解百姓之恨，为引起各层官吏的注意，又多次上奏，请朝庭查办。清政府经查问属实，只得将成禄“革职拿问”，“听候治罪。”

左宗棠时常对他的部下说：“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良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瘘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左宗棠做官为民的思想是他走上仕途以后的一条准则。在历史上，政府中有许多官员来到西北边疆地区从政，大多是由于功名利禄，新疆距离中央王朝遥远，他们歧视少数民族，敲榨百姓，胡作非为。更有甚者，专权拔扈，欺下满上，贪污腐化。左宗棠年过花甲，离开妻子儿女，孤身一人来到西北，并保持着他的高风亮节，说明他对西北人民是有感情的。

新疆地区广袤数千里，人烟却稀少。在绿州、河谷、靠山的地区虽然人口比较集中，但民族繁杂，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都有差异。西征军入新疆消灭阿古柏反动势力较易，但要赢得新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一件非易之事。因为在当时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较浓，它笼罩着新疆南部各民族人民的思想，他们中有许多并不能真正理解清政府派西征军入新疆的意义。所以，左宗棠为了西征军进军顺利，亲自制定进军路线、作战方案及其民族政策。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他着重强调在各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回、汉、蒙等等民族都是亲兄弟，不要分你我。在民族之间，只有良莠区分，没有民族高低之别。他非常慎重地告诉部队，在战斗中要严格区别阿古柏入侵之敌与被裹胁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界限；严禁杀降与屠戳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流离失所的各族人民要发给耕牛、种子、工具等，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西征军入新疆以后，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实施这些政策，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战斗中或处理某些事件上，左宗棠的部下有乱杀的事例，但执行政策的人，未按政策从事，这不能认为左宗棠是刽子手。西征军的战斗节节胜利，证明主流是正确的，人民在支持和拥护他们。《新疆图志》山脉六记载金顺率兵进攻古牧地时：“阿吉之子哈生样，孙巴达尔卓台吉，鄂斯满头目米尔图拜等十三员，率其部众指健驼一千只，解送到营。”张曜大军攻吐鲁番时：“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当刘锦棠克复托克逊后：“南路各城投诚缠回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响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在毛拉米沙《伊米德史》中也有记载：“可汉的胜利之军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噶尔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汉陛下的大军射过一颗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汉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务。”如刘锦棠的大军开到玛拉勒毕西（今巴楚县）时，这个县的“百户长”立即出城对和太官吏说：“闻大军长途跋涉不辞辛苦来到这不毛的边疆之地为民解忧，我非常高兴。所以亲自押送来了自己种出的一点粮草供大军使用，以表寸心。”这充分证明在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不仅仅体现在汉族对少数民族单纯的帮助关系，还突出地表现在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心心相印，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和支持上。由于左宗棠指挥得当，虽然战线很长（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经过全军将士的努力和人民的支持，战斗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光绪三年）胜利结束。战时历经一年多，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彻底消灭了阿古柏的侵略势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在中国的反帝史上立下了一块丰碑。

三

一八七八年，新疆大部分地区政局已安定，阿古柏的残兵败将在清军的追捕之中，左宗棠收复新疆大功告成，本应率兵回师，安度晚年。但新疆经过十几年的战乱（阿古柏统治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活贫困，人口减少。为了扭转新疆人民的生活现状，恢复经济，左宗棠不辞辛苦，精励图治。

在当时的情景，从乌鲁木齐为界整个往南，到处是断墙颓壁，瓦砾一片。乌鲁木齐是新疆的一大名城，战争过后已成为“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阿克苏城被阿古柏的残匪毁为“城外庄堡烧掠一空。”喀喇沙尔一向被称职南疆东四城的门户，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水量充实。可是在白彦虎匪军逃窜之际，他们决河淹城“城中水深数尺，屋舍荡然。”喀喇沙尔至库尔勒沿途的民房几乎烧尽，百姓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造成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惨景。

据有的史书记载，乌鲁木齐被收复以后。“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吐鲁番余孤寡残幼，喀喇沙尔及库尔勒空无一人。阿古柏匪徒残无人道，在他们已取灭亡之际，威逼当地百姓外迁，不愿随从便是遭到杀戳，鞭伤，为此而逃离流落他处死于道途的不计其数。

成对上述情景，左宗棠认为首先要恢复新疆经济，人们有了饭吃，住房才能稳定生活。他过去曾经研究过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农业发展，有次赴哈密解决新疆某些问题，他一路所观，提出高论：“戈壁乏水草，不能废地以居民，固也。然凭轼观之，亦有不得于心者。沙石间杂中含润气，虽无涌见之泉源，雨露之滋润，其足荫嘉谷，一也。”“安西前后沙滩，则石子相同，并少块片，疑可仿秦王川法，用种嘉禾，就中大小砂堆，褊生野草，间有芦苇丛杂即产草，则心宜丰，奚仅宜畜牧不宜耕垦乎？至沙滩戈壁，虽乏树木，然近水各处，亦见榆柳，疑下湿之地，皆可种植。奚仅宜榆树，不宜蔬果乎？凡此皆旬日往来胸中，未能少释者，拟先以畜牧导民而令共渐谋耕获。”戈壁沙滩中并非寸草不生，有草、有树、有水说明有生命。“新疆万里穷荒，何益于事”这种论调左宗棠不敢苟同。他还是希望只要有“勤民之官”认真治理，因地制宜，方法得当，新疆农牧业便有恢复的可有性。

治理新疆首先从安抚流亡人员着手。左宗棠指令当地政府把招集流散各地的劳动力重新固着在农田上，让这些劳动力垦复田亩，在一定的时间内免去赋税，对本地的老弱病残，托儿带女者，则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垦种，秋后获得粮食后再偿还政府。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各地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的农民开始安心务农，逐渐激发起了生产积极性，在短短的时期内，垦田种植成效显著。如巴里坤地区，以前有垦地六万余亩，由于战争的破坏，到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查到的总数大约有四万亩。到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已上升到五万多亩，接近于原来的耕地面积。

在安置流亡的少数民族，恢复了耕地以后，组织民工，兴修水利提到议事日程。南疆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每年降雨量很少。在阿古柏统治时期，一些主要渠道被水霸控制，农民用水极为困难。战争时期，阿古柏亡命之徒破坏渠道，阻挠西征军收复县城，战后恢复经济，又要考虑到各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了调动各地的生产积极性，政府便指派所需的民工都由各地自筹，并付给薪水，北疆镇迪道由刚恢复建置的各府州县等地方官负责。“由官借给银粮，督饬户民修理。”南疆各地“由各善后局转饬各回目纠集民伕民匠。……所有伕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惟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曰酌发工食银两。”这种雇佣制度，比起以往清朝官吏。伯克的摊派差徭，比起阿古柏时期的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所以各族农民很快适应了新的政策。二、三年过后，哈密的石城子渠，巴里坤的大泉东渠、乌鲁木齐的永丰、太平、安顺等渠都已复修，水利畅通，为各地农业的恢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双重封闭。一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自然封闭；二是由于语言各异，文化千差万别和自给自足以及民族隔阂造成的社会封闭。为了加速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尽快使新疆的经济有些起色，左宗棠还实行了开放政策。新疆的南部地区虽然降雨量少，但无霜期长，适应种植桑棉等植物。他本着“教种桑植为养民务本之要”的目的，亲自着手经管新疆的养蚕植桑生产。“移浙之桑，种于西域。”充分利用丝绸之路，打开新疆通向中原的贸易大门，活跃新疆的经济市场。他聘请内地有关技术特长的人员来新疆传授种棉植桑养蚕的技术，并且也派人到江浙取经学习。据有的史书上记载，为了开发新疆，左宗棠听说已被政府革职的知县祝应焘是养蚕植桑的能手，于是，他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将他请到新疆“各处教习蚕桑”，恢复原职。这无疑地证明，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新疆各族人民还是做出了许多有益之事，这比起那些坚持放弃新疆观点的清朝官吏来说，左宗棠的做法是实际得多。他能够认识到各民族应该平等，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并能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做出成绩，这就是在对民族问题的观点的一大进步。

战后，经过左宗棠的一番精心规划，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农牧业生产出现了可喜的景象。乌鲁木齐民屯大兴，人口逐年增加，南疆八城开渠丈地铸钱征厘，百姓家居乐业。新疆经济的恢复，促动了贸易市场的活跃，新疆的丝绸事业迅速发展，不久，丝绸就可与内地的相媲美了，丝绸之路又放异彩。

左宗棠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历时五年。但为收复新疆和保卫新疆，他同保守势力、顽固派的斗争却花了大半的精力。像他这样的一个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军事家，在某些问题上思想难免有糊涂的错误的认识，如镇压农民起义便是维持国家安定等等，这是应该否认的。但在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韬大略，并且不顾年迈体衰，任务艰辛，尽自己的全力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地认识左宗棠。翻开历史的画卷，“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志士有多少？而以身兼要职，高官厚禄的左宗棠不图荣华富贵，安逸享受，为新疆人民的利益在祖国边疆的开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