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秋王震同志和堂弟景伊一次谈话中提到，王老以前和彭德怀元帅常常开玩笑说：“他的脾气有像左宗棠”，彭总在人们的心眼里是十分受人尊敬的，根据各方面的报导资料，他秉性刚直，实事求是，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献出了整个一生，也为我素所钦仰，近年来全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先曾祖宗棠公正在作出历史的评价，回忆年轻时代听父辈所谈先人事迹，多半是收复新疆以及教导儿孙的故事，特别是他的为人廉正，刚直不阿，讲求节操，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联系到最近读到有关他的一些著作，加深了我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作为后人，究竟应继承祖先的那些方面，谈一点粗略的看法。

评价历史人物，尽人皆知，应从历史唯物的观点出发，切忌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要求古人的言行都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是不切合实际的，历史人物只要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就应当受到后辈的尊敬，而他的言行节操可为后世法者，就应当继承予以发扬。

我家积代寒素，先曾祖从小就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荒年常以糠菜充饥，稍长设塾授徒，修脯为食，自营耕作，故深知人民的疾苦，一生乐善好施，早在陶文毅家授馆时，家史并不富裕，仅堪温饱。家乡连年遭受水灾，他节衣缩食，得谷四百石，建立仁风团作为家族邻里备荒之用。一八六九年夏天，他在陕甘督师前线，闻家乡遭受特大水灾，就以自己所得养廉银一万两，捐输救济，在家书中写道，“回想二十年前在家当寒士时于柳庄散米散药的情景，如在目前。”至于家用开支，历次家书中写道：“每年由营中付二百金归、省墙用之，此外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吾介节”。又“念家中拮据……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家用虽不饶，却比我当初十多岁时好多些，不可多用一文。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衣无求华，食无求美，则当用之钱可不缺矣！”

长沙司马桥故居，原是胡林翼和骆秉章凑银五百两合置赠送的，后来家中人口增多，加盖了后栋再翻改成桥厅，须花费六百余两。先曾祖知道后，写信回来申斥一顿：“孝宽竟不秉命，妄自举动，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美观，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肥肠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又从他发自乾州行营中的家书看：“我一介寒儒，添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菲衣薄食，有余则济贫，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以上这些告诫子孙的道理，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

以上所讲的只是处理家庭经济上的一些琐事。那么在涉及到国家财政开支的一些问题时，他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朝野上下贪赃成风，贿赂公行，内外患，军饷匮乏，在这种环境下他矢志“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因此尽管军中时缺饷，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七、八个月，都能取得将士的谅解，甚至从自己的养廉项下，拨款充军饷，又如他在军中得悉老部下刘克庵病故兰州后，深知刘克庵“刚明耐苦，廉公有威”。而身后萧条，故写信回家嘱付：“其身后一切费用及灵辆还里，建百岁坊，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这种公私分明，推已及人的精神，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又当他离开新疆去北京就军机职时，有陕西布政史王思沂准备把前陕西省经收甘肃捐输下来的一笔尾数款，送给他以示敬，他闻讯以后，立刻写信给王思沂说：“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数，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苟以为这是沽名钓誉，那还可以举一例说明他并不好名，当先曾祖在西北大营中得悉两湖议刻《楚军纪事本末》一书时在家书中写道：“我平生颇以近名为耻，不求表暴《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可不挂名其间”。又说：“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他确实是“心忧天下”为己任，自任事以来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世人多以曾国藩、郭蒿焘两人是推荐他出来任事的要员，而他和郭、曾都闹翻过，似乎有忘恩负义之谦。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家书中曾写道：“吾与曾侯所争者，皆国事兵略，非争权兢势所比，纤儒妄生揣拟之辞，何值一哂耶！”他为了广东的吏治军事，答复郭蒿焘的信中说：“平生好过虑，于密友前，言无不尽，累以此见忤曾侯，兹复以此犯严威，极知狂谬，然鄙怀如生，亦不敢有所隐匿。”足见他以公害私，直言不讳，郭虽始终为此事梗梗于怀，但先曾祖在晚年视师福建前夕，便道回里时，仍以亲家身份，亲自登门拜访，口称老哥再三谢罪，由此可见他心怀一斑了。

先曾祖的民族气节，突出表现在晚年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中。而这种气节的形成，在于幼年熟读经世世用的书籍，其后又受林则徐、魏源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环伺，塞防海防同时告警，帝俄趁阿古伯匪帮侵入南疆之机，又关内民族纠纷尚待解决之际。出兵侵占我伊犁九城一大片土地，并妄自估计我无力收回新疆，因此一面扬言：“无意久占，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即当归还。”一面却暗地竭力扶植阿古柏，以达到他长期侵占的目的，清政府派崇厚到俄京谈判，先曾祖率西征军节节布防，待时机成熟一举收回伊犁，是时阿古柏感到穷途末路时，不惜乞求英国出面干涉，愿充当英的保获国以图长期霸占我新疆，英国为了替印度谋一屏障，作为英俄势力的缓冲地带，居然出面代阿古柏求情，与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交涉，郭也认为“及时议抚，亦可省兵力，以为消弭边患之计”。先曾祖得到消息后，据理驳斥，在奏折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痛快。“安集延本浩罕四部之一，侵我回部（指新疆），非无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驳得英国理屈词穷。

崇厚在俄京谈判，完全接受了沙俄提出的丧权辱国条约。先曾祖闻之十分愤慨，奏请治崇厚之罪，就连清政府内一向崇洋媚外的人，也感到丧权辱国之太甚。但又感到崇厚已经签约，现在要来翻悔，好像缺理在我，于是先曾祖再上书总理衙门说：“崇厚虽以全权出使，而所议约章，均须俟御笔批准，是先无所允也，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内外坚持定议，询谋佥同以与周旋、先之口舌，继以兵戎，则事无不济。”这意见被采纳了，第二年改派曾纪泽去俄京重新谈判，临行前先曾祖表示用武力为他作交外后盾。才使谈判成功，收回了伊犁，挽回了一部分权利。

从收复新疆的全过程看，从准备到战事结束，前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先曾祖在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都竭尽心机，而决机制胜者全在“缓进急战”之策，将士亦用命则端赖甘苦与共。故“中国服而外夷畏”。

西陲初定，而法国侵略者又在云南边境蠢蠢欲动，他窥视云南边境的五金矿藏，先派遣军官作前哨侦察，探得从越南的北圻可以沿红河通航至我国境内。于是借机寻衅，加紧对越南的控制，派兵侵占河内，遇到当地越南军民和刘永福黑旗军的抵抗，法军受挫后。又于一八八二年再次攻占了河内，直窥云南。并与我国军队接仗，由是挑起了一场中法战争，当时先曾祖在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事务大臣任内，闻法军犯我边境，十分愤慨，也顾不得当时左眼失明。一面疏请筹办海防，创立渔团，整饬江南防务，预为防范，并令王德榜带领十营“恪靖定边军”开赴云南前线，筹军筹饷，为前线充实军备。一面呈辞请缨亲往前线督师，坚决表示如果没有成效，愿重治其罪，以谢天下国人，还暗中对黑旗军接济军火，运送水雷火器相助，可是当时也有人不以为然，视刘永福如眼中钉，李鸿章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且看他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日写给张佩纶的信上是如何说的：“法之蓄意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年形势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今又仓促而起不才于礼庐，只手空拳，不知所以为计！若以淮部尚有两万，则现驻要防，岂易抽调？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戌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闻有请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移至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从这段信中看出李鸿章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他责怪清朝政府对越南是事先“漠不关心”，继则埋怨朝内调度无方，表示他无能为力又不为力，而对他人则横加指责，充分暴露他内心深处既害怕洋人又想保存个人实力的面目来。

当越事初起，先曾祖一再上书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得步进步，是其惯技。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又说：“越南地势与中国连接，法人之所以图越南者，盖垂涎滇黔五金矿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不仅以夺越疆为止境也，滇黔矿利为泰西各国所共争，各国络绎奔赴，实意中事，是越终必亡，我之外潘尽撤。广东之边宇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其祸患何可胜言”。又“法人亦何尝不虑及衅端一开，危险日甚？不过觇我之所以处之者何如，别作区处耳、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他把当时的形势和法之虚弱已是摸得很透，然而清政府在这次中法事件中是和战不决，以致战争初期，军心不振，节节败退，直到起用老将冯子材重新布置战备，筑长墙联系东西战线，战斗才有起色。冯亲临战阵，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又有王德榜军截敌后路，内外夹击，致取得谅山大捷。正当法军大溃的时候，政府中的妥协派却主张“秉胜即收”和法国侵略者订立了丧权唇国的条约。

在中法尚未正式开战之前，法使福禄诺在天津与我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五条，法国要我方撤回北圻防营，并许以在毗连该地的边境任意经商，税测格外优惠，先曾祖获悉后，非常气愤，他马上提出警告，认为北圻与我接壤是滇粤的屏蔽。“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迨全越为法人所踞，将来生计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果不出先曾祖所料，法军在越南不能完全得逞，于是转而大举犯福建沿海，我海军溃败马江，一八八四年秋又进攻我台湾基隆、淡水等港口，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先曾祖又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重返福建前线，毅然不顾年老多病之躯。担负起反法侵略斗争的重任，在外来侵略者的强大军事压力面前，毫不畏缩示弱，积极备战，调王正诗、杨岳斌等先后渡海入台阻击法军，终因老病不支，于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死于福建前线，临终时还深感未能大张抠伐以扬国威为终身遗憾。

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清政府内部对待外来侵略势力，确实存在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先是有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先曾祖所持的是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敌从那里进攻就在那里消灭他，故须全面布防、寸土必争，等到敌人掀起战端，就坚决主战、决不退让、及至身临前线，筹兵筹饷都要亲自过问，还要应付拉后腿的主和派，其任务之艰巨。可以想见，以垂暮之年，深入战阵，虽衰疾缠身，而义无返顾，实可称为“中流砥柱”。新疆虽收复，而未能尽捣黄龙，中法战争中又不幸丧志以殁，而他的声威却远播中外，成为继林则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由于他秉性廉正，刚直不阿，有什么说什么，确实也得罪过一些人。招致对他的一些闻言碎语，但作为后人所要继承的应当是他的民族气节，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的公而忘私的优良品德，作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过特殊贡献的人，人民也是永远纪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