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的研究中，思想方面的内容占有重要位置。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目前已有较多力作问世。但对左宗棠洋务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讨论。笔者仅就左宗棠在洋务活动中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冀引玉。
一
左宗棠在其洋务生涯中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并不多。主要的有：在同治五年（1866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创设兰州机器局。在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近代纺织企业兰州机器织呢局。不过，左宗棠在开矿、制糖、水利、有线通讯、对外贸易、企业创办等诸多方面，还有较多言论，其中不乏独到之见解。现分别论述如下。
富国利民论
左宗棠创办的几个大型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军事目的为主。在西方列强凭恃其坚船利炮不断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左宗棠创办这些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着眼，为的是“师其长以制之”，“外销异患树强援”，“籍外国导其先”而勿使其“擅其能”。但应当指出的是，左宗棠创办这些企业并不仅仅是为解军事上的燃眉之急，他还从经济这个角度作了通盘考虑。他主张，造船企业不仅要使“漕政兴，军政举”，而且要使“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要“纾国计利民生”使造船企业兼具为军事和经济服务的功能。他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的主要目的是“以浚利源，阜民即可裕国”，使“甘人自享其利”。左宗棠的富国利民思想，还表现在他任陕甘总督时兴办“利民实政”上。他兴办“利民实政”的思想前提是：“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陕甘乃西北内陆干旱之地，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左宗棠便设法从国外进口一批开河凿井机器，兴修水利。他认为，开河凿井等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由此可见，左宗棠创办近代企业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富国利民。他的这个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洋务生涯，直到临死的前一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他还上折建议自办近代制糖企业，使中国蔗农能“自享其膏腴”。而洋务派另一首脑李鸿章直到1882年创办机器织布局时才明确提出“富在民生”的观点。左宗棠的“富国利民论”包含着爱国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因素。
治 本 论
在办船政上，洋务派内部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买船雇船，一是主张造船。这其实是两种经济思想的分歧，即依赖外国，只求雇买，以济一时之需的舍本逐末思想和以自造为主，在具备自造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兴办其他工业的治本思想的分歧。前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左宗棠为代表。李鸿章在光绪六年二月的一个奏折中提及购买外轮时，将购买外轮的重要性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他说：“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他反对自造轮船的理由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李鸿章在1881年奏请朝廷饬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原有设备作修船之用。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水师的大部分舰只都是花巨款购自外国的。左宗棠认为，自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自造轮船为何如此重要？左宗棠阐述道：办船政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向授受，为永远之利”。在掌握了造船技术，建立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之后，便可“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因此，左宗棠得出结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对于洋务派在办船政上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均不应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李鸿章的主张，对于尽快建立一支拥有坚船利炮的海军无疑有其合理性，而自造轮船不仅速度慢，质量差，而且花费也较大。不过，两者的分歧，关键在于李鸿章的主张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和眼前利益，而左宗棠的主张则主要是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我们如果把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左宗棠自造轮船的主张无疑具有进步性。当时的中国正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而左宗棠的“治本论”正是主张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减少对外国的依赖，这对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和其他工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重 视 功 利 论
左宗棠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时很重视使企业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即使是官办的军用企业也不例外。他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就已考虑到怎样使新造轮船得到合理利用，以解决今后的制造、维修费用。他建议“以新造轮船运漕”，解决海上运输难的问题，减少政府因漕运而付出的费用。“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另外还可“裁载商货，籍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这样，通过对轮船本身潜力的挖掘，可部分解决制造、维修经费，既可“纾国计”，又可“利民生”，一举两得。左宗棠入陕甘后，发现当地不仅盛产羊毛、驼绒，而且价格便宜，“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于是便主张“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这是个发挥地方优势，就地取材，就近销售，以节省原料和运输费用的好主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和倾销其过剩商品；可以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左宗棠也很重视经济效益。在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时，为了节省资金，使引进设各与国内条件相适应，他主张先购中号织呢机“试验制造，如果合用，再购其大号者不迟”。有了设备后，应先“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在当时洋务派官僚盲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之事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左宗棠谨慎引进，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与此相反，李鸿章办的江南制造局在创办时既没有个全盘计划，引进的设备又与生产要求不符。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更甚于江南制造局，由于盲目引进技术和设备，以致在投产后的十多年间，竟未生产出一根合格的钢轨。
企 业 商 办 论
洋务派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创办军用企业之后，于七十年代又陆续开办了民用企业，其主要形式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在这种官商结合的企业中，往往是商受官制，企业管理充斥着封建制的腐败气息，衙门作风及贪污腐化严重，企业经营方式相当落后。故这些官商结合的企业到头来往往严重亏损，处于倒闭和半倒闭状态。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就是个长期亏损的典型。上海织布局的股东，股息未见一分而股本已亏折三成。尽管如此，李鸿章仍排斥、压制本国商人自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在遭受英国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而陷于不断赔本、濒临破产困境的情况下，李鸿章也绝不鼓励本国商人创办轮船公司去同外商竞争。
左宗棠由于长期军务在身，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方面实绩不太多，但他对企业创办问题十分关心。在民用企业采用何种形式这个问题上，他主张“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他是基于当时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出现的种种弊病而提出这个主张的。他认为：“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那么，应当怎样从官办或官督商办过渡到商办呢？左宗棠主张：“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在他看来，应当先由官府鼓励那些与外国企业没有联系的殷实之户投资入股，实行官督商办。一俟企业以其利润还清官本后，便过渡到商办，政府在此时只征收企业每年应纳之税，放手让商人自己经营企业，不再插手干预企业的经营，即“不必派员管厂”。
左宗棠的企业商办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它既可免除封建官商恶习，鼓励、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因而具有进步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外来侵略，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势力在洋务运动时期还是相当弱小的，若由其自筹资金开办近代企业，则必定困难重重，外有廉价洋货的竞争、排挤，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要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汪洋大海中和在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下站稳脚跟，殊非易事。如先由官办，有了一定基础后逐步转为商办，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像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大力扶持一样，则定可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比较顺利地发展，企业可以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国家亦可增加税源，于国于民皆有好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左宗棠的企业商办主张未能成为国策。
振 兴 商 务 论
在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中，有关贸易方面的内容是以“振兴商务”为中心的，他在筹办船政局的奏折中指出：由于准许洋船在我国沿海各港口通商，特别是在北方运载货物行销南方各通商口岸，致使“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署货，货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商人的破产，直接影响到我国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外轮的竞争和排挤，还使得我国的海运业受到重大影响，以致“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故此，左宗棠极力主张设局造船，认为此举既可保证漕政顺利，使“海关之税旺”，又可繁荣沿海经济、使“商民之困纾”。
对于外商在我国进行贸易，左宗棠认为应当平等互利，“必须商民彼此相安”，各得其益。他曾主张：“棉花、羊毛似可任外人转贩，于我无损，而收其出口税厘，亦实有益。但于各城通市之处，立贸易圈于城外，以处外国商旅，不令深入各城腹地，私与本地商民贸易交接，流弊自少。”他的这个主张，对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有两点好处：一是将我国大宗的纺织原料作为出口物资，可扩大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二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外商在我国的非法贸易活动。
对于外商在我国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劣行，左宗棠极表愤慨。他指出：“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石，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煎熬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为此，他慨叹曰：“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他建议派员考察美国制糖之法，引进外国制糖技术和设备，自办糖厂，使我国糖业摆脱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状况，从外商手中收回自己的经济利权，掌握蔗糖外销的主权。
由上可知，左宗棠的振兴商务思想的出发点有三：一是维护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权益，抗衡外商；二是解决朝廷的漕运、财政问题；三是发展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使我国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并威肋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的振兴商务的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它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有着积极意义。
抵 洋 论
在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中，抵洋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这与他在政治上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他筹办福州船政局的目的之一，便是扶持遭受外商排挤打击的我国沿海商人“以敌洋商”，维护我国海运和沿海商业的利权。左宗棠之所以反对购买外轮，除前面所述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是所买之船多“旧者蔽者”，若要翻新则必须依赖外商，“用其料，用其工，任意指索，莫能驳减……我固无如之何”；二是买船后，由于技术原因“必用外国之人管驾，则另雇更换均难由我，不得不勉强将就以冀相安”；三是所买船只的维修，由于没有零配件和技术力量，“必就外国所设船厂、铁厂估价兴工，彼又得居为奇货，我欲贱而彼故贵，我欲速而彼故迟”。看来，左宗棠之所以极力主张造船，对洋人敲诈勒索，盘剥刁难的不满而产生的抵洋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西方列强在我国开矿，侵略我国主权，攫取我国廉价矿物资源，左宗棠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开矿一事，必当禁止。若任其租地开掘，则后患不可胜防。”对于西方列强在我国设立有线通讯，左宗棠也加以抵制。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议铜线铁路信线一事。前年宗棠在福建时，法国美里登即以为请。宗棠面加辨驳，大意即谓安设地方或妨民间出入，或近田畴，或近坟墓，必非民情所愿，民人拆毁，牲畜撞损，必有之事，官司万难禁制。”其实，左宗棠并不是反对这些近代先进技术，他要的是自主权，他指出，架设电线乃“中国自有之利权，宜自行开办”。
西方列强企图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料和人力，在我国兴办纺织企业。这对在我国民族工业中居重要地位的棉纺织业无疑会是个严重冲击。对此，左宗棠的抵洋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1882年，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在上海创办纺纱公司，股金已收至五十万两。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命上海道台邵友濂出面干涉，阻止该公司成立，并逮捕为丰泰洋行招引华商入股的买办王克明。该洋行通过美驻华公使将官司打到总理衙门。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公文中据理严加驳斥。他说：洋商“若用机器纺制绸缎纱线，尽夺华民谋生之路，华民失业，何能心甘！即令洋商勉强行之，官司极力开导，终不能无事。”结果，丰泰洋行不得不停办纺纱公司。左宗棠此举，使西方列强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的企图破灭。直到十多年后，帝国主义才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的特权。总之，左宗棠在经济方面的抵洋思想是很突出的，这与大多数洋务派官僚崇洋媚外，一意妥协的思想相比，无疑是泾渭分明。
二
左宗棠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师友的影响等等，都与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关。左宗棠经济思想的形成有个发展过程，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然后在经世致用之学的基础上，容纳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最后在洋务活动中将洋务派的“求强”“求富”等思想与前两种思想相揉合，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有根爱国思想的线条贯穿其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日益严重，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日益迫近，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维护我国民族工商业权益，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爱国主义成份的比重也不断增大，其客观性、进步性也日益明显。这使得他的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大大高于洋务派其他首脑，如李鸿章等人。
左宗棠青年时人一度热心于科举，希望由此而步入仕途。但事与愿违，自1832年乡试中举人后，1833年1835年和1838年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左宗棠遂饱科举入仕之心，转而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在此之前，他已对经世致用之学表现出极大兴趣。十八岁那年，他买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于是“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他置旁人的讥诮于不顾，一心研究“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除集中精力研究方舆之学外，他还研究农书。
左宗棠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研究经世致用之学，除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外，还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左宗棠谙事的年代，正是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年代，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盛行的年代。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的进步思想和林则徐的改革行动，已名闻全国。地主阶级改革派认为“探世变者圣之至也”，主张对当时腐败的政治“更法”、“改图”。龚自珍、魏源等。都擅长舆地之学。正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影响将左宗棠引上自觉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道路。左宗棠从政前的代表作《燕台杂感》诗和《名利说》反映出他深受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影响。《燕台杂感》诗表现了左宗棠爱国忧民的思想。《名利说》则是他经济思想的体现。在《名利说》中，左宗棠鄙视“以道德名者”，“以文章名者”，而赞扬“以一艺一技名者”，即中、小地主，农民，商人，百工等，提倡这些人的功利主义。这反映出他对商品经济具有初步认识，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
左宗棠早年深受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影响，这有两个因素：这种思想当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左宗棠与其师友的密切交往。对左宗棠影响最早的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他们是湖南长沙人，均为进士出身，又同为清朝的编修、学政。贺长龄对左宗棠接触典章制度和政治实际，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起了重要作用。贺熙龄是站在林则徐一边的禁烟派，重经世致用之学。左宗棠与他们交往密切，获益非浅。构成左宗棠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的抵洋思想，而他的爱国抵洋思想的形成，与他对林则徐的仰慕和交往有着重要联系。左宗棠曾做过前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的塾师，后又与陶澍之子陶桄有翁婿之情，故他与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交往密切。道光晚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曾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作其幕僚，两人遂相识。1849年，林则徐从云南告病回原籍福建，路过长沙时，特招请左宗棠相见。两人于湘江舟次叙谈达旦，相见恨晚。次年林则徐逝世，左宗棠写了挽联以示悼念，上联曰：“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1885年，左宗棠亲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说：“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省，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
地主阶级改革派及其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是深刻的，这表现在两者经济思想的承继性上。左宗棠的富国利民论和重视功利论，来派于他青年时代形成的功利思想，而他的功利思想又深受龚自珍、魏源的影响。龚自珍和魏源曾指责当政者空论天理、仁义，“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方面，左宗棠的治本论与魏源的主张非常相似。魏源主张造船厂除造军舰外，也可以造商船；火器局除造军火外，“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在企业的创办形式上，左宗棠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企业商办主张，而魏源也主张企业商办，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由此可见，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左宗棠自己也认为他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者，他在光绪元年为魏源的《海国图志》重刻而作的叙中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值得指出的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践。左宗棠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成为这一思想的实践者。
值得提及的是，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与同时代的一些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洋务派人物的经济思想相似之处甚多，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理论。王韬在游历欧洲后于1874年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的“商本论”，认为“兵力之强，全在商业之富”，主张“兴大利”，发展近代工矿交通业。薛福成提出了“工基商纲论”，认为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发展商业要以发展工业为基础。他们主张要像西方那样“以工商立国”。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虽然还未达到明确主张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以工商立国”的程度，但是，在他的“振兴商务论”和“企业商办论”中，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因素。左宗棠与他们一样，也看到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发展近代企业和振兴商务的重要性，并大力倡导之。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是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主张与外人进行“无形之战”即商战，提出“决胜于商战”的口号。在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中，也有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禁止外商在华的非法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同外商相抗衡，振兴商务的内容。在这点上，郑观应和左宗棠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更为鲜明，更为系统。在企业商办上，左宗棠与王韬的见解相同。王韬指出开矿“官办不如商办”，要允许“民间自立公司”。王韬的商办主张是在1874年提出的，比左宗棠的商办思想产生得早些。
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经济思想如此接近，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从表面上看，王韬等人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或是李鸿章的幕僚，而李鸿章与左宗棠素有严重的政见分歧和私人间隙，故彼此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从实际上看，他们的经济思想与左宗棠的有着间接的联系。两者处于同一历史时期，都能通过报刊、著作、来往（直接的间接的）等各种渠道，对方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况且思想上的相近更易使相互间加深理解，促进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左宗棠经济思想的形成，除前面已讲的几个因素外，与当时这股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流派也不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影响，是当时存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左宗棠身上的反映，是外国入侵和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酷现实在左宗棠身上所起的反作用。
综上所述，左宗棠在洋务活动中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进步的经济主张，构成了他的经济思想。他的经济思想是在经世致用之学的基础上，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和行动的深刻影响下，在外国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他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因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经济思想，应予肯定。当然，左宗棠终归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并未摆脱封建制的影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具有历史价值的代表作，是散见于奏折、书牍、批札和文章的零碎言论的综合，是后人的总结。这就导致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但是，作为洋务派首脑之一，研究他的经济思想对整个洋务运动、洋务思想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都大有裨益。有鉴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应当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给左宗棠留出相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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