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开始，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凶终隙末”的私人关系，便成为文人们茶余酒后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薛福成说：陈其元著有《庸闲斋笔记》，“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纂论，均惬人意，惟每天左文襄公事，颇党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他感叹说：“余常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二端，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间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因，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封建、资产阶级文人识见浅短，只看到曾、左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协作，此其一。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曾、左之间的思想差距，一个是理学经世派，另一个是师承林则徐、魏源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并由此产生了两人之间的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以下拟就曾、左之间的离合及其相互关系略作探讨。

　　一、曾、左思想基础的异同，与政治上的离合

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同属经世学派，但是，左宗棠师承经世学派中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尤其钦佩林则徐坚决抗英斗争，悲其遭遇之惨酷。最赞赏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远见卓识。左宗棠的交游与曾国藩不同，他的师友如贺熙龄、贺长龄特别是林则徐等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左宗棠的阶级属性与曾国藩不同。左宗棠是没落的小地主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个穷塾师。他曾写诗追念他父母在世时家境清苦的情形说：“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断肠是黄昏。砚田终岁营儿脯，糠屑经时当夕飧”。一八三二年左宗棠考过举人后，因贫无所靠，只得入赘湘潭周家为婿。在封建社会，招女婿是不光彩的。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阅历不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左宗棠读书侧重经世致用，举凡舆地之学、农业、军事、政治等，都化过一番狠工夫，都有一定的造诣。他志大言高。一八三八年参加会试，考中了进士，后来考官发现湖南省多取了一名，遂剔除左宗棠的进士，降为史馆誊录，公冷板凳三年，外放可以得一个七品芝麻官。他不屑为史馆誊录，愤然写诗说：“……聊欲弦歌甘小僻，谁能台省待迴翔。五陵年少劳相忆，燕雀何知羡凤凰”。之后，在民间长期过着塾师的生活，二十岁那年，他写诗抒愤说：“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蚕已过眠应作茧，鹊虽绕树未依枝。回头甘九年间事，零落而今又一时”。诗中流露了他对清政府恋念与不满的矛盾心情。

无论就家庭出身，师友交往，个人阅历，读书的着眼点等，曾国藩都与左宗棠不同。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二十岁前，基本上跟他的父亲曾麟书读书。曾麟书考秀才先后十七次，是一个禄蠹。父亲的家风师教，使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一八三八年考中进士后，醉心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与倭仁、唐鉴等以理学相标榜。深得权奸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青睐，所以，在考中进士后的十年中间，平步青云，拔擢至侍郎，官至二品。一八四七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六月二日（7月13日），荷蒙皇上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何以报称？归结起来，左宗棠的思想特点是爱国忠君，曾国藩的思想以王室利益高过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他的思想特点是忠君而不爱国。

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是一块试金石，谁个爱国，谁个不爱国，从曾国藩与左宗棠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已故两江总督陶澍家中坐塾，僻居乡间，消息闭塞，他只能从长沙贺熙龄那里得到片断的战争消息，他的思想情绪，随着战争的胜负而起伏，他写信给好友任职谏垣的黎光曙说：应该尽你的职责，奏劾投降派官僚，奏劾时“进言须有次序，论事须察缓急，……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因之，“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后来，黎光曙三上奏牍，力陈“岛夷不可纵，款议不足恃”，“劾主款大僚”。

战争中，投降派的口头禅是“将见外患未平，内讧又起”，投降派罪魁穆彰阿甚至唯恐中国不败，“江浙每一败报至，枢相辄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在投降派的主持下订立后，曾国藩当然深知清政府中正派政治气候的冷暖，他在家书中说：“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曾、左两人的思想不同，一个是经世派中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其思想特点是爱国忠君；另一个是理学经世派，其思想特点忠君而不爱国。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他们两人对待反侵略战争的态度迥然不同。但是，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他们又会走到一起来，站在同一个反革命营垒，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时期曾、左两人的政治实践就表明了这点。不掌握曾、左两人的思想特点，一般说来，是很难说明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离合与矛盾斗争。

　　二、曾、左同恶相济与相互间的个人恩怨

薛福成龂龂于“左公为曾公所荐”，曾有“德”于左，而二人凶终隙末，意在指责左忘恩负义。评价历史人物，本应从政治角度论其成就得失，惟世人对曾、左关系的看法颇受薛福成的影响，所谓曾有德于左，而左忘恩负义。这涉及到左宗棠的个人品质，或多或少影响到对左宗棠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说个清楚。是曾有“德”于左，抑或是左有“德”于曾？实践上，曾、左的结交，开始于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两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由同恶相济，走向互不相容而关系破裂。

历史事实表明，先是左有“德”于曾。一八五二年十月至一八五三年三月，左宗棠担任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张亮基的机要幕客。一八五四年春至一八五九年的期间，左宗棠出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机要幕客。他担任机要幕客的期间，主军事，掌奏笺，张亮基、骆秉章对左宗棠的谋画献议，言听计从。据《庸庵笔记》载：实际上左宗棠居机要幕客之位，行巡抚之权，骆秉章“但主画诺”而已。左宗棠就任张亮基、骆秉章的机要幕客期间，左宗棠揽权跋扈，干了许多坏事，如出兵镇压地方农民军等，但是，其中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他全力鼓励支持了曾国藩筹组湘军，湘军出师顽抗太平军后，曾国藩无论从人力、物力。物力上，都得到了左宗棠在幕后的支持，具体表现为：

第一，曾国藩筹组湘军之初，与绿营兵将领清德、鲍起豹等闹矛盾，曾国藩假藉官势，不止一次参绿营兵将领清德等。

第二，曾国藩为了取得清政府的信任，在保荐塔齐布为湖南提督时，是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与支持的。一八五四年五月上旬，湘潭战役结束后，战事重心移至岳州，曾国藩命塔齐布率军北上参与岳州战役，塔齐布迟迟其行，左宗棠大为不满，致书胡林翼说：“塔齐布本来是一候补都司，‘弟于稠众中首识拔之，伊至今不知从何来也’荐之石帅（张亮基，字石卿——引者）、涤公（曾国藩，号涤生——引者），未及两年，膺两君保荐，伊又有三次战功，遂擢至提督，乃竟不勉励如此。”若写信去规劝他，又恐其冒险轻进，或致误事。“以故执笔旋停者屡矣”。

一八五四年六月，西征军湖北当局派丞相曾天养率军自湖北荆州一带跨越长江，进攻湘西北的湖南常德。骆秉章、曾国藩接受左宗棠的谋划，派游击周凤山、都司李辅朝等率军驰救，以道员胡林翼为总统。周凤山不服新进湘军将领胡林翼的指挥，在龙阳一战大败。左宗棠写信给胡林翼说：“连接初一、初二两次数函，备悉龙阳大溃之状，凤之肉不足食也”。现“拟札查龙阳失利事，意在警凤，以折其骄悍之气，使其有求于老兄，或可渐就羁勒耳”。以上反映了左宗棠在幕后协助曾国藩处理湘军中的人事安排与整饬湘军军纪。

第三，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大败靖港，投水自寻获救。省中司道等都厌恶曾国藩揽权跋扈，个性骄横，听到曾国藩兵败自寻，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四月二十四日，丞相林绍璋率军袭取湘潭，曾国藩派塔齐布、彭玉麟等率水陆师前往反攻，两军争战，胜负莫卜，湖南布政使徐有壬绕室走达旦，明日，与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罢遣曾军，语倨妄甚，巡抚语有壬，且待之。后来，湘潭战役捷报至长沙，徐有壬、陶恩培才不再提“罢遣曾军事”。当曾国藩战败靖港投水自寻，湘潭战役胜负不卜，受到湖南官绅冷遇之际，左宗棠得到靖港败报，连忙从长沙缒城而出，直奔靖港，探望曾国藩于舟中，这时，曾国藩“气息仅属，所着单衣棉沾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一方面慰勉曾国藩，同时责备曾国藩“速死非义”，曾国藩才逐渐心回意转，退兵长沙，驻扎妙高峰，在长沙官绅“白眼”中开始了长沙整军。将湘军水陆师裁汰至四千人，重新招募勇于增补湘军，二个月中，迅速恢复湘军旧观，而且战船修造得更加坚固耐战，战船上装备的洋炮更多。在长沙妙高峰整军之初，曾国藩统率的是残兵溃勇，水师战船损失亦大，再加曾国藩与两司不和，而长沙整军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不是左宗棠在幕后支持，长沙整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的。

第四，湘军出省顽抗太平军后，曾国藩继续得到湖南的大力支持，最突出的是一八五六年曾国藩在翼王石达开的打击下坐困南昌，湖南先后派刘长佑、曾国荃等率军增援江西；一八五七年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因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先后奏请清政府起用曾国藩，曾国藩才得东山再起，重掌兵权。这些都与左宗棠居幕客之位，行巡抚之权，故能为曾国藩斡旋调停，解除了曾国藩的危迫处境。薛福成等认为曾国藩有“德”于曾国藩，只消披览具体史料，在曾、左同恶相济的过程中，是左宗棠先有“德”于曾国藩。

一八五九年下半年，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因劣迹昭彰，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奏劾，接着湖广总督官文续委贪污庸鄙的栗襄为永州镇总兵，湘系左宗棠等认为永州地当湘桂边界，形势重要，总兵一职，绝非樊燮或栗襄所能胜任，因此，骆秉章又奏劾栗襄，语侵官文。因骆秉章镇压太平军有功，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官文遂迁怒于主军事、掌奏筏的机要幕客左宗棠，唆使樊燮赴京控告左宗棠，成为当时耸动政界的所谓樊燮京控案，官文欲乘机对左宗棠“行构陷之计”，骆秉章不服，上疏抗辩办事一秉至公。咸丰帝命官文密查，并说：“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左宗棠的同乡好友郭嵩焘听到这个消息后，求计于肃顺。肃顺说：“必自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与潘祖荫同值南书房，潘上疏营救左宗棠，右左非官。肃顺顺水推舟，在咸丰皇帝前为左辩解。同时左宗棠的姻亲湖北巡抚胡林翼求解于官文。官文感到了上下的压力，才放过了左宗棠。当咸丰帝命官文查办左宗棠时，命赴鄂学使钱宝青会审。钱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在暗中知地钱宝青手下留情。论者以为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救命之恩，如前所说，真正营救左宗棠的是郭嵩焘、潘祖荫、肃顺与胡林翼，而不是曾国藩。

樊燮京控案的乌云消散后，清政府听从了臣下的意见，一八六〇年六月九日，命令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是，曾国藩不出奏明确表态任用左宗棠，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曾国藩在筹组湘军时，意欲重捐左宗棠的女婿，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遗孤陶桄，左宗棠为陶桄缓颊未成，遂教陶桄籍其田券诉于藩司，一时舆论大哗，此其一。曾国藩在筹组湘军时，与王錱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斗争，左宗棠始终右王而左曾，此其二。据《能静居士日记记》载，一八五七年曾国藩被削除兵权时，左宗棠曾面斥曾国藩，予以难堪，此其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志大言高，锋芒毕露，虽然才气过人，但毕竟缺乏实践经验，更害怕对左宗棠难以驾驭。这是曾国藩迟迟出奏要求任用左襄办军务的根本原因。

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曾国藩自一八五七年被削除兵权后，是胡林翼在暗中护佑曾国藩原在江西统率的湘军水陆师，特别是供给江西湘军粮饷。一八五五年春，曾国藩溃败湖口、九江后，湘军外江水师仅有残破战船一百二、三十号上驶武汉，二年多的时间内，胡林翼恢复、发展了湘军水师，使湘军水师的战船与兵员，都超过了一八五四年湘军出师时的规模。不仅如此，胡林翼又将作战于武汉外围以后攻陷九江的李续宾部陆师扩充至八千余名。在扩充湘军水陆师时，不改动湘军营制，重用曾国藩所信任的将领。这些是曾国藩对胡林翼感恩戴德的根本原因之一。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在籍守制悔恨不已时，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起复曾国藩，使他重掌兵柄。这是曾对胡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二。曾国藩结束对石达开的追击任务后，牵涉到对曾国藩的进退出处，是胡林翼奏请曾国藩移军宿松，得以与湖北统辖的曾旧部湘军水陆师联合作战。这是曾对胡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三。一八六〇年六月，曾国藩新任两江总督，兵力、饷力单薄，有赖于胡林翼处正多。左宗棠是陶桄的丈人，胡林翼是陶桄的姊夫。胡、左两家本属世交，左、胡两人的交谊本来深厚，这些关系，是曾国藩所知道的。当曾国藩对任用左宗棠态度消极时，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丈“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则季公之功可成”。曾国藩衡情论势，遂于一八六〇年八月二日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片》，曾国藩调用了左宗棠是事实，反而在曾、左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也是事实。

　　三、湘军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曾、左失和

从一八六二年秋到一八六三年间，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为了争权夺利，发生了矛盾，实质上是一场湘系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左宗棠支持沈葆桢，反对曾国藩有利必夺专横跋扈的行径。沈葆桢，字幼丹，原为江西道员，经曾国藩的推荐，一八六二年一月，清政府任命他为江西巡抚。早在一八六一年江西巡抚毓科任内，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定江西每月拨解漕折归湘军粮台，江西省厘金亦归曾国藩派员至江西各城镇征收。中英、法法的《北京条约》订立后，一八六二年春，九江开辟为通商口岸，江西设立了九江关，归道员蔡锦青管辖。曾国藩又奏拨九江关税大半归湘军粮台。一八六二年四月，曾国藩推荐其门生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上海关税月入六十余万两，曾国藩许李鸿章尽先使用，有余再协协湘军。一八六二年六月，湘军水师攻陷江浦，从扬州到汉口，千里长江片帆可通，淮盐销引，引，不再受阻，盐利成为湘军的新辟一大利源。同年，湘军侵占安徽，湘军的财源有加无已。沈葆桢认为曾国藩对他与李鸿章厚薄不同。再则两江总督辖有江西、安徽、江苏三省，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他仅能掌江西一省，江西成为湘军的重要财源基地。到了一八六二、六三年，时异势迁，曾国藩的饷源大为增加，沈葆桢认为曾国藩未减轻江西负担，是为苛求，尤且江西军费与日俱增，左支右绌，难以应付。因此，他奏请向湘军粮台停拨漕折，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曾国藩国沈葆桢未曾征求他的同意就擅自奏请停拨漕折，切切于心。一八六三年，因左宗棠派兵作战于皖、赣边境，翼蔽江西腹地，沈葆桢再次上奏拨解九江关税至湘军粮台，将关税接济左军。七月十三日，奏准九江并税先尽江西充作军饷。他在奏片说：过境之兵，与在省作战的湘军，自当为之筹饷，以致江西财殚力痡,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来赣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现在军饷万难支持，不得不将九江关税尽数提归本省应用。曾国藩眼看江西利源不断丧失，上疏力争。沈葆桢愤而吁请开缺，以后又发展到沈不许曾国藩包揽江西厘税。

曾、沈失和，矛盾激化时，左宗棠去信指责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将领唐义训、朱品隆等畏蒽怯战，而曾国藩反以“浪战申儆之”。又去信指责曾国藩说：淮盐之利甲天下，湖南、湖北本是淮盐引地，你却提出销盐只论管辖境，不论引地之说，“先资湘，鄂话柄何也”？徽州、广信本是浙盐引地，际此军饷拮据之际，我亟欲在该两地行销浙盐，又尼于你销盐论辖境不论引地之说，使我在广信、徽州行销浙盐犹豫不决。他警告曾国藩说：“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意思是要曾国藩检点言行。又说：你在江西办的厘务很糟，总之，“用人不宜独断”。现在郭嵩焘新任广东巡抚，而沈葆桢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喜且惧”。意在指责曾国藩不顾大局，“尚气好辩”，开罪部下。左宗棠既在与曾国藩争权夺利，又在旁敲侧击支持江西巡抚沈葆桢。所以，《能静居士日记》载：只消曾国藩提到沈葆桢，便骂沈是左的“死党”。

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奉命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均归节制，为什么左宗棠敢于顶撞曾国藩？清政府是在所谓东南大局不堪收拾的情况下命令揽权跋扈的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的。为了控制曾国藩，清政府正在谋求削弱曾国藩的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八六三年五月五日，清政府提拔浙江巡抚左宗棠为闽浙总督的。

左宗棠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升任浙江巡抚以来，论战功，浙东尚未全部侵占，论资历，不过举人出身，清政府为什么在他升任巡抚一年后便将他擢升为总督？这是值得深思的。

一八六二年曾、沈发生矛盾时，沈葆桢颂左非曾开诸奏牍，左宗棠则助沈非曾，虽未形诸奏牍，但是，清政府的耳目甚多，对个中情况是瞭如指掌的。为了削弱曾国藩的权力，清政府遂于一八六三年五月超擢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因为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节制四省巡抚提镇，左宗棠升任总督后，曾国藩便不能节制左宗棠了，这是清政府削弱曾国藩权力的釜底抽薪之计；另一面，促使沈葆桢联左抗曾。此后，清政府遇有左、沈与曾国藩之间发生狗咬狗的斗争时，总是在大狗的头上抚摩二下，在小狗的头上抚摩三下，从而操纵、驾驭这些鹰犬。

左宗棠素性高傲，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他也是争权夺利的高利。一八六三年因李鸿章进攻浙西某些州县而与曾国藩又发生了新的矛盾。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上旬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分兵占领浙江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平湖等州县，李鸿章全部委派地方官吏，尽情搜刮。左宗棠大为不满，致书节制四省军事的曾国藩说李鸿章是你的门生，我与他本无交谊。郭嵩焘曾对我称道过少荃，总以为他有过人之处，近来看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慨叹。进攻嘉善县西塘一役，纵火大掠，据闻是他六弟李昭庆所为。湖丝、盐利皆浙江应得之收入，他竟他部囊括而去。湖北协济浙江每月饷银一万两，湖广总督官文奏拨江海关洋税抵充，少荃亦买诸不顾。“沪饷不欠一月，浙饷已欠一年，尚复专谋挹注如此，岂浙亡且沪独存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责难，置若罔闻。曾、左之间的旧恨又加上了新仇。

一八六四七月十九日，曾国荃攻陷金陵后，清政府接连借故申饬曾国荃，后来终于和盘托出，要曾国荃交出天京城中抢走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不得不挺身而出，硬顶软磨，为曾国荃赖帐，闹得满城风雨，曾氏一门大祸临头。为了表功避祸，缓和清政府追逼天京城中的金银，曾国藩张扬战功，七月二十八日奏称：南京城破后，有假冒官军衣帽号袿之太平军千余溃逃出城，曾国荃当即派骑兵追击，在湖塾镇追及敌军，“全行斩刈，未留一人”，“城中悍贼全数被歼”，伪幼主洪福瑱：“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敌军之中”。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左宗棠奏称：昨日得到探报，“伪幼主洪福瑱于六月二十一日（7月24日——引者）由东坝逃至广德。六月二十六日（8月6日——引者），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湖州由黄文金据守，尚有杨辅清、李远继等部群集该城，纳计十余万名，将来一旦与李世贤部会合，隐忧甚大。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奏报幼主逃至湖州，是造谣生事，乘曾氏之危，投井下石。从此，曾国藩对左宗棠恨之入骨，与左宗棠断绝私人书信来往，曾、左关系完全破裂。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投井下石”，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一八六四年八月下旬，外界虽纷传幼主已逃到湖州，但查无实据。曾国藩根据皖南镇将的不实之辞，断言幼主冲出天京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他在《裁撤乡勇查洪福瑱下落片》中说：左宗棠、杨昌浚寄来禀函，都说：伪幼主已经逸出，所由金陵至广德、湖州一带，早已严令所有驻军严防逸贼，各城驻军皆未禀报有“逸贼”窜境之说，故洪福瑱果否“果否尚存”，迄无端倪。“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讯，碍难查参”。行文到此，笔锋一转，指向左宗棠说：“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左宗棠在《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中，与曾国藩来一个针锋相对，反驳说：“金陵情形与杭州情形迥异，攻占金陵前，金陵早已合围，杭州则否。”所谓杭州、余杭“窜贼”十万，过去我在奏报中仅说：“每与交战，逆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从无十万之说。杭州、余杭的太平军均于三月三十日五鼓弃城逃走，陈炳文率部从杭州武林门逃出，汪海洋率部从余杭东门出走，我军于黎明入城，两个城门岂能于数小时内逃出十万之众？“金陵报杀贼尽净，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臣乌得而参之乎”？接着他纠参曾国藩“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贱不守，致各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蔽，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清政府对左宗棠奏片的批示是：该督入奏“洪幼逆”入浙，复派兵追击，“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深堪嘉许”。在这次邀功固宠的矛盾斗争中，清政府又是袒左非曾。

曾、左、李、沈之间，或是为了争权夺利，或是为了争功固宠，或是为了反对曾国藩的专横控制，相互之间发生了重重矛盾，演出了一幕幕狗咬狗的丑剧，为清政府所求之不得，清政府正是操纵、利用、控制、驾驭这些得力鹰犬的。

　　四、曾、左关于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相反，随着边疆地区普遍发生危机，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转化为爱国派。曾、左之间矛盾非但无法调和，相反的更加尖锐了。这集中表现在一八七〇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左宗棠反对曾国藩的媚外卖国。

一八七〇年，天津及其附近州县，不断发生诱拐儿童事件，闹得人心惶惶。同年夏，地方政府先后在河间拿获拐卖人口犯王三纪、静海籍的刘金玉、天津之安三，供词涉及教堂。六月十八日，天津桃花口民团查获迷拐幼孩犯武兰珍，天津知县审讯案犯时，武犯供称：诱拐人口，是受法国天主堂王三的指使，迷药是王三供给的。为此“民情汹汹，闾阎蠢动”。经天津道周家勋往晤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查问王三之事，该领事亦允为查办。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因“民心浮动，恐滋事端”，当见丰大业，约他会同地方官审讯犯人，以明虚实，约定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天津道、府、县押解犯人前往望海楼法国天主堂对质。消息传出，哄动街坊，随观群众，人山人海。对质结束，天津知县刘杰等将武犯押解回衙。天主堂前观众仍有部分未曾散去，教堂人员竟冲出来殴打群众。群众亦不示弱，“抛砖殴打”。刘杰率武弁前往弹压。这时，丰大业携带洋枪，随从手执利刃，闯进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对准崇厚施放洋枪，崇厚躲入内室，幸免于难。丰大业“泡哮不止，将通商衙门内什物恣意捣毁”。以后，冲向街坊，中途遇到自天主堂弹压回转衙门的知县刘杰，丰大业竟向刘杰开枪，打伤刘杰家丁一名。围观群众怒不可遏，一哄而上，丰大业被群殴毙命。接着天津人民传锣聚众，焚毁法国天主堂，波及其他国家在津的传教机构，殴毙传教士余名。这就是所谓天津教案。很明显，酿成教案的正是丰大业与法国天主堂，是外国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所谓传教士长期欺压中国人民的结果。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代办向清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横蛮要求“惩凶”，赔偿、惩办地方官员等。崇厚处处妥协退让，罗淑亚乃得寸进尺，甚至以战争相威胁。

当时，直隶总督衙门在保定，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前往天津办理。出发赴津之前，他已一再与奕沂、崇厚书函往返，商讨处理教案的原则方针。他提出：

第一，搞清王三与武兰珍的关系，即使如武犯所供，曲在洋人，也应在公文上“含浑出之”，保全法国的体面，以为与法使交涉转圜余地。

第二，必须尽快“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第三，如法国立意调派兵船前来打仗，“立意不欲与之开衅”。

七月八日，曾国藩抵达天津。这时，天津人民反侵略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向曾国藩建议办案原则三条：第一，依靠天津“义愤之众”，驱逐洋人。第二，“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第三，“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曾国藩不仅将天津人民的爱国建议拒之千里之外，反而晓谕“严戒滋事”，同时侦骑四出，到处捉拿凶手，同时，答允罗淑亚的无理要求，解放要犯安三、王三。天津人民固然谤议沸腾，即“都门中士大夫讥议亦纷纷起矣”。曾国藩反而叫嚷如果不严缉凶手，办好此案，将激起各国众怒，“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他口即可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国几天容身之地，……此足激众怒者也”。凡此表明他不仅是清封建王朝的得力鹰犬，并且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清政府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总理衙门去函征询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意见，左在复信中严肃指出：“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西方国家与中国发生纠纷，每多抉持大吏，利用中国官府去压制百姓，不过他们也多所顾忌，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地大人多，众怒难犯。天津教案是迷拐幼孩而起，武兰珍的招供俱在，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由此而论，曲在法国。此次教案何至激起战争。“尤且丰领事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现奉旨派曾中堂赴津查办，自己渐有端倪，……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且津民之閧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矛戈，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人论抵，致失人和”。曾国藩听到左宗棠的爱国议论，非常恼火。他写信给宝鋆（字佩蘅——引者）说：“或谓津民议论，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究讯者，皆局外无识之浮言，稍达事理，无不深悉其谬。弟虽智虑短浅，断不至为浮言所惑。”

经过乱抓一通，曾国藩抓到了八十多人，他们“皆不肯供认，……虽酷刑而不畏”。后来，他老人家定审案的临时办法数条，第一，只要是下手殴打丰大业的，不问伤在何处，即属正凶。第二，若本人无供，但得旁证二、三人指实，取具切结，即可据以定案。自从采用这一惨无人道的审案办法后，他上奏说：已讯定“供证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拟正法者十五名，……其情节较重讯有端倪者，供证均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于第二批办理。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曾国藩在吃中国饭，办法国事。

曾国藩办案倒行逆施，激起朝野舆论的谴责，他也明明知道舆论对他“谤议百端”，为了间争爱国舆论，他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手，捕风捉影，叫嚷衅端将成，奏请朝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备战布防，并奏调李鸿章随带淮军前来直隶，借以间执“清议”，又可以用淮军对付天津民人起事。

李鸿章到直隶后，会完全赞同他老师曾国藩的媚外卖国外交方针，他说：闻“已有可正法者十余人，议罪二十余人，固觉喜出望外”。一八七〇年十月，曾国藩、李鸿章会衔上奏结案，奏称：津案“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此案“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偏告邻邦”。左宗棠谴责曾国藩，说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赔，重偿恤费者，独何必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在这里，左宗棠不仅批判了曾国藩办理教案时的媚外卖国，并且批判了他们办理洋务运动，高喊自强，是欺人之谈。一个爱国，一个卖国，叫他们如何能走到一起来？！

一八七一年一月以前，左宗棠因年事已高，半生戎马生涯，使他百病丛生，一再表示倦勤，拟告病乞休，退归林下。一八七一年七月四日，俄军侵占伊犁，他怒发冲冠，写信给部将刘锦棠说：自“俄人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现既‘代复’伊犁，去其国界已千余里，若复长驱深入，如遇能战之军，未有能善其归者。弟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从此，他在西北开始着手筹备西征新疆，光复旧山河的宏业。但是，曾国藩又提出“暂弃关外”，与左宗棠的爱国主张唱反调。又在对陕甘协饷问题上扯皮。左宗棠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他说：“曾文正于西饷每多介介，至自奏定协厚庵之月饷三万五千两亦各不与，而马谷山、何小宋及现署两江之张振轩于前后接手时，则不待催请而自筹，济人之度量，相越竟有如此者哉”。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左的意见相异。一连串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决定了曾、左之间的矛盾至死也不能和解。左宗棠后半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颂赞，曾国藩办理教案媚外卖国，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连他自己也觉得办理教案过柔，“外渐清议，内疚神明”。所以，曾、左死后，舆论界论及曾、左生前的作为，大多抑曾扬左，恰恰说明爱国者受人尊敬，卖国者遭到贬斥，公道自在人心，丝毫不爽。一八七二年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家书中说：“我与侯所争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他说对了一半。这里的“国事”，就是指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一八八四年六月，中法战争全面爆发，署理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推行李鸿章的投降外交方针，左宗棠非常不满，向清政府奏称：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此席“非洞悉洋务情形，控驭方略”者不可，委靡不振者难以当此重任。曾纪泽奉命出使，特别在中法交涉中刚柔互济，宽猛有方，遏制法国侵略，多所建树，如若畀以两江总督重任，“诚大局之幸也”。左宗棠推荐曾纪泽，是在坚决抗法，反对投降卖国，风雨同舟爱国前提下的结合，决不是派系之间的互相援应，反映了他并没有因与曾国藩“凶终隙末”而歧视曾国藩的爱子曾纪泽。这种襟怀，亦非曾国藩所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