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民族牢狱，在它近三百年的封建统治中几无一朝无回民求存保种的抗暴反清斗争，特别是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坚持了十二年，震动了整个大西北，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欧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次陕甘回民大起义，“先是咸丰末（1861年），豫抚严树森募陕回勇六百各去汴防守，己而遣归陕。团练大臣张复招集之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扶王陈得才与捻匪合窜入武关，全陕大震，回勇闻警，皆散走，道经华州，强伐汉民家竹，被杀二人。附近回民大怒，欲纠众为之复仇时有任武者，本云南叛回，遁至渭南之仓桥渡，遂乘机鼓动回勇合谋倡乱”，“手刃张”，杀渭南训导赵权中、“围同州、掠西安，甘回亦叛应之”。
陕西起义回民在任武（字克扬）、洪兴（谓南县胥教徒洪兴者，曾受太平党之活动《平回方略》。当“陈得才等结捻匪犯陕西武关，直逼雀城”时，“洪兴起而响应，集党千余，阴输粮款”。赫明堂、白彦虎（原籍邠州，地地道道的劳苦人民出身在周至会战中，他率部拦路截杀，致使清军通不过周至的防线，太平军得以增筑城墙、挖深城壕）等的领导下，编制了十八大营（仿效明末农民起义编制）。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派的教主，世居金积堡。精习少林拳技的临洮马，将平生所能的拳术器械技艺，全部授与马化龙化龙手下有得力的人物云南那老八）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陕西回民在适戍途中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在云南回民起义者的倡导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起义，一月之间，抗暴反清的锋火就燃遍了整个大西北。
陕西回民起义的内在原因是回族同胞受着蒙古、满、汉各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存没有保障。“咸丰年间，兰州一隅已经发生饿殍载道。人人相食”的现象，苛捐杂税逼得“民力既竭无以应……，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政策，“凡争讼斗欧，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葬银二十四两”，如“回民不遵约束，即带兵剿洗”。或密行查办远遣，“继绝根株”。起义这初，被任武等所杀的赵权中、张◇就“扬言见回不留，始而关隘渡口截杀，继而焚毁村庄”。
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进行血腥的镇压。1863年3月19日（同治二年二月初一），清军血洗羌白镇。“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无遗”。接着又剿王阁村，“尸山积、流血成川”、“杀回万余，俘获无算”。六月清军进剿狄州，“城内礼拜寺及回民房屋五百余户、家小四千余口，焚杀尽净。”八月进剿渭城，“一时剿灭殆尽”。
清政府的铁血政策并没有把回民起义镇压下去，反而“回乱益急”，清政府“剿不胜剿，防不防”，上下穷于应付。最后找到了左宗棠。
1867年2月（同治六年正月），左宗棠“配钦差大臣印”，“移督陕日”，取代前职，“誓期以五年将回氛节节狂荡”，“剿洗殆尽”。
（二）
左宗棠整饬军队一百二十多个营，一到西安就调兵遣将，分三路进剿。
1869年1月（同治八年十二月），左宗棠进剿陕北的大理川小理川“一日破其垒百余，斩首六千级，生擒三千余名，解散以二万计”，收买董福祥各部反清力量作为进攻回民起义队伍的先头部队。
二月，左宗棠进剿宁川、太昌、董志原、庆阳等回民村寨，屠杀逼死的回民“实不止三万”。造成“平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三月，左宗棠攻克韦州，把全城老弱妇孺一律洗杀。
五月，左宗棠开始围剿金积堡，先将金积堡周围的五百多个回民村寨轰毁、肆行滥杀、抢劫，各堡尸体枕籍。对于这种“不分良莠”的“轻进滥杀”，清政府也感到惶恐。
但左宗棠一意孤行，杀气不减。他在给其儿子的信中说：“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下去而已”，而且还要“迅图扫荡，不得轻率收抚”。
十月，左宗棠轰毁板桥，蔡家桥一带回民村寨三十余处之后，将所有回民逼至金积堡东面的波浪湖，再用火器环击。回民尸体“填积湖中，湖水尽赤”。
左宗棠对金积堡形成紧缩包围以后，就野蛮地决开黄河淹金积堡，逼得马化龙想以自己和家眷百余口的牺牲来保全所有回民。十一月，金积堡内的马化龙携家带眷，交出军器，向左宗棠投降。但到1871年2月21日（同治十年正月十三），左宗棠以“暂若从宽，必滋后患”，“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尤不宜少留根荄，重为异日之忧”，藉口从堡中搜获藏匿洋枪一千二百余杆，将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精悍部众一千八百余人（其中有重要头目八十余人）全部磔死（马化龙凌迟处死）和杀害。马化龙的两个小孙子被解往北京。一个在中途被抢走（这就是后来传教宁夏板桥的马定西），一个被清政府实施“宫刑”，发配开封为奴。左宗棠还在金积堡抢得回民“金、银、铜钱综合银十九万两有奇”。台湾的张家昀在他的《左宗棠》一书中写道，金积堡的洗剿和杀降，“虽然是一了百了之计，终究过于残酷”。
左宗棠进剿金积堡，动用了七十二营共三万多人，使用了包括从普鲁士进口的后膛来复线大炮等新式武器，历时一年半。左宗棠得意地说：金积堡之屠，“其干净慰贴，较乐南诸役，尚似信心”（左宗棠给王孝凤的信）。
1871年10月（同治十年九月），左宗棠在进剿河州的过程中，摧毁回民堡垒二十余座，残杀回民几千人，抢得战马四千余匹军械一万四千余件。
1872年9月（同治十一年八月）到1873年3月（同治十二年二月），左宗棠以马步十八个营共七千多人围剿西宁，摧毁回民村寨十余座，把西宁清真寺改为刘松山的纪念祠，腰斩马桂源、马本源，将回民的贵重物品一金花、银花、珊瑚、松绿等抢劫一空，还把马本源的儿子充发到广东。
1873年（同治十二年）2月1日，左宗棠在向阳堡杀害回军首领马寿、马进禄等。
十月，左宗棠赶到肃州督战，到处张贴告示：城中回民老幼妇女免死，诚心投降者准赴营调遣。十一月四日，马文禄等起义领袖至左宗棠大营投降，十一月十二日，左宗堂下令将马文禄、马永福等八个主要首领和阿訇杀害，并寸斩马文禄以泄私愤，同时命令各军阵斩其他回民骨干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当天夜里，左宗棠驱军闯入肃州城，对赤手控拳的回民肆行滥杀，枪轰矛刺残杀土回五千四百余名，“老弱病残亦颇不勉”，“首要各逆无一漏网”（左宗棠给王孝凤信）。这种大屠杀，实在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左宗棠自己供认：“陕甘频斗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百里人烟断绝，新复之地，非俵给牛、种、赈粮，则垂毙之民，势将尽填沟壑，非是则有土无民。左宗棠对我西北边陲贫瘠之地用此重兵，是何等的殖暴呢。”
仅就陕西一省为例，原有回民八十多万，自左宗棠进剿后，仅剩两万多回民留在省城西安，“秦岭以南，凡三辅及陕北一带，茫茫大地皆无教人足迹。”据白寿彝教授统计，陕甘之役“死亡人数恐亦在二、三百万左右”，少数幸存者，也只能流亡在甘肃的宁灵和河皇等地，无家可归：时隔十年，本乡产业，不是早已毁灭，就是被“官家没收”。
陕西斗争为时较短，其悲惨业已如此，甘肃青海斗争为时较长其“回族千数百处未有之浩劫”就可想而知了。
左宗棠为图清政府的“百十年之安”，防范回民再起，就不让幸存的流亡在外的难民回归家园，而另行指划地段，强制难民迁居。左宗棠指划的地段，或仅有水源可资灌溉的荒凉地区；或自成片断既不让聚族而居，又不能与汉民相杂成村；或移至旷野平原，无山川之野，无攻守之利，距离大道甚近便于军事控制的地区。
根据这个原则，他把固原陕回数千人安插到平凉的大岔满一带把金积堡的陕回两万多人，安插到化平一带；把已经安顿好在陕北瓦窖堡的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董字三营的眷属二千三百余汉人迁到土地肥沃的金积堡区内；把河州的陕回三万多人，迁到平凉、会宁、静宁等处；把西宁的陕回三万多人搬迁到泰安、清水等地；他还把河西肃州、甘州、凉州仅存的回民数千人迁到兰州和金县（今榆中）一带。
回民流离失所，像绵羊一样被左宗棠赶来赶去。左宗棠使从十多年战乱生活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又遭受了一次无情的浩劫。其损失之大，历史上有谁来计算过呢。
这种迁徒，造成了新来的回族同胞与当地人民间更大的民族隔阂和敌视情绪，使回民处于其他民族的严密监视之下。
为了防范和镇压陕甘回民的起义反抗，左宗棠还力举改变西北地区的县治，增置兵将。
他在甘宁两省边界的金积堡区域添置灵武营参将一员，在化平川与圣女川安插了两万多回民，就配置一个化平营部司。固原与灵州之间约有八九两里的地方，多深山穷谷，左宗棠认为这里容易发生暴动，就把固原州提升为直属州，拨派千总一名管理。
左宗棠还把回族移民，清户造册编订门牌号码，实行“乡约”管理制。
为了不让清真寺成为回民起义暴动的据点，左宗棠规定被他破坏后由回民自己重建的清真寺高不得过二丈四，宽不得逾十丈……墙厚不得过三尺五寸，寺内外不得修建高楼，左宗棠用武力干涉回民的宗教事务。
左宗棠进剿陕甘，摧毁了整个西北地区的民族经济，使教主兼地主的“门宦经济”得不到发展，西北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暴反清运动虽然就这样被左宗棠镇压下去了，但一个民族生存斗争的基因并非剿杀、镇压所消灭得了的。压迫愈深，反抗愈急，镇压愈残酷，革命愈坚决。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甘肃狄道，河州的回民重举义旗，一时又是“烽火遍甘凉”。
（三）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左宗棠为报清朝皇帝的“知遇之恩”所特效的犬马之劳。他在向皇上的奏稿中写道：“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过格鸿慈，久为生平所梦想不到”，“深恐无以报也”，每思殚诚尽瘁，以图一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就给了他一个“自当尽瘁以报”的机会。他认为“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他“伏恳皇上，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左宗棠接到清政府同意他向列强借款的“上谕”时，大喜过望，老泪纵横，“诡诵再四，感激涕零，不能自己”。
左宗棠对农民起义极端仇恨必欲“手刃以逞其快”。他谩骂农民起义者“狡焉思逞，无有纪极”。他到陕甘要“当先贼一着”，如果“没有大的压力与屠杀”，就不“轻易招抚”，“剿到极处，故能议抚”。要做到“不留根荄”。
为此，左宗棠勾结列强，大借高利贷，换取屠杀起义回民的武器。
第一起借款一百二十万两，自同治六年七月起至十二月止，为期半年，利率一分三厘。
第二起借款一百万两，自同治七年三月起，连闰月到十一月止为期半年，利率一分三厘。
第三起借款三百万两，自光绪元年三月至四年三月，为期三年利率一分零五毫。
第四起借款五百万两，自光绪三年起，为期七年，利率一分二厘五毫。
第五期借款三百五十万两，自光绪五年起，为期六年，利率一分二厘五毫。
“西线已无战事”后，左宗棠又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四百万两期限六年，利率九厘七毫五丝。
此处，左宗棠还在上海、湖北、陕西筹借了一批商款，本利银共一百二十余万两。
这些借款，利率之高，超出一般借款贯例。曾纪泽在他使英日记中说：“英商承借这种款项，通常取息不过三厘半，借给中国，债主得八厘，银行经手得佣金二厘，而胡光墉（左宗棠特派常驻上海的采办）报一分五厘，从中抽取五厘”，“经手不得其人”，毫“无为国省费之心”（马格理）。
左宗棠前五笔外债，总计规银一千三百七十万两，加上最后一次共计一千七百七十万两。在他西征经费的报销案中，截至光绪六年，就支付了借款利息四百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多两。所有借款的利息，至少要超过借款本额的半数，连本带息，要中国人民还债近三千万两。左宗棠“西征”十二年，每年至少要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供军饷”，总共一万五千万两，这些都是“竭东南数省脂膏”。凭着这些，左宗棠才能驱使“一支近似于欧州强国的军队”，去“急追猛剿”（左宗棠奏信）只有窳陋不堪的大刀长矛自卫的携家带眷的回民起义军。中华民族近三百万英雄的战士，天真浪漫的儿童，充满希望的青年、妇女，以至病弱老残的父母，都一个一个地含恨倒在左宗棠的洋枪洋炮下。左宗棠同时还用炮火，将陕甘人民“积年蚁穴，搜荡一空”。
中国回族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有着共同的命运，而所有民族仇恨，都是历代统治阶级及其走狗挑拨离间所造成的。历代反动统治者“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左宗棠一进陕甘，就收买了响应陕西十八大营而起义的董福祥、李双良部十万余人，编为董字三营，作为进攻陕甘回民的先锋，后来又把董字三营的眷属同金积堡回民对迁，让董字三营眷属侵占原金积堡回民的膏腴之地，造成两族人民百年不解之冤。
在陇南，左宗棠威逼循化买吾八族藏民去残杀回民，将买吾八族与回族分而治之，制造两个民族之间的恶感和对立。
在兰州、秦州、凉州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左宗棠只准“回民十家共用一把家刀，回民家里可以随便让汉人搜查，回民进出城市脸上要盖印。”
每当“杀害抗拒、占据州城”，“系新教首逆”时，左宗棠就阴谋“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教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贱自助”。
金积堡战役的最后阶段，左宗棠传令各寨军官，只剿陕回，其甘回就抚者，各安居无恙。“今甘回安分自保并令自左肩至右肋系草绳以便识别”。于是陕西回民首先遭到剿杀。
进剿河州时，左宗棠发布告示说：“马化龙父子兄弟，以新教惑众、勾结陕回、旋抚旋叛”，“查新教本回教异端”，不仅“朝廷为必讨之贼”，“在回教亦为必锄之种”“切谕知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毋为新教所误”。从这个布告里可以看出，左宗棠利用回民内部的教派，进行分化、残杀回民的阴谋。
左宗棠在围攻肃州时，也到处张贴告示，宣称“城中老幼妇女免死，诚心投降者准赴营听遣”。结果左宗棠假“抚”真“剿”，大肆杀降，“服者”也不能“怀之”，“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
左宗棠“持节西征，又极力牢笼士大夫，结其欢心，使不持异议，故竟无一人发其骄愎粉饰之状”。这就是说，陕甘的士大夫阶级，都被左宗棠所收买笼络，将大多数父老兄弟姐妹葬身锋镝、转死沟壑的事实，一概置之度外。
左宗棠打着“欲杜俄人之狡谋，必先定回部”的幌子，置阿古柏入侵新疆而不顾，在陕甘“不分良莠，轻进滥杀”，大打内战，“逼迫激变”，把白彦虎等陕甘回族同胞赶出关外。特别是“办事大臣家人，熟悉国外情形，聚敛稔恶，大为民害”。这些导致了沙俄入侵我国大肆屠杀中国人（仅在金顶寺一地，就将“汉、回剿杀一半”），并托词中国“回乱未靖”，侵据我国伊犁讨价还价。
左宗棠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还不知屠杀了多少参加饥民起义和兵变的其他各族同胞，也不知断送了多少湖湘子弟的性命。
董福祥部数十万人起义，就是各地“饥民土匪”和清军的“叛兵溃勇”集合而成。左宗棠“分兵攻之”，“一日破其垒百余，斩首六千级，生擒三千余名，解散以二万计”。
同治八年春正月，陕西提督高连陞、刘松山所部的哥老会士兵“谋变”、“煽乱”，左宗棠乘夜派兵“杀游匪百余人”，“缚叛卒连夜驰送清涧”，平定刘松山部，后又在高连升部杀谋变的哥老会士兵“数百人”，并“大歼其众”，“各营擒斩者又以千计”。
左宗棠在“西征”初期，统共将士十二万名，其中从湖湘带走的子弟就有二万名。这些将士，这些湖湘子弟，有几人回归故地呢？
如果太平军、捻军在陕甘和回民起义军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根据地，革命的发展仍有希望。左宗棠总督陕甘，勿让回捻合一，“先捻后回”的进剿。最后就断送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农民革命胜利的一线生机。
左宗棠是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他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与曾李、胡搞起反革命的大联合。剿抚兼施。杀我同胞于再生，扶清王朝之将倾，使中国封建王朝又苟延了半个世纪，推迟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然而有些人却大加歌颂，说什么左宗棠“广栽杨柳三千里，引得香风度玉关”。殊不知，那三千里中的千百万棵衰柳全是西北各族人民和湖湘子弟的血肉淤积浇灌而成，那八百里路基铺垫的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粉身碎骨。
（四）
中国回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具有刚性心理的民族，明清以来“中国境内的回族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人”。陕西邠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这里的炎黄子孙，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作过不少有益的贡献。现在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回族人大多源于陕西。历史上设计并督造北京宫阙的工程家也黑选儿丁、帮助朱元璋的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思想家李贽，七次下西洋的郑和，援助李自成的马守应，著名的抗日英雄马本斋，都是回族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是由中国回民人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播到西方去的。回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的历史篇章，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次陕甘回民大起义是和“云南回变的杜文秀互相一气，勾结长毛（太平军）赖文光”发动的。起义的旗号是“抗清扶明”，起义军出师的安民告示是：“仇恨只在清朝无故杀回灭教的贪官法吏、土豪恶坤、民团头子。凡回汉百姓皆素无仇怨，本是一家人，不要听信谣言，今后回汉照常亲爱，不许伤害欺侮，更不许烧杀抢劫如有犯者，绝不饶恕”，这与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布告内容，“连汉回一体，竖立义旗”、“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基本相同。汉民参加起义的也较多，“皆冒险出死力”。起义军还在平凉建立了“成正元年国”。平凉战役失败后，起义军还准备分一部分兵力，由河套绕包绥，与退据该处的西捻结合，进攻北京。这次起义虽然最后被左宗棠镇压下去，但他为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是近百年中西北人民斗争史上最壮烈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并非“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发性”。我们不能因其民族的不同和有几个阿訇参加起义就否认他的革命性。
陕甘回民起义带有宗教色彩，这是无可非议的。宗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中世纪，农民起义领袖利用宗教作为且织、动员群众的一种手段，并在宗教外衣下，提出了很多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要求。伊斯兰教又具有政教合一的内容。陕甘回民在宗教外衣下所表示出来的政治抗议（列宁）既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同时又是反抗清朝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在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在那样的牢笼世界，人民为什么不能求解放，民族为什么不能求解放呢？难道还是要什么真主什么救世主来保佑、来拯救，难道还是要靠什么神仙皇帝？陕甘回民大起义既是对清王朝的反抗也是对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主的“叛逆”，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清代回族的“教派之争”，实质上就是回族内部基于农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也是民族斗争的反映。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的生存，阶级的解放，以回民来说，“出路只能在宗教领域”。当回民反对教谦地主的“门宦”制度时，清政府当仁不让地站在地主阶级一边，但清政府对拥有政治、宗教、经济权力的“门宦”制度又总是极力限制。因为门宦制度的发展和加强，对清王朝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样一来，清代回民的民族矛盾就超过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是民族矛盾的反映。
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在民族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一些文武双全、从政掌教的阿訇，不囿于现状，毁家难，站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不让人亏害穆士林”，为保族、保种、保教、保土而战，消失了他们原来农民的差别，转为民族的代表、农民起义的中坚。于六阿訇八十岁带领三千人马起义。马化龙在金积堡吃紧时，“愿以百余口家眷作为牺牲去和左宗棠讲和，以保全所有回民”。有的阿訇在“堡寨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有的不屈不挠，屡败不馁。即使有个别封建卫道士出卖民族和阶级利益，投降叛变，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陕甘回民起义。正如我们不能把左宗棠屠杀陕甘回民的罪责横加在湖湘子弟身上一样。
孙中山认为：“回族在中国历代所爱的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强”。回族向以勇敢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但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和组织，没有联合以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加上宗教的束缚，他们“革命了三百多年，没有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北各族人民才真正“引得春风度玉关”。民族解放了，人民自主了，信仰自由了，整个大西北真正统一了。左宗棠血腥镇夺人民的封建专制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各族人民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荣辱与共，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和巩固统一，振兴中华，再举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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