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频仍，清廷内关于对外方针大计的争议纷纭迭起。七、八十年代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近几年随着对洋务运动的讨论和爱国主义思想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宏论较多。值得商榷的是，有些同志认为左、李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和主张，没有原则性的不同，更无爱国和卖国之别。本文试对二者之争作进一步的考察，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以求得指正。

　　一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二者之争因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而日益加据。

六十年代中期，农民起义的高潮走向低落，民族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如何御外成了清政府内经常讨论的中心议题。七十年代初，左、李在水师舰船购雇与自制应以何者为主的问题上，就产生了一些分歧，只是尚未形成正面的交锋。不久，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四邻和边疆的侵略加紧，边塞、海防先后告警，左宗棠与李鸿章就在新疆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波澜起伏，从1874年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大致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正当左宗棠秣马励兵即将出师规复英俄侵略下的新疆之际，李鸿章借口提防日本侵略，提出“塞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请求清廷置新疆于不顾，“停兵节饷，移助海防”，挑起了这场争论。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他从新疆为我西北屏障，如若放弃，后患无穷，以及即使戍守玉门关内，兵可停而饷不能少两个方面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得出院了停止进军新疆“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的相反结论，有理有据，为清廷所采纳。

第二个回合：英国打着“调停”的幌子，于1875年和1876年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为行将灭亡的阿古柏集团“乞降立国”。李鸿章积极配合，建议清政府“能否准喀酋投降，只隶版图，不必朝贡，以免劳师糜饷，兵连祸结”。他还同驻英公使郭嵩焘相唱和，刻毒地攻击左宗棠反侵略卫疆土的主张是“崇尚一切虚诞以为正义”。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假为阿古伯集团乞降，实在蚕食我边疆的诡谋，严正地指出新疆自古为中国版图，不容侵占，英国如欲为阿古伯立国“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使英国的野心未能得逞。

左、李在新疆问题上的争论，至第三个回合达到高潮。1879年，崇厚与沙俄草签了《里瓦机亚条约》。消息传来，舆论沸腾。左宗棠更感痛心疾首。还在崇厚在俄国谈判时，他就曾多次提出，对俄国不能卑躬曲节，所占伊犁地区必须全境交还，也不能同意它陆路通商的要求，否则，他就要“拂◇辞归”。他感到条约中内容“捐弃要地，餍其所欲”，最无可容忍，认定“俄事非决战不可”。他建议清政府采取“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策略方针，及时补救。

李鸿章主张“崇约”。他说什么交邻和用兵之道都要“先论曲直”，“若先允而后翻，其曲在我”，后患更大，对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左宗棠的持论相反。他指出，条约要经过御批才算确立，现在改议“不得以后翻疑之”，而且，俄人占我领土，收纳我国的叛逆分子，挑起衅端，因而“曲在俄也”。他还建议将条约内容公诸廷议，清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崇厚治罪，派曾纪泽赴俄再议。对此，李鸿章悻然埋怨清廷太畏惧清议，还颠倒黑白攻击“左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甚至咬牙切齿地咒骂左宗棠为首的正确舆论是“群吠力争”。

八十年代中期，法国发动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疯狂地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里程碑，在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外交和军务的李鸿章，始终认为中国远非法国的敌手，战则必败，唯一的办法是“速与议结，犹可比之遇险而自退，见风而收帆”。左宗棠则“绝口不谈和议事”，是主战派的领袖。他看到了“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唯主战与正义有合，而于时事攸宜”。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天津简约之后，他几次致书总理衙门，痛陈该约的严重危害，批驳李鸿章的失败主义论调，有根据地予计与法人争战“持之期年，彼必自馁”还批评清政府举棋不定，指出“实则主战，主款无难一言而决”。中法战争按照李鸿章的指导思想以退让妥协告终，对此，左宗棠在行将离世前悲愤地长叹：“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与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不断加深，越来越不可调和，并且其影响也不断扩大，从枢府大臣到地方督抚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争论的旋涡。其中大多数清议的矛头都指向李鸿章，到中法战争时，已是“弹劾鸿章无虚日”，至甚有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者，这种分化无疑是民族矛盾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强烈反映。

其二，左、李之间并非仅仅是口舌之争，更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越来越远。

面对英俄侵略新疆的咄咄锋芒，年过六旬的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煞费苦心地筹款购粮，排除干扰，历尽险阻，终于取得了平定阿古柏势力的全胜。接着，他又抱定“无论如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的决心，满怀“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情，舆檩出关，移营哈密，指挥三路精兵，直逼俄人占据的伊犁，有力地增强了曾纪泽在与俄国人谈判中的地位，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尚情操和胆识。

在此期间，李鸿章明知日本侵犯台湾居心险恶，他们派往的军队也不是中国军队的敌手，却下令当地驻军不得抵抗，并请清政府“饩赏”日本银两若干，让步解决，“以示羁糜勿绝之心”，而实际上是为了“保全和局”。第二年（1875年）他同英国在“马嘉理案”的交涉中，又怀着“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的恐畏心理，用国家主权填塞侵略者的欲壑，签订了《烟台条约》。他不仅屈服于侵略者的军事、政治压力，而且积极地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和政治掮客。他配合英国为阿古柏“乞降立国”的活动，代为致书总理衙门，说：“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属为密致钧处。”密谋帮他们绕过左宗棠，做成一笔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的肮脏政治交易。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又代英法为崇厚“乞罪”，还把戈登找到北京来进行“谋致和平”的活动。更有甚者，他在暗中多方阻挠“西饷”的输送。当左宗棠被迫忍痛向洋商告贷时，他又一方面怂恿南洋大臣沈葆桢不予出商代借，另一方面又利用赫德唆使英商拒绝贷与，妄图釜底抽薪，破坏西征的进行。其用心险恶，手段十分卑劣。以后有人将他比之为案桧、贾似道，不为过当。

在中法战争中，左、李在行动上也截然不同。

1883年春，法军大举进犯越南北方，矛头直指向中国，清廷命李鸿章速赴广州，统筹对法军事。他到上海后就托词不前，还牢骚满腹地说这是要他“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清廷只得让他回天津，他还借口“若由臣远调淮军，显与法军开衅，恐激之使来，动摇全局”，而拒绝以其精锐之旅增援前线。他还多次电告广西巡抚潘鼎新“切勿攻坚伤精锐”。1884年广西前线的溃败，是潘鼎新执行李鸿章的消极避战的方针造成的。李鸿章一闻败讯，就急告潘“电奏请勿太急，致难措手”并密授以引咎避祸之法，以图“逐渐挽救”。马江战败也是与他事前告诫张佩纶、何如璋“只能镇静予备”，不能采取主动，并且抗令不派北洋水师往援分不开的。至于他向法国人曲节乞和同他们勾搭的活动，就更难以胜言了。

左宗棠的举动行为，同李鸿章形成鲜明的对比。

战火初起，他在两江任上就认真备战。他告诉家人，一旦法军来犯，他将乘舢板亲临前线指挥，“但能破彼船利炮坚，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他比李鸿章长十一岁，却不服老，数次主动请求到西南前线督师，并甘愿立“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的军令状。他向友人表示：“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报国之心，何等壮烈！他舍得将自己的部队用在反侵略的刀刃上。1884年，他要部将王德榜乘回湘之机一面运送一些武器到云南支援黑旗军，同时召募旧部十营增援前线。他告诫王，一定要尽心竭力作战，否则，“不待他人列参，我先劾之”。后来这支部队果不负左所望，1885年春，他们在侧后配合冯子材，共同取得了镇南关大捷。1884年他奉命督办福建军务，又不顾衰老多病，亲自督率部下，迅速恢复和加强福州江海防务，并派王诗正等率军数千，潜越法军的海上封锁线，到达台湾，加强了那里的防卫力量，左宗棠的抗侵略不仅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行为，不仅同李鸿章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同于那些空喊抵抗的官僚士大夫。

诚然，左、李各有自己的集团的利益，又有湘淮系的陈见，但他们争论的上述内容却远远超出了无原则的派系纠纷的范围。而且，正是在对待派系利益的问题上，当李鸿章极力保存和扩充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左宗棠却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反侵略的战争中全力以赴，甚至准备以身殉国，这一点也远远高出于李鸿章。

二

资本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去审视和研究这些海外来客。考虑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自保，怎样自存等问题。由于视角的不同，人们的认识和见解也不一致，左、李的斗争归结起来也是因为对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不同而产生的。

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格，是制定正确的对策的必要前提，左、李在这方面的差别比较明显。

李鸿章素以谙通“洋务”自居，他在口头上也知道“洋人论势不论理”，“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唯力是视”，凶恶成性且“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阴险已极，但是，在实际上，在具体问题上，他对侵略者却十分信赖，并常为他们唱赞歌。如他把赫德、德璀琳等侵略分子倚为心腹，在中法战争期间通过他们向法国乞和，还盛赞他们“无坏意”，“苦心分明”，甚至是“血性忠实”。请求请政府对他们厚加封赏，法国力图打开中国西南大门，在滇桂通商修路，李◇论及此事的利病时，公然说开商埠不仅“于（中国）国民决无大损”，而且是“中法友好之据”；修铁路更是“弃怨修好，实两利也”的大好事，在新疆问题上，他讨好英国，还幻想借俄国势力遏制日本，为他继续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定下了新的基调。八十年代以后，他依靠德国外交大臣毕士马克和克虏伯等大军火商在德国定造舰船，不仅对他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卑劣行径视而不见，还称赞他们“尽心协力，顾全睦谊，于中国历届造船，造炮事宜，尤能始终奋勉”。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李鸿章认敌为友，引狼入室，带来了严重的后患。

左宗棠很早就提出了“和戎自昔非长算，谓尔豺狼不可驯”的观点。在具体问题上，他对侵略者也比较警惕，当威妥玛、赫德阻挠中国造船，诱使清政府向英国购买时，他能洞察他们是想“藉购雇而专其利”，是英国人“暗中使坏之一端”，他对李鸿章专倚英国深不以为然，看到法国与英国有矛盾。认为“法国既乐为我国，正可引而进之”，想“为将来远树外援之计”，有幻想的成分，曾落得一个“亲法”的名声，但他在聘请法国人指导建立船政局时，不重制造而重传授技术，培养自己的人才，五年合同期满就将法人解雇，实行“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方针；八十年代，他比较清醒地看到法国人所图的不仅是越南，而且“得陇望蜀，势有固然”。如果它的野心得逞，就会使“各国从而生心”，造成“鹰眼四集环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的危局，因此非战不可。所以，“亲法”的帽子对他是不合适的。因他一度同法国人的交往较多而认为他具有一定的买办性的看法，也是有失全面的。

左宗棠对沙俄的贪馋野心及对中国的严重威胁的认识由来已久，他深知沙俄是中国北方的大患，认为沙俄侵略我西陲“蓄谋已久，发机又速”，不能视之等闲。他十分明确进军新疆的目的是“重在防俄罗斯之与英勾结，协以谋我，不在讨回也”。且尤其注重“杜俄人狡谋”，对俄国姑息退让，“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已”。所以，不能割让土地与它，即使陆路通商也会使华商失去生计，不能答应。此外，外国人要求在中国开矿、修路、架电线，他也是极力反对的。

对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抗侵略力量的优劣强弱的认识，左、李二人的差距更为显著。这也是二者在对外政策上分歧对立的重要因素。

李鸿章崇拜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而往往看不到侵略者的弱点，因此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杆。他因日本有两艘铁甲舰，又有美国暗助，在台湾问题上就不敢对它采取强硬态度。他对左宗棠进军新疆能否收功表示怀疑，还断言即使新疆收复也不能久守，迟早还是人家的。对于普法战后尚未完全恢复的法国，李鸿章的两眼也只盯着他们的陆军人持一后膛枪，海上有一些坚利的船炮，就甘拜下风，得出战则“兵连祸结，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的悲观结论。另一方面，他又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不到下层官兵的反侵略积极性，尤其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反而采取仇视人民的态度。他把刘永福斥之为“土寇”，贬低其抗法胜利的意义，并将黑旗军视为他投降道路上的障碍，通过天津简约向法国出卖它。1883年，在中法和战的问题上，那拉氏是这样考虑的：“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招商不少，或许引起内乱，亦赔不起。但我不愿大清江山由我和幼小的光绪送掉”。李鸿章的思想与之完全合拍，他也认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民心兵心动摇，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有裨全局”。这就充分暴露了以清皇室为首的大地主阶级惧民甚于惧寇，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反动虚弱的本质。

左宗棠比较能合符实际地估计和分析侵略者的实力和优劣条件。而不为其汹汹气势所吓倒，在伊犁交涉的过程中，沙俄张弓拔剑在陆上海上炫耀武力，企图压服清政府，左宗棠窥破它是“张虚声为胁和之计”，提醒清政府“断未宜因之过怀顾虑，顿改胜筹”。并毫不示弱地向伊犁进军，打击了沙俄的凶焰。俄国人承认：“中国人不但没有被我们的示威所吓倒，反而被我们的要求激怒了”，“他们确知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愿打仗，并且没有能力打仗”。法国人的侵略气焰嚣张，似乎不可一世。左宗棠向总理衙门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法人欺弱畏强，夸大喜功，实躁急而畏难”，政治上“近期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军事上“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其地烟瘴异常，疫疠流行，死亡接踵”，这些弱点决定了他们“势难持久”，现在“不过势成骑虎，进退两难，姑虚声势以相摇憾，观我所以处之者如何，别作区处耳”。他的“持之期年，彼必自馁”的结论，就是据此而作出的。

左宗棠既重视武器。也较能看到和利用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积极性和力量。他认为刘永福在中国不是“乱民”，在越南可称“义士”，在答复李鸿章的信中，高度评价黑旗军的胜利“实足寒法人之胆”，应给以积极的支持。1884年和1885年，他在两江和福建的辖区内的沿海沿江各县设局召募民间丁壮缩练团练，使之能同仇敌忾，以为臂助。

左宗棠反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就是建立在上述认识基础之上的。

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和力量认识的不同，左、李对国家的防务的指导方针的见解差别很大。这是引起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发生分歧的又一直接的思想根源。

李鸿章从中外武器优劣悬殊的情况出发，认为“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全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所能保守也”。纵使将来“器精防固”，对外国侵略，也只能“不得已一应之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和将来，最多只能保持一个半殖民地的现状。1871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了“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区，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于大局尚无甚碍”的防务方针，乍看起来，颇有见地。因为全国各地在战略上的地位是不同的，重兵把守要地，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即使暂时放弃一些城地，以诱敌深入，战胜侵略也是积极的，无可非议的。然而，李鸿章的思想却并非如此。在他眼中，偌大的新疆是“数千里之旷地”，守之只能“徒增千百年之漏厄”，不◇◇久舍弃，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各国均沾”；琉球是“黑子弹丸”之地，更可任日本吞并。由此类推，可知他要保守的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集团赖以苟安于一时的东南半壁河山。这种准备作最大限度退让的消极的防守方针，迎合的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而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左宗棠在防务思想上则立足于保卫国家版图的完整，着眼于四疆的长期巩固。他一反李鸿章以新疆为“旷地”的论调，多次强调玉门关外的国土是“腴地”、“要地”，保新疆就是为了“保蒙古，卫京师”；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不容任何侵略者染指；抗法是“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1882年，他为防今后“强邻窥伺，暗煽并飞”。建议新疆设省，临终又上书请将福建巡抚移设台湾。左宗棠晚年为巩固边疆，保卫祖国领土，呕心沥血，甘冒矢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爱国者一样，左宗棠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它们有过一些幻想，也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一面；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流是爱国的，有民族骨气的，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愿望和要求的。在清政府中他坚持反妥协、反投降，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相反，李鸿章虽然也说过不少“御侮”之类的言词，在外交谈判中也作过某些抗争，但他的思想行为始终贯穿着一条对外实行妥协投降的主线，在历史上留下了桩桩件件可耻的、无可洗剧的卖国记录。如果不从本质和主流的方面来评价和比较这两个人物，就必然会混淆爱国和卖国、爱国者和卖国贼的原则界限，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

左宗棠、李鸿章都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洋务派人物，为什么对待外来侵略的认识和态度却不相同呢？沿袭以往的观点，即认为湘系集团的封建性浓，而淮系集团的买办化程度较深，是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的。

首先，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不仅互不排斥而且是一对好朋友，湘系头子曾国藩以崇尚理学著称，正是他率先给媚外的思想和政策披上“忠信笃敬”的封建道德的外衣。也是他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以无辜百姓的头颅和鲜血来取悦于侵略者。其买办化的程度并不稍逊于李鸿章，而同属湘系的左宗棠却没有这种洋奴的性格。与此相反，爱国主义思想和买办思想则是根本对立的，二者不可能统一于一个人的思想之中。一个爱国者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妥协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不能与买办思想划等号，因为这是两个质的不同的概念。

其次，如果说左宗棠的封建性比李鸿章更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呢？虽然左宗棠的思想和立场基本上没有越出地主阶级的范畴，但仅就“师夷之长技”而言，与李鸿章相较由于地位和客观条件不同，实际活动在数量上有多寡，在范围上有广狭，而在精神上却并不稍见差逊。他为了建立近代海军并兼及海运，克服阻力，以全副身心兴建船政局。总理衙门赞扬他和他选定的继任人沈葆桢在建厂的过程中“朴实耐劳，实事求是。其所用多本地寒士，布衣草笠，亲执朴以巡功。故弊绝风清，为各省官厂所仅见”。虽有所溢美，但非毫无根据，他调陕甘后，除继续关心船政建设外，又不畏路途险阻，购机器运到兰州办制造局和织呢局。他和李鸿章办的洋务企事业都有浓厚的封建性，但腐败的状况李氏企事业中更甚。船政局在左宗棠经营和过问的时期，公认是所有洋务工厂中办得最好的一个，尤其在培养海军和造船的人才方面，成绩更为显著。左宗棠主张开矿、铁路、电报都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他还提出洋务企业“惟官办之弊，防不胜防，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应当“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即使官督商办也应给商以更多的自主权，至至官方可：“不必派人管厂”以“民利还之于民”。这都比李鸿章剥商剥民，甚至实行封建垄断，以求大地主大官僚之富要进步，可见左宗棠封建性更浓之说，显与事实难符。

左李分歧的社会根源只能从历史的基本联系去追寻，从隐藏在他们思想动机后面的不同的阶层的物质利益中去探求。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就已使封建统治阶级发生了分化。以穆彰阿、琦善等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对内实行“防民甚于防冠”的反动方针，对侵略者执行“羁縻”的妥协政策。李鸿章同他们一脉相承。他说：“道光、咸丰年间，海疆一再尝试，而盟约所要，愈趋愈下”，将侵略势力的深入，归咎于林则徐等的民族自卫战争，并从中总结出一条“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断，羁縻者事必长久”的“经验”，他处处照此行事，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清政府对外投机的思想和活动的集大成者。从他身上清楚地反映出大地主大官僚加速买办化的趋势。

左宗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对封建社会苛政积弊造成的，民有饥心抚亦难的现状深有感触。他早就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鸦片战争时期更接收了林则徐、魏源思想雨露的浇灌，立志做他们的追随者，英人肆虐于沿海，他身居湖南乡村，位卑不忘忧国，密切关注战事的发展。他痛恨琦善的“阴谋误国”，而与林则徐“心神依倚，惘惘相随”南京条约的签定，他更为“洋事卒成和局”和“鸦片不可得禁”感到忧愤。这时，他的思想就已打上时代的印记，闪烁出爱国主义的光辉。1859年，林则徐还乡，途次长沙，左宗棠晋谒于舟中，二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林则徐对他“诧为绝世奇才”左宗棠与魏源也有过交往，对魏推崇备至，赞叹他写的《海国图志》“伟为不可及”并为该书重版作序。

左宗棠对林、魏思想的继承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

第一，他继承了林、魏“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力图付诸实现，洋务派都讲求“师夷之长技”，但谈到“制夷”时，李鸿章只提“以夷制夷”，却从不把“师夷之长技”与“制夷”联系起来，而只说是为了“以夺其所恃”，左宗棠则旗帜鲜明地宣称，他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是“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他以创办福建政局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第一个步骤，并坚持在引进外国技术时，维护自主的原则，防止授外人以柄。他力图战胜外来侵略，更是“制夷”思想的直接体现。

第二，鸦片战前，龚自珍、魏源就提到过要在新疆设省防俄，林则徐也预见过俄患必至，为建设新疆作出过贡献，左宗棠继承了他们防俄疆边的遗志，他在青年时也曾主张在新疆“设省”、“兴屯”。林则徐与他相见也谈到过“西城时务”，无疑更加强了左重视西北边陲的思想概念。左率军规复新疆，随之在那里实行屯垦、兴修水利。整饬吏治、奖励农商，以至建议设省。使前辈的宿愿得以基本实现。

第三，在抑制侵略的方针方法上，林则徐在广州已看到“民心可用”，英人“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于内港”。只需“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他得民相助，终使英寇不敢来犯。左宗棠也认为武器只是“战之一端”，在中法战争中，左在沿海号召和组织团练，思想行为都与林是相通相传的。

第四，林、魏探求国强民富之道。首重除弊兴利以“藏富于民”，他们除了本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观点，讲求河协漕荒诸务之外，还提出了允许私人学习西方技术设厂制造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左宗棠同他们所见相同。他督陕甘时，就在那里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试种水稻，以后又致力于新疆的开发和建设，八十年代以后，他曾派军队三十营修浚直隶河道，又在江南整顿盐务，所到之处，政绩蜚然，虽受益多者为地主、商人，但也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主张将船政局的船只由商人领用，反对官方把持近代工业，都保持了林、魏经济思想的特色。

在民族矛盾尖锐并上升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的时候，以清皇室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对外投降妥协，而中小地主则往往因自身的利益受到外敌的威胁和损害，时有一定的反侵略要求。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多有一些中小地主和方士加入人民的反侵略行列，有的成为群众性的反侵略组织的领导者。在平时，他们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少数人有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可能。以林则徐、魏源为先驱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基本上代表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左宗棠继林、魏而起，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同他们前后交相辉映，他与李鸿章之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时期抵与投降派之争的继续，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大地主大官僚的政治代表之争的继续。

左、李的不同反映了洋务派成份的复杂的一面，在当时学习“西学”的热潮中，还有一些买办、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卷到洋务派中来。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一定时期的同路人，早晚要分化。左、李之争也说明了这一趋势，二者之争从全局来看，是李鸿章占优势，左宗棠无力阻止清政府日益倒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发展倾向。这就说明，在洋务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李鸿章及奕䜣、曾国藩、崇厚这一类人，是他们决定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洋务运动的性质，因已属题外，这里不作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