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洋务运动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导者之一。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他曾经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年）和兰州机器织呢局（1880年），而不了解他于1882年任职两江总督时还竭力筹划、兴办徐州利国驿煤矿一事，特别是左宗棠晚年的洋务思想与以前有些什么变化？有那些进步之处？也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为此，本文拟以徐州近代化煤矿的创办为线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错误和不当之处请同志们多予批评指正。

　　（一）左宗棠倡办徐州近代化煤矿

徐州地区在古代历史上素以盛产煤铁著称于世。铁矿的开采，在汉代即已开始。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是在全国设立铁官共有四十九处之多，徐州利国驿附近的盘马山，相传即为“汉铁官”的驻地。以后历代不断开采，北宋时期盛极一时。根据当时有关史籍记载，利国一带共有铁作坊“凡三十六冶”，每“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即经常有四、五千名工人从事伐薪烧炭、采矿冶铁的手工业生产劳动。然而由于炼铁系以木炭作为燃料，炉温的热度因受到一定的限制，还不可能像以煤炭作为燃料那样能够炼出更多更好的质地优良的钢铁。这一问题，直到著名的文学家苏轼担任徐州知府（1077—1079年）时，在徐州的西南白土镇发现了煤炭（古称石炭）之后才解决的。从白土镇到利国驿虽有一百四十里之遥，但当时有水道可通，石炭运到利国后，“冶铁作兵，犀利胜常”。因而苏轼在欢欣鼓舞之余，还写了一首满怀激情的《石炭诗》，对煤炭的发现及功能作了高度的赞扬。其具体过程，笔者曾撰有拙文为之论述，兹不再赘。然而无明之后，徐州地区由于屡遭兵燹以及黄河改道等影响，不仅白土镇煤矿日渐衰微，即使利国驿铁矿也长期废弃。“数百年来，地瘠山荒，民生重困”，而宝藏深埋于地下，竟然不能加以开发、利用，的确是令人痛惜的。

清代中叶以后，清政府因财政困难，“左藏支绌”，要求各地兴办矿业以资挹注。因而徐州府属的萧县、铜山等地不断有人用土法开采煤矿。而“利国驿附近之蔡山、界牌”等处，乃成为“著名煤田”。可是，其开采方式则是陈旧的、落后的。这种古老的手工业生产，成本高而产量低。特别是由于地下水泛滥以及瓦斯爆炸伤人等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他们只能挖取头层煤，头层挖完，窑即放弃，另开他井”。根本不可能在一个矿井之内深挖广取，所以浪费现象也是相当惊人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洋煤”大量入口之后，这种用土法开采出来的煤炭，在市场上一触即溃，几乎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由“自强”转入“求富”阶段之后，洋务派人士纷纷主张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来开采中国的煤、铁、金、银等各种矿业。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上允其请。命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之后，左宗棠亦上疏清廷，“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报闻。”因而他于1881年秋，奉命担任两江总督后，下车伊始就积极筹划加速创办。1882年春，左宗棠谕令候补道胡恩燮延聘西洋矿师巴尔前往利国驿一带“探险矿苗”，结果查明“铜山境内煤苗极盛，利国驿所产铁矿尤多且佳”。所谓“煤苗极盛”，说明徐州地区煤矿的蕴藏量是十分丰富的。当时乃将煤矿铁矿的标本送往英国化验，认为利国之铁，“最后工匠之用，实为最上之品”，而铜山之煤，“煤质亦佳”。于是左宗棠乃奏准清廷任命胡思燮“筹办”徐州矿务，并命其子胡碧澂担任“提调”之职，从旁协助。胡氏父子遂四出奔走筹集资金，为创立这一新型煤矿进行积极努力。

胡恩燮（1825—1892），字煦斋，江宁（今南京市）人，自幼读书，但科举不利。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胡燮乃投江南大营清军统帅向荣，奉命率水勇与太平军作战，遂以军功“荐擢至牧守知府”。但胡始终系候补知府，未得实授。后来他又在江北等地办厘金，为清军筹饷。因善于理财，甚得漕运总督吴棠信任。1865年后，长期在南京赋闲家居，郁郁不得忘。骤得委任，感激知遇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办好这一近代化煤矿，左宗棠乃指示胡恩燮必须“妥拟章程。详候核示”。当时国内陆续开办新式煤矿甚多。其中规模较大而成绩显著的首推1878年（光绪四年）创建的开平煤矿。胡恩燮乃将各矿的资料、生产设备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决定“各项事宜，悉照开平办理”。于是他遂以《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十二条》为兰本，亲手拟订了“承办利国驿一带《招商集股采煤炼铁章程十二条》”报请核示。经左宗棠将章程逐条批示后，就正式生效。胡恩燮旋即拟定规划、起造厂房、购置机器、招聘职工，诸事粗定之后，乃禀请左宗棠批准，于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二十四日（阳历10月25日）。正式在铜山县境内利国驿“设局开采”。从此，徐州煤矿遂开始由落后陈旧的老矿而逐步成为近代化的新矿。

恩格斯说：由于“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与“历史发展不相称”的一些生产落后的国家。就必须进行“改革”。因此，如果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洋务运动时期的徐州煤矿的话。那就是用机器生产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新式技术来代替原来的陈旧生产方式，用必要的“改革”来使经营管理趋于合理化和科学化，从而使产量获得大幅度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由此可知，左宗棠兴办徐州利国驿煤矿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在左宗棠的帮助下，徐州煤矿得以向前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与发展都不可有是一帆风顺的，而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徐州新型煤矿建立后，左宗棠又大力给予支持，才使得它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迍邅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现将其主要情况，论述于次：

第一、减轻“税银”，以利于同洋煤竞争

自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件》签订后，中国即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依靠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进口商品只要缴纳百分之五的关税和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畅销于中国各地。相反，中国厂矿企业的产品却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大大加重了成本，以致在国内市场上无法与成本抵廉的“洋货”进行竞争。左宗棠有鉴于此，遂根据胡恩燮所上的“厘税章程拟酌仿湖北、贵池现行行章”，请求“减轻税则”的禀文，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奏清廷，在《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中提出理由与建议说：查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业属于新办企业，“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为了挽回利权，以减少洋煤的进口，“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同时，由于徐州煤矿“深处江境极边，运道绵长，又多浅濑悬流，每一阻险，动须盘拨”，比起贵池等处煤矿靠近长江运输方便的条件来说，“尤觉为难”。运费既大，必须减税，至于减税办法，希望能够“吁恳天恩，俯准援照湖北、安徽成案办理”，即“土煤出口每吨完税银一钱”的章程，“以维商本”。由于左宗棠是当时负有声望的重臣与封疆大吏，清廷迅速批准了他的奏清。从而就保证了徐州煤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第二、帮助解决庐墓风水等封建迷信的干扰

风水迷信的陋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洋务运动时期，经常因建筑厂房、修造铁路以及开办矿业而与当地居民群众发生纠纷，以致激成事端者不胜枚举。徐州地区煤矿储藏量虽然丰富，但数百年来由于“土人泥于风水之说，久闭不开”。清朝政府内部的封建顽固派也极力维护田舍庐墓“风水”的神圣性，因而在密迩城市房屋坟墓较多的地区一般是禁止采矿的。左宗棠为了使徐州煤矿能够顺利发展起见，乃奏报清廷说：“铜山县境煤铁矿，据徐州道程国熙饬由候选知府胡恩燮延聘西洋矿司勘验确实，始奏明开采。该矿山地处江境（按：指江苏省）极边。于田舍庐基并无窒碍”。这里，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徐州地区有煤可采，业已勘探确切。二是开矿之地多为荒野，不会由此引起纠纷，激成民变，希望清廷不必过虑。

但是，开办煤矿的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如购地造屋以及矿区庐墓的迁徙等事，无一不会涉及风水迷信问题。只是当时利国驿一带地旷人稀，矛盾较小而已。为了使胡恩燮的办矿事宜能够顺利进行起见，左宗棠乃饬令徐州道程国熙必须多予支持，“其交涉地方事件”，该地道、府、县“自当妥为照料，共观厥成”。

第三、遇有困难，借给“官款”以资周转

徐州煤矿自从设局开采，转移到青山泉后一度“颇著成效”。可是每遇销路阻滞，就必然会“存煤山积，坐亏成本”。由于左宗棠的支持，胡碧澂就能够向徐州官府暂借“官款”以供周转，作为发放职员，工人薪资及其他必要的开支之用。否则的话，将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1884年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当时上海、南京一带发生金融风潮，银根奇紧，市面萧条。徐州煤矿的经济支柱“金陵裕泰，源丰两钱庄”，相继“因亏倒闭”，以致胡恩燮因经费支绌，几乎难以维持下去。左宗棠闻讯之后，乃积极设法予以照顾。据当时《申报》（光绪11年3月13日）载：“闻左季高侯相（按：此为对左宗棠的敬称）代为陈奏，以该处矿务办理以来，业已有效可睹”，若因经费困难而停闭殊为可惜，“请饬江宁藩司酌提闲款，派员会同胡太守经理。俟有余利，先将官项摊还，仍由原局妥为筹办”。于是，徐州煤矿犹如涸辙之鱼忽得东江之水能够重生一样，得以渡过难关又获生机。

综上所述,宗棠对徐州近代化煤矿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这一新兴企业在当时不仅受到国内的普遍重视，还引起外国人的瞩目。如1882年9月23日《捷报》载：“中国全国各地矿业开展得很快。”其中徐州煤矿“蕴量丰富，品质优良”，“此矿现由官僚胡(恩燮)发起组织一个公司在开采。”左宗棠“鼓励开采”此矿，听说他“个人也有股份”，等等。根据笔者遍查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并向现住南京的胡恩燮后裔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左宗棠在徐州矿局决无一分一毫的股票。但是这样的报导，却充分证明了左宗棠对徐州近代化煤矿的殷切期望和大力帮助。可以说，如果没有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话，至少限度在l882年或者稍迟一段时间内，徐州还不可能出现这一新式煤矿。

　　（三）左宗棠洋务思想的变化及其进步性

左宗棠从1866年创办马尾船政局到l880年创办兰州织呢局，都系以官办的形式来经营企业。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他的洋务思想于晚年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由主张官办而转向支持商办。他深深认识到民用企业实行官办很难见效，只有“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显然，他所指出的官办企业产品窳劣而费用高昂，可谓切中时弊一语破的。左宗棠晚年由原来主张官办企业而转为支持商办，其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那么官办不如商办之故何在呢?左宗棠说：“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因此，他主张仿效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方式来办理洋务企业。他说：“西方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1882年初，当胡恩燮提出要“依西洋公司之法”，即民营企业方式来经营煤矿时，就因为与左宗棠的思想深思相契合而获得支持。

必须指出，左宗棠晚年洋务思想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主张官办企业而转为支持商办企业，乃是通过长期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所以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在当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力求改革官办企业的积弊

胡恩燮在接受左宗棠的“札委”筹办徐州近代化煤矿的任务之后，立即表示要“依西洋公司之法”来经营这一新型矿业。其主要方针是：一为征集商股，“共举其事”。胡恩燮主张“此项矿务，不请官本，一律由商集股办理”。这显然是鉴于当时官办或官督商办之类的企业往往受各级官吏的干预、掣肘以及封建官场腐败积习的影响，以致形成名为厂矿实为“衙门”的状况，而商人们则是“股本耗折，成效毫无”。为了改革积弊，必须把官掌大权变为“商负其责”；二为“筹议妥章，以资遵守”。徐州煤矿既然是“依西洋公司之法”进行创办，因而必须明订章程对于诸如招股细则、分红办法、机构组织以及矿局负责人员的职责范围等方面的问题，逐一详加规定，以便共同遵守。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民自办企业如果完全没有官府的支持，特别是在交通闭塞、民风未开的地区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难以克服的困难的。因而徐州煤矿虽然系民营性质，但还必须保留“官督商办”的名义，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也必须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

如前所述，左宗棠晚年对于官办企业的弊端是有充分认识的。他说：“官办之弊，防不胜防”，故“不若包离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因而他赞成胡恩燮的“依西洋公司之法”的办矿建议，这自然是—个很大的改进。当前，有的论者认为左宗棠的“商办”主张与李鸿章的“商办”之议并无不同，都是“官掌大权而商认亏损”。诚然，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来说，左、李二人有其一致之处。可是，在具体兴办洋务企业时，彼此的具体做法和基本倾向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1882年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招商集股章程》中虽明确规定：筹建此局，系“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废除，方能持久”。从表面上看，商民似乎具有高度的自主权，但实际上则一切大权无不操之于官府所委派的总办、会办等人之手。而这些人凡事又必须秉承李鸿章的意旨行事，所谓“商办”并未能发挥多少作用。可是左宗棠则是言行一致的。他对于徐州近代化煤矿既未加以遥控，也未派人干预其内部事务。所以这一企业虽有官督商办之名，实际上则属于民营性质。在当时来说，左宗棠的“商办”企业的主张远比李鸿章为彻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办理洋务企业，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

在洋务派官僚中，对待外国侵略者坚决主张抵抗者，当推左宗棠为第一人。如众所知，他对于获得英、俄侵略者支持的阿古柏反动政权力主用兵。为了表示不复故土决不生还的决心，他“舆榇发肃州”。1878年，终于削平叛乱使得汉唐以来即属于中国版图的新疆地区，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当中国要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时，又发展成为一次剑拔弩张的严峻斗争。当时沙饿不仅陈兵于我国西陲，还派遣兵舰到中国的黄海示威。气焰嚣张，扬言不惜一战。清廷内部主战主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左宗棠力排妥协退让之说，主张“先之以议论，继之以兵威”，厉兵秣马，“决之以战阵”，有力地支持了曾经泽的外交斗争，迫使沙俄另新约，变还了伊犁地区。

在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年)，左宗棠坚决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他指出：中越“壤地相接，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对李鸿章等妥协派的言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旋因法舰北上，海疆告急，1884年9月，政府即即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虽然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仍旧殚精竭虑筹备防务，直到翌年九月去世为止。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左宗棠所兴办的洋务企业也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同治五年(1866年)，他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上奏清廷说：自184O年年，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非督理水师”、“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其目的就是引进西方设备制造新式兵舰；汰除归有水师创立新式海军，从而加强海防、抵御外侮。可是制造兵舰离不开煤和铁。即使是“轮船既成，煤炭薪工”也“需费不赀”。因而使得左宗棠深深地感到煤、铁资源在增强国力、巩固国防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奏请清廷开办利国驿煤铁矿务时说：“南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在这里，他首先把用新法开采煤铁矿业提高到“筹办防务”的根本大计的地位。其次，徐州虽属江苏省境，归两江总督所管辖，可是他毫无湘淮畛域之见，而是主张全力兴办以解决“南北洋筹办防务”的急需。这种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反映了左宗棠的高尚风格和情操。

l885年3月，左宗棠以老病侵寻残年向尽，在一份具有临终前遗疏性质的奏折中，以无限感慨的心情而深疚自己不能继续为国效力。他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可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他仍然对军国大事多所建白。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他特别提到“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于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在这里，左宗棠仅仅提到开采铁矿而未涉及煤矿，这一则是因为煤矿业已开采而铁矿却以资金不足无力顾及，必须筹集巨款始能举事，再则也是由于一旦利国驿铁矿大规模开采之后，为了冶铁炼钢铸造船炮，又必然会促进煤矿陶进一步发展。从而可知，左宗棠在病体支离一息尚存之际，犹殷殷以国事为念，以自己晚年所创办的徐州洋务企业为念，以增强“武备”抵抗外来侵略为念，这种老而弥坚生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确是值得人们尊崇的。

第三、认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决不“授人以柄”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力排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雇船的谬论。他说：“自造轮机成船，较买现成轮船，多费至数倍。”确为不可讳言之事。可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不通过聘用西方技术人员，自己设厂造船的途径，就不可能“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兴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显然，他的主张自造新式船舰不仅是从能“纾目前之患”出发，还要从能为国家“兴永远之利”来考虑的。为此，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本国专门人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认为“事属创始”，中国各方面诸未谙悉，一方面要向“外国师匠”学习造船技术；另一方面，还必须学习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熟炼“驾驶”船舰之法。“方不至授人以柄”。基于这种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外国侵略者操纵的爱国立场。左宗棠于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即预为防范明订规章。为了防止在外籍技术人员中，可能会出现诸如敷衍塞责、滥竽充数、垄断技术以及篡夺行政管理之权等等情况，左宗棠就决定采取先定合同明确要求的办法，将“西洋师匠”的工作任务、薪水高低，聘用期限、赏罚之法以及能否“尽心教艺”等款逐一列入，以资信守。然后交外国驻上海“总领事官钤印画押具保”，坚决贯彻执行，从未中辍。

当时清朝政府鉴于新式厂矿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普遍地兴办起来，各地延聘的“西洋师匠”也日益增多。为了防范于未然，遂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六日颁发上谕说：“此后各个厂矿如果确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匆任彼族搀越”。即业务行政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本国人之手，以免喧宾夺主受制于人。左宗棠对此是深为拥护的，因而在兴办徐州煤矿时即指示胡恩燮必须注意掌握如下的一些原则：其一、“延聘西洋矿师”时，应先真正了解其实际水平，对于那些“虚名饰伪技者”坚决不用。其二、对于外籍技术人员的薪资、任务、赏罚等均详作规定，“言明年限，订以合同”。其三、对于那些技术精湛而又肯认真传授中国生徒的西洋矿师，则应“重其脯修，丰其供给”，择聪颖之匠，随之学习，三年技成，另有所酬，一切根据合同行事。其四、还要“选坚实聪颖者数人，分赴英法煤矿各厂，专心学习，学成而归。将来董司其事，则全权自我操矣。”至于出国学习的项目，则以掌握勘探、化验、采煤、冶铁以及煤机的修理和制造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为主。一俟这些出国深造的高级技术人才归来之后，即可“董司其事”，也就是能够接替原由西洋技师所担负的全部工作，从而达到“权自我操”而“不至授人以柄”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爱国的，进步的思想。

第四、不断改进，“师夷长技以制夷”

左宗棠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兴办洋务企业，主要是为了抵制外国侵略者从军事上、经济上对中国进行的侵略。1866年他设立福州船政局即系从“中国自强之道”而出发；1880年建成的兰州织呢厂，则是为了开发西北富源，就地取材，“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才多方擘划的。在实践过程中，左宗棠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并不逊于西方。所以他于《海国图志•序》中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造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按：即魏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落后性，中国与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因而要想在短期内立即赶上，显然就不够现实。可是，“覃思研求”奋起直追，还是必要的。为此，他主张采取如下的几项措施：

一曰：面向世界，认真学习。左宗棠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换言之，外国能够制造的，中国也必须能够制造。抱残守缺深闭固拒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只有把对方的技能学到手之后。才能做到“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显然，左宗棠的这种积极努力以求自立于世界近代国家之林的思想，比起顽固派的昏聩愚昧来说，真不啻判若天壤！

二曰：要有坚强的恒心和毅力。左宗棠认为学习西方，不可能是毫无障碍一帆风顺的。他说：“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各种困难踵接而来，“皆意中必有之事”。只有思想上充分做好准备，才能“始有所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

三曰：逐步改进，提高质量。左宗棠说：“由钝而巧，由粗而精”。进一步求得发展完全可以“期诸异日”。至于开始阶段，中国产品“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无论如何，有网捕鱼总要比“羡鱼而无网”要好得多。至于深入堂奥完全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应该说，左宗棠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左宗棠所阐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胡恩燮父子兴办徐州近代化煤矿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胡恩燮认为“西法愈出愈巧”，必须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先通其议，而后仿效其事”，才能“择善而从”。为此，他阅读了当时所能看到的译自西方的有关采煤炼铁方面的书籍，作为自己经营这一新式企业时的参考。其次，胡恩燮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条件，只能采取“因地制宜”逐步前进的方针。“先用土法参以西器，从撙节而求实效”。俟条件许可之后，“再照西法大开煤井”以求进一步发展。再次，“煤铁兼兴”，发展多种工业，胡恩燮认为只要把徐州煤铁矿业办好，“数年之后，煤铁充牣”。即可在此基础之上，兴建“铁路、炮厂、船厂”等工业，把徐州建成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在产量日丰、品种齐备之后，即可“不必取之西洋”了。

总之，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之后，左宗棠在办理洋务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倡办徐州新式煤矿。“仿造西法设厂开挖”就是为了抵敌“洋煤”。减少其入口“而塞漏巵”，亦即广开中国之矿藏，以免金银之外流，从而达到在经济上抵制西方列强侵略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左宗棠焦劳擘划兴办徐州近代化煤矿是煞费苦心的。他值得我们赞扬之处：首先是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有所提高有所前进。其次，他将爱国主义思想与兴办洋务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其目的不是为了扩展和壮大自己及本派系的势力，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抵制洋货。因而左宗棠在创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务时，就是从南洋、北洋军需民用的全局来考虑的。并无湘、淮派系的成见，这是他胸怀坦荡以大局为重的具体表现。第三、左宗棠思想敏锐而开展，富有改革精神。当洋务运动时期用官办、官督商办之类的方式所兴办的企业弊窦丛生之际，他立即提出了官办不如“商办”的主张，徐州近代煤矿就是他晚年倡议商办企业的产物，其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说，在洋务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这是独开风气之先的。第四、左宗棠具有坚毅不拔、忠诚于自己事业的精神。他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1882年兴办徐州新式煤矿之后，直到1885年9月逝世前为止，一直关心这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他还打算炼钢铁、修铁路以及兴办其他军用民用工厂把徐州建设成为综合性工业基地。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十八日《申报》载：徐州煤矿开办以来，“成效昭然”，而“铁路之益，迟早必兴，炼铁实为当时急务”，“刻闻左侯相（即左宗棠）又以利国铁矿架乎五大洲之上，亟应筹款早开，殷殷入告”。从而可知，左宗棠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徐州煤铁矿。这种执着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必须指出，左宗棠的上述思想自非仅仅局限于兴办徐州近代煤矿方面，也表现在他于光绪十年调到福建后，主张采用西方机器设厂炼糖的问题上。这一年的年底，左宗堂在《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摺》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宗旨说：首先，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福建一带的甘蔗资源。他认为不仅不能“与民争利”，还要“教民兴利”要积极兴办新式糖厂，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尽民间未尽之利”。其次，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设备，降低成本，拒敌洋糖。为此，左宗棠认为必须“选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学习。然后再“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俟有成效，“即行扩充”。从而达到“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以免“利权外属”之害。其三、要实行商办，才能持久。左宗棠认为创办新式糖厂，可以先“由公款中拨款数万两”以为倡导，一旦办理得法，“官倡其利，民必羡之”。只要“商民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俟“官项既还”，即可将官办改为商办，以期维持久远。其四、要保护民族权益，不许洋商窃取大权。左宗棠认为中国的企业只能属于中国人民所有。因而招商入股，必须以“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为限，要严防外国商人冒名顶替，套购股票，窃取企业管理之权。由此可知，左宗棠在糖厂创建伊始，即注意到国家权益的问题，其爱国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至于经营管理的方式，即“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原则，更由矿业扩大到轻工业的领域，反映了左宗棠的勇于开拓不断前进的思想。由于糖厂的规模不大，后来所起的影响亦不能与徐州煤矿相比，这里就不多谈了。

恩格斯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上文分析可知，左宗棠不仅比颟顸无知。深闭固拒的顽固派要进步得多，而且比李鸿章等洋务派也更具胆识和远见。那么，徐州近代化煤矿为什么不能迅速获得发展呢？其主要原因：一是左宗棠死得过早，如果再假以十年岁月的话，徐州煤矿能够继续得到他们支持，就有可能赶上开平煤矿的规模。二是生产与运输的矛盾无法解决。当时运输工具十分落后，陆路靠古老的牛车，水路靠陈旧的木船，运费高昂而数量有限。因而“数年竭力开一井，必停数年以待销”。胡恩燮父子虽然善于经营，但因运输阻滞，也只能徒唤奈何而已！所以决不能以徐州近代化煤矿未能在左宗棠生前即大奏功效而多所责难，必须对历史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抑有进者，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帮助与鼓励，才进一步坚定了胡恩燮父子办好企业的信念。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利国之煤铁，关系国家之富强”，因而不辞辛劳全力以赴。虽然在办理矿务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接踵而至，可是胡氏父子均时时以“当日左文襄公奏请开办，‘上以备军国之需，下以兴美富之业’”的话来激励自己，终于将这一新生事物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推向前进。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徐州煤矿的运输问题得以解决。从此，“就路运筹沪销，矿事骎骎始有起色”，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徐州煤矿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跃进。今天，它已成为全国十大煤矿之一，年产量在一千二百万吨以上，是1882年开办时年产量三万吨的四百倍；煤矿工人也由当初的五百人，增加到十万人以上。现在全体职工正在日日夜夜地辛勤劳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源。因此，追本溯源，左宗棠于一百余年前倡办与扶持徐州近代化煤矿，就为后来的发展起了奠基石的作用。他晚年的这一功绩，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给予高度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