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四年十一月，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的建议，宣布新疆开置行省，设置州县。取消吐鲁番王和各城伯管克理民政的权力，从而加强了清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辖和行政管理，对增强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力量，巩固西北边防有着积极意义，新疆建省更加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新疆各民族的发展及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在新疆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是一页重要的篇章。在收复新疆和新疆开置行省的曲折过程中，左宗棠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考察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新疆建省中的活动和作用，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左宗棠显然是有意义的。现提出自己的刍荛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为新疆建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疆古称西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公元前二世纪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此后中西交通贸易大盛，到西域去的“使者相望于道”，往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公元前六十年汉宣帝命郑吉为域都护，设立幕府，治坞垒城。“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从此，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以后，历代相沿，都在西域设有政权机构管辖这块广大地区。

清朝前期，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安定边境秩序，清政府曾数次用兵西域，平定了各种分裂势力，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一七五九年清政府“宣示中外”，将西域改名新疆。设置了以伊犁总统将军为首的各级军事、行政机构，对西域进行以军事管辖为主要特征的统治。新疆虽然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但无可讳言。这种管辖是比较松散的，即使到了清朝后期也是“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左文襄公全集•奏稿》５７卷）地方行政大权基本上控制在当地王公伯克手里，仍是“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畏所官头目”。《左文襄公全集•奏稿》５３卷），显然这种统治只是无源之水，是极不巩固的。

一八六四年，新疆各族人民发动大规模反清运动后，由于一些反清运动领导权为少数民族头领所把持，在新疆造成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彼此互相攻杀。占据南疆喀什喀尔城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萨德克伯克，为打败敌对势力，竟向中亚伊斯兰浩罕国乞援。一八六五年春，浩罕酋长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建立起反动政权“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占据新疆后，对新疆各族人民施行极其残暴的统治，他不仅没收农民的土地、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掠夺汉回金帛。而且还大肆屠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新疆各族人民。把新疆变成了“毒杀与系狱，没收财物，死刑与拷打”的人间地狱（《平回志》《回民起义》三册）。

此时，英国正企图向新疆地区扩张势力，于是积极支持阿古柏，企图通过阿古柏把新疆从我国割据出去，变为英国的殖民地。沙俄为抵制英国势力不从心新疆的扩张，也积极拉拢阿古柏，它们双方都与阿古柏非法签订条约获得大量侵略特权，不仅如此，一八七一年沙俄还乘新疆动乱之机，出兵强占伊犁。这样，新疆的事变早已不是回民起义抗清的问题，而是外国侵略者利用分裂势力，企图将新疆割裂出去变为其殖民地的问题了。

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内部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新疆，（《李文忠公全集•奏稿》24卷）建议停止进兵征讨，改用招抚办法，准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粤属苗瑶土司，自为部落；或如越南、朝鲜的“略奉正朔”。（《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99卷）然后“移西饷以助海防”。（《李文忠公全集•奏稿》24卷），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抵抗派则认为，新疆丢失对清统治不利，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6卷）主张出兵新疆收复失地。由于阿古柏的罪恶活动和英俄对新疆的侵略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再加上收复新疆也符合清政府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种原因终于促使清政府采纳了抵抗派的主张。一八七五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后，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方针，先以主力收复天山北路，并打开进入南疆的大门，接着挥师南疆。由于这次战争是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清军所到之处都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阿古柏反动政权迅速被打垮。一八七七年六月，阿古柏兵败自杀。到一八七八年初，除伊犁仍被沙俄侵占外，天山南北全部收复。

喧嚣一时的“哲德沙尔汗国”虽然覆灭了，但它使人们意识到西北边疆问题的重要性，阿古柏匪帮以不过五、六万人的武装力量。居拨兵保护，把他们资遣回籍，并“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左文襄公全集奏稿》50卷）。在西征军饷万分拮据的情况下，左宗棠却能不惜巨款，解决难民的具体困难，使他们回到原籍，恢复生产，这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和难能可贵的。

屯田垦荒，发展地方经济。左宗棠的屯田思想由来已久，还在年轻时代就提出过在新疆实行屯田的主张，这次亲临西北，自然对屯田特别重视，左宗棠推行屯田，最初之意虽在解决军粮，然而他懂得：“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迺为不竭之源”。因此他主张把军屯和民屯并举。他指示张曜对愿意承垦的贫苦农民，要先借给种子、牛力、农器等。令其安心生产，对“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光绪政要》一卷）而所借种子收成后只归还原数，平民种出来的粮食一律不折不扣照时价收买。实行军屯的地方，也应使士兵在种出粮食后能得到一定的报酬，对于督率屯田卓有成效的军官，也要照样记功奖赏，否则记过。张曜在哈密办理军屯和民屯取得成绩后，左宗棠又将张曜屯田的经验在各地全面推广，收到了较好效果。

左宗棠对水利尤其重视。他认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左文公全集•批札》2卷）他经过实地调查后又发现：“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左文襄公全集•书》22卷）但左宗棠考虑到新疆各族人民历遭兵燹之劫，因此把疏浚河渠，修建坎儿井等费力较大的工程都交由军队担任。当时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喇沙尔、库车、哈密等地，都先后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

左宗棠在西征时发现新疆有不少桑树，于是命令新疆各地方当局在哈密、吐鲁悉、库车、阿克苏先行设立蚕织总局，负责推广种桑、育蚕、织绸。为了提高养蚕技术，左宗棠还从浙江湖州“雇募士民熟习蚕务者六十名……并带桑秧、蚕种及蚕具”到新疆传授种桑，“浴蚕、饲养煮茧，织造诸法”。（《左宗棠年谱》10卷）此外，左宗棠对筹建铁厂制造农具，以及以种植棉花取代种植鸦片也很重视。

改革赋税制度，整顿财政金融。田赋是新疆财政收入的大宗，过去南疆实行按丁计征，与其他省份不同，既有无赋之田，也有无田之赋，负担不平，是新疆主要弊政之一。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左宗棠就按照内地的赋税制度，规定粮随田起，摊丁入亩，十取其一。另外新疆当时仍存在差役制度，虽然并不苛重，但由于官取其一，丁役倍之，而承办差头人、乡约里正又倍之，层累既多，中饱无餍。因此百姓们仍困苦不堪。左宗棠认为：在常难革除差役的情况下，关键就在于革除州县衙门的“内弊”，严禁头人、乡约里正等苛索平民百姓。并整饬军纪，严禁拉差。他又规定以后役从田起，派役多少。“须以户民完纳钱粮多寡数目为定”。他的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乾隆平定新疆时，为了使新疆币制与内地统一曾发行制钱。但在新疆战乱中已销毁殆尽，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又铸天罡银币，每枚重五分，“式园如饼，中无方孔，不类钱形，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伊犁又流行俄国羌帖，钱法混乱，流通不足。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就命张曜铸新银币逐步代替天罡银币由于这种新银币重量均等，因此不仅杜绝了私铸私销之利，而且也便利交换的发展。

废除伯克制度、整顿吏治。十七、八世纪新疆已有完备的伯克制度。乾隆平定南疆后，为巩固南疆的统治，就在南疆设立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让他们领兵驻扎各地，实行军事统治。但这些大臣只管军事，不理民务，因此地方行政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伯克们的手中。广大人民在伯克制度下，遭受残酷的瑶役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再加上伯克对广大人民巧取豪夺，苛敛无度，从来不考虑开发新疆，从而至使广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这种制度阻碍新疆经济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仅如此，伯克制度还是外国侵略新疆可资利用的工具，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英俄侵略者往往利用伯克制度插足新疆。但伯克制度存在已久，势力盘根错结。平时要想改变很可能出现政治动乱。因此，左宗棠在用兵南疆时，就抓住了伯克势力在战乱中遭到沉重打击的大好时机。以卓越政治家的姿态大刀阔斧地革除伯克制度。在西征军收复各城后，皆委任道员知府、知县等组织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工作，伯克只能催征赋税，不准插手地方事务。左宗棠认为：废除伯克制度，民财大权集中官府，才能消除官民隔膜，着力进行建设，认为“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

左宗棠很重视整顿吏治。他说“为政首在利民”，“官评以操守为重”。衙门一切陋规在所必革，但他还认为当官只是清廉还不行，还应为地方“兴利除弊”，为边疆图“长治久安之计”。（《左文公全集·批札》卷7）所以他很注意考察新疆各城善后局官员的政绩，有功地就给予表扬嘉奖，转迁升官；对贪官污吏、豪强恶霸则严惩不贷。

修筑道路、修筑城墙。西征军进军新疆时甚感交通不便之苦，左宗棠于是从军事斗争的需要及新疆和内地的政治统一，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着眼，责令部将沿途筑路建桥。其重要工程有张曜督率嵩武军开凿的哈密到巴里坤之间的三百余里山路；吐鲁番驻军修筑的从哈密到辟展的一千余里大道；阿哈布拉驻军缒险凿石扩建的阿哈布拉通道；喀喇沙尔善后局会同驻军修筑的清水河西的险滩通路。此外左宗棠还命令在通道两旁，各城之间设驿站、建官店、储钦水、各柴草以供传递文报和过路商客歇宿。

左宗棠在西征过程中看到沿途关隘，城墙都受到破坏，于是他从加强边疆的防御能力着想，下令西征军一律加以修缮，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市，则扩建城墙。当时主要修复和扩建的有嘉峪关、安西、喀喇沙尔、库车。新疆南北路各城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修筑。此外，还在英吉沙尔至布鲁特界，按照旧卡伦界址，乞讨筑边墙，间筑碉堡，形成“长城屹立”之势，更使界划分明，“尤为百世之利”。经过西征军和甘新军民的辛勤努力，形成了驿道联络各城，来往自如的有利局面，从而使新疆地区形成了祖国西陲纵深无限广阔的防御网。

左宗棠清楚地认识到，要在新疆正式建省，必须要有清朝中央政权的支持，因此在西征的同时，他又屡次奏请清政府，不仅从西北的战略形势论述了新疆建省的重要性，而且从目前形势和长远利益论述了新疆建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八七七年，左宗棠在他的上疏中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又说：“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辑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而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遂之警，都是“祖宗列朝削平凖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因此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指臂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于是他主张，“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他从行政建置必须因时因地而变易，说到保卫西北边疆的重要意义，最后归结到新疆建省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但请政府对左宗棠这个主张未置可否。半年以后，新疆南路全定，左宗棠又奏请新疆建省，并请交京内外会议，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左宗棠又奏请清政府，陈述新疆建省两大理由，一是人口逐渐增加，不必担心无可治之民；二是改设郡县，清丈地亩，可保长治久安。一八八〇年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疆建置大略，一八八二年左宗棠虽已改任两江总督，但他对新疆建省问题仍念念不忘。他又上疏陈述早定建省大计五方面的好处。一、“取我固有之地而治之，疆索轶然，行国居国相芘以安，异类无从搀越”。二、“中外交涉事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督抚近驻其地，治内治外，凡可以防患于未然者，先事调谬，绝其祸本，不至潛滋暗长，难以收拾。”三、“防营未撤，将士用命，既可壮疆臣之声威，即将来设立制兵，亦可就中挑选久经战阵之才，错落布置其间，土气既扬，军威自壮”。四、“回民素性虽悍，新出水火，当为急谋安插，结以恩信，则感激易生”。五、“从前兴作各事，借资勇力者居多，而不可无官以善其后。督抚睹闻亲切，黜陟分明，乐事劝功，人知自奋”。最后他告诫清政府说：“万一强邻窥伺，暗煽併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与其抢攘于事后，曷若審慎于几先，如是则虽一时稍觉劳费，亦有不得而惜者……”（《左文襄公全集·奏稿》56卷）左宗棠的这些奏请和上疏为清政府了解新疆形势，坚定新疆建省的决心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八八四年九月五日，力尽筋疲的左宗棠因病去世。此时新疆虽未建者，但由于左宗棠棠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已在新疆全面推行，从而使新疆虽无行省之名，却已有行省之实，同年十一月七日，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巡抚，正式在新疆开置行省。

新疆建省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的管理形式，取消了吐鲁番王和各城伯克管理民政的权力，使新疆军政制度与其它行省划归一律，加强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主的统辖，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颠覆和侵略，有利于祖国的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新疆建省也促使维族农奴制度的进一步解体，有利于新的生产方式在新疆的推行，推动了新疆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新疆建省还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三、从新疆建省看左宗棠

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向帝国主义过度的阶段，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都展开了疯狂的角逐，英俄在中亚地区的角逐，给我国西北边疆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九六五年浩罕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侵入新疆，一八七一年沙俄又出兵强占我伊犁地区。在这新疆有沦为英、俄殖民地危险的紧要关头。左宗棠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且不顾高龄多病，舁榇出关，亲赴疆场。为筹集西征大军粮饷，他运筹帷幄，排除了李鸿章的阻挠破坏；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他不为英国阴谋所惑，不为沙俄威胁所惧，排除万难终于收复了新疆。在新疆前途问题上，他继承了龚自珍、林则徐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主张废军府、设行省，对巩固祖国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促进新疆建设，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左宗棠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是龚林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新疆设省思想的继承者。

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是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上，他们却有明显的区别。李鸿章在新疆遭到侵略的情况下，不顾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主张放弃新疆，在实际上充当了外国侵略者的走狗。而左宗棠则敢于抵御外来侵略，每当祖国统一遭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成为爱国抵抗派的中流砥柱。在西北边疆危机，而用兵新疆又遭到李鸿章之流大肆反对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不顾高龄多病，驰聘沙场、治政边陲，把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张变为现实。因此，左宗棠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过去对左宗棠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评价很多，而对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谈得比较少。其实，仅从新疆建省过程中左宗棠制定的各项政策和采用的策略，都可以看到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和谋略，正是因为他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不间断地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以及收复伊犁、开置行省等结合进行，从而才完成了新疆建省的准备工作。

左宗棠又是龚林在新疆建省思想的继承者。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资本主义列强纵横捭阖，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边疆危机不断。在这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激化的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等就呼吁改变治道，图谋富国强兵，要求加强西北边防。左宗棠则是他们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在二十二岁时就赋诗响应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的倡议。当他成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之后，就致力经营，使龚林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新疆建省的思想终于在他手中得到实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左宗棠是十九世纪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在保卫与建设西陲边疆的过程中，他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反侵略、反投降的中流砥柱，他保卫和建设新疆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如若没有左宗棠坚决主张并亲自带兵收复新疆，以及他为新疆建省作出的巨大努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必将继续下去，其结果轻则几十万膏腴之地落入他人之手，重则新疆为之不保，如再遇强敌入侵，势必更“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因此，左宗棠在新疆的贡献不仅是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而且也符合祖国民族的长远利益。他收复新疆、巩固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