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而逐步成为满情王朝统治集团之中举足轻重，很有影响的成员，但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在中国近代史上作过重大贡献。尽管以往有不少的人对他一生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对当时身处复杂环境的左宗棠作更深入的探讨，进行具体的分析，给予恰当的评论仍有必要。因此，本文拟就左宗棠一生中的主要活动略作述评。

一

正当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江河日下，穷途末路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却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摆脱经济危机，趁火打劫，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便用枪炮将中国的大门轰开，投降卖国的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出卖民族权益的条约。从此，中国封建长堤打开了几个缺口，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入侵，商品大量倾销中国，鸦片贸易更加合法化，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左宗棠目睹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满清统治集团的腐败，祖国贫穷落后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状，便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他主张，坚决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使中国从贫弱落后之中振兴起来变成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左宗棠在清朝封建地主官僚中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又一位勇于学习西方，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具有爱国思想的重要成员。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为了抵抗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林则徐十分注重掌握敌人的动向，不断派人翻译外文书报，刺探西事，搜集各国的情况，组织编译《四州志》，购买并仿制西洋武器，改革军事技术装备。他用中西造船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提出制造船炮，“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主张。这样，林则徐便成为中国近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而魏源在其著作《海园图志》中则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武备当振”。他尖锐地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把向外国学习看作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魏源主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外敌入侵，中国才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不难看出，魏源在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因而他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

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的思想，对于洋务派搞洋务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之中，左宗棠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言行之中对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有新的发展，并且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人物来说更具有不同之处。

应当看到，林则徐、魏源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未作深入考察研究，所以对西方的认识十分浅薄。他们当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只能主要地从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着眼，并未能付诸实践，而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则立足于“借夷剿贼”“师夷智以制炮制船”，则制造洋枪洋炮，镇压农民革命。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首领，他虽然提倡向西方学习，但他一贯主张避战求和，“以诚信驭之”。坚持妥协投降，出卖民族利益。即使有时也空喊几句“抵抗”的口号，但内心却幻想出卖国家民族权益来满足外国侵略者的欲望，以达到中外“力保和局”的目的。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则注重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他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势力，不受制于人。独立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成为富强的国家。因此，他具有明显的“制夷御侮”，振兴中华的思想，他对极端守旧派以“孔孟之道”和格守“祖宗成法”来反对洋务，视洋如仇，拒不向西方学习，害怕动摇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体制的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一切依赖洋人，受其控制，苟且图存的可耻行径。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之真实情况，侥幸求胜；继坏于自负深恶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上”。左宗棠认为对外国应采取的态度是：“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寻其生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一八六二年，左宗棠针对当时外国侵略者以船炮称霸海上，侵略中国的情况，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他认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左宗棠就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筹备。他们征得法国的同意，从法国购入成套设备，雇用了几十名技师和工头。日意格、德克碑任正副监督。左宗棠所创办的船政局，侧重在学习造船技术，培养技术人才，没有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这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洋务派人物的不同之点，也反映了左宗棠有独立发展中国造船业的思想。他指出：“兹局之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左宗棠在坚持独立自主，师其能而不为其制的原则下。不但重视引进先进技术，而且更加注重对自己人才的培养，他主张聘请外国技师当教员，挑选内地各工匠中较优秀的青少年进行培训。因此，他在船政局附没前后学堂，前学堂学习法文及制造学，后学堂学习英文及驾驶术。复与日意格议定，五年之内，“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所以，当一八七四年日意格辞职后，外国技工人员减少，而船政局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下仍然能够继续生产。到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的时候，船上连一个外国人也没有，全部都为中国人操纵。从一八六八年一月开工，到一八九五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船政局先后共制造大小轮船三十六只，而在日意格任监督期间，制造了轮船十五只，后来自己造船二十一只。这些轮船只“可载运，而不足备战阵”。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八六六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他所推荐的沈葆桢继任总理船政大臣，沈缺乏自力更生和创新思想，“恐不免依样葫芦耳！”此后，左宗棠又于一八六九年设置西安机器局，制造新式武器和弹药；一八七二年创设兰州制造局；一八八〇年兴办甘肃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毛纺织工厂，左宗棠所创办的这些近代民族企业充分体现了他“向西方学习的独到之处和爱国思想。”

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独立自主，富国强兵，而奔走呼号，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而左宗棠的师夷思想和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对近代政治思想，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左宗棠提倡思想解放，冲破了旧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反对那种自古以来盛行的“重本轻来”的思想偏见，认为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他批判了极端守旧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惧怕洋务，以“学尧舜之道”来反对制船造炮的保守思想。他也抨击了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抑人鼻息，以保持“中外和好”局面的洋奴哲学。左宗棠十分重视人们的实践活动，讲求实效，认为西方各国科学之所以迅速发展就在于“中国以义理为本，以◇事为末，外国以乞事为重，义理为轻”。因此，他具有实干的精神，他的师夷观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不仅在洋务派之中独树一旗，而且对后继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左宗棠极力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独立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以“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夷”，他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主要用海防，对付称雄海上而来的外国侵略势力。他先后设立的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筹大型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主要是为收复新疆军事服务之用。左宗棠用于新疆战争的武器，主要是来自兰州制造局。这些近代工业为左宗棠推毁阿古柏政权，抵抗英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左宗棠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既是他自己心血的结晶，也对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低抗外来侵略势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于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开展文化思想交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左宗棠设立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洋务派所办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该厂所雇的工人最多的竟达二千人。同时，还设立了福州船政学堂，并分设造船班，驾驶班，聘请法国人和英国人主持，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学生入学，学习期限五年，毕业后◇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后来还派船政学堂的学生出国留学，成为我国第一批海军学生。左宗棠所办的其他近代工业也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吸收了大量工人。所有这些事情，对于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队伍，促进中外文化科技的交流和发展无疑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左宗棠的师夷思想和实践活动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对于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和毛纺织工业，都直接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使所创办的企业先后停办，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所创办的企业也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但左宗棠能够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勇敢地冲杀出来而向前迈进一步，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言行所体现的革新思想和民族气节应当值得赞颂。

二

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制造新式武器，抵抗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这是左宗棠一贯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他就精心研究战略战术。“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关心国家大事。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严禁鸦片，坚决抗英的正义行动十分敬佩，而对琦善等人的投降卖国则表示非常痛恨，他指出：“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一八五〇年，林则徐对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发出了警告。希望子孙后代对“俄患”应当有所警惕。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海防”和“察防”并重的思想，他不仅十分重视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之地入侵中国，而且密切注视英俄对我国西北地区所进行的分裂阴谋。因此，当他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就奉满清王朝皇帝之命毅然挥师挺进新疆。

那时，英、俄早已在我国新疆地区胡作非为，活动十分猖獗，沙俄狂妄地把我国南疆地区称作“东土尔克斯坦”，梦想鲸吞我国新疆地区。一八六五年，浩罕的陆军司令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军自中亚入侵我国新疆地区，攻占天山南路各城。一八六七年悍然成立伪“哲德沙尔（七城）国”。一八七〇年，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了新疆。

沙俄、英国都阴谋假手阿古柏，以便控制我国新疆地区，自一八六六年沙俄与阿古柏签订所谓协定之后，双方代表往来频繁。一八七二年沙俄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取得在南疆通商特权。当时英国见沙俄势力深入南疆地区也想染指，便多次派人笼络阿古柏，企图从中中渔利。

当阿古柏势力北犯，威及伊犁时，沙俄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派兵侵占我国伊犁及附近地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施行殖民统治，仅在金顶寺一地就将“汉回剿杀一半”。一八七二年满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沙俄则蛮横霸道，拒之不交。

左宗棠目视英俄支助阿古柏政权，分削新疆的阴谋，心中怒火满腔，决心率兵入疆，“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旋。”一八七四年，当左宗棠粉碎回民上层分子的叛变阴谋，打通西征新疆道路后，便开始积极作好进军新疆的准备。一方面筹措军饷粮草，实行屯垦，打好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添置枪炮弹药，加强武器装备。还整顿军队，补充兵额，训练精兵，整装待发。正当左宗棠紧张备战西征之时，日本派兵侵略台湾，东南沿海防务紧张起来。于是，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便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何者重要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东南海防比西北塞防重要，有的人说西北塞防比东南海防更加吃紧。而李鸿章的准系集团的主要地盘设在天津，从发展私家势力出发，他公然主张放弃新疆地区，“准其自为部落，如滇、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足矣”。应当集中财力用“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新疆绝对不能放弃。他指出：“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拢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积，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应该通筹全局，从长计议，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毫无疑问，左宗棠的“塞防”与“海防”并重的思想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实际上，这次“塞防”与“海防”之议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待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问题上投降派与抵抗派之争。左宗棠从爱国立场出发，据理力斗，取得胜利，充分体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加上清政府多次与沙俄的协商交涉均毫无结果。所以清政府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一八七六年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规复新疆。

同年七月，左宗棠出关进军新疆，讨伐阿古柏。英国原想利用阿古柏吞并南疆地区，并入印度，让沙俄占据北疆地区，从而瓜分我国新疆地区。左宗棠进军新疆引起英国的不安，英国驻华公使急忙向李鸿章表示愿意“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对于英国的“调停”清政府曾产生过某种幻想。左宗棠及时揭露了英国的阴谋，指出“英人为清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沙俄也竭力进行阻挠，因为阿古柏的存亡，直接涉及俄国为还伊犁问题。左宗棠对英、俄两国的干涉全然不顾，坚持收复新疆。一八七七年，在热爱祖国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之下，同仇敌忾，协同作战，使远征军节节取得胜利。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在窜逃途中，服毒自杀。民族败类金相印，被捕处决，残部在沙俄侵略军的庇护下，逃入俄国境内。俄、英利用阿古柏吞并我国新疆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新疆重返祖国怀抱，当然应归功于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献助粮食，马匹，充当向导，脚力，并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左宗棠作为进军新疆的全军统帅，其个人的历史功绩不可低估。整个新疆战役，前后历时一年半，其中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一点，而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战前的准备工作。他进军新疆虽然也屠杀了南北疆人民，犯有过错，但是他击败了阿古柏，阻遇了英国及其附庸土尔其的侵略野心，挽救了祖国的部分疆土和部分人民，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与完整。

左宗棠不仅收复了新疆，而且对新疆地区进行◇◇大的建设。他“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要。”通筹全局，功绩卓著。左宗棠向清政府陈报：“在他族逼处，故土新归”的形势下，应乘此时机在新疆地区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才能免于“强邻窥伺”“蚕食鲸吞”，否则会“前功尽失”。清政府接受了他的主张，于一八八四年冬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这时左宗棠已于几年以前就离开新疆。由此应当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地区，彻底粉碎了英、俄分裂我国神圣领土的阴谋，对新疆地区的开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时，沙俄仍旧占据伊犁。一八七八年六日，清政府派崇厚去俄国交涉伊犁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崇厚屈从于沙俄的威口下利诱，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左宗棠对此非常气愤，向清政府上书反对，提出了“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主张。决心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立足于以武力作后盾，和谈不能解决问题，则以武力收回。这种和战并用的斗争策略，得到清政府及湘系集团的赞同，也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在处理中俄关系中的先例。正因为这样，伊犁终于回归祖国。

三

由于左宗棠归复新疆，建设边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功绩卓著，所以满清政府于一八八一年授于他军机大臣。于是，左宗棠满怀留恋不舍的心情离开多年战斗的新疆，踏进都城北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第二年调任西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此时左宗棠虽然已离边疆，“旧疾增剧”。但他仍就巡视各地，督办水利，关心农事；积极加强战备，注意边境事端，为祖国的事业日夜操劳。当法国侵略者进攻越南时，左宗棠密切注视中越边界动向，认为我国西南边地十分重要。他指出：“越南与中国接壤，非若琉球隔在外洋，距日本较近，可以度外置之也。如越亡，则我之外藩尽撤，广东边宇危，黔边腹均形辣手，厉患何以胜言”？因而必须积极援越抗法，主张“进兵之道，仍非由广西、云南边界不可”。并“令就募广勇数千人，而请身赴滇、粤督师”。

一八八四年六月，法国侵略军舰队，分两路从海上进攻中国。8月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法国的一支舰队进犯台湾基隆，遭到清军爱国官兵的坚决还击，经过激烈斗争，法国侵略军宣告失败。不久，法国海军中将技孤拔率领的一支舰队以更大的规模袭击福建的马尾军港，由于清政府醉心于和谈，李鸿章执意妥协，禁止北洋水师前去支援。而福建水师不作任何准备，使福建海军惨遭失败了，马尾造船厂被彻底击毁，东南局势十分紧张。此后，左宗棠奉清政府之命以钦差大臣，督师福建军务前往福建视师，“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他在福建前线，积极整顿防务，不顾疾病在身，冒着风雨巡视炮台。当时，法国侵略军已占据基隆，分兵四出进扰。左宗堂向清政府奏请派杨岳斌自海道赴援，并“首议调兵援台，分布内地防军，设沿海渔团”：法益封禁，海口，劫掠商船，日出兵船游戈，防我师东渡。左宗棠则“檄南洋兵船放洋，佯为经薄台北，而遣道员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各军，自泉州蚶江冒险潜渡。同时他：申严军纪，封塞各海口”。这样，迫使法国侵略军无法进犯而退。

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大战镇南关，经过两天激战，法国侵略军惨败，中国取得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此时，满清政府高唱“乘胜即收”的滥调，命令各军停战。而左宗棠则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又指出：“前约已置越南度外，而新失之基隆，澎湖必当议还，然后可许”。这充分体现了左宗棠对外国侵略者绝不屈辱妥协，祖国山河寸土不让的伟大爱国思想。可惜，年逾七旬的左宗棠因积劳过渡，疾病增剧，死于福州抗法前线。临终遗言，他感叹不已，“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达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可见，铮铮铁骨，赤子之心，光辉思想，永照乾坤。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左宗棠由于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向往科举仕途之路不成。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之际，同胡林翼、张亮基、骆秉章、曾国藩等人彼此瓜连藤绕，盘根错节，使他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羁绊。因而在历史的浪潮之中他走入了镇压农民革命的歧途，使自身染上了斑斑污点。左宗棠的一生，自然不是那些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学者所吹嘘的“中兴各臣”也不是时人对他言过其实的评议：“绝口不言和谈事，千秋维有左文寰”。更不能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左屠夫”的帽子，虽然他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留下的脚印深浅不等，但他对历史的贡献却客观存在，就主要而言：在政治上，主张民族自主，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在经济上，主张创办近代企业，建成独立富强国家；在师夷观上，主张引进先进技术，重在培养人才，“制夷自强”；在外交上，主张和战并用，维护民族尊严。他在开发边疆，反击侵略，发展民族经济，促进科学文化进步等事业中，成效显著。左宗棠不愧为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

当然，对左宗棠的过错不能因其有重大的历史功绩而予以原谅，但是应当看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当国内阶级矛盾上升的时候，镇压农民起义的比比皆是。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同外国侵略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则寥若晨星。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只有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等人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话，那末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像左宗棠那样坚决反击外国侵略的人就为数甚少了。左宗棠向西方学习的言行和抵抗英俄侵略在客观效果上不仅比林则徐等到更为显著，而且他比起同时代的人要高超得多，左宗棠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继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不应求全责备，苛求他做出超越那个时代的事业，而应当看到左宗棠已站到了时代的高处，目光远大，用自己的才智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具有革新思想的著名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