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大致分为攻取北路、规复南路和以武力作后盾收复伊犁地区这样三个阶级。这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条件，形成了左宗棠用兵新疆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尤其是攻克北路，收复乌鲁木齐各城之役，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左宗棠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个军事家、战略家的胸怀韬略、运筹帷幄的风度和气魄。

　　（一）

由于乌鲁木齐在新疆北路各城居中心地位，使整个北路作战无论从时间或空间上都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北路之役宜称乌鲁木齐之役。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加剧。继整个新疆被各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割据、争杀之后，最后被浩罕国侵略分子阿古柏所统治。白彦虎入疆后，与阿古柏勾结一气，横行北疆，进一步加剧了新疆的局势。整个新疆，除了东部哈密、巴里坤、古城和济木萨以及北部的塔尔巴哈台仍旧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伊犁地区控制于沙俄手中以外，其余广大地区、千里沃野及要地，尽在阿古柏和白彦虎控制之中。阿古柏屯兵天山南路，白彦虎踞红庙子（迪化州汉城），原妥得琳部下马仲之子马人得则据守乌鲁木齐。

清军西征面临着很大困难，但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清军占有“人和”这个优势。阿古柏一伙对新疆各族人民残暴压迫、践踏、屠杀，造成群情激愤，天怒人怨，各族人民热切盼望官军进疆，解其倒悬。清军手中所控制的哈密、巴里坤到济木萨一线和北部的塔尔巴哈台，为西征军胜利进剿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成为“后路粮饷文报所必经”之道，殊为重要；另一方面，它又是扼止敌人败后内窜的一道防线。巴里坤到古城子之间，“尤为南路吐鲁番之旁窜间道”，故它不仅是进军北疆的一个“桥头堡”，而且走彻底肃清敌人、收复南疆的重要关口。

左宗棠紧紧把握和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在1873年11月一当在肃州扎稳脚根，便立即开始了对所属部队的整编遣汰，并着手部署西征兵力。大致情况是：张曜率嵩武军十六营驻扎哈密，左宗棠指示他应多掘梅花坑，深沟固垒，“以助其险”，重点防备可能入侵肃州之敌；徐占彪驻守巴里坤到古城一线，目的在于防止敌人北窜，同时保证粮运大道得以畅通无阻；已任乌鲁木齐都统兼新疆军务帮办的金顺则率部进驻距古城九十里的济木萨，兵锋威逼乌鲁木齐前塞阜康；左宗棠亲设大本营于肃州，命部下二十九营分屯哈密、敦煌、安西、玉门直到肃州这一千四百公里的路线上。另外，又“请敕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各领兵大臣，增兵防守漠北”。前敌指挥是已任总理行营营务、总统湘军的刘锦棠。

1876年4月27日，刘锦棠自肃州祭旗出发，五月进抵古城区。左宗棠指示刘锦棠，要从敌人要害处入手。古牧地为乌鲁木齐的屏障，克乌城必先克古牧地，然后直下红庙子。

由于准备充分，布置详尽，部署得当。加上爱国将士上下一心，致力规复。因此，收复北疆之役，仅用了四个来月时间就胜利完成了。

7月21日，刘锦棠率轻骑亲临济木萨，与金顺商定进兵之策。此时刘锦棠、金顺在济木萨得到情报，敌军马明和白彦虎部已移师驻扎古牧地防守，南路阿古柏亦遣人来援。所以，刘、金计议必急取古牧地，否则，将影响攻取北疆之全局。从此，收复乌鲁木齐各城之役的战幕拉开。

自济木萨至古牧地有三百余里，如直接攻取古牧地，则会使敌人以逸待劳，加重西征军损失，不便直下。于是，7月28日，刘锦棠所部湘军并金顺兵进济木萨以西二百四十里的阜康城。阜康至古牧地，时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西树儿头子，为大道；一条是经黄田，为小道。大道多为戈壁，无水道，汲饮难得；小道则，“水盈沟浍”，水源充足。敌人为迟缓清军行动，并且使其在攻城时饥渴疲惫，已在黄田筑卡设防，妄图迫使清军走大道。

机智多谋的刘锦棠，将计就计，于8月8日故意命令部下于阜城以西开沟引水，引入渠道，建立营垒，佯装将从大道进攻古牧地。

8月10日夜，刘锦棠会同金顺所部向黄田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毫无防备，等发现清军来攻，已“角声四起”，各要道被封锁。刘锦棠各部占据险要，兵分几支，步骑齐攻。敌人先以骑兵接战，力不能敌，后又以步兵合力顽抗。西征军愈战愈勇，声势浩荡，锐不可挡。匪徒不支，“弃辎重狂奔”，逃往古牧地和红庙子。西征军追至古牧地收军。

8月12日，刘锦棠挥师直逼古牧地。这时听说敌人从红庙子派了数千骑兵来援古牧地。刘锦棠令余虎恩、黄万鹏前往阻击，同时布署兵力，开始了古牧地攻坚战。先派步兵分两路猛攻南关，又亲自督师炮轰城外山垒高地及城关守敌。谭上连在炮火掩护下，率所部迎着敌人密集炮火向城外高地猛烈冲锋，敌人弃关逃入城内。顿时，敌人陷于被动局面，古牧地被四面包围。于是，刘锦棠屯东南，金顺屯西北，昼夜筑起死回生炮台，“度使高城一丈”。连日猛烈轰击古牧地，“城东北及正东皆坏，益排劈山炮环攻，令不得修补。”8月15日，刘锦棠下令知府蜀长祜、付将杨金龙移开花炮于正南，宁夏镇总兵谭拨萃趋正东，提督谭慎典、董福祥等“各◇土伏墙堟，俟城圮而入。”又令余虎恩、黄万鹏、陶生林、张春发、陈广发等各督所部，严阵以待。

8月16日，刘锦棠亲往城南山垒督阵，向古牧地发起总攻。黎明时，董福祥在南城城墙打开缺口，“山垒鼓声聚起”，各军此时已将◇中之土倾填城壕，一拥而入。金顺亦由东北同时入城，古牧地守敌，倾刻瓦解，或降或逃或被毙伤。古牧地终于被攻下。此战歼敌六千余人，阿古柏所派援兵，也“捕斩无遗”，被歼三百五十余人。激获辎重弹药无数，马二百余匹。

事有凑巧，刘锦棠又得到敌人失落的一封绝密信件，上有敌乌城守将马人得批复，述说：“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按：乌鲁木齐、迪化州及妥明所筑伪王城。）城防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因此，黄田、古牧地守敌战败后逃往乌鲁木齐。白彦虎所部精锐◇◇过半，其残余无心恋战，携妇孺南逃。乌城防御既已空虚，所余之敌又成惊弓之鸟，刘锦棠即当机立断，人不卸甲，马不下鞍，疾趋乌鲁木齐。但未及乌鲁木齐，即探得三城之敌已纷纷出窜，刘锦棠即督军急进，“麾军分途猛蹑”，乌城兵不血刃，即被收复。

当乌城被破同时，昌吉、呼图壁以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丧胆，充城南遁。仅有玛纳斯南城之敌韩刑脓依仗城池坚固，拥兵拒守。

此时，左宗棠着力于南路进兵的筹划和部署。金顺所部攻玛纳斯一月未有建树。八月中旬，刘锦棠派谭拔萃、罗长祜率六千人助战。他们分头挖地道、埋炸药，几次轰塌城墙，敌寇多次堵御，双方死伤甚众。10月15日，敌酋韩刑脓中炮毙命，27日韩刑脓部下海宴诈降，被金顺觉察，于是一面派徐学功前往受降，一面命令各部严阵以待。不出所料，敌人伺机反扑，妄图作最后挣扎。金顺一声令下，各军并起奋击，一场激战，全歼残敌。

自此，乌鲁木齐各城全部收复，除伊犁仍为俄人控制外，北路肃清。

　　（二）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为统一祖国边疆而战，是为肃清侵略势力，收复失地而战。收复北疆的胜利，有它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但是，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同身为西征军最高统帅“老成谋国，素著公忠”的左宗棠分不开的。左宗棠对作战的筹划、指挥以及杰出的治军才能，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战略家的风度和胸怀，他沉着坚定，精细计算，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度。

第一，方针正确，决策得当。层次鲜明的战略推进，是贯穿于左宗棠在整个西北用兵作战中的一个显要特征。单纯从军事观点及策略观点来看，他在陕甘作战时，便采取了这种战略地理位置层次推进的策略。他主张，进兵陕西必先肃清关内敌人；进兵甘肃，须先肃清陕西敌人；而驻兵兰州，则必然肃清各路之敌。在他看来，“甘有事则陕受其害，陕无事则甘蒙其利。”这一层次推进的战略思想在西征新疆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概括起来就是“缓进急战”、“先北后南”作战方针，它符合天时地利，符合稳扎稳打的原则。层次战略推进，目的在于“饷道常爱，行师无梗”，避免“牵制之虞”，以便一意进剿。从纵向上看，强调协调一个战略步骤和另一个战略步骤之间的关系，以便步步为营，环节紧扣；从横向上看，则是注重在统一战略部署下的各战略部队与部队之间、各战略区域与区域之间协调步骤，统一行动，克敌制胜。从时间观念看，在作战前，左宗棠除了对于地理、兵源、气候、敌情各种具体因素的研究筹划之外，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用于筹粮、筹饷和筹运转上。他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之要著”。因为作战于远离中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大西北，“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因此，他以一年半的时间用于准备，而从正式发起进攻到收复北疆不过四个月。西征初战胜利，实质上走左宗棠正确的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他正确的决策指挥的胜利。

第二，知人善任，不为遥制。关于用人一点，左宗棠认为“用人一条，尤握诸条之要，虽古今无以易。”在北路作战诸路将领的选配上，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考察。如乌里雅苏台将军（原为宁夏将军）的金顺在左宗棠看来“虽有时凯使乘利，而究之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总之是个“过无可指，功无可言”的人。对这样一个人，左宗棠并不过分苛求，在国家亟需用人之时，积极推荐为乌鲁木齐都统职。金顺尽管同左宗棠有些矛盾，但在作战中，能以全局利益为重，积极配合刘锦棠，英勇冲杀，功绩不凡。张曜在捻军入晋逼京时开始由左宗棠兼制其军。左宗棠对他颇多了解，因而委以首批出关驻守重任。在嵩武军屯军哈密时，条件极为艰苦，张曜则“躬身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在当时极为迫切的屯垦事务上，立下功劳，很得赏识。得到左宗棠信任而出关驻守的还有记名提督徐占彪，他在平肃州时为清军立下汗马功劳，是被朝庭降旨“优奖”之干将。

尤其深得重用的自然是素有“大闯”之称的刘锦棠。刘锦棠是老湘军将领刘松山的侄子。刘松山在左宗棠看来，“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当马，为天下先”的“一时名将”连左宗棠本人也承认自己对他“有心爱护”。刘松山被回民起义部队击毙后，左宗棠奏请加封其侄刘锦棠京卿衔，接统其军。对于刘锦棠本人，给予的评价则更高；“历著战功，灵州即平，复立平湟伟绩”，肃州“要道各逆殄除亦实资其力。”后在光绪元年“奏以亦品卿衔西宁兵备道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率老湘军从征。三十余岁的刘锦棠，年轻有为，不负重托，在征战中，亲临前线，冲锋陷阵，机智灵活，同各路大军紧密配合，为收复北路乃至全疆，立下头功。可见左宗棠在用人问题上，亦可称知人之明，独具慧眼了。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部队上下级指挥关系上，也有鲜明思想特征。他认为，作战中的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但一当临敌则“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形战势往往适应于敌方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胜负止争呼吸”，因而绝无遥制之理，这就是在协调作战部队上下关系互相不为遥制的思想。刘锦棠率大军之所以能在瞬息万变、情况极为复杂的条件下，机智灵活，放胆灵变，以至所向无敌，与左宗棠大胆放权，信任部属，不为遥制的思想关系甚密。在派刘锦棠至济木萨同金顺会合时，他便指示应随机应变，机动灵活，攻守进退，完全由其一人指挥，绝不予以遥制。可以说，左宗棠对部下得务将领大胆使用，大胆放权，充分信任，充分发挥其临敌指挥的积极主动性，也不失为用兵新疆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第三，从严治军，精兵出师。在部队的精减整编与养成训练上，左宗棠的一些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在练兵问题上，他主张“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左宗棠所部军队之所以能够在乌鲁木齐之役中边续征战，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与他平时对部队的严格训练与要求是决难分开的。在部队的整编问题上，他有句“自古边塞用兵，在精而不在多”的名言。尤其在支配关内外兵力时，极为精审。他之所以多次奏请削减冗杂之军，调撤无能将领。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边塞用兵，粮运最为困难，若冗杂之军过多，则会“虚糜至艰之饷”，造成很大拖累，致使影响整个进军计划；其二，关外作战，地广人稀，兵无常态，若以沾染军营恶习之军临敌，不是迂延不进，失去战机，便是妨碍大局，影响军威。在此事务上，左宗棠作出了很大努力。如署陕甘总督穆图善由于治军不严，使部队“沾染恶习已深”，坐吃军粮，虚糜饷银，被左宗棠奏请遣撤其军，别调他职。原乌鲁木齐都统景濂虽然“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惟泥古太多，无应变之才”，喜欢阿谀乘势之人，加之所部军队由于“频年且战且耕，近多疲乏”，故而一些部队“偶闻贱警，一夕溃退”，也被左宗棠奏请以金顺代其职，接统其军。原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治军无状，多年居于关内，虽清政府几次督令他率部出关，终于无法迈步。左宗棠认为“若此时迁延不进，固失战机；既令勉强出关，终难期春振作有为，克当一路。”最终将其弹劾，撤职查办。

此时难说左宗棠没有偏袒老湘军，从而保证湘军主力地位的想法，但战前的精减是极为必要的。当时，“关外兵力本为不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如战事旷日持久，“难睹成效”。欲重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成禄被撤之后，左宗棠要金顺挑精锐留足十五营，而金顺却又调马队一营，炮队一起，时兵力已近万人，另又广收弁勇。左宗棠对此表示了不满。因敌人兵力未增，官军却“渐增渐多”，极不合理。派人去劝金顺裁并营数。因为金顺未能同意，方改派了张曜及凉州付都统额尔庆额首批出关，进驻哈密一线。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要求金顺缩编部队。当景濂调任他职，金顺接统其军后，左宗棠又一次要求金顺汰弱留强，直到北路平定后，还再次要求他缩编为二十营。施行这些措施，所遇阻力不小，但对于加强部队纪律，节省开支，减少浪费，保持机动，从而保障前线部队战斗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新疆这样远踞关内，交通运转极为困难的塞外边关，就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了。

第四，更新武器，改善装备。左宗棠的部队在镇压捻军起义过程中已开始使用新式武器。他亲自目睹了这些武器的威力。认为西洋武器“致远取准，更为绝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此时中国已能仿造一些此类武器，“参用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因此要求兵士多多练习。当他听说阿古柏匪寇也已经配有新式枪炮，便更加注重西征军新式武器的装备。仅刘锦棠所部老湘军，除原已配备的各式枪炮之外，出关前，又配给开花后膛大炮二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300枝，快响枪80枝，标响枪子弹28000粒；后又配给大洋火一百万颗，大号及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并各配炮弹五百余枝，各配子弹560粒，来福枪500枝，各配子弹300发；又发田鸡炮数尊，每尊配发炮弹500枚。应当指出，这个时期，正是冷兵器和热兵器、新式武器和原始武器在中国战场上交替使用时期。如果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以洋枪为标志的新式武器开始在中国较多的使用，那么，在近代对外反侵略战争史上所仅有的两次胜利中（另一次为中法战争），新疆的收复，显示了新式武器的威力，展示了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新式武器取代原始武器的前途，从而扩大了新式作战武器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次新疆规复，推动了兵器发展的历史。以后原始武器逐渐被新式武器淘汰，不能不说是兵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另外，左宗棠的军事指挥思想，也是值得研究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在每一战役或战斗中，应当“先察险夷地形，审彼己情形”，只有这样，才能够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可以说是他用兵的一个法宝了。“平时用兵，应亲临前敌，对敌情审之又审，以免逸误。”有时不必亲自临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以充分后任的将领及所部人才“亦可集事”。对于战局的结果，“过则归己，功则归人”，目的在于“以策后效，以励将来”。这样方可常胜不败。对于所部将领，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随时随地随事根据情况变化妥善处置军情。这些思想，反映出左宗棠作为一代名将的军事素养，反映出他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原则。

　　（三）

乌鲁木齐之役是左宗棠用兵新疆的第一役。但从西征的总体战略考虑，用兵北路的胜利，是西征军收复新疆的关系，对南，扼住了阿匪的咽喉；对北，抑制了沙俄的扩张，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控北制南，为肃清阿古柏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为南北两路。天山北麓，自哈密向北而西，包括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这一路，地势开阔，交通较便利，为北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紧靠天山南麓的哈密以西的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以及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城，形成狭窄一线，为南路。“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地势北高南低，“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敌人驻守北路的主要是白彦虎、马人得匪帮，白彦虎从关内逃到乌鲁木齐，投靠阿古柏，此时领兵驻守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各地，同驻扎南路的职古柏匪徒遥相呼应，连成一气。从形式上看，白彦虎一伙长期搜刮人民，“积储丰盈，无军食匮乏之虞”，且准备充足，以逸待劳，同时，这些匪徒又利用宗教思想，制造民族隔阂，使一些群众为其裹胁，与清军为敌。但是，白彦虎、马人得匪帮叛国投敌，毕竟不是正义之师，不可能真正赢得人心军心。在装备实力上，北路远不如南路，集中于阿古柏老巢的南路贼军，由于得到英俄支持，多已使用新式武器装备。“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盖猖獗。”白彦虎的部队则相反，武器装备大都陈旧。据左宗棠看来，“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他从陕西逃到甘肃，几乎没有占据和把守城池，遇劲敌不敢恋战，常常“自挈党伙先逃”。此时白彦虎不驻乌鲁木齐城内而驻红庙子，便可窥见一斑。这便形成了南强北弱的形势。对此，左宗棠确定了“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城之贼，而后加兵南路”的方针，以收复乌鲁木齐各城为首要战略目标。先打弱敌，先声夺人，打得稳，打得狠，使笔军震慑，闻风丧胆，形成居北扫南、势如破竹之势，以达到“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的战略目的。

第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长我官兵斗志，动摇敌军士气，左宗棠作为军事统帅，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侦察与研究。他认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路叛匪，裹胁之众虽多，但“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人而止。”且白部非阿古柏嫡系，与阿古柏必然离心离德，不可能拼死为其卖命。因此，速战北路，全歼北路敌军有生力量，对阿古柏来说似如断肢去膀。事实正是如此，黄田、古牧地一战，歼守敌六千余人，毙阿古柏浩罕国匪兵三百五十余人；缴获洋枪、洋炮、硝磺、膏油、刀矛无数。仅古牧地一仗，即缴获贼马二百余匹。在乌鲁木齐，又追歼敌人六百余人。玛纳斯南城一战，敌人守军全部覆灭。这样，白彦虎主力大部被歼，阿古柏遭到重创。从此，阿古柏及白彦虎残余士气低沉，似成惊弓之鸟，失去了北路优势的防御与纠集各路重新反扑的力量，敲响了阿古柏土崩瓦解、走向灭亡的丧钟。此役之后，经过八、九个月的休整与准备，西征军仅用了三个来月时间，便基本肃清了阿古柏南疆之敌，除伊犁仍在沙俄控制外，整个新疆全部收复。

另外，西征军据守北路，北为南路用兵提供了物质条件。新疆早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路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是富八城所在；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偏狭，中多戈壁”，是穷八城之域。收下北路之后，左宗棠即饬徐学功于各城广开屯田，令西河五岔团民耕耘播种，让当地人民重返家园，恢复生产。这样，乌鲁木齐不仅成为进兵南路的大本营，而且军粮即可由当地生产。采购，对左宗棠最为关切的粮运二事，起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作用。

第三，左宗棠北路注重防御、南路着力进兵的战略思想得以实现。左宗棠兵进乌鲁木齐的目的，“一在扼其纷窜，以省防兵；一在下兵南路，防其牵缀。”在此问题上，清政府在给左宗棠的一封密诏中曾说：“惟中国不图规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蕃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即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表述了对敌人回窜扰犯关内的担心。因此，对于巴里坤至古城各线，左宗棠已多有防备，不惜以重兵把守。在布置北路兵力时，也多由此入手考虑。北路的胜利，使乌鲁木齐各城同清军原来控制的地区联成一片，形成大后方，把敌人兵力死死压在南路，从而在根本上断绝了敌人向关内纷窜的通道，使敌人死灰复燃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第四，扼制沙俄向东扩张，为收复伊犁创造前提。阿古柏侵略势力入侵新疆以后，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开始向英国靠近。英国不仅派遣军事间谍集团进疆，还公开同阿古柏所建的哲德沙尔政权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对此，早已垂涎于新疆的沙俄如坐针毡，企图拉拢阿古柏，同英国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为了在战略上取得入侵中国的优势，1871年6月30日，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派军队入侵我伊犁地区。沙俄公使曾公开宣称：“我们干予中国西部事务，唯一目的是帮助中国人民在被夺去的帝国西部各省忧愁其政权。”对于沙俄乘人之危，掠夺中国领土的事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表现得极为充分的，左宗棠对此认识十分深刻。他洞察出沙俄对伊犁“势将久假不归”。

对以上情况，作为伊犁将军的荣全无所作为，“久不得要领”。清政府只好几次写信征求左宗棠意见。左宗棠则认为：“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其一，“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俄“即狡焉思启，必将不夺不餍，恐非笔舌所能争也。”其二，对于清军自身，左宗棠看来，荣全“深入无继”，乌鲁木齐都统景濂“兵力本单”，并且军队“仍多缺额”，冗杂如常，并无动态。不经调整，是无法直取伊犁的。其三，缺少后援，没有牢固的后方。作为进军伊犁大后方的甘州、凉州及敦煌、玉门等地，由于连年征战，自然条件低劣，土地大半荒芜，百姓自己已无法生存，国家局势正当“多难之余，如大病乍苏”，这样“宜收敛固啬以收节短势险之敌。”“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因而对伊犁及新疆问题必须从新筹度，重新布置。左宗棠提出：“就兵势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攻克乌鲁木齐，并在此“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遂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尽管俄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但“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夫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因此，要说左宗棠把收复新疆的战略划分为三大步的话，收复乌鲁木齐各城这一步是对沙俄入侵伊犁所造成的战略攻势，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是强有力的一步。

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新疆的地位有足够的认识。他在1877年7月的《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曾明确地提出历代各朝都以京城所在地为中心筹划边防战略部署。清朝设都北京，北京地处蒙古之南，而蒙古又与新疆为邻，新疆北京臂指相关。“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整个西北边疆，形势完整，是一个自然的战略体系。“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指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新疆的战略地位，即把守卫新疆与保卫京师联系在一起，把收复新疆提高到整个战略全局来认识。那么“重新疆”、“保蒙古”、“卫京师”，战略方向在哪里呢？很显然，是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并时刻凯觎我北部广大领土的沙俄。左宗棠之所以首先兵进北疆，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扼制沙俄在新疆的扩张。当时中国无论从物力、财力、人力上，都不便于直接攻取伊犁。一是因为阿古柏、白彦虎匪徒尚在南北两路，对清军造成极大威胁，若不穷追猛打，一意追剿，必使其重振旗鼓，伺机反扑或犯窜内地。二是假如仓促用兵伊犁，过于分散兵力，就会自顾不暇，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贻误战机。因此，左宗棠认为，清军一旦收复乌鲁木齐各城，便会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鲁木齐各城的收复，不仅在伊犁至关内大道设下一道屏障，同时也为西征军南下胜利进剿阿古柏，最后集中精锐部队，直道伊犁，以武力作后矛加以收复创造了先决条件。抓主要矛盾，使一切主要力量服从于当时最迫切的征剿阿古柏的任务，同时在整体上取得优势，这便是左宗棠首先北路用兵的战略思想的性质。

总之，乌鲁木齐之役的胜利，防止了敌人回窜的泛道，扼制了沙俄扩张的野心，对西征军进军南路并进而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北路的收昨，是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思想的一个胜利，是新疆用兵成功的关键。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功绩是不朽的。乌鲁木齐之役是整个西征开始的标志，成功的关键。是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左宗棠在乌鲁木齐之役乃至整个新疆用兵中的战略思想及其它军事思想表明，他是封建社会末期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应当充分肯定左宗棠在近代军事思想领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