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在其一生的后期，民族危急加深，他总认为“天下无不了之事，亦不无了事之人”，本着“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精神，处时应进。曾为收复新疆，抗击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尽其心力。晚年，中法战争起，他慷慨主战，奋起督师，最后，病死在抗法战争前线的福州，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不愧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封疆大员。本文试就其在中法战争中的爱国事迹作一些介绍，信与同人共勉。
中法战争是继两次鸦片战争和阿古柏反动政权扰乱新疆之后又一次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像每次对外问题发生后国内统治集团总有和、战两派一样，在中法关系开始发生以及后来紧张之时，也有专主妥协、投降、苟安的一帮人，同时又有积极图强、不肯屈辱的主战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和部分清廷中枢大臣。他们的反对派就是左宗棠，冯子材、王德榜和王诗正等爱国者。
一、慷慨主战 屡请督师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左宗棠身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目击法军侵略越南，窥视我国，形势岌岌可危，念自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他不禁拍案而呼：“但能破彼坚船、利炮、诡谋，老命固不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焰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
一八八三年三月，法军侵占越南南定省城，时李鸿章兼管对外事务。左宗棠以疆吏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于越南，早玩之股掌之上”，“南洋未可坐视”。五月，又上《筹防江海疏》，总结历史教训说：“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萃于左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自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他认定战争必然爆发，要末雨绸缪，必须加强江海防务。并表示以身任两江，“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来犯，“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他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献身精神，人读其文，莫不感奋。
在中法战争中，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左宗棠对在越南英勇抗法的农民军——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大加赞扬，并要求极力支援，以充分发挥其抗法卫国的作用。
左宗棠获悉刘永福的黑旗军大败法军于河内后，极为振奋，说：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义士也”。称述他“为越捍边，力挫虐焰”，“足寒贼胆，而快人心。果能再接再厉，则法人凶焰顿挫，何能越红河而上窥滇、粤之境”！他如此称颂农民军是捍卫祖国边疆的钢铁长城，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复担心刘永福“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为了唤醒清廷的关注，他进而阐明利害关系说：“法人之所以图越者，盖垂涎滇、黔五金并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不仅以夺疆为止境也”。并进一步指出，若法得逞，西方各国效尤，则“越终必亡，而我之外藩尽撤，广东边宇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其祸患何可胜言”！他的这种警惕和预见，在当时确是足以发人深省。
当战争迫在眉睫，而主持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却“和战不决”时，左宗棠极为愤慨地说：“实则主战主款，无难一言而决”。“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并慨然表示“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他大有舍我其谁之概！
左宗棠为积极准备督师援越抗法，八月三日，即派亲信部将，曾跟随他西征的前福建藩司王德榜解运大批西洋军火，从南京起程运回湖南，并要他径赴永州（今零陵）挑选旧部，“出关助剿”。月之十五，他毅然请求准许他自己亲往滇、粤督师，并令王德榜先行募勇数营，“驻扎滇南、粤西边防要地，相机而动”。他自己亲率数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无如清廷当局在李鸿章等投降派的影响下，毫无抗法决心，亲自督师之请未获批准。
由于清廷一误再误，坐失良机，助长了法军的侵略气焰，十二月，法军大举进犯越南山西，驻扎山西的滇军不战而退，黑旗军孤军奋战五日，终因众寡悬殊，被迫退出山西。一八八四年三月，驻扎北宁、太原等地的桂军又相继溃败，越南前线形势危急。时正因病调理的左宗棠，“殊深愤懑”，“寝馈难安”，立即提前销假，准备亲征。复奏请加派旧部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湘选募勇丁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策应王德榜军；同时，又以恪靖营务处名义（左宗棠曾封恪靖侯），饬在湘旧将，募集旧部，编立营伍，交黄少春“率之同征，以厚其势”，并作为亲征前驱。清廷借口李鸿章已与法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件》，不允增兵。左宗棠又提出《时务说帖》，并上《滇、粤边防紧要，请敕黄少春迅速成军前往折》，痛斥当时甚嚣尘上的所谓“兵凶战危”，“兵连祸结”等等失败主义言论，再一次郑重指出法国对越南北部和我国西南地区“垂涎已久”，“得陇望蜀”，且各国也“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并主张正式宣战：“照万国公法，闭关绝约，撤回彼此公使领事，照会有约各国，告以誓与决战”。他再次请求准赴前线，亲自视师，“以张挞伐而振天威”。并表明了自己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说他“督师有年，旧部健将较多，可当醜虏，揆度时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即越南）仍列藩封而后已”。他并自立军令状说：如果“不效，则重治其罪，以谢天下。”他这种为谋取国家长治久安而冒死奋进的爱国激情，尽人闻之，莫不感奋。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听不进左宗棠的话，而寄希望于掌握军事和外交大权而又苟且偷安的李鸿章身上，左宗棠再次督师之请又成泡影，然而他的主战意志，从未动摇，仍然准备随时效命疆场。
二、江海筹防 有备无患
左宗棠的主战思想是建立在巩固海防有备无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自古谈边者，不外守、战与和……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要能守，则要加强海防江防，但“江海防务以布置海口为要，盖御敌于庭除堂奥，不若御之藩篱之外”。“防海即以防江”。他曾有句名言：“先事不忘战，以备临时一战，幸而可以不战，而我可战之具在”。
左宗棠对江防也是很重视的。
长江自赣、皖迤东，横贯江苏全境，至宝山、崇明入海。由崇、宝溯流而上为白茅沙，再上为江阴。江阴为江防之总要，长江水师提督坐镇于此。所以白茅沙为长江第二重门户，江阴为第三重门户，而崇、宝滨海则为第一重门户。一八八三年三月，左宗棠会集江南提督李朝斌、长江提督李成谋及狼山等五总兵在白茅沙舟上举行军事会议，到会各人都认为于白茅沙安设坚船大炮，扼其入口总要，则敌船势难飞渡，地险实有可凭。于是遂决定设险白茅沙。事后，左宗棠踌躇满志地给儿子宽同写信说：“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彭玉麟）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经营不到一年，海防江防有绪。
这年七月，左宗棠上《创设渔团、精挑水勇以资征防折》后，即于苏、松、太、通所属三十二厅州县，因地制宜，创办渔团。在吴淞设立渔团总局，各县设团防分局。复鉴于平日地方官吏漠视渔户水手，但知需索规费，以致官民气谊不孚，有警则束手坐视，一筹莫展。左宗棠为疏通民情，出示布告，晓以大义，俾渔户知晓此举实为卫民，而非扰民。嗣即劝谕报名入册，告以决不至有胥吏勒索诓骗等情。年力精壮者充当团丁，其能泅水浮水，缘桅猱升、施放枪炮、技艺高强者，挑作练勇。其余编入保甲，以便内清汉奸，外断海盗。并选当地公正晓事绅士为团总、团佐，给以功牌、顶带。并特选技艺精熟之人为教习，叮嘱他们认真训练。
渔户水手每百人中挑选精壮二三十人为团丁，十名每一牌，设牌长；五十名为一甲，设甲长；给以功牌。规定每月初二、十六两日为操练期，操练期间，供给日食；操毕回船，各安生业。至于练勇，优给口粮，散入所有艇船、舢板船、仿造蚊子船以及定造的兵轮船，庶儿驾轻就熟。这样，以沿海人才，用之水师，正如左宗棠在奏折中所说：“用其所长，士气载扬，军威益畅。”平时可以缉私捕盗，战时则可抗敌御侮。
每船给领刀矛、军械、金鼓、旗帜、号衣各件，各有定数，责成团总具领收发，操毕缴存，不许私带出海。
十月，刘光才首在崇明、宝山挑选渔团水勇成军一营，粗具规模。左宗棠以事系创举，亲临指示勉励。十九日，坐兵轮出巡。二十日抵靖江，检阅江阴靖江渔团。随到通州（南通州），检阅通州、海门渔团操演。二十一日抵崇明，检阅崇明渔团，该团勇以口粮微薄，不服号令，当即予以薄惩，停给团总、团佐功牌、顶带。随至吴淞口，检阅刘光才所新成立的水营，则精能过人：缘桅猱升，极为捷疾；旋复跃下踩水，如履平地；两手在肩上向空招摇，并施放枪炮，或摇旗招队；过江顷刻之间，复踩水上岸。观者无不诧为罕见。适有洋行轮船经过，“亦拍手叫绝，不知何由而然也”。左宗棠兴高采烈，当即颁给赏犒、功牌、顶带，以资奖励。从此，海内外有志之士，闻风争赴，络绎不绝。
两江海口地区有渔户水手一万数千户，练就壮丁达四五千人，在中法战争期间，他们由于经过了严格的组织训练，一方面能用其所长，一方面深明民族大义，充分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法侵略军始终未敢进犯长江海口，这是与左宗棠预筹巩固江海防务分不开的。
三、整饬楚军成劲旅 镇南大捷震人寰
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既在江南地区加强江海防务，时刻准备粉碎来犯之敌，又在桂越前线组织了“恪靖定边楚军”，两次振旅出关，支援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左宗棠奉准招募楚勇八营（后扩为十营）后，立命王德榜迅速招募成军，开赴前敌。十二月五日，王德榜奉命起用关防，委派旧部分途进行挑选，每营五百人。群情高昂，投效踊跃，未及一月，即选编成军，命名“恪靖定边军”，简称“楚军”。月之二十二日，左宗棠命王德榜统军驰赴前线。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五日，王德榜率楚军从永州出发，由陆路兼程前进，沿途不避风雨，艰苦备尝。军火饷银则取道水运，由师船护送；由湖南至广西，滩高水急，未能速达。王德榜拟就地稍事操练以待，然后振旅出关，以遏凶锋，而扬国威。但在三月初，法军就发动猖狂进攻，十二日北宁失守，桂军全线崩溃，纷纷逃亡，谅山动摇，桂边吃紧，形势岌岌可危。驻扎谅山负责前敌指挥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束手无策，急催王德榜迅速赴援。
当兹法兵逞于前，“教民”扰于后，土匪乘机于内地，溃勇构患于边疆，谅山震动，人心惶惶之际，王德榜为顾全大局，“先其所急”，向龙州等防局借配弹药，提前于月之十五、十六两日拔队出关：先拔国营前进，以防护谅山；自率四营分扎镇南关口内外，以资巩卫。
为了解谅山防务，王德榜于二十日从镇南关单骑驰往，细察附近山川形势及军备各情。谅山省城在万山之中，内无仓库，亦无隔宿之粮；桂军防守多年，均系兵勇日买日食，初未造仓储粮，以备不虞。谅山又非产粮区，各来靠北宁接济。北宁失守，粮源断绝。王德榜深知粮草重要，于是分派各营兵勇在驱驴兴建堡垒，起造粮仓，并兴修军备房，以便储存粮食与军备；又于镇南关、海村等处搭造转运房屋，以供栖息。连年兵燹，桂越边境道路失修，破坏不堪。王德榜又派队将龙州至谅山三日路程，大力修整，使交通畅达。镇南关至谅山五十里，并可通行炮车，自后军用物资和粮饷，可以源源供应。这些措施，对巩固边防，抗击法军，具有重大意义。
原驻北宁桂军凡五十营，漫无纪律，分统、营哨官、兵勇、长夫，占住民房，不扎营垒，滋扰不堪，越民怨恨，纷纷从法人之教，流为“教民”。桂军溃败后，法人将所遗军用物资，尽付“教民”，资以扰乱清军，为害甚大。王德榜所领楚军，纪律严明，规定“上山立垒，不准入村”。言语不通，越民视之甚异，楚军深得人心，越民称颂。
王德榜出关后，苦心筹划，稳定了前线战局。谅山“教民”不再蠢动，溃卒不敢入内搔扰。加之楚军“军容甚整”，纪律严明，“中外人心稍定”。王德榜正拟乘时“拔营进窥谷松，力图恢复”而取代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及军事指挥的潘鼎新抵任，宣布天津和议已成，今后“所有进止、机宜，悉听谕旨办理”。这对王德榜如晴天霹雳！他“五中焦灼”，只能长叹“强敌为邻，边防从此多事矣”！
潘鼎新顽固地执行李鸿章的妥协政策，王德榜向他请示，说：“若法人觅衅，不战不可”；答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当法军再次扬言进犯谷松、谅山，王德榜再次表示，说：“如真敌来，……陈兵迎战。”而冥顽不灵的潘鼎新“仍复示不允”。自后，王德榜只得“以守为战”。
六月二十三日，法军制造了“观音桥事件”，前线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顿挫凶焰。王德榜认为“衅自彼开……从此大张挞伐之威，铜柱再扶，方算上报国恩，下酬知己”，准备奋战一场。无如潘鼎新“决计纵敌，不许乘机进剿”。王德榜壮志未酬，“郁结于怀，奋起中霄，问天无语。然揣度敌情，终有血战之一日也”。表现出对投降派的无限愤慨。
七月二日，王德榜遵照清廷关于关外各军限一月撤回内地的命令，忍痛将谷松、盘石各营撤至谅山；七、八两日，又由谅山分批撤回龙州。楚军第一次出关抗法，因投降派的破坏半途而返了。
投降派的避战求和，助长了法军的侵略气焰，便于八月二十三日挑起了马尾海战。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慨，清政府仓卒应战，并起用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拜命后，一面在向清政府《推荐王德榜帮办越南军务》的奏折中说：“王德榜自统军入越，每战身先士卒，屡挫凶锋陷阵，实为法夷所惮”。然而“身无专职……呼应不灵”，请“准王德榜帮办越南军务，俾……免牵制而速奏肤功；”一面又函告王德榜：“务要尽心竭力，有机即图，不可畏难，不可轻率。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们列参，我先劾之”。又指示：“事机之来，仍须拿定主意，相机剿办，不可过为潘鼎新所遥制，致误戎机。”
王德榜计划三路进攻法军：桂军负责东路，从广西出发，由谅山南下，进取谅江；滇军和黑旗军负责西路，自西向东，出宣光，取太原；王德榜率楚军，自任中路，出关挺进高平，谋取太原；然后与西路滇军、黑旗军通声气，配合东路桂军，合取北宁、河内，“收三面兜剿之功”。
潘鼎新秉承李鸿章意旨，一意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以致“前敌统领一月七换”。迟至九月二十日才出驻谅山。初作进攻态势，派苏元春、方友升等军分别进扎船头、郎甲。十月上旬，法军来攻，方军败于郎甲，苏军退至谷松，谅山吃紧。潘鼎新只顾目前，急令各军集中谅山一带，命王德榜立即停止进军高平，移师镇南关。王德榜以后路堪虞，单骑赴谅山，向潘鼎新“面请方略，以图计出万全”。潘刚愎自用，以“勿虑后路，但救目前之急”为词，催促楚军驰赴谅山，负责那阳、同卜一路防务，这就完全破坏了三路进攻法军的计划。王德榜以潘鼎新调督乖舛，“深虞孤立，兼蹈危机”，慨然叹曰：“欲罢不能，奈何为计！”
十一月初，王德榜遵令进扎那阳、同卜，随扎板桐。板桐一路通船头，七十里，一通海防，二百里，为法军老巢。王德榜力图直捣海防，犁庭扫穴，但以船头未克，恐后路被袭，比请潘鼎新约会苏元春，合取船头，然后分兵进窥海防，楚、桂两军约期会战。楚军如期拨队至丰谷，距船头仅三十里，桂军失期不至。楚军单独血战两昼夜（1885年1月4~5日），王德榜自坐地，手枪击贼。这一战役，楚军阵亡三营官、十哨官、战士近千人，杀贼亦相当，其壮烈可知。由于武器落后，无后膛枪，又复众寡悬殊，全军退至车里。时人评论说：“王德榜一军，纪律严明，士卒精壮，本欲驻高平，为谅山犄角，而潘鼎新忌之，故令僻处那阳。其地水土恶劣，病没者半；且进则策应无人，守亦转运莫继，以至于败。”丰谷之败，潘鼎新应负主要责任。楚军退至车里，适值永州勇丁新到千余，补足了缺额，军势复振。
丰谷战后一月，二月四、五日，法军分两路，一向谷松、一向车里，鉴于丰谷血战，法对车里不敢撄锋，只虚作声势，而全力图谷松、谷松苏军一触即溃，谷松失守。车里楚军以截敌归路为援，夺得军火六、七十驮，斩夷以数百计，敌且惊退，回守船头。
谷松失守，谅山危急。潘鼎新惊慌失措，调度越发乖谬。月之七、八日，令楚军由那阳回援谅山。楚军正待将军火运寄禄州，九日又改调牛墟；正准备拨队，又说“冯军有八营相助，不必拨队”。十一日，又下达“谅山十分吃紧，望飞速援谅”的手谕。王德榜无所适从：“欲往，则此路门户已开，桂边思陵、宁明可虑；不往，恐谅山失，后路堪虞”。王德榜乃一面激励勇丁，复将军火运往禄州；一面往援谅山。十二日夜，潘鼎新从谅山奔逃镇南关，十三日谅山失守，王德榜只得退至禄州。潘鼎新举棋不定，征调屡更，致使王德榜援谅不及；而潘鼎新反将谅山之失，归罪于王德榜“催调罔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十三日，法军又占领镇南关，旋于二十五日纵火焚毁后，退驻文渊。三月初，冯子材率领萃军由凭祥进扎镇南关内十里之关前隘。从此萃、楚两军可以不失期会，收夹击之效，为尔后共奏镇南关、谅山大捷准备好有利形势。
为与法军决一死战，萃军将领冯子材选择关前隘东西两岭之间为战场，督部筑长墙三里，外挖深壕。萃军任战守，营于岭腰；王孝祺率勤军屯其后为犄角；他如苏元春之苏军等各军分扎要隘供策应；而王德榜之楚军，则屯油隘，专事抄截，兼防入关旁路，在关外东三十里。
二十三日，当法军直扑关前隘长墙萃军营垒，并夺去其三座先锋营垒，战斗十分激烈时，是王德榜率领的楚军，抄截镇南关后路，将关道法兵数千，骡马二三百所驮军火，尽行驱退。当二十四日法军倾全力再度猛攻萃军时，又是王德榜指挥的楚军分两支：一支遥作声援为正兵，各分统挑选精锐，从山僻绝径分支夺险为奇兵，从甫谷出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将敌后劲旅歼馘净尽，军资弹药悉为所有。敌因弹药不继，枪炮无声，萃军乃乘隙突围，冒死争锋，虎跃龙腾入阵。由于楚军“从后夹击，吹唇动地，山谷应声，扫荡无前，万机应发，登时将所失营垒夺回，敌势瓦解，并将文渊收复”，取得了镇南关的巨大胜利。当时有人评论说：萃军苦战之际，“非王德榜截其（敌）后路，断其（敌）军火，关内外夹攻，则亦不能（使敌）如此大溃；”又说：“非此军（楚军）力战，全局已危；安南士民皆呼王统领（德榜）为小诸葛。”从此小诸葛、王老虎的威名传遍越南，至今有口皆碑。
二十九日攻克谅山，又是由于王德榜楚军的奇袭对河北岸的驱驴，先夺敌三垒，然后与王孝棋勤军并力猛攻：两军奋勇争先，排墙互进，一举克之。接着，萃军、楚军、苏军等才合力攻下谅山城，从而取得震惊人寰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正当各军乘胜猛追穷寇，大力横扫，涤荡冲决，破虏可期之际，四月十三日，忽有停战撤兵谕旨。楚军将士“拔剑斫地，恨恨连声”。王德榜愤然浩叹：“和议启羞示弱，后患难穷”。乃与冯子材代表前方将士上书请求再战，陈明正值将士用命之际，一旦停战，坐失良机，殊为可惜，请予一年为期，保证将法军逐出越南。
老将王德榜受命于危难之际，从永州起兵，两度振旅出关，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尤其在镇南关之役，配合冯子材萃军等各军，或自后接应，或在前包抄，或从旁截击，屡挫凶锋，扭转战局，战功是辉煌的。王老虎、小诸葛之名，流传至于今日。其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蒙受“催调罔应”之诬而“褫职以后，犹躬冒矢石，屡立大功，若绝不以得失介意者”。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王德榜之遭诬受屈，后来终得昭雪，恢复各职，并邀懋赏；而“己不能战，忌人之战，己不能守，忌人之守”的潘鼎新，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并遭到人民的唾骂。他“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军民沿河追骂，以砖石遥击舟中三十里”。正是是非功罪，人民的眼光总是雪亮的。
四、白发临边赍志没 千秋功罪应分明
一八八四年八月马尾海战惨败，国人共愤，纷纷议战，左宗棠更是激昂慷慨，再次请缨。他亲赴醇亲王奕譞邸，求其“代为请旨”督师。奕譞说他“仍是伏波据鞍之概，甚志甚坚，其行甚急”，“有不可遏之势”。9月7日，大学士左宗棠受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有旨：“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驻扎”，“毋庸亲赴前敌”。
十五日，左宗棠陛辞就道，水陆兼程，十月十四日抵江宁，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筹商，以国事吃紧，所领恪靖亲军兵力尚单，指调督辕亲兵后营随带赴闽。于是各营由长江水师派兵轮护送至湖口，准备再由民船接送江西河口。十月底，左随同最后一批从江宁起程，取道河口，十二月一日经延平齐队后，十四日抵福州。时人描绘其入城情景说：“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左侯，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人，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堂堂相貌，若羊叔子，斯文主将左宫保是也。再后青蓝顶、红亮顶武弁追随，不计其数。所过街坊，各铺户均排设香案迎迓。盖榕（福州）坦当风声鹤唳之秋，经过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
左宗棠设行台于皇华馆，扎恪靖军于东校场，军纪严明，派兵巡逻，不许滋事。时人无不称道左氏“治兵之军律甚为严明”。
抵闽之日，即与闽浙总督杨昌濬、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往商筹福建防务。当即檄调各营分扎长门、金牌、连江、东岱、梅花各要口，严密巡防。长门、金牌尤为闽港第一门户，派员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并安设十八吨大炮，由将军穆图善亲驻调度，督师昼夜巡守。在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左路出海之梅花江，左宗棠、杨昌濬冒雨巡防，由南台、林浦、马尾港、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检验。巡至长门、金牌，各营将士接受检阅，列队试枪，军容整肃；各炮台炮手，演放大炮，百发百中，技术娴熟。
左宗棠抵闽后，人心渐安。时届春节，福建百姓正宰猪杀羊，迎亲佳节。忽传法舰至，人心又复恐慌。探知法舰大集马祖澳，将乘除夕（1885年1月15日）攻我不备。时杨昌濬方巡视沿海营垒。左宗棠顶风冒雨，“拿舟飞渡”，直驱长门、金牌，申严军律，封塞海口，严切御敌。敌舰至，下令开炮，敌闻炮声，知我有备遁去。
福建滨海各府，港汊分歧，渔户船只甚多，左宗棠又将前在两江任内筹办渔团、巩固海疆办法移植福建，令沿海府县举办。拣派勤明干练官员分赴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士绅办理，发扬地方保家卫国的精神和作用。择渔户中骁勇善水之人为团总、团佐，“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慑以利害”。
自马尾海战惨遭败，福州一带官民，“一夕数掠”。左宗棠莅临督师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遏敌凶焰，使之不敢再犯。从此“有恃无恐”，“人心大定”。
福建虽然沿海防务有所加强，而援台任务却十分棘手。这时，法军将进攻东南沿海的主要矛头移指台湾，妄图侵占台湾、胁迫清政府投降。基隆和沪尾是台湾两个战略要地，关系台湾全岛存亡。十月一日，法军攻占基隆，又全力猛扑沪尾，“全台震动”。巡抚刘铭传一面奋力坚守，一面向大陆求援。
法军为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孤立台湾，实行封锁。“逢船即劫，见人即杀”，以致驶往台湾民船，横遭攻击，多罹毒手，外国商船也不能幸免。正是“掠船劫物，一如海盗”，商船因之裹足。而南北洋水师坐视不救，亦不派舰队护航。左宗棠深感“台湾孤注大海，为七省门户”，“若不赶紧救援，诚恐遗误事机，牵动大局”。乃不顾七十四岁高龄，毅然以援台为己任，“传令迅集帆船……东渡，以解台危”。福州“士民惊骇，万众吁留”。后因地方“绅耆士庶再四挽留驻省”；清政府亦不批准，才留镇福州，调度指挥一切前敌事宜。但为援台事急，煞费苦心，须发均为之白。
王诗正号莼农，湖南湘乡人，随左西征收复新疆有战功，极为左所倚重，尝以“国士待之”。左奉命督师后，“驰檄数千里召王莼农观察山中”，委以援台重任。王闻命就道，仆仆风尘，赶抵福州，未及十日，竟成立一支恪靖援台劲旅。其部众既有来自久战新疆的老将，也有慕义而来的新勇；既有出身大陆的勇士，也有台湾土长的义民。是一支为挽救民族危亡、捏卫国家领土完整而共同赴义的爱国队伍。
这支“恪靖援台军”，包括左宗棠恪靖亲军威、良、刚三营，分别由西征有功将领、提督刘见荣、易玉林和申道发为管带，其英武之气，不减当年。其次为督标亲军，是从福州督标楚军各营内挑选最精壮者，由县丞朱佩馨管带，归王诗正节制。其中第三部分则是由随左西征旧部——楚、湘军将士中激于爱国豪情，“自愿投效”的“志愿军”，由西征立功记名提督谭慎典管带。这支援台军，除朱佩馨所管带之督标亲军楚勇外，均系跟左西征立有战功的旧部，是富于反侵略斗争经验的部队。
至于台湾义民，则系道员陈志呜召募台湾本地土勇而成的。左宗棠为使援台军与当地军民“联络一气”“以收夹击之效”，复令行营总理营务处道员陈呜志会同王诗正前往台湾，与当地镇道绅士及土勇会商，“妥筹恢复基隆之策”。王、陈抵台湾彰化后，便在当地召募土勇二千，编成二营，由陈呜志率领，随王诗正赴台北规复基隆。
如何冲破敌人封锁而胜利完成东渡，这是“恪靖援台军”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时丧失殆尽，而手握重兵的南、北洋大臣曾国荃、李鸿章却袖手旁观，各省援师先后到达福州的无虑数万，皆因无船，不能飞渡，“相顾夺气”，徒望洋兴叹而已。左宗棠苦心焦思，寝食不安。旋饬员设法觅雇英商平安轮船载运援台各军分批由厦门起程，冲破封锁，直趋澎湖，冒险偷渡。王诗正的“亲友知其事者，无不为之泣下”。王诗正“始迂道出澎湖，乃易商船。甫渡半，天黑风厉，海波涌起，舟乍为礁石所破，水骤入没膝……而夷船巡弋者方衔尾掠而过。观察（王诗正官名）躬撤卧褥塞舟所穿处，越日乃得济。其危险如此！”而身为南洋大臣的曾国荃不仅冷眼旁观，还幽默地说：“恪靖左相国新派陈展堂（即陈呜志）、王莼农（即王诗正）统带四营由厦东渡，安得沙棠制为龙舟、泛彼沧海、眇然遐游、与洪波往来去留耶？”
王诗正所统恪靖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一八八五年二月底三月朔到达台北。四日奉命拔赴前敌，进扎五堵，分布滨海要口，严守炮台，整饬营规，“宽猛相济，三军感奋”。
陈呜志新募水勇亦于三月四日接踵而至，十六日到防，前营进扎马陵坑，后营进扎各要隘。陈呜志自驻五堵，督率各营添设炮台，步步为营，与扎营九弓坑、狮球岭之法军对垒。左宗棠饬王诗正、陈呜志联络各义勇及曹忠志各营，猛攻九弓坑、狮球岭，必拨其垒。
王诗正军于四日刚抵五堵，即闻法军进攻月眉山。五日，即派威良二营往援救。次日，又加派刚营继进，自率亲兵队驰往调度，分三路进攻法军骤集的月眉山：威营攻其左，良营攻其右，而令刚营偃旗息鼓，绕其后。威营提督刘见荣、良营提督易玉林各勇皆依山蛇伏，一枪不放，待其既近，便连环卧攻，毙敌颇多，但抵死不退。及刚营从后山转出，四面围攻，敌遂渍，夺回月眉山头要隘营垒，显示援台军是英勇善战的。王即令威、良、刚三营驻扎所夺营内，并调副中营近驻山脚，成犄角，以期一举夺回月眉山。
七日黎明，王诗正挥师猛攻，哨官胡少亭、罗国旺等奋勇争先，举旗直抢山顶，不幸中炮，相继壮烈牺牲。哨官李长清、龙春芳抢获忠骸，亦负重伤。刚营管带申道发，身发士卒，扼隘死战，足受重伤，始收队，敌分三路跟追。王诗正亲督中营，绕入山中伏击，后路被敌包抄，各隘土勇皆退。敌军萃月眉山，愈集愈多。王诗正四面受敌，直至援断弹尽，势难再守，才冲出重围，收队回扎五堵。
综观恪靖援台军甫到防，遽接恶战，毙敌甚多，先且夺回月眉山要隘，显示出英勇善战精神，但因法军先得地势，居高临下，又拥有开花炮、九节炮等先进武器，而援台军不独无开花炮，“即后膛枪亦甚寥寥”，在装备落后，寡不敌众，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才退驻五堵。当王诗正“方淬厉将士，力图大举”之际，四月八日，清政府下令停战撤兵，前方将士，莫不愤慨，左宗棠旋上疏反对撤兵说：“法夷犯顺以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法人利在缓战，不在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尼格里丧师于外，裴礼（茹弗理）避位于内，新旧更替，议论分歧……沿海重兵，不可因目前请和，遽议裁撤。”这虽未阻止清政府和法国的签约活动，却反映了左宗棠坚持反侵略、反投降的一贯立场。
和议垂成，左宗棠耿耿于怀，“总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憾事”。九月三日，他病情恶化，自知不起，深感白发临边，“恶气未吐”，壮志未酬，于是口授遗疏，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生平，不能瞑目！”其弥留之际，尚复眷恋祖国之深情，滴沥纸上，感人肺腑。
左宗棠病逝的消息传出，各地群众无不为之哀悼；福州“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亦失一长城”。“灵柩去闽之日，焚香祖道而送者，衢路为塞”。“江南、北居民，奔走痛悼，如失所亲”。
先是五年前，左宗棠自新疆奉召回京，这是一次凯旋归来。据当时目击者记载：“光绪六年，天子召入。公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趋愊忆，顶香膝跃呼感恩，数百里无绝声”。
一八八二年，左宗棠在两江任内，出省巡阅，沿江“黄童白叟，夹岸欢迎，焚香列案，争献酒果”。行抵上海，“外人望见颜色，莫不叹为伟人”。过租界，西人“于主桅换升中国龙旗，据称以其国主出巡之礼相待；西弁执鞭清道，炮声十三响”。其优礼如此，莫不“诧为从来未有之事”。洋人之敬畏可见一斑。
左宗棠作为清朝的一员封建大员，是与农民对立的，曾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当强邻压境，外患日亟之秋，他不惜效命疆场，老而弥坚，弥留之际，尚不忘“张我国威”！“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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