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同治朝“中兴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早岁即以知兵见称。从1852年他“主湖南兵事”起。到1885年病逝福州止，三十多个年头大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领兵作战、运筹帷幄是其历史活动的基本内容，而且取得超越群伦的成就。所以有人说：“左公为一完善军人，且为一天才军事领袖。……若以古人比，左公才比管乐，优于诸葛；若以近人比，左公文高俾斯麦，武超老毛奇”；“左宗棠的战斗成绩是历史上所少见的……在近代中国史上还没有人能和他相匹敌”。这些评价虽有些过份，但将左宗棠视为晚清统治阶级中最具才识、最有建树的军事家，那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一个卓越的地主阶级军事家，左宗棠的军事活动是受其军事思想指导的。尽管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和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影响，他的军事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地主阶级的鲜明印记，但正如左宗棠所体验的，“军事尚质实，忌虚浮”，因而作为其三十年军事实践经验结晶的军事思想，有许多就反映军事活动的一般规律，对后世不无参考价值。现将其归纳为建军、治军和用兵三个方面，试行论列如次。

　　一、建军

左宗棠是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清王朝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走上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的。他上阵之始，就提出了仿照戚继光成法，另练新勇代替旧兵的方案。为了使这支新的武装能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左宗棠在建军时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将。左宗棠提出，组建军队“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如果将领选任得人，那就不仅能“廉以率属”，“勤以练兵”，而且能鼓吹“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诱使弁兵们自愿为封建统治卖命。反之，“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所以他反复强调：“用兵以选将为先”。“先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奖”。因此他在湖南组建湘军，以后自组楚军时，总是把选将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左宗棠这样重视将领的作用，自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如此片面地强调“选将”的重要性，显然是与他的地主阶级世界观，与湘楚军队的性质分不开的。因为各营勇丁均为吃粮图饷而来的受骗农民，他们的利益与封建统治者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就特别需要致力于“选将”，以便借助于他们，使军队成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为了确保这一点，左宗棠反复申述了他的“选将”的标准是“勇”、“廉”、“朴”，也就能舍生忘死，自愿为封建统治卖命，不孜孜于求财图利，耐苦实干而不浮夸虚饰者，即可入选。特别是“朴实”一条，左宗棠尤为强调。那就是要求将领不要沾染封建腐朽习气，不投机取巧，脚踏实地，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他在组建楚军时，将弁就“专取朴实”，并且以此作为楚军区别于他军的一个重要特点。

十分明显，在左宗棠的“选将”标准上，居于首要地位的不是“才”，而是“德”。因为不管是“勇”、“廉”、“朴”，都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他作为一个程朱理学的崇信者，总是认为“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修养乃是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才识的优劣高低是从这里导源的。因此，他在将领选任上，便要“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也就是要以服膺封建的道德信条，忠于封建统治为基本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勇”、“廉”、“朴”等等。如果不符合这个“大界画”，那他认为“虽才，不足倚也”。依据这样的标准“选将”，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除了旧绿营的通病，从根本上保证湘楚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支柱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

（二）用将。左宗棠认为“人各有才，才各有用”。人才随地而生，是取之不尽的。问题在于如何培养和任用他们，就同百草皆可入药一样，“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所以，一个统帅，除了要精于“选将”之外，还得善于“用将”。

怎样“用将”呢？左宗棠总结自己在这面的经验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其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就像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原料到了不同的厨师手里，可以做出品质大不相同的菜肴，同样的人才到了不同的统帅手里，便能发挥大不相同的作用。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湖南主持军事的八年间，所用之将都是曾国藩挑剩的“唾余”，但经过左的多方策励，后来均成为著名于时的良将，使他们的才能和智慧都能充分发挥出来，而达到“强兵”的目的。左宗棠所统帅的湘楚军队之所以能不断壮大，左宗棠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湘系集团的一个中心人物，是与他这一套颇具辩证色彩的“用将”之道分不开的。

（三）成军。左宗棠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整顿军队的主张。1852年，他提出组建新勇代替绿营的方案，随后即与曾国藩一道参考戚继光的成法，创行了一种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左宗棠在湖南“主军事”时期组建的各支湘军就是这样编练而成的。1860年他受命自募楚军时，也先物色了九个营官，然后札委他们各自依循湘军成例募百长、什长以至勇夫，这种成军规则以后一直相沿不替。

按照这样的规制编募起来的湘、楚军队较之旧绿营就有很大的不同。成为统领、统帅的私家武装，而能“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确实别有一种妙用。即使有时环境比较艰苦，粮饷比较窘乏，（如在西北地区时）统将也可凭借上下之间的封建私谊而维系全军，不致哗变。左宗棠等不仅可以此作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工具，还可以此作为扩充自身权势和派系势力的资本，给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四）精兵。“兵贵精”。这原本是历来军事家的老生常谈，但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左宗棠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不止一次地提到：“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募练楚军之始，他于弁兵即“选择甚严”，规定：“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特别是作为骨干的营、哨各官，“皆百战之才”。以后，他巡抚浙江和来到西北，都大力整饬旧有各军，裁汰疲弱，归并营头，各务做到“一军有一军之饷，一营得一营之力，而后战事可恃”。经过他的努力，一些“疲兵”果然逐步变为能战之军，所部也确实比较精悍善战，常能“以少击众”；同时还能节约粮饷，减少对地方的需索和骚扰，缓和军队和地方的矛盾。不管从军事、财政和政治上说，都获得好处。

综观左宗棠的建军思想，四条之中，最关键的是选将这一条。因为它涉及到用人标准问题，军队归什么人掌握问题，军队的政治方向、军队的性质问题。正是在这样基本问题上，左宗棠表露出鲜明的地主阶级军事家的思想立场和封建制度卫道士的本色。由此组建起来的湘军、楚军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

　　二、治军

怎样治军？左宗棠回答说：“治军先养气”；“兵事之强弱在乎气之盛衰”。因此，治军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养气”。所谓“气”，当然包括士气。以士气的盛衰来判定兵事之强弱胜败，原是历来军事家的常识，左宗棠独特的地方是他将这种“养气”说与他所服膺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和发挥。他所谓的“养气”，主要是对将领说的。他称赞王珍的“老湘军”之所以强悍善战，原因就在于王能“以治心之学治兵，克己之功克敌”。在他看来，将领如能像理学家所要求的不留情地清除“人欲”那样，坚决彻底地消灭违逆“天理”的敌人，那就可以强兵致胜。这就同人“养心”而后能“治病”一样，统兵者亦必须先“养气”而能后“治军”。由此可见，左宗棠所强调的“气”就不单纯是一般所说的士气，更主要的是产生这种士气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坚决捍卫体现“天理”的封建统治秩序的自觉性，与代表“人欲”的农民起义不共戴天。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那就会产生一种有我无敌的气概，必如此方可治军。所以，左宗棠时而强调兵之强弱系于将，时而强调兵之强弱在乎气，这两种提法是统一的。那就是由将领的“治心”而达到全军的“养气”，使军队具有为封建统治效力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这样才能收到“克敌”的效果。

那么，如何“养气”呢？对此，左宗棠没有作出完整的回答，不过从其言行来看，至少以下三个方面他是特别注意的。

（一）练兵首重“练心”、“练胆”。左宗棠要弁兵们练习技艺，但他认为，最根本的还不是这个。他举例说，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湘时，湖南当局曾用重金募集拳师数百人抵敌，不料太平军一来，拳师门就如鸟兽散。所以，左宗棠提出，“练兵之要，首练习，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以此作为“养气”强兵的重要一环。因为“打仗以胆气为贵”，而“胆气”从根本上说则根源于“练心”。即使以后洋抢、洋炮等热兵器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左宗棠仍然将“练心”、“练胆”视为练兵的基本一环。他说，战争毕竟要靠“人力”来进行。“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矣。”

左宗棠所谓的“练心”，主要是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去毒害弁兵们的头脑，使其不生“叛逆”之心而“爱民敬上”——不侵害地主富人利益，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他告诫部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弁兵经过如此这般的灌输，临阵就可“守则固而战则克”，平时也能“作事自然不差”。

左宗棠这种练兵重在练心的思想自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但如果撇开“忠义”、“爱民”（地主）、“敬上”等等练心的具体内容和特定含义，作为一般的练兵原则，那与不乏合理成份。正因为他注意从“练心”入手诱发弁兵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国内战争中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反侵略战争中兼为保卫国家、民族而战斗。所以湘、楚军队就成为所谓“有思想”的武装，因而特别强悍耐战。如左宗棠在湖南尽心培植的王珍部。长年用《四书》、《小学集注》、《孝经》等“课士”，虽然人数不过三千余，但三数年内，历经近百次战斗，“前后杀贼不下十余万，克复城市二十余处”。显示了“练心”、“练胆”的功效。

（二）要重视纪律，使弁兵“习劳作苦”。左宗棠于“楚军”建成之初，即详定“营规”，“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无日不以此为课程”。他自诩：“吾军在楚人中最晚出，最讲营规”。到了西北，他又向各军颁发《行军必禁》。特别是在进军新疆征讨阿古柏匪帮的过程中，他不仅从策略上、从眼前的军事需要上，而且从战略上、从长远的政治特别是边防需要上看待这个问题，反复叮嘱将士们不得扰害而须保护人民，使新疆人民“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各军遵此而行，果然“师行顺迅”，不到两年，就使各族人民脱离阿古柏的残暴统治而回归祖国怀胞。这是与左宗棠的严于治军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有意识地安排弁兵们只要军情允许就从事农业和其他各种劳动生产。前期在浙江就已开始，后期在西北更大力倡导。后路各营楚军，他都命其于驻地垦辟土地，“树艺五谷，余种疏菜。农功余间，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子以赒贫苦”。即其近卫亲军也一样“按日课功十年之久，除严寒盛暑外，工作并无间断。出队列整旆荷戈，收队则挥鉏负耒，久已视为固然。”农务之外，还从事修路、架桥、挖河、筑城、植树诸役。“凡民力不逮者，均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以后在直隶，在两江，均坚持不改，成为楚军所独具的“风气”。这在当时和前此各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完全是“从小从事陇亩”、“积苦民间”的左宗棠所独创。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范其心思”，免致嬉游腐化和“扰累百姓”，既有利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可改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他总结说：“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逆为教，恤民勤事为心，其军必可用”。左宗棠这种治军思想无疑是应该称道的，实践上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将领要严于律己，做到“公”、“诚”、“廉”。左宗棠在给朋辈或部属的信函中经常提出。为统将者必须注意公、诚、廉。这样才能服众、用众。所以他又有“治军首重得人”的说法。他自己在这方面就率先示范。这里面包括：

1．任人唯贤、唯能而不能唯亲。左宗棠总结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向“忌克而不受惜人才”。因此，他在湖南掌理军政时，就“未曾引用一私人”。在西北，他还谆谆函嘱杨昌浚说：“弟族戚中有滞留此地求收录者，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虽然，作为一个封建大僚，左宗棠也像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头子一样，难免带上派系成见，因而喜欢汲引用乡、故旧、学生。如刘典、杨昌浚、周开锡等等，但刘、杨等“皆平时道义切劘，清洁自矢，堪共患以之人”。委以重任是合理的，确实也是比较称职的。

2．秉公论功、议罚。左宗棠说：“明赏罚，别功罚，一号令”，乃是一个统帅的主要职责，否则就会导致“士心”解体。左宗棠在向朝廷奏奖和参劾有关将领时，总是检验复检验，尽可能允当无误。发现有谎报军情、骗取军功者，他即从严惩处。因为“若辈之营求者小，兵事之贻误者大也”。

3．诚以待下。左宗棠批评李鸿章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他鄙弃这种做法，“所持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荀，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因此左宗棠在军中就有较高的威信。信，虽远征新疆，将士们也都“自请随征出塞”，历年“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这在前此西征诸雇佣军中是不可做到的。

4．廉以率属。左宗棠一向将“廉”视为“士节”的重要一项。固然，作为统兵将领“徒廉，亦无足取”，但却必须廉洁自持。统将如果贪财好利，那么平时营伍就难以足额，军民就会交困，战时就会虚冒战功，误人误己。左宗棠自己身为统帅，一直比较注意严于律己，而且能够与士卒同甘苦。他“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不过二十分之一，而自奉俭约。”“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所部各军之所以能成“节制之师”，在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之后又能“戡定西域”，并不是偶然的。

　　三、用兵

左宗棠自比为诸葛亮，早岁即以“名将”自期，胡林翼在向张亮基、曾国藩在向清廷举荐时，都着重提出左“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晓畅戎机”。就左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在用兵策略上确实高人一筹，可以说是他的军事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彩的部分。归纳其主要方面如次：

（一）战略上“审机微”，战术上不遥制。曾国藩和吴汝纶在论述左宗棠在用兵作战上的特长时都提到左善于“审机”。那就是善于综合敌我双方各种因素（包括天时、地势、人事），细心收集和分析战争过程中的各种迹象，据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及时抓住每一个可供利用战机，力求抢在敌人的前面制敌致胜。1853年秋，左宗棠协助张亮基在湖北黄冈取得拦击由河南南旋的部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个早期事例。左宗棠从与太平军初战的胜利中，总结出一条经验：用兵“谋略总须先贼一著，自然应手”。以后，他用心于审机料敌，力求正确地判断敌军“必出之途”，先期进行相应的部署，极力避免“贼◇他向形势毕露而后图之”，因而常能出奇制胜。就是在战术上，他也十分注重“审机”。典型的事例是1861年春“最有名的”江西乐平之战，左以数千之众击溃号称十余万的太平军李世贤部，由是“军中咸服其善于审机。”以后，左宗棠更用心于审机，其军事指挥艺术愈趋成熟。

左宗棠这种“善审机”的本领是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不断摸用兵作战的规律而逐步掌握的。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已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每发一兵，须发为白”。如在西北用兵时，他事先总把敌人的脾性（有的惯于死守，有的善于兔脱）摸透，并通过调查访问，把一路山川形势、路程远近、各地物产以至耕获日期，粮食价格、石斗斤两等等。都了解清楚，整理成书面材料，尽可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因而就能慎重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军事指挥员如果摸熟了自己部队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左宗棠虽然终身服膺程朱唯心义哲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能主质实而戒浮虚，所以就比较地能打胜仗。

但左宗棠并不统揽一切。他认为，作为主帅“只筹画大局而已，若节节筹度，则明有所蔽，而机势反滞碍而不灵”。因此，要给予前敌将领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即使意见与左的命令不尽一致，亦允其从权办理，他这个主帅“惟择善而从，断无意见，断不自护前说”。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前敌将士的能动性。他说：“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这样，上有“善审机”的统帅确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下面有随宜行事的将领（均精选而出者）可以充分发挥能动性，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常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二）取“取远势”，“致人而不致于人”。曾国藩和吴汝纶还提到左宗棠在用兵上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取远势”。那就是从战争全局着眼，高屋建瓴地确定用兵方略，而不是贪图近功只顾眼前。在具体部署上，则应尽量在外线作战，由远而近，先清敌外围，最后夺取战略要地，而不能急急忙忙地深入敌方腹里，陷于内线应敌的被动境地。如1860年夏，太平军攻取苏常后，左就否定了从清廷到曾国藩和苏南豪绅的主张，反对贸然地与太平军争夺苏常，认为这样就“如击长蛇之腰”，有被“首尾”两端的太平军包抄消灭的危险。他提出：“制此贼必图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先从江西、浙江下手，而后利用这两省的财力、物力，稳步规取苏常，最后夺取南京。后来左率部入浙，不遵朝命驰救衢州，而由婺源稳步入浙，先披太平军之枝叶，而后拔其本根；率军入闽，左又提出：“办贼之法，必取远势，渐逼渐进，驱各处股匪归并一处，而后合力蹙之”。末了在西北，他这种“取远势”的思想原则更运用得娴熟自如，往往取势在千数百里之外，进行战役部署。（具体事例略）正由于左宗棠总是从战争全局着眼调兵遣将。而且屑于与他军“争奇斗捷”，单纯在攻城、报捷上比赛高低，可以就能高人一等，夺取战争的全胜。

左宗棠这种“取远势”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兵家反复论述的“辨主客”原则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其中心环节就是要使我为主敌为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兵力配置上，就要分兵数路，齐头并进，给敌人造成合围形势，迫其出动主力向我寻战以求生路，这样就可“致人而不致于人”，歼灭敌人，夺取战略要地，实现战略目标。所以左宗棠用兵，一般都注意分兵，以此作为“取远势”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进军西北时，他制定了“三路平回之策”，围绕着各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兵分三路，逐次呼应前进，“使诸回各自相顾，莫敢应援。而后出奇以挠之，蹈暇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运用这种所谓有“左宗棠战法”，果然都较快地取得各个重要战役的胜利。

（三）保固后路，层次推进。用兵固后路，保饷道，切忌无后方作战，这是历来军事家十分注意的原则。左宗棠对此尤为重视，还别出心裁地将理学家“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道德修养论用于军事上，力求使既得之地不再丢失，后路粮运保障切实，这样，军队自始至终都可依托日益展拓的后勤基地和战略后方，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经常告诫将士，“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

左宗棠这种顾后路的思想原则集中反映出像诸葛亮一样用兵谨慎持重的特点。“慎之一字，战之本也”，这是左宗棠再三强调的。不管在全局上、局部上甚至具体战斗上，都不能“前突后竭”，都出之以“慎”，那就可以自占稳着，在总体上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图取浙江、福建和广东时，他总是保固后路，层次推进，“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新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反为妥速”。后来他进军陕甘，仍然本此原则行事：“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贱；驻兵兰州，必先清后路之贼。”这样层次推进，可使“各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陕甘既固，进而向新疆挺进。因为新疆地理远阻，筹粮、筹饷、筹转运更加困难，所以又将上述战略思想发展为“缓进急战”四字方针。他将战略上的持文与战役上的速决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前敌与广大后方联成一气，把从肃州到南疆六七千里的地面上的军队，分别为防军，且防且战之军和主战之军，“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他自己坐镇肃州，全力为关外大军“固后路，护粮道”。这么宏大的格局，不仅表现了他的雅伟的气魄，而且也表明了其军事指挥艺术愈趋成熟。本此方针而行，出塞大军果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收复了全疆，完成了“世莫与京”的“丰功伟烈”。事后总结经验。左宗棠着重指出：“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避攻坚，重聚歼。从“辨主客”的原则出发，左宗棠在战术上极力避免顿兵坚城之下，以免主客易位而陷入被动。他一再告诫各军：“攻坚非善策”；经常劝导曾国藩、胡林翼等：“宜谋野战，不宜攻城”。他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是：“分兵四出，肃清旁县”，“乘虚蹈暇，相机策应，专主战”。以此逐步削弱、孤立、围困太平军，最后迫使太平军主动出城求战。这样，“我常有争锋逐利之事，得反客为主之势。”可以扬已之所长，在野战中消灭敌军。只是后来在西北，由于敌人主要据守金积堡、西宁、河州、肃州、乌鲁木齐、达坂等城，才不得不使用主要兵力，悉锐围攻，有些地方（如金积堡、肃州）且一连围攻了一年以上，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一般地说，他总是尽量避免攻坚，以免损耗精锐和老师糜饷。

左宗棠懂得用兵作战的基本要求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此，他十分注意聚歼敌方的主力，既反对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浪战，也不单纯致力于攻城略地。他说：“连声之雷不震，食鼠之猫不威”。重要的是打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着眼于歼灭敌方主力。如1862年春，他率部攻据了包括绍兴在内的浙东诸府县后。“将佐皆奋，欲乘势规杭州”。但他却“谕将士，击寇以歼灭为期，勿贪克省城近功，惮迂阻而忘大局”。决定先搁下八九十里以外的杭州，而先歼灭浙皖边境的太平军。为此，还特别奏请清廷，以后论功行赏时，不要以攻据城镇而要“以杀贼多寡为劳绩高下”。以后在福建、广东，也都注意歼灭太平军的主力，“俾无遗种”而后已。左宗棠这种思想言行，固然反映出这个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镇压人民起义的凶残性，但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却很有高明之处。

（五）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战争中，立足于战，着眼于守。左宗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固然都耗费于镇压本国人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上——前面所述，基本上都是他在国内战争中逐步形成的战略思想——但由于近代中国常年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作为一个“负天下重望”的军事家，还必须解决如何应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武装侵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左宗棠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且在实际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统治集团中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他的原则立场是：“自古立国有疆”，中国现有的“疆”，是决不容许任何外国侵占和改变的，虽“尺寸不能让人”。必须吸取鸦片战争以来畏敌求和、“苟且图存”的教训，在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武力威胁面前，敢于用武力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而不能像李鸿章等卖国官僚那样一味“割地议款以苟旦夕之安”。但是，当时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从这个基本情势出发，左宗棠认为，中国要抗御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在战略上就应当：

（1）着眼于守，以守为战。“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首先要具有“防边固圉”的力量，然后才谈得上与侵略者作武力抗争；有力量与侵略者作武力抗争，才能通过议和双方求得妥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抱着亏幸心理临时应付，而应未雨绸缪，立足于战。“先事不忘战，以备临事之一战；幸而可以不战，而我可战之具自在”。这样我就可以有恃无恐，比较主动。

（2）扼口守险，“有海防而无海战”。因为侵略者拥有坚船利炮。所以我在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的方针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在沿海沿江险要地段凭险据守，以逸待劳，我为主而敌为客，才能挫其凶锋，守我疆土。如中法战争期间，他在两江为了迎击法国的军事入侵，多方调集和添购船炮，在崇明海滨布置头道防线，复在白茅沙和江阴布置第二、第三道防线。他相信这样纵深设防，再加上将士们卫国的决心，“既协地利，又得人和”，当能克敌制胜，期望“四十余年恶气，借此一吐”！

（3）借助人民力量，进行民族战争。左宗棠作为一个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于反抗封建统治秩序的农民自然十分仇视；但作为一个珍惜民族尊严的爱国者却相信在反抗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上，与广大人民是一致的。因此他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1870年天津人民自发的反洋教斗争，都满口赞扬，说他们都是“义民”而不是“乱民”，坚决反对曾国藩杀义民以媚外，而是主张加以倡导和利用，“养其锋锐，修我戈矛”。基于这种思想，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即提出了在广州人民中募集水勇阻击英国侵略者的主张。后来在两江、在福建，为了迎击法国侵略军，他就于沿海沿江州县广办渔团，精挑水勇，配合军队严防海口和沿江，并且号召民众，在侵略军登陆时进行坚壁清野。为了使人民能与军队一道保卫国家。他还再三强调“修明内政”的重要性，包括“用贤才”、“兴农功”等等。他说：“政事克修，远人自服”；“耕足食，织足衣……一旦寇仇至，富强贫弱一心敌忾，其不待征调以为兵，转輓以为食也”。较之统治集团中那些“防民基于防寇”的卖国官僚，左宗棠这种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以上五个方面，最基本的还是“善审机”、“取远势”、以及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立足于战，着眼于守这几条。“善审机”，是为了使主观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这是左宗棠制定正确作战方案的前提；“取远势”，是为了掌握用兵作战的主动权，这是左宗棠克敌致胜的基本指导思想；立足于战，着眼于守，是从敌强我弱的现实出发，扬我之长，因敌之短，这是左宗棠专门用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方略。应当承认，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军事家。左宗棠这一套在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兵原则和战略思想，确实很有独到的地方，因此他在近代中国能够“建功立业”就不是偶然的。特别是进军西北，从俄、英的侵略魔掌中收回祖国的神圣领土新疆，更是与他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因此被当时人誉为“朝端无两”、“天下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