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一面积极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一面又坚决抵御外侮。总之，军事活动成了他毕生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其军事思想，不但对左宗棠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一席。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左宗棠的建军思想。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过程中，由将帅自招的“练勇”代替清朝经制军队——绿营成为主要武装力量，这是近代兵制史上一次带根本性的变革。这次兵制变革不仅为摇摇欲堕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而且对后来北洋军阀的形成亦产生相当影响。这一变革的主要发起者就是左宗棠和曾国藩。

清朝中叶以后，不但八旗兵早已腐朽不堪，就是以兵为世业的“绿营”也毫无战斗力，“将皆选调，兵皆土著”的绿营制度，随着整个统治机器的溃烂，其兵将不识、指挥不灵的弊端亦愈发突出。为了调整军队内部的指挥关系，增强战斗力，一种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遂代替了集权于中央政府的世兵制。

还在鸦片战争中，左宗棠已深感世兵兵不能适应作战需要：“兵以易地而弗良，饷以繁巨而难措”，他认为关键在于未行“南塘（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束伍之法”。太平军兴起后，左宗棠于咸丰二年代湖南巡抚张亮基起草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即明确提出要“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所谓“束伍”，是指军队的编制而言。抗倭名将戚继光非常重视军队编制，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而节制工夫又以“束伍为始”，“夫营阵之法，全在编派伍、什、队、哨之际”。戚家军的编制以“总”（即营）为独立作战单位，一总又分前、后、左、右四哨（设哨官四人，哨长十六长），每哨官各辖四哨长，每哨长各辖四队长（一队十二人，其中队长一人，正兵十人，火兵一人），这种编制便于层层管辖，集中指挥，收以臂使指之效。左宗棠于咸丰十年五月创建“禁军”时，就基本采用了戚继光的编制办法，他“立四营，营五百人；四总哨，哨三百二十人，别置精锐二百人，分八队为亲兵”。后《楚军营制》经过修订，规定每营分四哨，每哨分九排，每排十二人，与“戚家军”的编制大同小异。

在军官和士兵的选拔上，左宗棠也以绿营为鉴，仿效戚继光的成法——层层选拔制，先由自己选拔营官，再由营官遴选百长、大旗、什长等；招募士兵的标准，戚继光强调“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左宗棠则强调“凡勇夫人等，务须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左宗棠还特别重视选拔军官，提出“治军以选将为要”。他对军官的选拔不拘一格，“大约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画界”，坚决摈异浮华取巧、刻意钻营的纨袴子弟。左宗棠选择军官的标准有二：一是在政治上恪守封建伦理道德；一是在做事上有干劲、能吃苦。并主张在实践中进行考察、升降：“察之临财处事之际，观之行兵接仗之时，分别进退之”。

左宗棠的募兵手续也是从戚继光那里学来的。戚氏规定拣选新兵，要“责取里老、邻右保结，攒造花名文册，明白开注军材面貌，给牌悬带”；左宗棠则规定“选定后，取具的保、甘结、缮具花名清册，务将真实籍贯、住址、三代、年貌及十指箕斗详细注明，以杜顶替、抽换之弊”。这种规定，用意在于坚固军队内部联系的纽带，做到相习有素，防止号令松散，临阵逃跑。这一招募制度，对增强军队向心力，提高战斗素质，无疑会产生影响。

为了招募到合格的士兵，楚军制订了较为优厚的“饷章”。左宗棠深知要有“可恃之兵”，必须有“足用之饷”，否则不利于鼓舞士气，稳定军心。按《楚军营制》规定：每名散勇大建月（夏历月大叫“大建”，月小叫“小建”）饷银四两二钱，小建月四两零六分，与曾国藩的湘军约略相等，较之绿营兵的月饷（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要优厚多了。军官的待遇更加丰裕，一名营官一月固定收入可达二百两（包括薪水银五十两和办公费一百五十两，而办公费往往有结余，自然落入私囊），哨官月薪也有四十八两，独当一面的统领尤为可观，统领自带一营者，除按营官标准发给薪金外，还另有附加，凡统至三千人以上，月加银百两，统至五千人以上，月加银二百两，统至万人以上，每月加银三百两。

同其他湘军一样，楚军中还建立了“长夫制度”。长夫列入军队编制，每营配长夫二百名（营官五十六名，每名哨官四名，巡查官四名，其他则配属各排），按月发给饷银（大建月每名三两，小建月每名二两九钱）。长夫的职责是搬运行李、帐棚及各项军用物质，相当于后来的辎重兵。“长夫制”的建立是加强军队后方勤务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可以使战斗兵员专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同时还力求避免到处捉差拉夫（而绿营兵因无长夫，所过之处往往鸡犬不宁），以调节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缓和二者矛盾。左宗棠曾颇为自负地评述他的后方勤务（当然包括长夫制在内）：“综计师行八省，以至关陇全境，无论经过何地，所需食、军用夫马一切，均自行备办觅雇，概照民价发给，未尝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藉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囿于封建军队的本质，左宗棠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军民关系，但推行长夫制，对楚军行军作战、后勤供给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二

军事家的任务不仅仅是把军队组织起来，并制订一套编制方案和规章即可了事，他需要研究如何把从各地征招来的，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左宗棠对如何治理军队，如何处理军队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关系，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

首先是军队内部的各种关系，这包括统帅与将领的关系；官兵关系；作战部队与后主勤务的关系等等。

左宗棠认为：“凡将士，须先得其心，不必以权势相压。照烈亲武侯而关、张不悦，在昔毫杰亦所不免。当统领之人，不患无权势，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强人以就我。……昔人云：位居千万人之上，必须居千万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他强调做统帅的要注意“下人”，不依仗权势把把己见强加于部属；同时还提倡做统帅的要善于使用干部，物长避短，充分调动各级指挥的积极性：“人才未能一律，长短至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在实践中，左宗棠确实团结、任用了一批得力将领，如在收复新疆之役中，刘锦棠、张曜、罗长祜等就发挥了较好作用。但由于倔犟自负的性格，往往使他的这些主张不能完全兑现。

为处理好官兵关系，《楚军营制》中有“体恤勇夫”一条，其中规定：“凡为统领、营官、哨官，总要体恤兵勇、长夫，视如一家之人。如有兵勇、长夫受伤、患病，该营、哨各官以及什长，均宜照护，不得即令出营。如因病重、伤重，危在旦夕，不得已搬抬出营，尤宜派人服侍汤药，营官亦宜酌量犒赏，务使病者、伤者不受亏苦”。当然，由于存在于军队中的封建等级关系和官兵对名利的追逐，这些规定往往成为具文。

左宗棠还很重视正确处理前方作战与后方勤务的关系。他认为二者同等重要，不惜花大气力去筹办军需，建立转运局，开辟运输线，以便把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他常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因此总派一些亲信和干员去主持军队后勤事务，对其中卓有成绩者如胡光墉、王加敏等同前方有功将领一样给予保举，他在一份奏折中曾这样评价胡光墉：“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其次是处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左宗棠颇注重严肃军纪，他知道军队纪律的败坏反过来必将给自己造成种种困难，在一份批札中他直言不讳地阐明了这一点：“总之，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否则处处荆棘，一步难行也”。《楚军营制》还制订有“行军必禁”一节，其中规定“凡犯奸掠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货，皆当严禁”；在“体恤百姓”条目中又规定：“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孥民家棹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倘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在“买卖务宜公平”条目中规定：“营中买备一切食物等件，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如各勇夫以及买办倘有短少价值，勒令强买，以致滋生事端者，查明虚实轻重，分别惩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左宗棠的“楚军”相对来说军纪要好一些。尽管由于清朝军队的本质决定其军纪不能不时遭破坏，但在“兵匪一家”的时代，一个封建官吏能这样为整顿军纪操心，亦颇为难得。

三

做为一个军事家，左宗棠颇重视研究指导战争的规律。他不仅注意学习前人的军事理论，而且不断总结自己在作战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再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

左宗棠可称得起是一位战略家，他注重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和规定合适的战略原则。

战略的任务是什么？斯大林说：“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左宗棠深知确定基本打击方向的重要意义。咸丰四、五年，湖南清军四出增援，但左宗棠认定江西为战略要地，“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西北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左宗棠又提出“先秦后陇”“先捻后回”的战略方针，认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其基本打击方向先是陕西，然后才是甘肃；在收复新疆时，他的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坦、红庙一带，‘帕夏’（指阿古柏——引者）敢赴北路之援，官兵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着手”。先取乌鲁木齐，然后全力进取南疆，最后收复伊犁。

以上战略方向的选择都是建立在把握战争全局基础上的。与太平军作战，据有江西是为了守则解除对江浙、闽广、两湖的威胁，攻则为夺取安庆、天京建立基地；在陕甘作战，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聘，战斗力强，而回军则较分散，又无远图，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小一些，所以首先要解决捻军；收复新疆之役，对手阿古柏以南疆为巢穴，北路兵力较弱，先取北路，既是避实击虚，又可调动南路之敌增援，以分散敌人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势。从战局的实际发展来看，左宗棠对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战略原则包括作战方针、作战形式和作战指导。左宗棠提出了“缓进速战”的作战方针，所谓“缓进速战”，是指每战之前做好充分准备，不匆忙进兵，一俟战斗开始，则速战速决，不贻误战机。这一方针的实质是主张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当然，“缓进速战”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左宗棠在浙江与太平军对垒时，即力避冒险深入，认为“得尺则尺，虽程功迂缓，实效可期”。入闽后，在给其兄宗植的信中又说：“弟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收复新疆时，这一作战方针就更加完整了，光绪二年（1876年），他明确提出“缓进急战，慎以图之”八个字。事后，左宗棠时这一作战方针取得的效果，曾颇为得意地说：“收复新疆之役，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

在作战形式上，由于当时使用新式枪炮尚不普遍，攻击力薄弱，左宗棠坚决反对不分轻重缓急的盲目攻坚，而主张把野战与攻坚结合起来，并以野战为主。咸丰六年（1856年），他在论及湘军进攻瑞州、袁州之役时说：“专务攻坚，与之死斗，似非所宜”。给刘峙衡的信中又说：“攻坚不如野战是一定局势”。咸丰十一年底，左宗棠任督办浙江军务后上奏清廷，认为节节攻坚，必导致旷日持久，饷竭兵疲，提出“势非乘虚蹈瑕，诱贼野战不可”。但左宗堂并不笼统反对攻坚，“然遇冲要之地，辄又非力攻不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要地，他是势在必得的。1862年底，左军为攻占浙西战略要地龙游，竟不顾伤亡八百余人的代阿，猛攻三个月，最后占领该城。

在作战指导上，左宗棠特别强调一个“慎”字，他的信条是“慎之又慎”，所谓“慎”是指思虑要周密，部署要妥贴，要照顾到作战的各个方面：敌情和己情，前方和后方，进攻与防守，筹兵与筹饷，平原作战与山地作战，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等等。“慎”之一字的实质是继承《孙子》的“知己知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力求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还在赣、浙镇压太平军时，左宗棠就提出“慎以图之，可以无患”，以后又接受婺源教谕夏◇的建议，具体化为“未得之地慎于前攻”，“已得之地慎于后顾”。他还做过这样的概括：“慎之一字，战之本也”，把谨慎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并贯串于作战指导的全过程。

左宗棠在他的军事活动中，除重视研究战略问题外，还注意总结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战术（即指导战斗的方法和手段）。在具体的战斗中，他常常灵活地运用一些战术去夺取胜利，其惯用的主要战术是“反客为主”和“分进合击”。

所谓“反客为主”的战法，是指深沟高垒，逐渐逼近敌人，引诱对手出战。太平军初起之时，清军处处被动，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左宗棠即向胡林翼建议“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后来又再次强调：“欲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者，自不若扼要立营，断接济接应，而以时雕剿旁县为愈”。这种战法的用意在于避免攻坚，通过远势包围断敌心翼，然后调动对方主力，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其实质在于以暇待忙，以逸待劳，以静待动，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

所谓“分进合击”是指一种包围和迂回战术。左宗棠指挥作战讲究奇正，经常分兵三路。咸丰十一年三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进攻江西平乐，他分兵三路越壕出击，使太平军伤亡颇众，被迫返回浙江；同治三年（1864年）末，该部楚军分三路入闽；左宗棠调任陕甘后，又定三路进兵之策：自率主力由樊城趋潼关；刘典军取道荆紫关出蓝田；高连堕部沂汉水至洵阳登陆，以顾兴汉，收复新疆之役时，也是三路出击，所以有人把分兵三路叫做“左宗棠战法”。分路推进的战法，从表面上看似乎不符合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实则左宗棠是在充分估计了对手的实力、部署以及己方将领的才干之后谨慎采取的，即所谓“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采取这种战术的意义何在？我以为至少有三：首先，做为一种进攻战术，分兵前进，往往会使敌人穷于应付，莫相救援，从而便于乘虚蹈暇，出奇制胜；其次，所谓分兵数路，并非平分兵力，而是有主有次，有正有奇；第三，分的目的最后还在于合，“虽系暂分，终归于合”，只是通过不同的突击方向，以求把兵力集中到最有战略价值的一点上，以达到全歼敌人，不使漏网的目的。左宗棠的老部下杨昌浚对这种战法曾给以很高评价：“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诸回各自自顾，莫相就援，而后出奇兵以挠之，蹈暇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

为了在野战中便于指挥，左宗棠还编制了“七队图”的阵形。左宗棠是很讲究作战队形（即阵图）运用的，他认为“凡与贼战，先宜讲究接应、包抄、埋伏诸法，方可制胜”，“总要分有正、副、埋伏，督阵各队”。（若军队人多分七正队、五副队、两埋伏队、一督阵队；若人少则分五正队、三副队、埋伏队、督阵队；再少亦要分三正队、两副队、一督队）阵形一旦布好，则“进退疾徐，各有步次，不得搀越”，“临敌照图布阵，庶能进退有法，操纵自如”。

四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相当丰富，其中不乏精辟，卓越之见，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封建糟粕和消极成分。

从建军思想看，左宗棠创建“楚军”的宗旨就在于扑灭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以挽狂澜于既倒自任。因此，他选拔军事骨干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廉耻信义”，即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对地主阶级的事业忠贞不渝。对士兵也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准绳，来规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楚军的招募制度看，所募勇丁要取保、具结，验明籍贯、住址、三代、指纹，也带有鲜明的封建宗法标记。

在治军思想中，左宗棠除强调“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外，还以升官发财做为激励士气的诱饵。《楚军营制》“教勇”条中要求士兵“打仗奋勇，谨守营规”“如得保举，再图上进，亦可做到督、抚、提、镇之官，岂不光前恪后，百世流芳”；“教长夫”条中，要求长夫“安分守己，勤谨服役”，并许以“若能恪守营规，操习武艺，即可挑补勇额，以取富贵功名”。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在左宗棠的军事思想中，也包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左宗棠本人颇为自负，往往夸大个人作用，在军事指挥上亦喜欢独断独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有人曾说，左宗棠部下诸将“莫不深畏其威，不敢异同”。这不但不利于集思广益，而且不易调动手下将领的主动性、积极性。由于左宗棠的主观武断还造成了某些重大失策，比如建立“车营”，虽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却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最后只能放弃。

总之，在我国近代史上，左宗棠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优秀军事家，战略家，他的军事思想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上管见只是抛砖引玉，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