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氏，举人出生。后从军、政，并办过近代工业。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功过皆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先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后半期参加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首领之一。七十年代督办新疆军务，消灭阿古柏伪政权，挫败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八十年代升任军机大臣，又调两江总督，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为主战派重要首领，曾督办福建军务等等。尽管人们对左宗棠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意见难趋一致，但对他当时某些积极进步的主张和行为，却是一致肯定的。七十年代他力排众议收复和巩固西陲新疆的行动，就是一例。

左宗棠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的表现是矛盾的，是两个人。在镇压农民革命战争一面，他是刽子手，靠着这一点，他才得以起家；而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一面，他又是一个坚决的抵抗者。可以说，在客观效果上，他甚至比林则徐的反侵略斗争成就更大，因为他粉碎了英俄夺取我国大片领土的罪恶阴谋。正是这一点，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使他的功绩与罪恶相区别，使他与李鸿章之流相区别，成为历史上一位值得称道和纪念的民族英雄。

一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统治更趋腐朽和没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久，革命风暴席卷西北，点燃了新疆人民反抗起义的熊熊烈火。但是，新疆人民的起义却逐渐为一些各怀野心的当地封建和卓王公所利用。因此，在清政府失去控制以后，新疆形成了若干分裂割据的封建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为了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又互相争夺，互相攻讦，有的甚至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这样，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给外国侵略者造成可乘之机。1865年初，扩张主义者，中亚汗国浩罕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占据“南疆西四城”的思的克伯克向浩罕求援的机会，侵入南疆地区。阿古柏侵入新疆后，即暴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对当地各封建割据政权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到1867年，阿古柏消灭了南疆诸势力，成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国（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英吉沙尔、叶尔羌和乌什七城），并自称“毕条勒特汗”（王）。接着，又继续北进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北疆大部分地区。这样，阿古柏在我国新疆建立起反动统治。

阿古柏匪帮入踞新疆后，带进了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封建法西斯军事专制，残暴的警察制度，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残酷的民族和宗教压迫，使新疆人民遭到空前的劫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英国和沙俄在阿古柏入侵后乘机染指新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如果说，阿古柏的入侵造成了新疆与祖国分裂的危机，那么，英俄的插手则可能随着阿古柏统治的延续使这种分裂成为现实。

英、俄殖民者还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中亚地区的争夺，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吞并了中亚的最后一些汗国，象撤马尔汗、基发、浩罕、土库曼等；该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人也控制了克什米尔及其以北大片地区。随着中亚汗国的逐渐消灭，英俄将角逐的目标移到了新疆，而阿古柏的入侵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阿古柏建立反动政权后，英国就曾经公开要挟清政府让新疆“独立”，并积极与俄国人展开斗争，阴谋分裂新疆后伺机夺取之，尤其是俄国人，气焰更为嚣张。1871年，阿古柏进攻北疆时，沙俄殖民者就借保护俄商为名，声称为清政府“代为收复”，出兵抢占了伊犁地区。之后，更加凶恶地对整个新疆虎视眈眈。而对英、俄的争夺，阿古柏采取勾结、妥协甚至投降的政策，日益成为英俄侵略新疆、分裂新疆的工具。1872年6月，阿古柏伪政权与俄国非法订立《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1）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取得在新疆低关税通商（2.5%）、随意居住、设置货栈和商队代理人以及俄国人可以通过新疆进入中国内地等特权。1874年2月，阿古柏又与英殖民者非法签订《英国和喀什噶尔条约》，（2）以英国承认新疆“独立”为条件，出卖了新疆大量主权和利益。英国殖民者取得在新疆自由通商、居住、经新疆进和中国其它地方、最惠国待遇、低关税、派驻外交代表、购买土地房产及建立商栈，参以司法等一系列特权。这样，英俄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攫取了新疆大量权益，而且主要的是外交上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新疆的分裂，为军事侵略打下了基础，并为从西北进一步侵略中国作了铺垫。

西北势态险峻，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不同反响。下层广大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和干涉，反对新疆的分裂，要求清政府尽快收复失地。在国内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发生日益激烈的反应和分化，逐渐形成主张根本对立的两派。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较有政治远见，民族意识比较强烈的人，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重“塞防”，西征收复失地。这是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顽固派守旧势力，充斥轻廷上下，他们采取妥协投降态度，以“海防”为名，主张“罢西征”，让新疆“别立成国”。这是休战派（实为投降派）。两派以“塞防”和“海防”为中心，以征战或投降为实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海防”论者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为新疆破费数百万，但于内地却毫无益处，不过是一“漏邑”。现在如出兵新疆，不知又要耗费多少银响，结果仍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得不偿失。因此，不如丢掉这个包袱，“宜绚英人议，许帕夏（指阿古柏——作者注）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3）显然，这完全是一派投降主义论调。其实，李鸿章的所谓“专力海防”不过是一个借口问题的实质是，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投降主义者又在重唱他丧权辱国的老调。此外，他的目的还在于企图削弱别人，巩固和发展自己在沿海的势力，积累政治资本。事实证明，他从未真正全力以赴、潜心致力过海防，恰恰相反，对外妥胁投降倒是他一贯奉行的宗旨。后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就是他顽固推行设降主义路线的结果。

左宗棠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驳斥了“海防”论者的投降论调。他全面详细地分析了保全新疆的重要意义，权衡了得失利弊，分析了“塞防”和“海防”的关系，认为收复新疆势所必须，不该有丝毫犹豫。

左宗棠指出，当时议论此事的许多人，多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只看到新疆上层王公的叛乱，而没有看到阿古柏窜踞新疆的严峻事实及其危害。即使看到这一点，也没有看到事物性质的变化，更没有注意到英、俄吞并新疆的危险，没有注意到新疆对于内地的利益关系。故而“或以为易，或以为难，或以为可缓图，或以为可速就，就主撤兵节饷议，或并为难得易失之谈，辩说纷纭，横议歧出，揆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谈哉”。（4）他认为，如不收复失地，照李鸿章所言，“许帕夏自立为国”，势必给自己留下无穷的后患。而且万一阿古柏不能“自立”而为英俄吞并，那么不仅白白丢失了疆土还丧失了边防要隘，给英俄造成进一步入侵的有利条件，国家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他说：“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指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他接着明确指出，“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以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为了抵制沙俄的扩张，不可不用心对待，择计于事前。（5）他在给友人王若农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忧虑：“人臣谋国，不可不预计万全。苟顾目前而忘远大，清夜自思，何以为安？”

“海防”论者主张放弃新疆的一条主要理由，是认为新疆“耗中事西”。左宗棠认为这也是不足为据的。他指出，“有耗中事西之虑者，无非饷也”，其实，新疆不无肥沃之地、丰富资源，只要垦植经营得宜，问题自可解决。这样，“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7）他还指出，高宗（乾隆帝）平定新疆时，拓地方圆二万里，朝中诸臣无有不认为这是“耗中事西”、无益于内的但是高宗并不因此动摇，其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屯垦”的补救方法。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左宗棠还认为必须在新疆设置行省和郡县，做到统一常制，有章可循。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具体分析了“耗中事西”的原因，指出过去在治理新疆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病，提出了若干治理新疆的办法和措施。其中包括限制当地官吏和封建王公对群众的剥削和勒索；改赋税的丁口制为地丁制；汉文与回文并行等等。他苦口婆心，强调指出：“夫立国有疆，古今通义。兵不可停，地不可弃者，盖以地形无今昔之殊，而建置则有因创之异，穷◇通久，因时制宜。”（8）绝不可因治理上出现了问题就因噎废食，把疆土和边防要隘丢掉。

这些分析和主张，虽然未必都很正确，也未必都能奏效，但也不无道理和切中关键之处，许多办法也是可行的。如设置行省、实行屯垦、健全各种制度等主张，不仅对建设新疆十分重要和必要，也是可能的。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海防派“罢征”的理由。

左宗棠在充分说明征战的理由后，逐进一步阐明了“塞防”和“海防”的关系。他指出，主张塞防并不是象“海防事论者”要了“海防”就不要塞防那样放弃海防，而是两者兼顾，但要掌握轻重缓急。在西北形势比较危急的情况下，应以西北为重。至少，在对待上应同样得到重视。如果以“海防”为由放弃塞防，那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后来战事开始，左宗棠曾多次上奏呼吁：“请西征及南北洋海防各款，一体兼顾，毋稍偏重”。（9）当时李鸿章之辈唯恐左宗棠复新疆后在西北扩大自己的势力，捞取政治资本。对这种猜疑，左宗棠在他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白道：“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皇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如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指阿古柏——作者注）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须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以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忧窃有不敢不尽者。（１０）这里，不难见其一片苦心。左宗棠虽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封建皇室的忠诚，对统治阶级的卫护（这是阶级地位和历史的局限），但从他的表白，从他对新疆问题自始至终的态度和主张，几年辛苦的统筹征战以及后来的任职情况来看（左平定新疆后充军机大臣，但其不乐居内，引疾乞退，不久出为两江总督，并不在西北），怀疑他有图于西北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年至古稀之人能从大局出发，为国家民族着想，不顾自己年迈力衰，不计较个人得失，力排众议，坚决主战，并不辞劳苦亲自督办，这在清朝晚期，实为不可多得。其精神之可贵，自不言而喻。他所做的这些，虽然根本上是为了封建国家的利益，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他在客观上与民族利益完全一致，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因而是进步的。他个人强烈的民族感、民族自尊心理所当然受到人们尊敬。

左宗棠“地不可弃、兵不可停”的西征主张得到全国舆论的普遍支持，考虑到封建统治的利害关系，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的意见，亦认为：“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11）因而同意用兵。“海防”论者在形势的压力下，被迫暂时收起“罢西征”的投降论调。到1875年下半年，一场“塞防”与“海防”的大论战终于以塞防论者胜利、海防论者失败而告结束。

二

同年不久，清政府任命陕西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准备出征。

1876年（光绪二年）初，清政府正式作出“决策出塞，不罢兵”的决定，下令出兵。3月16日，前军奉命申冒着严寒从兰州出发，向西挺近。8月，清军围攻乌鲁木齐外围据点，战斗打响。到11月中旬，经过三个月的激战，清军攻破包括乌鲁木齐、玛纳斯南城的所有北疆据点，收复北疆。

1877年4月，春融，清军在刘锦棠率领下踰岭南下。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不久攻破阿古柏近半年苦心经营的“天山——托克逊防线”，迅速向南推进。阿古柏匪帮惊慌失措，怆惶向南逃窜。

清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使阿古柏深感大事不妙，为了挽救败局，此时公开向英俄投降，要求出兵援助。但恰逢俄土战争爆发，俄国人正在为战争奔忙；英国人则更关心其传统殖民地土尔其的命运。因此他们都无暇顾及阿古柏，及时对新疆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清军所向披靡，也使他们不敢贸然行动，而暂时采取静观姿态，等待时机，以取渔人之利。阿古柏无计可施、走投无路，陷于绝望境地，于是忧郁成疾，不久即在库尔勒服毒自毙，结束了他野心勃勃的一生。

10月，清军占领库尔勒。中旬，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及乌什等重要城池。12月17日，阿古柏统治老巢喀什噶尔被攻克。阿古柏子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西窜英吉沙尔。12月24日，清军乘胜进抵英吉沙尔城下，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不战自溃，先后逃窜俄国。南疆西四城（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又为清军占领。至此，南疆荡平。

到1877年底，除伊犁地区仍为俄国人占据外，新疆全部为清政府恢复，在脱离了中央政府十余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阿古柏伪政权筹终正寝，彻底覆灭，西征取得伟大胜利。

西征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边疆。这一胜利是在国家领土主权长期以来受到严重破坏、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边陲战争连连失败的时刻取得的，因此在当时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之一，在于它和李鸿章之流的妥协投降派形成鲜明的对照并给其以一个全面意义上的打击，从而鼓舞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抗战派，鼓舞了人民的的斗志，在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为维护民族利益作出了有力的榜样。

其次，保住了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新疆是祖国的西北门户，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屏障，丢掉新疆，这个屏障就会不复存在，中原内地就会洞开。

再其次，推翻了阿古柏伪政权对新疆人民极端黑暗的统治，避免了新疆历史的倒退。此后，新疆人民虽仍继续受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国内的生产关系较之于阿古柏匪帮的反动统治，要先进得多。同时，鉴于新疆社会矛盾的尖锐，清政府也不得不采取较为缓和一些的政策，客观上大大减轻了新疆人民的痛苦和负担。

左宗棠还在征讨的过程中，就一边打仗，一边安抚百姓，帮助当地人民恢复生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建议道：“蒙回被贼驱迫，非其本怀，应抚辑善后局，筹给赈种，待其来归，得以耕牧。一面平治道路，修建渡船，安设驿站，以通商旅而速邮传”。（12）战争一完毕，左宗棠立即在新疆全面恢复生产，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站，铸钱征厘，百废肇兴。为了建设和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他多次建议清政府在新疆置省，把新疆纳入全国统一行政建制的轨道。

上述措施和办法，客观上与民休息，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能够重新结合，为恢复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而使新疆社会待以发展。历史证明，新疆只有统一在祖国的怀抱，才能循着历史的逻辑前进。

最后，粉碎了英俄企图分裂新疆、吞并新疆，并从新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阴谋。英俄当时企图利用新疆事件为契机，从西北和西南同时进攻，使清政府首尾不能相顾，达到扩大侵略中国的目的。1875年“玛嘉理事件”后不久，清政府即接到报告说：“英国欲派兵进滇，借端滋扰，并闻威妥玛出京时，俄使与之密商。英兵进滇，俄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赫德亦称该国现派兵五千人由缅甸蓝贡海口至云南交界处驻扎。”（13）清政府对新疆的迅速收复，使他们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便归于彻底破产。1882年，在左宗棠再次奏请后，清政府正式批准在新疆置省，进一步巩固了在新疆的统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当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给中国近代史无疑写下了鼓舞人心的一页。而作为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个人的功绩，亦将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