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生于1812年（清嘉庆十六年），死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活了七十多岁，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西征阿古柏匪帮、中法战争等等重大历史变革，风云变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千头万绪，即是盖棺一百年后仍不易论定。这了系统地、全面地对左宗棠进行公允的评价，不少同志对左宗棠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西征阿古柏匪帮的功勋，中俄伊犁交涉中的功勋，中法战争中的功勋等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也是左宗棠一生中一重要的政治经历，他对农民起义，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有无变化？如有变化，那末又是怎样变化的？当时清朝政府官员歌颂左宗棠，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朝政府的“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那末左宗棠是如何对湖南省进行经营的呢？而后，他出任浙江巡抚，又是如何对浙江省进行经营的呢？如此等等，也需要我们认真占有材料，切实加以研究，才能使我们对左宗棠有更充分的了解，才能对左宗棠的科学评价有所帮助。为此，不揣冒味，企图抛砖引玉，写了这一篇《左宗棠与太平天国》，以就教于同志们。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家庭是一个小地主，代代读书，曾中“七代秀才”。他的父亲以教书为业，其兄弟三人即从其父为学，“比长不名他师。”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中了举人，但是，其后曾三试礼部，仍末获售，“随绝意仕进，究心经世之学，伏处田里十余年。”

左宗棠在他中举人的那一年，以生计困难入赘于湘潭辰山周氏，及长女生。仍居妇家，颇“耻不能自食，”乃“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每岁课徒自给，非过腊不归，夫人与妾张茹粗食淡，操作劳于村媪。”至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举积年修脯买田七十亩于庄，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率家移往居焉。“此为有家之始。”然自奉仍极节俭。“非祭祀宾客，不杀鸡鹜。”

乡居的生活使他对农民起义有着敏锐的感觉，政治上的失意又使他只能作独自“苟全之计”。所以早在1841年，他就写信给贺熙龄说：“山农勤悴终年，不及一饱，释耒而叹，诅怨候兴，而百里之君鲜有省之者，……午夜独思，百忧攒集，茫茫世宙，将焉厝此身矣。去冬归家时，即拟营一险僻之处，为他日保全宗族亲党计。”

1842年，又写信给贺熙龄。一说：“此间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一夫狂呼，先为祸首。又地当宝庆之冲，会匪、烟枭潜滋已久，一旦蠢动，祸在门庭。”又说：“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此时已稍觉其迟，失此不图，更为无策，宗棠怀此久矣。”到了1844年，情况更为严重，所以他告诉贺熙龄说：“此间界连武陵、溆浦、桃源之处，有剧盗巢穴，党羽动数百人，近闻益阳上乡亦有被其害者，比事主踪迹至此，鼠辈不稍讳隐，且以危词恫喝之，恐明末峒寇之祸去此不远也。”在这一年，他也已经选完了“柳庄”其地。并且告诉张玉夫说：“弟今腊将挚妻小移居湘上之庄，彼中置簿田七十亩，◇粥有藉，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则幸甚耳。”1852年，太平军由永安突围，攻入湖南，左宗棠觉得柳庄仍不够安全，乃复“自柳庄徙居湘东白水洞，诛茅筑屋，亲党多从避乱。”其最著名者有郭嵩焘、郭昆焘、周寿珊等。

以上所述，这是左宗棠的一个方面。此外，左宗棠还有着对他更起作用的方面，这个方面终于促使他不甘隐居自守，促使他成了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著名角色。

左宗棠从小就和益阳胡林翼为亲友。“谐谑杂遝。不忘箴言，庭诰相勉，道义是敦。”胡林翼作官在外，于行政之要往往先与左宗棠商榷，例如胡林翼所拟的“保甲团练册谕”等等，即先经左宗棠“——阅讫，”然后施行。是左宗棠虽然是赋闻乡居，而实际上则无异于道府衙门的重要幕僚。使他不能真正地置身于国家政事之外。此外，胡林翼一有机会就要拉左出山，例如他先荐左于云贵总督林则徐，再荐左于湖南巡抚张亮基，终于把左宗棠拖了出来。

其次，左宗棠虽处在穷困之际，却颇得当时著名督抚的赏识，例如两江总督陶澍就称其为“天下奇才”，“延为宾客”，请为课子，并且深相结交，缔成儿女亲家。又如云贵总督贺长龄在忧居长沙之时，左宗棠亦“久亲教盆，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蒙国士见待，感铭胸臆。”贺长龄亦且屡次“嘉招”，“令其随侍幕府”，“会值乖迕”，始“久虚宠命”。左贺两家也结为至亲。1849年，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胡林翼荐左宗棠为其幕府，林则徐适引疾末果行。林则徐舟经湖南归里，招左宗棠至舟，于“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亦深为林则徐所嘉许。

以上这此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足使左宗棠对于“仕进”不能“绝意”，对于清朝的国家大计不能忘怀。所以，虽然自己三试礼部不第，虽然自己对于腐败的政治颇为愤恨，却始终没有完全死心在道光朝中，他认为“方今天子恭俭仁明，勤施未倦。大臣奉公畏法者多，贤俊未尝终屈。”及咸丰改元，他又立即与“薄海内外企望新政，‘深感自己’蛰居乡里，末缘闻知一二”之闭塞。自己虽然已经“据险自守”。明哲保身了，却亦怨末得，行其道于天下。因此，在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重礼相请，“而江岷樵自长沙以书来劝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谓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左宗棠自己也于林则徐处听说过张亮基其人，于是就再也隐居不下去了。”这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道咸间，兵事起，谨厚者先走匿山谷，徐乃觉事尚可为，强就戎事”，遂“学骑马，学击剑”焉。

左宗棠作了张亮基的幕僚以后不久，张即调任湖广总督，左也跟着到了武汉。又不久，张又调任山东巡抚，左乃仍回湖南。左回湖南，又受到湖南巡抚骆秉璋及司道府县诸公“三遣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乃又转而进入骆幕。骆秉璋一切委之左宗棠代办，“凡察吏治军，惟公言是听，属僚以事上白骆公，则曰：问季高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因此，当时的湖南人都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左宗棠在湖南的所作所为，首在整饬吏治，他的见解，“诚以地方安危，全在守令，使守令不得其人，则有事之处，不能无事，无事之处且将有事，所系实非浅鲜。”“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也就是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所以他以“才品猥鄙”参掉了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掉了芷江知县王士纶，以“才质昏庸”参掉了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掉了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掉了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不久之后，又以各种理由奏参了另外一批官员，认为岳常澧道谢鹤翎“材质枸迂”，新化知县赵宗崙“年力衰迈”。黔阳知县彭寅“庸懦无能”，署嘉禾知县纪瑛询舆论哗然，而署桃源知县樊淳朴也“猥鄙糊涂”，一概都不能用。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极力举荐他所赞许的名府州县，如称署湘乡知县朱孙诒“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著”。称署道州知州五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徐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而署道州知州冯崑、宁远县知县刘如玉，署临武县知县卢肇煦，代理蓝山县知县张嗣廉等等，也均以“战功”得保，使他所满意的人个个升官握权。

左宗棠认为：“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匿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匪党诬攀而罪及原告，是非颠倒，无所适从，小民畏匪盗之势焰且相与暱而比之，以倖旦夕之无故，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盗匪之势虽炽，然就一州一县而论，少或数百，多或千余止矣，合其地良民计之，奚止十倍于此，夫以十之九之良民治十之一之盗匪，宜若有而势常不足者，民与民势不相属，故心不齐官与民情不相孚，故事不举。富者吝其财，贫者吝其力，言保甲、言团练，言并村结寨，仅讬虚文。官非其人，徒法何盆？此吏治之失于后也。”所以说：“治之于已乱固资将帅之臣，治之于末乱，尤重守令监司之选。”守令监司上任之后，即以团练地主武装，残酷镇压人民起义为事。至咸丰七年五月为止，“频年次第歼除，……除临阵擒斩不计外，其入会习教，潜谋不规及稔恶最著之犯先后访获，讯明正法者，实亦不止数千之多。”左宗棠、骆秉璋等对于自己能够杀害这样多的人命颇为得意，津津乐道，说他们正是杀害了大量的人民，“以故巨寇鸱张，邻疆鼎沸，而兵燹之后，境内尚觉肃然。诚以治寇于方张之时，用力难而所伤已大，除恶于未事之始，致力易而所全较多也。”

左宗棠的另一措施就是整顿军队，根据“治民以察吏为先，治兵以选将为要”的原则。认为“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状；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于是首先参劾不堪任用之军官，例如“年力就衰”之靖州协付将李璋，“愎而兼猾”之游击景福，“办事粗疏”之署永绥协付将刘建纲等。而先后以王珍肖启江、蒋益澧、黄淳熙、刘培元等为将。不仅巩固了湖南本省的防地，且可时时出援邻省之急。因而左宗棠非常得意，曾经写信给李续宜说：“鄙意中才全在策励，此等当是频年所收召，皆涤公（案即指曾国藩）唾余也，而在湖南均有所建立。……即如黄南坡、裕时卿、肖启江、刘培元、杨虎臣，皆人所不满者，究之所误何事人亦不得议之。”又写信给胡林翼说：“曾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哂之。……见在湘省所用皆尝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尝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曾涤生所欲调而末得者，周云耀，王璞山耳，湘省支持数者，岂仅恃此两君乎。”

然而，更重要的是筹集饷项，源源不断接济各路军队。

筹集饷项所使用的人员，主要都是各府州县的绅士，例如前通政正使严正基，前内阁学士札部待郎周玉麟，前江西巡抚陈启迈，翰林院检讨童秀春，主事徐棻，员外郎李家骅，内阁中书郭崑焘，即用道前安府知府黄冕，即选道李概，四川补用道陶桄道衔即选知府黄廷瓒，候选知府罗涛，前河南开封府知府方宗钧等。而所有的绅士则都以左宗棠为其领袖，都甘为左宗棠所“驾驭驱使”。这些人自成系统，常常凌驾乎地方牧令之上，“故湖南有绅大于官之谣”。这些人都远胜于贪污腐化的州县官吏，他们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筹饷的办法，最主要的只有两个。第一是严剔钱漕征收中之浮收中饱。这个办法自1855年开始推行，有不遵行之州县，欲求阻挠之吏绅，即予撤革，于是“湖南钱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民间积欠率皆踊跌输将，国课不至虚悬，军储不至束手，州县办公亦不至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午，举数十年之积累一旦蠲之，稍获苏息矣。现在各属田价渐增，农安◇亩，无复盼盼之意，向之借钱漕聚众，动辄闯署殴吏者，自厘定新章以来绝无其事。”

然而，湖南漕米每年只有十五万石，而军需饷项则“每岁须银二百万两内外，而本省额兵之饷不与焉。”乃又有厘金之设。厘金之收入最多，自1855年设厘金局、1856年设监茶局至1857年年底止，“总计拨解藩库军局省平银一百零七万九千五百八十九两七钱九分零二，足典钱一百四十七万一千零二十五串零八十六文。”每年共得厘金或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湖南兵饷，始觉稍舒。

正因为如此，湖南才得以在1854年筹办船炮，接济曾国藩的浙军出发，“嗣复派兵剿黔、赣等省，克铜仁、松桃、萍乡、万载；万剿广东连州，广西灌阳，湖北通城”等处。至1857年又能“筹银三万两，钱一万缗、谷四万石，分解广西、湖北、江西。”1858年，仍能以每月三万两协济曾国藩，每月二万两协济蒋益澧，每月四千两协济韩超，“军火器械亦随时发给”。而“援黔兵勇合之前后，所派已八千余”矣。对于江西的援助，自1855年至1858年，所协发的饷银已达二百六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四两五钱九分五厘，而所协济之军饷，亦有二十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九两七钱零一厘，合而计之，共达二百九十一万五千六百余两。及1859年，援邻之师及协济邻饷，“约计所费已不下六百余万两”矣。因而，左宗棠深以之自豪，在1861年写信给郭昆焘说：“兄前在湘幕时凡湘人士之出境从征者，无饥溃之事，且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诸葛亮）名。”后来，薛福在也盛赞左宗棠之成就，他说：“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良将，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则左公帷幄之功也。”毛鸿宾也说：“左宗棠精能忠实，识略过人”，“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论其才力，决不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之下。

左宗棠起初曾打算团练自守，明哲保身，并没有战败太平天国的把握，也不愿在官绅之间招惹嫌怨。在1854年，他说他只是由于巡抚骆秉璋的“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始“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而仍然打算在“长沙大局略定”，即“思更名隐姓，窜匿荒山。”后又对周汝充说：“世局日艰，兄昼夜榾榾，无少休息，徒以吁公（指骆秉璋）涤公拳拳之故，不能抽身，使岳常、澧早无事，则兄径归矣。”曾国藩、胡林翼、刘蓉、郭崑焘等见左宗棠时怀退志，乃有保任以官之议，这个作法促使他又继续留了下来，他写信给刘蓉说：“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候，大非相处之道，……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芝从中怂恿，而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吾自此不敢即荫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筞。”这时候，他已经由长沙略定扩展到岳、常、澧无事，又由岳、常、澧无事扩展到“大局勘定，”已经是“以天下为己任”了。所以，当胡林翼打了败仗，且与武人龃龉不合，郁郁思退之时，他的语调已经判然两途，他对胡说：“老兄已为帝心简在之人，万不能即退，且我辈此时已抛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计则惬气，受苦恼又其小者矣。事到无可如何时，不必计较成败利钝与已之堪此与否，且索性做去为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多起一念，转安静也。”但是到了1856年，情况就已经有点不同了，他又开始告诉夏憇亭说：“本地绅士居本省幕府，易致嫌怨，只候世局略定，即便长揖归田。”及至

1859年，胡林翼就已经听说湘中之人，“颇怨左公”了。左宗棠也在写给刘坤一的信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世多忤。”又在写给李续宜的信中说自己“自二年至今，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早已为世所指目，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于是就在这一年内，发生了樊燮控左之案，地主阶级权贵派的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等伙同一气欲陷左以罪。而地主阶级经世派之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也不示弱，里应外合，极力营救。左案成后，肃顺以之告高碧湄，高以之告王闿运，王又以之告郭嵩焘，郭遣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师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求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上果问肃顺，……而文襄竟末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在一次大力攻击之下，不仅没有被击倒，反而加官进爵，位望日隆起来，于是他又收起“从此稳卧荒村，不复与闻世务”的念头，把湖南的事情讬给郭昆焘、刘蓉二人继办。自己则对于“廷旨末幅并及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一事感激涕零，立即召幕六千兵勇，统率以出。

左宗棠带兵到了江西的时候，正值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大举西征之际，他在饶州、景德镇、乐平等地与侍王李世贤部大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起了一些牵制忠王李秀成大军的作用。因而曾国藩又替他大肆吹嘘，说他“初立新军，骤当大敌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实属调度神速。”说他“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宗棠于是迅速地由四品京堂升为三品京堂候补，又由三品京堂候补外授太常寺卿。然后，曾国藩又叫他收取“屯之厘金茶捐，景镇之货厘磁厘，”“其广信七属之丁漕”“徽州之地丁监茶杂厘”，婺源之岁课等等，以为军实，在事实上使他统治“徽、饶信三府二十一县之地。”并且以这地区为依托，进而谋攻浙江，为太平天国造成面面受敌的不利形势。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保奏之下，不久就出而“督办浙江全省军务又不久，即被提升为浙江巡抚了。于是左守棠又率兵入浙，成了浙江全省的最高统治者。”

左宗棠入浙江以后，首先上奏清廷，认为浙事之坏由于历伍督抚全不知兵，挽救之法非将旧军严为挑汰不可。接着就将衢州镇总兵李定太部五千余人一律遣散，镇标兵丁一千余，勇丁五百余亦予挑汰。而易以刘培元署衢州总兵，由湖南新幕三千人来浙。更由广西调湘军蒋益澧部来助。加上原来由他指挥的湘军八千余人，他的军力已经是相当雄厚了。

在吏治方面，他参革了署金衢严道，衢州知府江永康、知县丁寿昌，又参革了温处道支方廉，玉环厅同知让卿，署常山县王兰，开化知县曹速春，试用知县江允中等。而举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刘典为浙江按察使，杨昌浚为衢州知府，周开锡为温州知府，署温处道，边仲思署宁波知府，同时也配备了大批的州县官员，使他的统治自上至下，一竿到底，牢牢地控制了浙江的地盘。

至于军饷，在他带兵入浙之时，即请以广信知府锺世桢在广信设立粮台，为收支饷械总，以署玉山令章在玉山设立转运局，源源接济。仍以徽州、广信、饶州三府为其基地。及进驻浙东，“用兵愈多，需饷更，”乃委江西布政使孙长，署江西监道沈元泰于江西省筹办米捐，委宁绍台道史致锷于宁波，绍兴筹办捐输厘，委福建布政使张铨庆将闽省应拨协饷拨解军前。其闽浙总粮台，专司支应转运及制造军火器械，委湖南暂革道王加敏等妥为经理。而已革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亦前往上海，“劝办浙籍捐输，共捐银二十万两”，“尔后又”总办浙江捐输，兼理上海盐茶丝捐事务。

有了地盘，有了军饷，左宗棠所率湘军遂得配合曾国藩，李鸿章等，向太平天国发动猖狂的进攻，由衢州而金华、而严州、而富阳，终于攻陷了杭州。尔后，左宗棠又被清廷提升为闽浙总督，节制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军务，继续与太平军余部之敌，直至这一部分太平军的完全失败为止。

左宗棠早年以“才气卓识”见重于重要督抚，及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出任幕府，又能以“廉不言贫、勤不言劳”。“无精粗巨必从根本做起，”“遇事持正，不避嫌怨”，受知于地主阶级经世派1860年以后，左宗棠出省任事，直接与清廷发生关系，“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极尽其镇压起义人民之能事，终于又得到清廷的特别信任，官以闽浙总督之要职，其显贵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相埒。这种种情况在另一方面，正给我们显示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活动中罪过是多么样的巨大。

我们从左宗棠一生的全过程来看，他对国家、民族的功劳实不可没，但在同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罪过显然也是无需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