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左宗棠逝世一百周年，湖南省社科院和省社联等单位拟在十一月间举行学术讨论会，蒙邀请参加，我对左宗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复什人物，未作过深入研究，只能就左宗棠与洋务运动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看法，提供会议讨论，并向研究左宗棠的专家学者们求教！

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创办人之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整个洋务运动的评价，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我是主张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两个方面，而后者是主要的，因而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但经过近年来对左宗棠全面评价的启发，感到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进步的一面占有主要地位，应该加以肯定。其理由有三：一是左宗棠对待外国侵略者主张坚决抵抗；二是左宗棠所办洋务企业能够贯彻独立自主精神；三是左宗棠对发展近代企业，提倡商办，反对官办，诚意扶持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

先说第一点。

左宗棠对待外国侵略者，除了在浙江曾经勾结法人德克碑组织的“常捷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军以外，从思想、言论到行动，是一贯主张坚决抵抗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以一个山野垫师的身份，便十分关心战局的发展，痛恨英国的侵略行为，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投降，并积极筹划对策，写下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篇建议。对英勇抗英的林则徐，更是钦佩得五体投地，林对左也备加赞赏，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左宗棠确是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爱国思想的。

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枉杀义民，冤贬地主官吏，屈从法国侵略者的过程中，左宗棠事前竭力反对，严肃指出：“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要为者，实不多见；”“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事后谴责曾国藩媚外妥协草菅民命说：“曾候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自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可洵忧也。”

左宗棠的力排众议，坚决西征，抵抗俄英侵略，消灭阿古柏匪帮，规复新疆，收回伊犁，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西陲的安全，更是功在史册，值得大书特书。在前年苏州会议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左宗棠西征，占祖国领土六分之一的新疆前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正是那次会议初步评定左宗棠有功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主要根据。王震同志之所以高度评价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将领，也正是结合自己解放新疆的切身体会，肯定左宗棠西征之功而提出的。

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又是自始至终的抵抗领袖。1880年前后，法国侵略者对越南进行疯狂侵略，战火逐渐逼近广西、云南边境，中法战争势将无法避免。1882年2月，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立即在辖境内整军经武，加强沿海沿江防守，准备打仗；并积极筹措桂、滇边境防务，命旧部王德榜回湘招募兵勇，组成十营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前线。后在1885年3月，法军大举进犯广西时，王德榜部配合老将冯子材部，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友谊）关、谅山大捷。对助越抗法的刘永福黑旗军，左宗棠竭力支持和保护，甚至认他为自己的旧部。1884年8月，闽江水师在李鸿章妥协避战外交影响下全军覆没，福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东南震动。左宗棠以七十三岁高龄，出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扶病带兵，迅速奔赴前线，坐镇福州，采取了一系列的抗法措施，大大加强了福建、台湾的防务，阻止了法国侵略军，稳定了东南大局。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左宗棠力疾从公，耗尽精力，加上清廷对法屈辱求和的刺激，终于1885年9月5日，撒手尘寰，与世长辞！左宗棠在福州任所逝世后，“福州全城百姓，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失一长城。”这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左宗棠抗法保国的定评。过去史学界曾经称左宗棠为亲法派，显然是根据不足和不够公允的。

左宗棠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些表现，是他所办洋务运动值得肯定的主要根据。如果说整个洋务运动所标榜的“自强”和“御侮”的口号，未能贯彻实施的话，那末，在左宗棠身上是贯彻实施了的。如果说整个洋务派未能继承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进步精神的话，那末，左宗棠是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一进步精神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不能不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对外国侵略者是抵抗还是妥协，很自然地成为评定近代中国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正由于左宗棠对待外国侵略者一贯主张坚决抵抗，我们今天才对其人和他所办洋务运动，加以应有的肯定。

次说第二点。

左宗棠办洋务企业的独立自主精神，集中表现在他一手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活动。左宗棠在筹建该局时，便力陈轮船必须自造的主张说：“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大声疾呼中国不能自甘落后，必须迎头赶上西方说：“请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创办这个局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自造轮船，打破外国侵略者垄断的“长技”，创建一支不受外国控制的近代海军，创建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近代造船企业。他自己说得好：“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左宗棠在该局具体措施上，特别着重培养本国技术人才。一开始他便明确提出：“该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向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决定“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悉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日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并在船政事宜第二条规定，宜优待艺局生徒，要求艺局能培养制造轮船、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同时，左宗棠在和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的合同中，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驶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银共六万两，计定奖银共十万八千两，另再加精神奖励。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贯彻执行左宗棠上述意图，对艺局生徒的学习严加督促，把艺局分成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法语和造船技术，后学堂学英语和驾驶技术，全部生徒共一百四十余名，学习成绩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中等亦三四十名。至1873年五年限期届满时，沈又督促法监督日意格，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洋匠逐步撤走，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担任，并令前学堂和绘事院之学生参预各厂技术工作。学习驾驶和轮机的后学堂学生，则令就船出洋教练，已能胜任驾驶者十余人，胜任管车者十四人。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于合同期满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国，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该局在外籍技术人员撤走后，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陆续制造了“开济”“镜清”等十二艘兵商轮船，基本上已具有独立造船的能力。

当时某些中外人士，对左宗棠独立培养本国技术人才的计划，认为不可能实现。福州税务司法人美理登即曾断言：“欲学全功者，非数十年难如奥妙，欲使中国素不识外国语言文字之幼童人等，期于五年中能造机器，能驶轮船，本税司深处知徒糜巨款，终无成功”。后来在事实面前，特别是1876年制造的“艺新”兵船的成功，这些人才不得不认输。“艺新”号兵船，从轮机到船体，均由该局制造专业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的，他们都是考入前学堂只学了七八年的学生。该船造成后，经出海试航和检验的结果，证明“船身坚固，轮机灵捷。”德克碑认为：“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日意格也对吴德章的聪明才智备加赞扬。

为了培养船政设计的高级人才，左宗棠、沈葆桢还奏准清廷，于1876年开始，选拔艺局优秀学生赴欧洲深造，至甲午中日战争止，共选派三批学生五十八人，分别到法、英、德、比四国，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留学期限三至六年。由于这批学生原有学习成绩较好，并且具有实际经验，年龄又较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因而多数培养成优秀技术人才。其中如魏瀚、陈兆翔、郑清濂、吴德章、陈才瑞、林庆升等二三十人，学成回国以后，不仅能够接替外国员匠遗留下来的工作，还能改进技术，设计新船。魏瀚即到过英、法、德各大船厂进行考察，学得铁甲快船新法，回国建议自行试制。著名的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也是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选送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归国的。

当福州船政局的本国员匠能够独立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并辞退了外国员匠和法国正副监督以后，左宗棠曾不无自豪地说：船局“其始请法人为监督，带其师匠教华人，今已辞洋匠而用华人，自造自驾，法监督亦于上年资遣归国，识者颇谓海上用兵以来，唯此举为是。”

在其他洋务企业里，能像左宗棠这样独立自主地成功地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实属罕见。例如江南制造局的生产技术大权，始终掌握在外籍人员之手，培养人才工作比福州船政局差得远，迟至1898年，才设立工艺学堂，培养出来的学员，也未能很好使用和安排，后期虽曾拟选送十名技术人员出国学习，也未成为事实。该局本国工程技术骨干始终未能形成。直至1903年，该局总办赵滨彦在对上报告中曾感慨地说：“江南制造局，军事所系，事至重大，举凡炼钢、制械、造药，在需用专门良工。而中国向无制造学堂，欲求此项人才而不得。故局中除粗工外，一切精要，惟洋工师是恃。……中国目前只有工匠而无工师。职局制造军械，即就军械论，欲求一深明此中理法而与洋工师抗衡者，殆渺不可得，自总办以次，惟洋工师是恃，职道实深耻之。”办了三十多年的近代企业，一切技术上仍然依赖外人，确属可耻！又如汉阳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多达四十余名，直到1908年，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十个部门的二十四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有化铁炉有一个本国工程师，其余都是外籍人员。再如招商局从1872年成立至1930年，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内，总船主和各船主，一直全部由外籍人员担任，很少有人考虑过培养本国人员去接替，似乎中国人都不够资格担任船主。这是洋务企业长期依赖外国技术人员所遗留下来的典型恶果！

同其他洋务企业相形之下，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的独立自主精神，是十分突出的。

再说第三点。

左宗棠对近代企业提倡商办反对官办的经济思想，是在晚年逐渐形成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旧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已陆续产生，代表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他们不满封建专制制度，向往西方君主立宪，不满官办近代企业，主张自由发展私人资本。这一新情况和新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左宗棠晚年的经济思想。加上他目睹一些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经营不善，陷入困境，连自己寄予很大期望的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前者则“屡易其人，堕绪难寻”，每况愈下；后者则管理不当，锅炉爆炸，停工关闭。因此，更促使他认识到发展近代企业官办不如商办的道理。

当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左宗棠在指示地方官吏尽速恢复铁工厂的批札中说：“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在“与周渭臣提军”书中，左宗棠更明确指出：大抵矿务须由“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庶抽分可期有着”；因“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

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帮助胡恩燮父子创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是他提倡商办扶持私人资本的突出表现。这个矿是左宗棠为了解决煤铁原料，抵制外国侵略而一手筹划的。左宗棠札委胡氏父子承办该矿后，曾经多方加以扶持。他亲自审定该矿《招集商股采炼煤铁章程》，支持胡恩燮“不请官本，一切由商股办理”的主张，放手让胡氏父子经营，不加干涉，故该矿名义上虽也挂着官督商办牌子，实际上纯系商办企业。他责令徐州地方官府维护这一新兴事业，不许地方封建势力阻挠该矿矿区建设。他奏请清廷批准该矿援照湖北、安徽诸矿成例减税，每吨煤只完税银一钱，大大减轻了该矿的负担。当该矿受上海、南京金融风潮影响，经费支绌难于维持时，左宗棠又积极设法照顾，要江宁藩司酌提闲款，借给该矿周转，救了胡氏父子的急。这个矿在胡氏父子手中虽未能获得大的发展，但毕竟打下了徐州煤矿近代化的基础，这同左宗棠的诚意扶持是分不开的。

就在左宗棠病逝福州任所的1885年，他还积极向清廷建议，在福建、台湾等地，利用甘蔗原料，开办机机糖厂，“以尽民间未尽之利。”他提出的办法是，先拨公款数万两，派员赴美参观，选购小型机器，兼雇洋匠数名，来华办厂，试制食糖，有成效后再加扩充。但他认为“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商民主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也就是说，仍然按照“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原则。

左宗棠上述提倡商办反对官办的经济思想，因已到了晚年，故成效不大，但仍然属于洋务运动中的一个进步因素。

以上所说三点，便是肯定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主要是进步的理由。这对当前深入讨论洋务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突破。这一突破说明洋务运动是一个错综复什的运动，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确实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不应全面否定。肯定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便是很好的例证。还说明洋务派也是一个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复什政治组合，不仅有不少洋务派中层骨干，陆续转化成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反映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正确方向；而且，连洋务派上层，也同样有左宗棠那样可以肯定的人物。因此，我们对洋务运动，对洋务派，对洋务企业，必须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研究，切不可简单化和一概而论。这几年来的洋务运动讨论，在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今后应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继续走下去，定会出现新的突破。

有的同志希望从肯定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这一突破口，进而突破肯定整个洋务运动。我的看法是还难于成立。因为第一，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从时间、地区和范围说，都只是局部的，对整个洋务运动还不起决定作用，故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应该肯定，并不等于整个洋务运动也应该肯定。第二，肯定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的三点理由，正是整个洋务运动的致命伤，其中对待外国侵略者不敢坚决抵抗，而采用屈辱求和的外交路线，更是主要的致命伤。李鸿章是这条屈辱求和外交路线的主要执行人，左宗棠则是李鸿章的对立面。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是力主放弃新疆屈从俄英侵略的，如果不是左宗棠坚决西征，新疆早已不为我有。在中法战争中，如果李鸿章也能像左宗棠一样主张坚决抵抗，那就不致于前方打胜仗后方屈辱求和了。甲午中日战争之所以一败涂地，虽然存在多方面的因素，但李鸿章的始而避战怯战，终而屈辱求和，实不能辞其咎。李鸿章执行这条屈辱求和外交路线的结果，把一个“上国天朝”，弄得藩篱洞开，主权丧尽，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整个洋务运动也不得不宣告破产，李鸿章所办洋务企业，在贯彻独立自主精神和扶持私人资本方面，也远不如左宗棠。即以扶持私人资本而论，李鸿章尽管在提倡官督商办方式初期，曾经招来了近千万元的私人资本，创办了近三十个近代企业，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产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李鸿章提倡官督商办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扶持私人资本，而是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控制和侵吞，使私人资本逐步得出“官督商办猛如虎，名为保商实剥商”的结论，这就严重压抑和挫丧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如果说，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话，那末，李鸿章所办洋务运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则不能不是主要的。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将，并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对洋务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因此，肯定左宗棠所办洋务运动，不仅不能作为肯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突破口，反而衬托出整个洋务运动不宜肯定的论据是比较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