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曾以三十多年时间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位至督抚，爵锡侯伯，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都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然而，众所周知，这位在近代中国社会有过很高地位，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还不到其一生一半的时间。如果我们依据其政治活动，将其一生划为早期（1812—1852年）、中期（1852—1874年）和晚期（1874—1885年）三个时期，那么，左宗棠在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前，还仅仅为一名出身低微的书生，而且已是一位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了。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他早期的历史给予十分的重视和研究。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的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它最终决定着人们所处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对于社会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为此，本文试图对左宗棠早期的历史。而主要是其早期的经济状况予以探讨，以求发现他早期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的根由，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东乡的一个偏僻山村左家塅。祖父左人锦、父亲左观澜均为秀才，家有田数十亩，放佃收租，每年可得租谷四十八石。是一个旧称“耕读之第”的小地主家庭。

左宗棠幼时，全家共十口人，每年四十八石谷，显然是不够生活的。据清代学者洪亮吉的计算，“一人之身……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米四石，折谷即须六石。按左家十口，则每年食用之谷必六十石方可维持。此外，还有衣物、杂用等费，还要支付国家赋税。因此，还要靠父亲开馆授徒，得些收入支撑一家生活。左宗棠后来即回忆道：“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可见，其家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的教书收入和少量的地租剥削。其经济状况既不富裕，也不稳定。倘若迂天灾人祸，就要忍饥受饿，奔走典当、借贷之门。1807年湘阴大旱，米珠薪桂，他家糠屑当餐。左宗棠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又无钱请奶妈，靠母亲“嚼米为汁”而活。后来，母亲患病，无钱买药；去世，无钱安葬。结果四处筹借，欠债二百多两银，一直无力偿还。

左宗棠早期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的前提和条件”下开始的。一方面，少量的土地剥削，使他家庭的经济利益与地主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与广大农民利益相冲突。另一方面，这种家庭毕竟是外在地主阶级下层，又使左宗棠自小就能习苦耐劳，就能接触社会现实，了解民间疾苦。同时，这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使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希望他能通过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求取功名，以后“燕颔封侯”、“昌大吾门”，来改变清寒的境迂。因此，左宗棠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祖父、父亲的教导下，“耕读相从”，十五岁应重试，十六岁即以第二名通过了府试。

可是，就在左宗棠刻苦攻读，一步步地向科场迈进的时候，家境每况愈下。祖父母、长兄和母亲先后亡故，三个姐姐出嫁。治病吃药，婚丧喜庆，免不了相当花费，家业单薄，无权无势的左家自然经不起这番折腾。特别是1830年（道光十年），父亲左观澜在痛苦中去世以后，“家益贫困”。从此，十九岁的左宗棠独立地走上了社会。起初，他居家攻读，因失去家庭接济，连书也买不起。继之，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在清贫孤露的生活中发愤努力。

1832年，左宗棠的生活道路出现了小小的变化。这年，他以湖南乡试第十八名考中举人，并与湘潭富室女周诒端成婚。这使他“境迂较前稍异”。但也未能改变其艰难贫苦的命运。这件亲事，早在父亲存世时已议定，但直到父亲去世后二年还因贫不能收娶，只好“不光彩”地入赘周门。而中举的当年，左宗棠欲赴京会试，却没有钱打点行装。其时，他的仲兄左宗植早已出外课食，而长兄嗣子世延无依无靠，他遂将祖田数十亩“悉畀”世延，自己却住到湘潭周家。“身无半亩”、“赘寄妻家”，这就是他当年经济状况的自我写照。

然而，左宗棠没有被这种种的清寒苦楚所压倒。为了改变这潦倒的境迂，为实践自己的理想，他还在如饥似渴地读书，继续在科举之道上攀沿。1832年后，他曾以六年时间三次入京会议，但仍不能找到出路，三次赴试，三次不第。直至1838年他最后一次罢试归来，遂下定决心，“绝意仕进”，“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可是，此时左宗棠已有了个七口之家。虽早自1834年因“耻不能自食”，借周家西头小屋“别爨以居”，但仍是十分贫困，没有家业，也几乎没有收入。他生性耿直，疾恶如仇，不愿低三下四的去“奔竟干谒”，乞求权贵，谋求什么差事。只是在1837年，因湖南巡抚吴荣光的召请，去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才有了自己的一点收入。渌江书院向来“束修”微薄，充其量不过钱二百串，因此“屡致讲席空悬”。左宗棠在这里“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每迂岁阑解馆，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生活依然困难，后来（1840年），承老师贺熙龄之意，赴安化小淹课读前两江总督陶澍遗子，收入稍多一些，据传达“岁修三百全”，除去养活一家之外，尚有盈余。

以上可见，左宗棠青年时代，直到“而立”之年，虽有了举人的身份，也有了家庭，但没有家业，大多时间里也没有收入，基本上是依靠封建教育制度的施舍和富有的岳父家而生活，只是一个依附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种情况，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重要的，这使他进一步接触了社会的黑暗和民生的疾苦，较易地接受了当时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身无半亩，心忱天下”他这一著名的自署联语，既是他早年经济状况的写照，也是他当时思想状况的反映。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左宗棠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他以几年来积蓄的教书收入，在湘阴东乡柳家冲（去左家塅十里左右）买下薄田七十亩。次年，又将一家妻小迁来居住。人到中年的左宗棠开始有了自己的家业。在这里，他精心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庄园内有稻田、坡地、水塘；周围有围墙、壕沟；庄园的入口还筑有一道园门，署名“柳庄”。

从一个“身无半亩”的读书人到经营土地的庄园主，这是左宗棠早年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转变。这表明他从一个仅仅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名符其实地跨进了地主阶级的行列。不过他经营柳庄的活动也表明，他已不是那种放佃收租的旧式地主，而是带有近代经济因素的经营地主了。左宗棠经营柳庄是采取雇工剥削的方式。平时他雇用长工，农忙季节则雇用短工。他们使用柳庄的耕牛、农具、种籽、肥料，为雇主左宗棠进行生产。而左只须按他们劳动的时间支付“工钱”，收获物则全部归左所有。柳庄的生产以稻谷为主，七十亩田如年岁丰稔，可以稻谷二百四十石。此外，柳庄还“种茶、植桑竹”和饲养。其中茶叶一项的收入，几乎可以了清一年的“国课”。左宗棠向来重视农业，平时学问亦以农学见长。自经营柳庄后，他亲自深入田间陇亩，“督工耕作”，讲求生产技术，进行农业试验和农学理论的总结工作，大有在柳庄振兴一番事业的气象。

在经营柳庄的同时，左宗棠的塾师生涯并没有结束。从1843年到1847年的五年中，他还一直在安化陶家开馆。1849年，又假馆长沙朱文公祠授经课读，每年又可得奉金三百以上。这在他整个经济收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左宗棠经营柳庄，并没有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其规模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主要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社会所能给予的条件毕竟有限。加之鸦片战争前后，大量鸦片入侵，严重破坏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派捐加征。这一切都给柳庄的经营造成层层困难。当时，左宗棠即深有感慨地说：“银价日昂，钱复难得，农者以庸银，粪直为苦，田主以办饷，折漕为苦”，即使丰年亦不过“食易货难，金生谷死”而已。世道艰难如此，柳庄的处境和前景可知。尽管他苦心经营，柳庄的生产也很有成绩。七十亩薄田，在一般年头还能达到亩产三石四斗多的水平，但由于初创之时，要购买耕牛种子，添置各项农具，花费不少。加上购买肥料、支付各项运费、雇工工钱，即须一百二十串钱。而当时银价上涨，谷价低贱，每石仅值一串。柳庄的稻谷生产不能获得太多的利润。而“茶园所入”，则了清国课尚有不足。所以，柳庄经营十年之久，规模没有扩大，基本上只是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特别是当时社会的腐败，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更使左宗棠忱心忡忡，时局的发展不可能使他专心致志地发家致富，经营柳庄了。

道光末年，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之际，政治敏感很强的左宗棠就已经感到“祸起萧墙”，于是就在到处寻找自我保全的“避祸之地”。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军进军湖南，攻打长沙的时候，他已带着家小离开了柳庄，徙居于湘东白水洞。显然，他敌视这一农民的起义和斗争，但是不愿卷入这场政治大漩涡。几十年的生活已经使他对当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情势失去希望。但是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局势的发展已不可能使他置身事外了。不久，由于湖南官绅，包括他的亲朋至友的一再敦劝，特别是其密友胡林翼在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左宗棠终于服从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应聘出山，参入湖南巡抚幕府。从此左宗棠结束了他经营柳庄的活动，也结束了他早期的历史，而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历史也就开始了。

综上所述，左宗棠早期经济状况，基本上只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他出身于一个教书先生兼小地主的家庭；青少年时代“耕读相从”，备尝艰苦，是一个“身无半亩”的穷举人；只是到了三十岁以后，才有了一点家业，成为了一个教书先生兼小经营地主。这种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既决定了他的基本的阶级立场，也决定了他希望改革社会整刷政治、注重民生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因此，在后来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敢于反抗外来侵略，蔑视权贵的昏庸无耻，所到之处，都注意整饬吏治、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民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为祖国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宗棠早期的经济状况和思想倾向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