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出现了“海仿”与“塞防”之争。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有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它是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近来，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指出这是一场爱国与卖国的论争，孰是孰非，到底如何评价?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这场争论的起因、内容、性质、意义谈几点浅见。

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清朝统治者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运动，勉强度过了国内危机；在对外关系上，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也出现了一个所谓“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国藩语）的时期，这就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同治中兴”。但这种苟且偷安的局面并没有能持续多久，一八七四年，发生了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虚幻的“安全感”象肥皂泡一样迸裂了，一个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岛国居然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腐败的清政府极为震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五日）的奏摺中，流露出一种惶惑不安的心情，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情况是“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无自强之实”，“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为此，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备海防，并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应变措施。同一天，军机处发出“上谕”，命直隶、两江、两广、湖广、奉天等处督抚、将军就总理衙门的奏摺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

筹办海防需要巨额经费，财政困难，国库空虚的清政府为此煞费周章。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筹饷”的旗号下，公然抛出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对已经出关或准备出关的军队，主张“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首先挑起了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我国西北边疆确实出现了严重危机，一八六四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但领导权却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篡夺，结果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疆的混乱局势引起了某些外国野心家的觊觎。一八六五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而入，侵入我国南疆地区。并于一八六七年建立了“哲得沙尔”反动政权，残酷掠夺和奴役南疆人民。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加紧征服中亚地区，一八六七年在塔什干城设立了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作为奴役被征服民族的大本营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当阿古柏的势力扩张到乌鲁木齐时，沙皇政府竟于一八七一年夏悍然出兵，武装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并狂妄叫嚣要占领乌鲁木齐，甚至夺取哈密。在清廷内部，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爱国官吏纷纷要求重视“塞防”，收复失地，抗击沙俄侵略。当时主筹西征军饷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就极力告诫：筹办海防时，“凡所筹画，宜规久远”，反对“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以免造波“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严重后果。在地方督抚中，山东巡抚丁宝桢、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都力陈抗俄的重要性。湖南巡抚王文韶更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他敏锐地觉察到沙俄对我国西北的鲸吞是迫在眉睫的事，指出：“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一八七四年底，地方督抚对“筹办海防”的复奏已基本汇齐，正准备开始“廷议”时，同治皇帝突然病死，由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廷议”遂推迟到一八七五年三月，第一阶段的讨论中，围绕收复新疆问题已出现了截然对立的意见，第二阶段的“廷议”更远远超出总理衙门的原奏范围，实质上成了收复了新疆还是放弃新疆的大辩论。

身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声势显赫，大权在握，有相当一部分督抚和廷臣按照他的调门亦步亦趋，连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都公开支持他说：“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当有人起来反对放弃新疆时，李鸿章更是书来信往，频繁活动，以便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施加影响，光绪元年正月初七（一八七五年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参加完同治的丧礼回到天津，不顾疲劳立即写信给私交甚厚的河南巡抚钱鼎铭，唆使他“抗疏直陈”，要求从西征前线撤回豫军宋庆部，釜底抽薪，削弱西征部队的实力。果然，在李鸿章挑唆下，钱鼎铭于二月初三日上疏，拟将宋庆一军调回潼关。钱在奏疏中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函详及此，以为关外只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正月初八，李鸿章又手不停毫，写信给老部下、署江西巡抚刘秉璋，对刘倾向“塞防”痛加斥责，说他“大肆簧鼓，实出期望之外”，攻击主张收复新疆的人是“坐屋内说瞎话”。在一片“停兵撤饷”的吵闹声中，西征的前途和新疆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忧。当此关键时刻，左宗棠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一接到让其“通盘筹画，详细密陈”的谕旨，立即上了一道《复陈海防塞访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详尽分析了形势，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诲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左宗棠、王文韶等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认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遂“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一场海防、塞访的大辩论终于以爱国主张的胜利而告结束。一八七五年五月三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序幕。

在持续半年之久的一场辩论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海防”与“塞防”能不能兼顾?从当时形势看，侧重点应放在何处?收复新疆是否“得不偿失”？收复新疆有没有可能?

“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是以“筹饷”为导火线的。为筹措海防经费，一些人曾先后提出“开采煤铁”，“整顿盐务”，“酌提洋税、厘金”，“内外节用”等开源节流的措施，但李鸿章之流，却拒绝从积极方面解决筹饷的困难，他们以财政危机做幌子，把“海防”与“塞防”截然对立起来，反对兼顾二者。李鸿章别有用心地说：“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这是一个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若按照李鸿章的逻辑，尽撤西北屏障，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东南海防即或加强，又有什么意义?左宗棠等坚决反对这一谬论，明确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自然“并重”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这里有一个缓急之分，匮裕之分，正如左宗棠所说：“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均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台湾事件”了结不久，东南海防已非燃眉之急，相反，西北边疆却是大片国土沧丧，而且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加之军饷奇缺，每年欠饷竟高达三百余万两，如不尽力筹措，后果何堪设想?

为了达到停兵节饷的目的，李鸿章还叫嚷：“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甚至埋怨乾隆年间平定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此论一出，捧场者如群犬吠声，刑部尚书崇实立即附和说，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山西巡抚鲍源深也拾其唾余，说什么“若不顾心腹元气之伤，锐攻四肢疮痏之疾，窃虑肢体之疾未疗，而心腹元气愈亏”。耗费于边陲，竭财于内地，何以异是”?对于这种“新疆无用”“得不偿失”的谬论，主战派驳斥说，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何况“北自乌鲁木齐，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万里穷荒”。再从战略形势上看，新疆是内地的屏障，“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

那么收复新疆在当时有没有可能呢？所谓“海防论”者在李鸿章失败主义思想指导下，把敌人吹得神乎其神，一口咬定收复新疆是办不到的，他们的理由是沙俄已占据伊犁，阿古柏又与英、俄、土耳其相勾结，“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主战派没有被李鸿章等的虚声恫喝所吓倒。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遵旨密陈片》里，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相信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西征的前途是乐观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清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看作是两个集团争权在利的派系之争，它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如果让李鸿章之流的主张得逞，不但当时西北边疆危如累卵，而且势必贻害无穷。时至今日，继承了老沙皇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不还在大放厥词，说什么“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省”么？试想，一百年前中国收复新疆的斗争一旦归于失败，那么沙俄侵略者很可能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当年左宗棠警告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就将成为现实。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大辩论中，左宗棠、王文韶等以祖国疆土、民族利益为重，批驳了“边疆无用”、“得不偿失”、“出兵必败”等奇谈怪论，左宗棠更以六十五岁的高龄，不顾重重阻力和种种困难，“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毅然出兵西征，表现了真挚的爱国热情，保住了祖国西北一片大好河山，这个历史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