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资画诺，成瑨坐啸，一时以为美谈，卒成党锢之祸。古来先例如此，士大夫所不轻犯也。文襄之入本省巡抚幕，始于咸丰二年张亮基任时，盖与同邑郭意城崐焘俱。亮基旋署督，复相与偕行。崐焘兄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仲弟樗叟家传》：“张公每夕手挈总督关防，以属左公及君曰：军情缓急，眉睫间耳，有发，先行而后告。”此在张幕时事。张左迁，二公俱归湘。明年，复入继任巡抚骆秉章幕。薛福成《庸庵笔记·记骆文忠公遗爱》：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二三人慷慨论事，证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提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楷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当过之也。”此在骆幕时事，若依功令，则主宾皆宜得罪矣。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一、官员纵容幕宾出署结交者，照纵容亲友招摇例革职；一、督抚藩臬接用旧任幕友，令其始终踞一衙门者，照纵容幕友例议处；一、督抚于幕友，务宜关防扃钥，不得任其出署往来交结，若不遵功令致被参劾，或因事败露，将纵容之督抚治罪。所谓功令者如此。此在咸、同以前，常为官吏之大防。后虽稍稍开弛，然苟一据以指摘，则劣幕把持之说，固无不构成罪状也。文襄由张、骆两任在幕，即所谓始终占踞一衙门。其指画兵事饷事，自曾文正、胡文忠二公以至湘中一切名将帅，无不直接相商。或始其望轻，得文襄一言奖拔，而感激奋勉，遂成名将。若王壮武珍、鲍忠壮超皆是，事迹皆见诸家集中。即曾文正初起，靖港一败，几不自振。文襄省之舟中，责以速死非义。文正瞋目不语，索纸笔书所存药弹军械，属代检点，是直以督师之交代委之。卒以未败之先，文正听文襄议，先援湘潭。至是惶遽中，得忠武公塔齐布湘潭大捷讯，军心乃安，文正亦舍身殉之念。文襄集中《与胡文忠书》：“公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正此时事。若功令所谓督抚于幕友应关防扃钥，不与外人交结，其相距真不可道里计矣！朱孔彰《文襄别传》言：“属僚以事上白骆公，则曰：‘问季高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湖南由此致富强。”乃其实也。

文襄之离湖北督幕，在三年九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归至湘阴。骆以书币招，不出。四年正月，鄂督吴文镕战殁黄州，武昌戒严，谕曾国藩以衡州所练水陆师赴援。文正邀文襄偕，亦不就。文正出师既复岳州，太平军复回攻，岳州再陷，文正退保长沙。此文襄所谓“日过其军而絮聒之”，盖事急所待商者多也。文襄以三月初八日再入抚幕，亦缘事急始出。后以敌窜湘潭，亲率楚勇百人赴潭迎眷，文襄赘于湘潭周氏也。

敌先是早扬言将入山索文襄，至是果验。而文襄已于先一日携眷出山，时为三月二十六日。次日卯刻过湘潭县城，辰刻敌已抵潭，潭城陷。二十八日，援潭之师已至，一战而胜。至四月初一日，水师杨载福等亦援潭获胜。初二日，文正亲督之兵败于靖港，文正投水，为章寿麟救之起。文正甚恚，而寿麟诡以湘潭捷音告。文正方迟徊，而文襄缒城出，慰且责之。是日果得捷报，文正乃起视事。初五日，遂复湘潭，此世所流传之章寿麟《铜官感旧》一图者也。

文正岳州之退，由前锋王壮武八鄂会剿失利，致太平军由鄂境再犯。既退，而文正颇咎壮武，文襄独慰勉之。壮武感激知己，终身不复为文正用。文正无奈之何，竟使之别将一军，只受其本师罗忠节公泽南节制。后来文襄出山，所与成大功者乃老湘营，即王壮武所部也。壮武集中《与左季高先生书》：“岳州败归，蒙殷勤诰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珍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既蒙中丞生死肉骨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珍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据此则文襄入幕，已为湘抚操赏罚之柄。时藩司徐有壬等请湘抚奏劾文正，骆文忠当文襄未入幕时，亦颇不与文正相碍。至是乃谅其初临大敌，且实以战而后败，与他军望敌自溃者不同卒听文襄从中振刷。旋获大捷，遂为湘人功被天下之始。其以幕府干与湘政如此，尚能以功令关防扃钥之说拘之乎?然而文法犹在，苟落讼牒中描画，固足以陷于罪罟矣。

樊燮者，后日以词藻著名之樊增祥之父也。增祥自号樊山，与文文山、罗罗山相配。起家文字，而其先则为武门。燮之被参也，据《骆文忠公自订年谱》：“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咨怨。八年赴京陛见，先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并声明访闻各款劣迹，俟查实参奏。嗣据委员赴永，查该镇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即据实严参，奉上谕拿问审办。嗣有人唆耸樊燮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后奉旨交湖广总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旋于八月二十五日将樊燮妄控奏明，将查明帐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左君因此一案，忧谗畏讥，遂定意于十年正月出署，请咨赴京会试。”此为樊燮被参及讦讼事实。夫秉权既久，而名位实非身有，遭忌在所必然。有志靖乱者服文襄靖乱之才，志不在靖乱者，则侧目其声势，又时或受其意气之凌躐，遂有遇事中伤之意。文襄之几掇大祸，樊燮控案，乃其借手发难之资，非主因也。彼忌者亦知文襄负望于大帅间，根底固甚，非陷以重罪，不足以动摇之。故是案情势甚恶，挽救甚不易，虽诸大帅亦未能以寻常奏事为作昭雪之用，其曲折盖可考也。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肃顺推服楚贤》，及文襄此狱事，言：“粤贼势甚张，而讨贼之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唯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其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壬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因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材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文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以上为据高碧湄说。记时文襄、肃顺固皆已逝，而王壬秋则健在。庸庵书出时壬秋见之，左、郭诸家子弟见之，此皆不足论。但据当时郭氏《养知书屋集•自叙》文云：“鄂督以樊燮呈诉湘抚具奏，牵及左文襄，钱萍江副宪典试湖北，即交查办。左文襄归案审讯。嵩焘时入直南书房。以为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同直潘伯寅尚书悉用其语入奏。奉旨着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专任浙事，不复就讯湖北。”郭氏自述如是。郭亦为肃顺所礼，其有求于肃顺，未尝不可自达，谓必遣王壬秋求救，殆自避同县之嫌耶?至以转托潘文勤，则郭固自言之。

李慈铭《潘文勤公墓志铭》：“咸丰之末，湘阴左文襄公以举人参湘抚骆文忠公幕府。有憾文襄者，力◇龁于重臣，文忠几为动。公力辩其诬，三疏荐之，谓左宗棠在湖南关系事势甚大，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此人。疏既传，文忠得持之，文襄以安，卒能光佐中兴，功在社稷，而公未尝一日识文襄也。”此段言有“◇龁于重臣”者，而“文忠几为动”，重臣自指官文，“文忠几为动”，语殊可凝。谓文忠亦遂心厌文襄，将并成其罪状耶?抑为文忠之湘抚位置动摇耶?若文忠为◇龁者所劫，遂失其敬仰之素，似不成为骆秉章。若谓位置动摇，则语意含混，在李文中未免语病。下又言“文忠得持之”，不言文忠得安于位，似不得潘文勤传布之三疏，文忠即不得自持。其几为动之云，直是动念欲委罪于文襄矣。意者李氏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耶？

潘疏在李文中叙述大略，国史馆潘祖荫本传稍详。当时三疏既传，别本非密折，此岂无传本?今以《左文襄公年谱》中所载为较详。其辞曰：“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云云。此未知为三疏中之何疏，抑杂采三疏语缀成之?文襄家书，壬戌《与孝威》云：“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郭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文襄之言如此。骆固同在控案中，无以为左疏争，胡亦俟潘疏达后乃敢言，曾则直俟奉旨垂询乃言。胡疏语气，事势已解，遂加保欲其起用；而曾疏则朝旨商其用左之法，然后言之，更与狱事无涉。可见狱方起时，情态严重，有兵柄者不敢因此犯要挟之嫌，非内有亲贵从中斡旋，及军事以外之廷臣为之剖白，其祸盖未易逭也。

胡文忠疏言：“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经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清天恩酌量器使。并请旨饬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云云。此疏尚为文襄剖负谤之由，引太戆少和之咎，是狱未尽解而恶讯已过之态度。故轻轻着笔，随保募勇起用，其所应合之机会可想。至曾疏乃见于十年四月十三日《复陈未能舍安庆东下请简用左宗棠折》，乃复四月初一日谕旨，狱已不提。述旨云：“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是文正于狱急时初无所预，惟郭筠仙为之急难奔走而已，盖亦所处地位之不同耳!

骆文忠谓有人唆耸樊燮，潘文勤谓湖南不肖之员，思有以中伤者久，皆不以樊燮为主动之人。《胡文忠集•与左季丈》“间公者湘人，非鄂人，此沛公司马之类也，何足介意!”此亦指唆耸之人。燮樊鄂籍，文忠谓为间者非鄂人，明谓与燮无涉。所谓湘人，又云沛公司马之类，以曹无伤为比，自是湘之属官，未必谓湘籍之人也。文襄于十年正月北上会试，集中《与刘岘庄书》谓：“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然至襄阳又折回。集中《与郭意诚书》：“抵襄阳后，毛寄耘观察出示润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遭险山◇，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云云。胡文忠密函相告，谓含沙者网罗四布，北上亦觉寒心，此亦见决非樊燮。而网罗四布，如此之密，必有大力者在。文襄集中《与李希庵书》：“未至英山以前，窃自忖度，如夫已氏必不相舍。山北北南，网罗密布，即匿隐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士固不可再辱，死于小人，未若死于盗贼之快。将就涤老及麾下作一营官自效，战而胜，固稍伸讨贼之志，否则，策马冲锋，亦获其所。且八年戌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

实为阙事，欲借此自励，少解白面之嘲。比至润公所。询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而饷事颇难区处，此议遂寝。”云云。希庵即勇毅公续宜，时胡文忠驻英山，筹围攻安庆之师，曾文正驻宿松，李勇毅当驻桐城、安庆间之青草塥，共图安庆。时文正有与胡宫保书云：“进兵之路，鄙意欲仍守希庵前议。以朱、李进安庆，多公进桐城，希军扎青草塥。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即日至英山，请其一决。”又有与左季高书：“闻辟地东来，想已安抵英山，进兵应如何分枝，望鸿裁与润帅酌定。”皆文襄由襄阳折回，向皖中诸帅军前，诸帅共商攻取安庆时事也。文襄抵襄阳，据其与郭意诚书在三月三日，稍伫折回，入皖当在闺三月间。时都中挽救有效。狱已将解，故抵英山，即知近状不如所闻之甚也。

庸庵言“官文已经严劾文襄，廷旨又勅下官密查，许其就地正法”。若果如此，则授权于原参之人操杀之之柄，是必不复惜此才也。潘文勤、胡文忠两疏皆言“宗棠运筹，久蒙圣明洞鉴”，此非泛谈之语，原有事实。郭筠仙集戊午《与左季高书》：“初三日再召见养心殿西暧阁，温谕多时，问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认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书信来往。’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曰：‘左宗棠亦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曰：‘左宗棠多少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塌，须得劝一劝他。’曰：‘臣也曾经劝过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见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上乃及他事。右谨钞录传谕，圣言尚多，略记大概如此，字句之间所未必能十分吻合，然非圣人所语及者，未敢稍附会一语。”云云。诸公集中亦多涉此事，戊午为咸丰八年，九年被控劾，遽欲杀之。所控所劾，究诬以何等重罪，虽不可知，惟令原劾之官密查正法，则恐非情理，或控后命官督密查，查后严劾，竟以为当正法，乃命加讯而后定，其严劾即查复之疏也。庸庵叙次不了耶?抑其中本有传闻之误耶？但观诸公之张皇，则控者之罗织不足言，劾者之严重亦可想矣。

官文复奏之文襄不法证据，必由湘中有司衙门搜集；湘中有司欲助成其罪，自能代为搜集，且能舍轻取重，以供锻练，此胡文忠之所谓沛公司马也。王壬秋《湘军志》：“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居为巡抚所劾罢。因拘于总督，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阴助燮。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再疏争之。奉严旨，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连黄文琛、王葆生等。文琛固以抗直为宗棠所抑，至是保明宗棠，胡林翼复力解之，得不逮，坐文琛等微罪夺官。”据此文，知构成大狱者为布政使文格，壬秋身预求救肃顺之事，于《湘军志》固无从提此隐秘之事。且肃顺既为同治初指目大逆，更无牵涉及之之理。惟文格究为何等人，与文襄挟何怨，就《湘军志》中，颇有涉及。《湖南防守篇》中，咸丰五年“三月，富川寇入犯永明，王珍等自江华驰击，破之。贵州寇起镇远，沅、晃戒严。是时，诸军专备广东边，广西

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联，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诰，惟以不请兵饷者为能事。魁联戆直，好争议，秉章弗善也。会诏补魁按察使，不令还省受印。魁联自以奉特简，径还省城。秉章因劾以委军。仍降知府。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翟诰权辰沅道，但张战功；且募资助军，不以烦院司，故尤重翟诰，奏补实授。论荐甚力。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陆传应知衡州，及东安赖史直、湘潭孙坦、澧州胡镛、湘乡唐逢辰、邵阳邵绶，名虽清浊有别，皆敢于

为政。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据此，则文格本为文襄所善，乃以其所欲，由桂臬留署湘臬，虽无特擢，要自相得。后一反而挤文襄，为昵于樊燮耶?为昵于官文耶?不可知矣。至其不慊于骆文忠，则于《湘军志》，六年岁杪，叙“知县黄淳熙方在告，秉章躬造其馆起之，下檄令知湘乡，不由藩司。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若此则文格以争职权而愠骆，以此迁怒文襄，事所可有。唯文襄之善文格，自以其可用，至后愠而相陷，则非所知，仍不害文襄之知人也。今摘《湘军志》所涉文格事如下。

“五年五月，……衡阳土寇起，文格遣军合湘乡团丁捕讨，寇党破散”，则格亦能军也。七年云：“是年援军四处，境内无警。秉章以军饷不给，始清厘漕粮浮折，减纳价，核官吏中饱，裁监司例取，省费忆计。计漕折最重者，湘潭恒二十五千而纳一石，今乃三千八百而纳一石。若市价米石二千，则以一千充军饷，以八百供县用，民减赋而国用增。其后湖北、江西皆仿而行焉……又案扬州例，榷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衔画行，莫能问其数。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是文格于职权不得而愠，于利权不得而无所表其意见，且能体巡抚之廉俭，而亦以身率属，则操守亦可言也。十年，文襄以被控离湘，四月事解。而五月以“四川寇亟，诏骆秉章往督军，而文格署巡抚。”“八月，……诏授翟诰为巡抚。”秉章未发，石寇陷绥宁、城步，攻武冈，“奏留援蜀军助攻守”。十一年“二月庚申，骆秉章军行于道，奏翟诰浮侈，罢之，仍以文格署巡抚。”则骆于文格始终倚重，未尝因陷文襄事有芥蒂也。《筹饷篇》又云：“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案，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宦家人姻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据此，则文格之于曾、胡，皆不以为善，东征之饷幸其罢而始济，则其自有成见，不随众以阿湘中最有名之帅。则诸公所善之左宗棠，文格自不善之，亦其蹊径之自别也。文格之再署抚也，在十一年二月。其“五月，诏文格还本官，以毛鸿宾为巡抚”。当文格不善左与曾、胡，人各有见，初不足怪。乃其在毛任抚时，率以媚毛而为毛劾罢，此则殊可笑。盖文格亦非一意孤行而与诸公为难，意其目有径窦矣。十一年五月，既还藩己任，九月以丧去官。明年同治元年，通判椿龄怨鸿宾劾罢己官，因摭事诉总督，目及其大丧取妾事。文格时还湖南本官，道武昌，为解于总督。湖南军需局以三千金偿椿龄，寝其事。……二年三月，……文格移广东，恽世临为布政使。五月，毛鸿宾迁两广总督，世临代为巡抚，鸿宾以文格挟前事，因劾罢之。”夫椿龄之诉于总督，犹樊燮之诉骆也，此时之总督，仍官文也。文格于骆之任左，则证成其罪；于毛之被摭，则为之解于总督，又一面贿原告椿龄使不追控，得寝其事，其于原告需之贿和，可见其所摭之不诬。文格于官文之受理诉状，可以使之起灭自由，可知其与官文甚昵，当日若稍为骆、左二公力，樊燮之控早可无迹。既有德于毛，遂以此挟之，则可知其特于官文有交亲，视骆、左为未必受挟，则因而挤之；视毛为理本曲而代弭其患，或可加挟，则伺隙而以此结之。其挟之也，在已移广东后，又值毛亦改督两广，则其以广东事相挟，又可想见。如是则文格终非正人，或可信也。其居丧起官在第二年中，为降服耶，抑系旗员耶?与官文情热之态，意其为旗人也。

文襄之在幕，于军事固成效众著，尤难者以岁入中下之湘省，转饷数省之军，其来源皆取之本省，转输不竭，而民反被免征之惠，此则真诸葛之俦。以每石二十五千之漕价，减至三千八百，只取其六分之一，而每石乃有千文可以充饷，中饱之应剔如此。后来各省仿行，无论军有所赡，即民亦有生息之实惠。不待乱平以后，反以生息为平乱之用，固知至计只在眼前，人自不能批其欲耳。《筹饷篇》言：“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贼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云云。主议者为文襄既成，且为胡、曾所效法。而当时藩司以下大讙，藩司即文格也。赖阻乱事专，不由京朝及督

臣干涉掣肘，湘既有成，他省仿行较易。当其笑讙时，必持若干恫吓之论，既不为动，则其后之借樊燮案中伤，安知非犹是大讙之恨也。虽然，有文襄之才，非其时会，或率为中饱者所持，此非特文襄之不能不借时会，恐诸葛亦早借之矣。

樊燮之后，既有樊山，世亦稍有谈柄。如近人邓镕之《荃察余斋诗存》有《赋赠樊燮山先生诗》，中有一首云：“生平恩怨两文襄。”自注：“樊为南皮张文襄高足弟子，又以家怨，不慊于湘阴左文襄。故樊文如持桓公之喜怒，惟有王珣；诗如卧龙巾扇到今疑，诸语皆剌左也。”《晚遇平泉李赞皇》：“入幕故曾偕短簿，爨琴何止感中郎。”自注：“樊与吾乡胡研孙观察同为故相荣文忠客。研孙督粮江宁，樊赠诗，有髯、短俱为入幕宾，及回首，恩门感最真之句。樊山虽以家怨剌左，尚不伤雅，以王珣持喜怒为言，文襄固应受之，即樊山自比于荣禄幕中之髯、短，虽未知其意于髯、短二人孰以自喻，要之纵自喻为髯而非短，亦不见郗超之有异于王珣也，则其本意未尝卑视珣也。惟左得骆为府主，其赞中兴；樊认孝钦鹰犬为恩门，不以为怍，此则不足以申樊而屈左，不足为家怨吐气，不如浑忘旧事之为愈。文襄之才略为长，局量或有不逮，天下自有公论，亦非樊山所能左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