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

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少数民族起义的著名湘军头目，也是人们常常把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提的洋务派显要人物。

左宗棠用洋枪洋炮镇压农民起义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就在一八七四年左宗棠把西北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的时候，东则日本侵略台湾，西则英、俄分裂新疆的危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主张专注海防放弃新疆疆，左宗棠则提出海防塞防并重。左的这一正确主张被清政府所接受。左宗棠受命为督办新疆军务大臣，进军新疆。他在摧毁了英俄扶植的阿古柏傀儡政权，规复了南疆之后，挥戈北指，准备收复沙俄于一八七一年侵占的伊犁地区。左宗棠认真备战，为曾纪泽在俄国谈判作后盾。左宗棠致书为他采买军械多年的胡光墉说；“伊犁之事，须俟曾侯议论定局，此间边防已备，惟静以待之。”这种坚定而有备的态度，对曾纪泽在谈判中挽回一些利权起了有益的作用。

英俄侵略者分裂侵占中国新疆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与左宗棠坚决抵抗侵略的态度是有关的，他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长期以来，左宗棠的功绩并没有被人们书于功劳簿，这是什么原因?一个是，左宗棠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岂可把这种人列入保卫边疆的功臣簿上；另一个是，左宗棠既是洋务派，洋务派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是投降卖国的同义语，岂可把洋务派大头目左宗棠放到反侵略的行列。这些看法都有片面性。在我看来，左宗棠从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情况下，“师夷长技”以镇压人民革命，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另一情况下，他“师夷长技”以抵抗侵略是有可能的。这正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两种政治表现在左宗棠一个人身上的逻辑说明。

左宗棠受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如果说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是绘画“师夷长技”以发展近代工商业草图的人，左宗棠则是一个具体实践者。他在船政方面主张设厂自造，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自造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了解西洋“长技”奥秘的过程。因此，左宗棠不满足于仿造，他说：“执柯伐柯，所得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因此，他于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设立学堂，“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以期“督造有人，管驾有人”。他认为这样做，从暂时说，所费较买船为多，从长远看，却是中国永远之利。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的目的。

左宗棠不仅是口讲，而且是实地去做的。他除办造船厂外，对于“利民用”的工业也是很重视的。他在军次兰州时，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厂。左宗棠还致书胡光墉购买开河、凿井等兴水利的机器，以与陕甘的旱灾作斗争。他说：“念泰西水器，最利民用”，但“数百年来，有人说过，无人仿造，岂不可惜”。左宗棠觅购新式工具以“利民用”的心情于此可见。

左宗棠有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遗风并有所发展，是很显然的。

有的同志为了表彰左宗棠对捍卫边疆的功绩，说是应该把他的洋务派帽子摘掉。我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有人转化进来，也不断的有人分化出去，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杨宗濂、徐润等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就左宗棠来说，他没有也不可能转化为改良派和民族资本家，而是由“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在形势变化面前转化为“师夷以长技以制夷”者。第二，可不可叫左宗棠为地主阶级抵抗派?曰不可。地主阶级中某些个人确有要求抵抗侵略的，但不一定办洋务，叫左宗棠为地主阶级抵抗派，既要混同于这派人，也容易与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相混同，因为把左宗棠的“洋务”个性抽掉了。叫他为洋务派中的抵抗派是恰当的。

有的同志认为左宗棠进兵新疆捍卫边疆，是从维护反动的清政府的统治出发的，因而不能予以肯定。有的同志则又有另一说法，他们说左宗棠是完全为了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斗争只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其间不存在湘、淮的派系斗争。我认为，历史人物的政治表现，同他的家庭、社会等影响有关，同他的长期思想素养有关，但他们的实际作为是离不开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爱国主义是有阶级性的。左宗棠为了他的阶级利益而镇压人民，同样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而抵抗侵略。左宗棠不是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吗?这种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而抵抗外来侵略维护了民族利益的事，在历史上是常有的现象。难道我们一定要求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抵抗侵略才能予以肯定吗?这不是不以实践为准而以难以捉摸的动机为准了吗?

另一方面，在评价左宗棠时也不能离开他所代表的湘系集团的利益。事实上他与淮系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对东南海防是关心的，而特别关心两江、闽浙等湘系和他本人所经营的地区，他远在陕甘还是不断地购买新式武器装备闽浙海防；而他所多年经营的西北的地盘也是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它的。左宗棠的一切活动和海防塞防之争，是不可能不反映他的集团利益及湘、淮二系之间的矛盾的。这种矛盾还可用经营洋务企业来作例证。一八八二年，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指示下，企图架设上海至武汉和浙江地区的电线，由郑观应、经元善等人出面，请命于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很奇怪，向来欣赏西洋先进技术的左宗棠，却在郑、经等人的禀告上批道：“电线为商贾探访市价所需，实则贸易之获利与否，亦不系乎电线。至军国大计或得或失，尤与探报迟速无关。……本爵阁督大臣预闻兵事三十年，师行十五省，不知电线为何物，而亦未尝失机，则又现存实证。”左宗棠的这些话，骤一看倒象是道地的顽固派，其实是别有原因。他藉口不让淮系集团去办长江电线，而要让他集团中的胡光墉去办据。老办洋务企业的谢家福说，在郑观应等人向左宗棠提出设立长江电线的请求之前，胡光墉已与盛康(盛宣怀父亲)谈到他要独资架设长江电线，胡并声明“不愿合偷一只牛(原注：“指招津线股分而言”)，情愿独偷一只狗”。这就是说，长江电线之利，由湘系独占，淮系不得染指。据谢家福说，胡光墉确曾“独禀南洋(指左宗棠)另设江线，不招股分，独输巨资”，以排挤淮系集团。于此可见湘、淮系之间矛盾之深。我们作表彰左宗棠的评价时，没有必要抹杀集团利益上的矛盾。恰恰相反，从他的阶级的和集团的利益的分析，可以对他的政治表现得到更为合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