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称得上楚材之盛第一人，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为据。

　　一、迎接湖南人才辈出局面的第一人

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陶澍虽未跨入近代社会的历史门槛，却对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既是告别湖南风气闭塞、人才寥落旧时代的最后一人，也是迎接湖南人才辈出、绵延不绝新局面的第一人。杨昌济在《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一文中说：“考之春秋，楚地不到湖南，此后二千余年历史上亦殊寥寂。从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鹗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落，可想而知。”据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在陶澍逝世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名人只有23人，只占同期全国历代名人总数2993人的0.77％；在二十四史载入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5人,仅占O．95‰，可是，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中兴将相，什九湖湘”，陶澍之后，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公元l861年同治帝继位后，湘军集团一跃成为清王朝的主要支拄和最大的实权派，数年之内，在当时18个行省中，有11个行省成了湘军集团的地盘。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作过评价：“咸同以来，曾胡骤起，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二是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公元1840年至1919年载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的1238名著名人物中，湖南有116人，占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各省的第二位。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党、政、军、文等方面的人才灿若群星。在495名中共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18％；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68人，占27．7％。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湖南才真正出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人才群起局面。

湖南人才群体化出现，是从陶澍开始的。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陶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凡四十年，官至两江总督。陶澍对人才非常重视，可以说培育了一代英才。与陶澍交厚或由他提携的湖南人中，在京任国史馆纂修的有贺长龄（长沙）、何凌汉（道州）、内阁中书李在青（湘潭）、御史谢振定（湘乡）。地方官吏有山东巡抚贺长龄，云贵总督李星沅（湘阴）、

陕西布政使唐陶山（长沙）、江宁布政使唐鉴（长沙）、陕西按察使严如煜（溆浦）、浙江巡抚左宗棠（湘阴）、湖北巡抚胡林翼（益阳）。在湘军集团前三个首领中，胡林翼、左宗棠受陶澍影响极深。可以说，在陶澍周围，当时已聚集一批湖南英才，它标志着湖南人才已成批成群地出现，也表明陶澍是湖南人才辈出的第一人。

　　二、近代湖湘学派的倡导者

湖湘学派形成于南宋初年，学风上“多留心经济之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革弊政，重实际，这种独特的风格，经过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师承传授，在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时代呼吁经邦治国的杰出人才。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应运而生，以积极面世的态度登上政治舞台，并以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从政以后，尤其留意经世之学，对漕、盐、河三大政积弊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人们赞誉陶澍是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力革弊端又为能吏，知不惑，勇不惧，“才储干济，力矢精勤”。在封建末世，陶澍和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等人，是经学主变派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经过以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湘军人物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弘扬，由陶澍、魏源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具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经邦济世，治军治国。

陶澍是经学主变派文化的首要倡导者，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近代湖湘学派。近代湖湘学派的第一个特点是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变”的观念，主张一切都是因时而变，大力倡言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开言路、广贤路、整戎政和整治农政、河工、河运、漕政、盐政等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陶澍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对后来的湖南人士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是陶澍的崇拜者，也是陶澍、魏源学术传统与风格的直接继承人。有的与陶

澍还有直接的联系。贺熙龄与陶为儿女亲家，魏源长期是陶的幕僚，胡林翼是陶的女婿，左宗棠是陶大为尝识的“奇才”，后结为亲家。

陶澍不仅对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人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陶澍逝世40年后，清代四大御史之一的张佩纶与张之洞论及道光末人才时，高度评价了陶澍对中国近代人才发展的影响，认为陶澍在道光末人才中当为第一，由其发源产生了三个流派的人才。张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过孝达（张之洞字），辑《先哲录》。饭后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为三派：讲求史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

　　三、沿海地区与湖南士人联系的桥梁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地区对中国全局的影响至深至巨。第一是粤闽地区，它作为中国的门户，在接受信息、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是江浙地区，它处在长江下游富庶之乡，生产发达，实力雄厚，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火车头；第三是湖南；第四是四川，这两个省不是以信息和新观念，也不是以经济实力，而是以其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的社会功用，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变化。湖南士人与沿海地区的联系是怎样形成的呢?陶澍起了什么作用？

纵观中国文化流向，中国内部文化流向从总体上看，至宋代为止，是自西北向东南。近代的文化流向，则是自东南逐渐深入西北。地处中国南部堂奥之域的湖南，正是这两种文化氛围犬牙相交的锋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都以这里为重要舞台，进行了有声有色的表演。

在陶澍之前，湖南士人与外界接触较少。博学多才的陶澍，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在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地区士人的联系中，起到了开辟道路、架设桥梁的作用。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与外省士人在京同事，切磋交流。陶澍25岁登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在京任事，同事的有张源长、史评、胡承珙、贺长龄等15人，他们大多是来自各地的风雅之才。

二是创立诗社，以诗文会友。公元1804年陶澍在京与南方各省籍京官组织一个文学小团体一一消寒诗社（公元1821年改为宣南诗社），诗酒唱和，切磋学问，议论今古天下事。前后参加诗社活动的有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近40人，他们大多是进士或翰林。据对22名有籍可考的诗社成员统计，其中江苏6人，浙江4人、安徽5人、福建3人、湖南4人。陶澍在诗社居于创始人的特殊地位，是公认的领袖，每次都把他安排在最前面。

三是以地方大吏的身份广泛结交。陶澍33岁时曾任四川乡试副考官，41岁任川东兵备道，44岁受到道光皇帝信用任安徽布政使，46岁擢授安徽巡抚，48岁调任江苏巡抚，53岁起任两江总督，至61岁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长时期中，陶澍利用任职之便，对于沟通湖南与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士人的联系，起到了一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据对陶澍一生中交厚的120名人物统计，在有籍可考的87人中，江苏20人、浙江12人、安徽15人、福建5人、湖南15人、其他20人。陶澍逝世后，湖南与沿海地区士人的联系，由魏源、曾国藩等人继承下来。湖南人活跃在全国各地，为湖湘文化与全国各地文化交流，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首倡之功，当推陶澍。